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分）采集、狩猎、农耕、放牧（任答2点4分）
（2）儒家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规律为社会造福。道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儒家董仲舒，天人合一。（任答2点6分）
（3）第一种：我认同1952年伦敦大雾灾祸源于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6分）
理由：①两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和内燃机的使用，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能源，造成严重污染；②钢铁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业发展、汽车的普及也造成严重污染；③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过度扩张等。
第二种：我认同1952年伦敦大雾灾祸源于14－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10分）
理由：①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肯定人性，批判宗教禁欲主义，肯定人对现世幸福的追求，特别是物质的追求（2分），造成“人欲膨胀”， 追求享受，挥霍浪费；（2分）②文艺复兴肯定人的力量和智慧，认为人可以知识来改造自然获取幸福，确立了人在宇宙的核心地位（2分）；促进近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也加剧对自然的破坏（2分）；同时使人类迷信科学，自我崇拜，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2分（如答宗教改革和进化论等内容言之成理者都给分））
（4）美国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经济转型，90年代新经济崛起；经济全球化加速，美国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法案，民众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等。（每点2分）
3. 哪些大学有环境史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
4. 求一篇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的书评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与历史学的复杂关系，导致了它与作为历史学分支的环境史之间的密切而又紧张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二者都致力于环境研究，从表面看来除了学术标签之外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在环境研究领域是亲密的伙伴；另一方面，历史地理学认为新兴的环境史侵入、抢占了它古老的地盘，而在环境史的发展中，历史地理学的环境研究又对环境史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必须承认，历史地理学的确在环境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后它也不会退出这一领域，但是历史地理学代替不了环境史，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它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环境史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既要各有侧重、发挥各自所长来为坏境研究做出贡献，又要突破学科界限的限制，通力合作，互相学习，共同前进。 本文拟分五个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谈起，论述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二者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在国内外都一直存有争议，尽管现在已经确认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是与历史学仍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的学术群体并不是壁垒分明的，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但是二者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历史地理学可能认为环境史侵入了它的地盘。第二、三部分论证为什么历史地理学不能代替环境史，即环境史研究的独特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全文的重点。第二部分论述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论述环境史研究对于学术与现实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论述中国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状况。首先论述历史地理学由于其悠久的传统和特点而在历史环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后通过分析过去以历史地理学为主的环境研究的不足，来说明在中国发展环境史的现实必要性。 第五部分指出本文论述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最终目的在于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环境史的发展。
5. 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从历史学角度）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第一节
王元林
载《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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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0.2—0.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57.75％)、富县(42.05％)、黄陵(48.36％)、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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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49.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2.97％)、彬县(93.84％)、旬邑(84.27％)、淳化(91.60％)、白水(91.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25.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7米)，沟床被切深8.6米，沟道加宽15.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19.2亩，流失土壤77.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48.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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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③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页。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一《地理志》。
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6.5、5.5、27.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16.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17.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1.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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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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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舆地部·水利》。
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
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
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
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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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绅《山水歌》。
②(清)张澍：《天心篇》，收入《历代咏陇诗选》。
③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八《艺文》，(清)彭瑞麟《保安杂咏》。
⑤民国《甘肃乡土志》第七章第八节《水土保持》。
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401.7万吨，70年代增加到456.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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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页。
②新编《华池县志》第一编《地理志》。
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6. 中国环境史的发展时期及特点
一般认为，环境史研究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逐渐形成异军突起之势。然而，中国环境史研究从思想方法、问题意识、目标指向等方面来说，均非完全舶来之物，而是拥有自身学术基础和社会条件的。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思考可以上溯两千多年，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经济、社会与风土环境相互关系的意图。从那以后，历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关于地理、方物、风土、气候和特异自然现象的记录，包含着许多值得环境史学者利用的历史生态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环境史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地理学、农林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开展了不少相关研究，更为中国环境史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学术资源。
中国环境史研究蹒跚起步之时，我国正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迈进，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进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亦承受着巨大压力，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我们党和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新形势给环境史研究蓬勃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也赋予历史学者以特殊的时代使命。
7. 环境史学好就业吗
再来说还就行，应该是很好追的，因为现在环境是我们现在，所以发展也很重要的问题
8. 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
《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田丰。本书主要内容分为“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环境史视阈下的中华文明”、“环境史视阈下的世界历史”三部分。
9. 环境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这类问来题我们要有自己源的认识。有关环境的研究大体有三类，即：作为自然史研究领域的环境的历史；作为“社会的历史”之研究范围的环境的历史；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尤其值得重视。环境史研究与第一类研究和第二类研究的关键区别分别在于它对人和自然的看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历程时，会以一种具有特色的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历史和人事，由此可以领悟环境史研究的“不能”与“能”，并把握它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产物与要求，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明确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