佛像被推倒是什么历史事件

A. 历史事件是什么

解答：
B
分析：
A项：闪击波兰，发生于1939年，不符合题意
B项：题目所给材料中内有＂英法联容军＂＂撤退＂等字样，再加上发生于1940年，故可推定此事件为＂敦刻尔克大撤退＂
C项：不列颠空战，发生于英德之间，不符合题意
D项：诺曼底登陆，发生于1944年，不符合题意
综上，选择B项．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哦！😊】

B. 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魏太武帝
背景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北魏太武帝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时间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
背景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宇文邕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
背景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唐武宗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C. 无意中把佛像推倒了怎么办

南无阿弥陀佛，无意碰到没事的，不要学佛学的迷信了，南无阿弥陀佛

D. 一举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你好，一举推翻清朝统治的历史事件是辛亥革命，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

E. 影响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分别是什么求高人~~~

一 秦始皇抄统一六国 封建制度的确立
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封建思想的确立
三 五胡乱华 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四 隋文帝的科举制度 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西方封建社会没有考试一说 老百姓天生憋屈
五 开元盛世 封建社会的巅峰
六 宋金对峙 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七 吴三桂引兵入关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
八 鸦片战争 中国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九 辛亥革命 皇朝至此完
十 新中国成立

F. 1983年夜的第七章是什么历史事件

周杰伦的歌，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西欧，日本和美国失业率高，社会治安差的年代，歌词的背景是伦敦的凶杀案，作者方文山以福尔摩斯的口吻写的

G.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灭佛事件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

1、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

2、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事件；

3、唐武宗灭佛；

4、后周世宗灭佛.

H. 佛教的历史、重要的人物事件；道教的历史、重要的人物事件是否殊途同归

佛教
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占统治地位，婆罗门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婆罗门教奉行种姓制度。因为种族等级、社会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长期巨大差异，古印度社会分化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等四种非常不平等阶级，婆罗门掌握宗教领域，尤其是祭祀活动，刹帝利袭军政，吠舍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等，首陀罗为贫穷的自由民，但是接近奴隶的地位[3]。

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出身于释迦族，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ū），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在母亲摩耶夫人返回娘家的途中，生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降生七日后，母亲过世，由姨母大爱道抚养成人。29岁时，当他视察子民的时候，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虽然不断沉思，但不得离苦之道，于是离开皇宫，遍访名师，苦修6年。35岁，在菩提树下禅定49日，战胜天魔的威胁、诱惑而悟道，成为佛陀。

在鹿野苑开始以四圣谛之说，口传佛教，在45年内度化了众多弟子。80岁时肉身去世（称为“入灭”）。

佛教经典的第一次结集发生在释迦牟尼入灭（称为“佛灭”）后不久，有大迦叶主持，在王舍城集合了五百名被认为已经证得罗汉果位的僧人（五百罗汉）确立最初的佛经体系。此次集结由迦叶主持，阿难负责诵出经藏（修多罗藏），优波离负责诵出律藏（毗尼藏）。[4][5]

佛教经典的第二次结集据记载发生在佛灭后百年。[5]根据南传佛教《岛史》的记载，是由于毗舍离比丘违反十种戒律的规定（十事），为此集合了七百名比丘讨论十事是否符合佛法。讨论的结果为“十事”非法，七百比丘并在此后合诵经典。同时，毗舍离僧人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僧人也集合了一万人，并进行了自己的集结，称为大集结。由此，并引起了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由于是佛教僧团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故称为“根本分裂”。以上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前身所进行的集结一并被称为第二次集结。

部派佛教时期主条目：部派佛教
自从第二次结集后，佛教分化为大众部与上座部两大部派，史称“根本分裂”。[6]上座部是一些长老所支持的学说，属于正统派。大众部则是众多僧侣所信奉的。[7]后来随着教徒对戒律、教义见解的差异，两大部派又再度分化，大约持续到西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主流慢慢形成大乘佛教为止，此即所谓的“枝末分裂”。[6]大众部先后发展成为一说部、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和北山部等。上座部则分裂出一切有部、雪山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和经量部等。[8]

孔雀帝国阿育王时期
婆罗米文石柱阿育王敕令碎片
在阿育王时期，佛教在孔雀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传播参见：孔雀王朝、阿育王及第三次结集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并没有把佛教定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9]为了扶持佛教，他投入了大量金钱，护送大量僧人到印度各地传教，并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这些佛塔都供奉著舎利。百姓都认为兴建这些佛塔是积德行善，造福百姓。后来，阿育王子女相继出家，佛教也开始传播到斯里兰卡与孟族地区。[10]

第三次结集的记录仅保存在南传佛教的文献中，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印证，故有学者对这次集结持怀疑态度。根据南传佛教的资料，这次集结发生在阿育王时代，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集合了一千名阿罗汉，历时九个月，并成立了《论事》这部典籍。根据平川彰《印度佛教史》，这次集结的成果可知的仅为《论事》的成立，故即使在历史上存在这次集结，其范围也仅在部派内部，且根据对《论事》的研究，若存在这次集结，其时代当在公元前二世纪。

大乘佛教时期贵霜帝国时期是佛教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此时佛教分离出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又贬称以前各派教义为小乘佛教。但是迦腻色伽一世对佛教采取大小乘兼容的政策，其中世友就是小乘佛学家，马鸣则是大乘佛学家。

贵霜帝国：第四次结集及贵霜帝国
根据玄奘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末所附录的诗，佛灭后四百年在迦湿弥罗，以迦腻色迦王为施主，由肋尊者主持[11]召集五百阿罗汉集结三藏，即为《优婆提舍论》注释经藏，为《毗奈耶毗婆沙论》注释律藏和为《阿毗达磨毗婆沙论》注释论藏，其中论藏部分（对法）便是《大毗婆沙论》。完成后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以梵文镂刻笔录，建塔珍藏，另外把手抄本远送各地以作流传。这次集会，有学者称为第四次结集。[12][5]

笈多王朝及戒日王朝
笈多王朝时印度教兴起，大乘佛教盛行，然宗教可自由发展，大臣和将领就有信奉佛教及湿婆教。大乘佛教中心那烂陀寺由鸠摩罗笈多一世修建，其后成为笈多文化的学术中心。遗存的佛教建筑以阿旃陀石窟及爱罗拉石窟为经典。前者位于今马哈拉施特拉邦奥藩加巴德县之阿旃陀村附近，开凿于瓦古尔纳河谷的花岗岩壁上，共二十九个洞窟。于公元前一世纪至650年间建成，当中有四座佛殿及二十五座僧房，充分表现印度风格。室门依地势建造，上有飞檐雕楣，下有石柱林立，有各类壁雕，多来自佛教传说，然而却洋溢生活气息。爱罗拉石窟距奥藩加巴德十六公里，建于三世纪，完成予1300年，包括佛教、印度教及耆那教三种宗教庙宇，香火不断。

波罗王朝
波罗王朝以其对佛教的支持和庇护而闻名；该王朝是最后一个信奉佛教的印度王室。在波罗王朝中后期，印度西部的佛教已经被伊斯兰教入侵者消灭，只在东印还得以留存。历代波罗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所谓“波罗七代护法”），他们长期出资建设北印著名的佛教综合大学那烂陀寺和超戒寺。其中以研究密宗为主的超戒寺是波罗王朝国王达摩波罗主持修建的，据说规模比笈多王朝时修建的那烂陀寺还大。达摩波罗还建立了另一座密宗大寺飞行寺。这几座宏伟的佛教研究机构都在12~13世纪的穆斯林入侵时期被彻底毁灭。波罗王朝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

佛教的传播北传佛教主条目：汉传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和越南佛教
北传佛教，又称“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佛教的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等处，是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者。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佛教传入越南的时间最早大约在汉献帝初平年间。根据《佛祖通载》卷五说，“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根据《梁高僧传》卷一的《康僧会传》：“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13]

藏传佛教主条目：藏传佛教

拉萨布达拉宫藏传佛教开始于西元四世纪中叶,藏王拉托托日年赞的时期开始在西藏出现佛教三宝所依和供奉。西藏的松赞干布藏王先后娶了尼泊尔毗俱底公主（布里库捉，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贞观十五年（641年），江夏郡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女儿文成公主入吐蕃，以释迦牟尼像、珍宝、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同时也从尼泊尔和迦湿弥罗等国引进诸多经书，佛像和佛塔．[14]在他的两个妻子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且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与小昭寺。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寂护大师及弟子莲花戒入藏，逐渐奠定藏传佛教的基础，但此时仍有许多人反对。后寂护大师返印，敦请莲华生大士由印度入藏，传入密宗，折服了原来盛行的苯教，佛教于是得到了弘扬。

寂护与莲华生大士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赤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32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此时建立的，称宁玛派，又称旧派。

当时又有唐朝禅师摩诃衍（Mahayana），藏文称其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扬禅宗，后与莲花戒辩论失败，赤松德赞下令不得再修顿门法。[

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朗达玛灭佛，曾有一段时间（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后来由图波特多康二区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又得复苏。在朗达玛灭佛后，因经典散失，开始有人发掘编辑旧有保留的佛经，称为伏藏，根据前弘期旧译经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称为宁玛派，又称旧派。而在朗达玛灭佛之后，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译的经典，称新译。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后由大译师仁钦桑波重兴的佛教为后弘期。此后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印度比哈尔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庙在1203年被入侵军全部毁坏），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经，传译事业因而兴盛，著名的译师有马尔巴等人。

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传播中观应成派大义，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

印度传入西藏的佛学，主要的称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后期佛教的论著丰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经里，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这些译著都非常重要。

藏传佛教传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时代，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见面殿下在蒙古传播的种子，蒙古源流说，俺答汗的从孙切尽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藏传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纪中几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藏传佛教。[16]

南传上座部佛教佛教的一支由印度恒河流域向南方流传，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

传入斯里兰卡的佛教属于上座部的一支，又称分别说部，宏传于印度西南部，与印度东方的大众部、西部的说一切有部顶足而三，在教义上，虽然传承自上座部，但也采取部份大众部的看法。因此传入锡兰的分支，也受到其他二部的影响。

上座部佛教于11世纪传至缅甸阿努罗陀王朝，其势力使南传佛教渗入暹罗北部和中部地区。经过锡兰于12世纪举行第七次结集，整顿佛教教团，使上座部佛教于锡兰臻于隆盛，期后透过比丘学习，传返暹罗，促使当时素可泰王朝倾向上座部佛教。14世纪中叶老挝国王法昂娶柬埔寨吴哥王的女儿为妻并引入上座部佛教，从而传播遍布于整个湄公河流域。

在1361年，锡兰僧王被暹罗（今泰国）素可泰王请至国内建立僧团，这是泰国佛教的开始。此时，缅甸、暹罗和柬埔寨等地的僧人也不断进入锡兰，学习佛法，并重新受戒。他们回国之后，也根据他们所受的戒律，在他们国内建立僧团，称为僧伽罗僧团。这些僧侣，将锡兰大寺派的佛教传承，带往东南亚各地，成为南传佛教的开始。

随着南传佛教的快速发展，锡兰因为国力衰弱，又受到外国势力侵入，本土的佛教反而衰落了下去。至11世纪时，曾经派使者至缅甸，请缅甸派遣僧人至锡兰传戒，重新建立僧团。至18世纪，锡兰本土的佛教绝迹，教典散失，僧团、寺院也消失了。1750年，遣使至暹罗，请求僧人至锡兰传戒。暹罗国王于1753年派优波离等十名僧侣至锡兰授戒，并且将巴利文三藏重新携至锡兰，这也是目前斯里兰卡暹罗派僧团的开始。1802年，摩诃格罗瓦·匿纳唯曼罗帝须，自缅甸受戒，建立比丘僧团，名为阿曼罗波罗派。1865年，阿般格诃梵多·即陀沙婆自缅甸传回蓝曼匿派。虽然现代锡兰佛教可分为三大派系，但在见解上，他们都渊源于大寺派，所以教义仍然是相同的。

现今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有很多上座部佛教（当地教徒对南传佛教的称谓）教徒，当中泰国的上座部佛教徒占该国佛教徒的90%。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地区。最初经典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泰润文书写的佛经经缅甸传入西双版纳，至南宋景炎二年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

南传佛教因其三藏及注释使用巴利语，故又称巴利佛教。如就所属部派来说，凡是信仰上座部佛法及皈依教团的，都可称为上座部佛教或南传佛教，如盛行中国云南傣族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上座部佛教，流行越南南部的上座部佛教

道教
道教的起源现存的史料和道教经书中的说法各不相同。《魏书》中认为道教起源于老子；葛洪则认为起源于“二仪未分”之时的“元始天王”（这种说法常常被许多研究者斥之为无稽之谈）。陈撄宁认为道教“远溯黄老，兼综百家”。目前普遍认为道教源於中国古代各地的巫术和鬼神信仰，而後各地巫俗信仰(如鬼道、方仙道等)再与儒、道、释、墨、五行、阴阳等诸家学说相结合创造出各地不同的民间信仰体系。

先秦时期神仙思想对道教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战国时许多地区出现了鼓吹长生不老和不死之药的方士，这成为了道教服食丹药成仙的思想渊源，分别影响了道教丹鼎派外丹和内丹两派的发展。

在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以及谶纬之学的兴起，对道教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佛教的传入也加速了道教的产生，佛教的佛尊谱系直接启发了道家构建出完整的道教神仙谱系。而方仙道和黄老道在汉朝的泛滥对道教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在东汉，还出现了以修道炼养解释《道德经》的著作《老子想尔注》，这被认为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论过渡的一个标志。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道教的出现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战国时方仙道的兴起，到西汉谶纬之学的盛行和黄老道的出现，已经开始有类似道教组织的活动存在了。早期道教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

东汉末年後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早期道教团体开始兴起，以教团领袖个人魅力，并利用各种咒禁、符籙、禳祓等手段作为解救民间各种问题传布教义的早期道教团体遍布於中国各地。这一时期的道教主要活动于下层社会，并且往往用来作为武装起义的精神号召。

到了三国两晋时期，政府对此问题开始重视。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加以利用改造。而一部分道教徒也向上层社会靠拢，参与宫廷政治；一部分专门从事修炼；另一部分仍然在民间活动，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例如黄巾起义。

而天师道广泛流传，东晋后期又产生了上清派和灵宝派。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将重新将散布於各地的道教经典、科仪重新整理，使得道教开始有较为完整的神话体系、科仪，使得道教组织更为完善。尤其在北周，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新兴的楼观道也由此大兴，成为直到唐朝以来的最大道派。

道教在南北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加迅速。因此佛道之间也产生了斗争和融合。这个斗争的标志是顾欢所著《夷夏论》，他站在道教立场上反对佛教。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纷纷撰文进行驳斥。在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也有许多人主张二者互相调和。在这次斗争中，上清派和灵宝派吸取了部分佛教思想，以及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天堂、地狱等理论。而当时佛教也吸取了一些道教的神仙思想等。

道教在南北朝时期还造作了大量的经书，道教经书的分类方法三洞四辅十二类就是这时形成的。这是道观也大量兴建，进而促使了道教戒律的制定。

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之时，受到皇室的推崇，道教大兴。隋朝时，茅山宗成为道教的主要派系。元始天尊在此时被奉为最高神灵；道教修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丹”一词也形成于此时。

而在唐代，由于皇帝姓李，因此尊老子李耳为李氏之祖，并於乾封元年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天宝元年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四子所著之书改称真经。因此时名道辈出，学说各有旨趣而让道教的思想、义理、哲学体系有更加完整的发展，特别是唐末五代初名道士杜光庭将之系统化的整理、归类，促进了道教在之後的传布。此外，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也在这时编纂完成。

但是到了安史之乱后，道教开始相对衰落。虽然唐朝皇帝自始至终奉行崇道政策，但是藩镇割据等变乱还是削弱了道教的发展。到五代十国，虽然战乱频仍，但是还有许多皇帝崇奉道教。道教虽然在这一时期宫观毁坏，道士逃散，经书散失，但是道教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最典型的是茅山宗中衍生出南岳天台派。

宋辽金元时期道教两宋是道教另一个发展期，历位皇帝皆崇尚道教，真宗亦仿唐代皇帝将赵氏血统与道教神祇相结合，宋徽宗更封己为道君皇帝，使道教更为兴盛。另一方面，政府也对道教加强管理，主要是任用道官，赐师号、紫衣，对出家道士进行考试，以保证道教的一定文化素质。

北宋时，由于皇帝的支持，经常做法事，使符箓派系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道教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对道教内丹理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道教的内丹术在北宋之后成为道教修炼术的主流，道教理论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而外丹术则逐渐走向衰落。

儒释二教思想与道教渐渐融合，“三教归一”的观念开始，得道成仙思想亦由个人幸福的追求变为入世、救世。由於两宋庶民经济发达，各地民间信仰与道教相结合，庶民神祇纷纷被道教吸收，产生了新一波的造神热潮。

北宋灭亡后，金朝与南宋形成了以内丹修养为主的全真道，内丹与符箓的结合产生了新的符箓道派。而北宋的宋真宗、宋徽宗更是极端推崇道教。

此外，南宋时期道教则更活跃于民间，并且和南方的巫术相结合，充实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形成了三山符箓为代表的符箓道派。

元朝建立后，道教在组织发展上非常兴盛，并且逐渐合流，形成了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道派。全真道的丘处机由于受到皇帝的赏识，全真道得到了新生的发展。但是到了李志常掌教后期，由于元朝统治者袒护佛教，全真道受到严重打击，许多道经被焚毁。

明清时期道教明清时期，虽然有少数皇帝沈迷於道教，但由於政治因素以及道教更为世俗化之後，使得道教教义无有进展，科仪更为繁杂，道士们多唯利是图，使得士人逐渐轻视。

明朝时，道教派别被官方正式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道派。正一道更受到官方的重视。而官方吸取了元朝下层人民利用民间宗教进行起义和道教发展过滥的教训，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对道教的管束。

明朝时期的道教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出现了以转写鬼神故事为主题的神魔小说。

进入清朝以后，道教的发展开始衰落，理论上的发展趋于停滞，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开始减弱。

民国时期道教鸦片战争以后，道教发展每况愈下，宫观、道士数量急剧减少。而且由于统治者对道教重视程度的降低，迫使道教向民间发展，许多研究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此外，庙会活动热烈。

台湾近现代的道教台湾日治时代末期，很多民众信奉道教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道教备受打压，道教宫观屡遭损毁，必须兼供佛像或民间神祇才能得以保全。这种混杂现象延续至今。

1949年，正一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辗转到达台湾，1969年张恩溥过世後传於堂侄张源先，是为六十四代天师，现居台湾南投县嗣汉天师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道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6年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文化大革命时期，道教受到很大的冲击。正一道被取缔，全真道的道士被强迫还俗。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逐渐恢复。

I.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灭佛事件

有四次，分别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周世宗灭佛。

1、北魏太武帝灭佛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侯庄乡故城村)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2、北周武帝灭佛

建德二年（573年），宇文邕决定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为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各地的佛寺都被拆毁，僧人都被勒令还俗。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

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使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而在宇文邕禁止佛教之外，起初亦禁止道教。

3、唐武宗灭佛

唐中叶以后，诸帝大都信佛，宪宗遣使赴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还京，更轰动朝野，瞻礼者万人空巷。

惟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连年混战，均田制破坏，中央财政日匮，百姓之赋役相对加重，由是百姓借寺院以逃税者渐多.唐代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贵族扩充庄园，多与寺院僧人相结，如此则不利於国家经济收入。

武宗即位后即亲信道士赵归真，对佛及其余宗教皆颇有不满.此外，武宗亦欲借没收僧尼产业以裕国家财政.於是於会昌五年下诏禁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首当其冲被禁.总计其时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被迫还俗僧尼亦多达二十六万多人。

4、周世宗灭佛

五代后周世宗(954—959在位)限制佛教发展，裁减寺院，严禁私度。

显德二年(955)四月下诏曰：“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

此年废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存者为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以所毁铜佛像铸钱

(9)佛像被推倒是什么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政府分权抗议，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国在此后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得以在国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唐武宗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受过政府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

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三武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