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

A. 如何评价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地位

德国历史学派（The school of German history）的先驱为F.李斯特。此后W.罗雪尔将以 F.K.von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和K.G.A.克尼斯，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和A.瓦格纳。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和W.桑巴特。

简介00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B. 比较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特点，区别，渊源

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与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相抗衡。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80年左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学的流派；从70年代开始，历史学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还很大。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甘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但此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并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发展。所以，这套理论和主张被称为“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业的权力结构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混合经济，他们根据新的情况，着重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

C. 历史学派的各国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李斯特。此后罗雪尔将以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韦贝尔（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人类学家F.博厄斯，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民族学界。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他们宣称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2）决定历史现象的类型和它们的历程；（3）探讨文化变迁的动力。19世纪末，正值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针锋相对之际。博厄斯对两派学说均持批评态度，但其批评的重点是摩尔根和进化学派。
这一学派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认为这是“历史的方法”，而坚决反对摩尔根所作的理论概括，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罗维所著《初民社会》 （1920）是批评摩尔根的代表作。历史学派也批评传播学派、尤其反对“埃及中心说’。然而，他们同样把文比看作是超社会的，否认文化发展的普遍规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区”、“文化丛”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文化层”虽形式不同，实质却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可将文比分解到最小单位、即“文化持质”，若干文化特质结合构成一个文化丛、与之相适应的地域即“文化区”。
他认为民族学家研究文化应该从文化特质人手。标准文化特质多的地方为文化区中心，属于独创；文化特质少的地方为外围，属于传播。博厄斯及其许多追随者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并从科学上论证了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为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和种族压迫进行了坚决斗争。

D. 德国历史学派的介绍

德国历史学复派（The school of German history）的先驱为制F.李斯特。此后W.罗雪尔将以 F.K.von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和K.G.A.克尼斯，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和A.瓦格纳。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和W.桑巴特。

E. 为什么说美国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变种

19世纪30～40年代，制抄度袭学派有了新的发展。代表人物有G.C.米恩斯、A.伯利、C.E.艾尔斯等人。米恩斯和伯利强调了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艾尔斯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角度分析了工业化以后的演进趋势。他们是向新制度学派演进的过渡人物。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其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著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

F. 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异端派吗

新旧历史学派的主要特点是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分析。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与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相抗衡.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80年左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学的流派；从70年代开始,历史学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还很大.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甘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但此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意义.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并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发展.所以,这套理论和主张被称为“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业的权力结构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混合经济,他们根据新的情况,着重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

G. 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是什么时候写的

兰克，作为影响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种影响力，在我看来，无论是空间的广度还是时间的跨度，可能都是其它历史学家所不能比拟的。就像张广智老师所言：“在西方史学史上，他(兰克)绝对是一位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历史学家”1.其实，在兰克身后的这段时间内，他被冠以了各种名号，如“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永远无人超越的历史学家”.等等，但这些溢美之辞往往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相反对于兰克的赞美，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克顿勋爵的一段话却说的相当到位，他言：“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这位巨人。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来的大。尽管有比他某一部著作更好的历史著述，也许有人在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见识上，在思想的创新上，高度上和深度上超过了他。但就他的重要著作涉及的领域，就他对优秀人物的影响，就人类所接受并运用的知识中带有他的灵魂烙印等这些内容来看，他是无与伦比的”。2.
既然兰克是如此有影响力，那么关于兰克史学的评论与研究也自然是十分的丰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各个方面。而这其中最被重视的就是兰克史学思想中“如实直书”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纵观整个兰克史学体系，“如是直书”这一思想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说是兰克思想中的核心，也是各家争论的焦点。但其实我们知道，兰克的史学体系从大的框架来看，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除了“如是直书”之外还有两个部分，这两个一个是宗教观念，另一个则是政治性，而这两个部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就被成为“理念论”。其实，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美国著名当代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他在他的一篇名为《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中说道：“非常有趣的是，正是由于兰克的那个著名的‘如是直书’的标榜，为我们树立了两个兰克的形象；一个是理念论者的形象，也是兰克的德国形象，另一个是‘如是直书’的形象，这是兰克在国外（包括我国）尤其是在美国的形象。”3.我所说的“理念论”正来源于此，换句话说，这同时也是在研究兰克的德国形象。

H.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说史的影响是怎样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是一些抱负颇为宏大的学者,他们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中,一方面追求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力图反映人类社会的丰富内容。尽管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们的理论追求多有前后矛盾之处,在把经济现象的丰富性带入理论分析方面也缺乏建树,但是,他们代表着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即“社会经济学”的方向。他们提供了对已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使其受惠良多,免于独断与狭隘。虽然经济学至今已经在另一个方向走了很远,但是,最起码,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经济学成为了今天的样子,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意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多·马歇尔对历史学派的评价是:他们“追寻、解释经济习俗与制度的工作应当得到更高的评价”,这些工作“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成就,真正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拓宽了我们的思想,增加了我们对自身的知识,并帮助我们了解最中心的方面,即世界的神圣统治”( Hutchison ,1988) 。

历史学派自身的命运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但是,他们的经验影响了经济学中制度研究的路径的发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组矛盾,即外来的形式理论与本土经验的矛盾,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与介入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间的矛盾。方法论之争的核心是在第一组矛盾的解决方式上。施穆勒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基于其本土意识与现实关怀,强调在充分了解经验现实的前提下,才可以建构真正完全而妥当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向在方法论之争后失去了影响,但其主张依然有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提出了所谓理论建构的后发优势,其实质是在肯定理论前提的条件之下,立足于中国制度创新的时代经验,化解存在于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张力,重申理论创建的基本路径,即以理论为起点,通过对经验现实的潜心研究,发现对理论具有挑战性的事实,进而建立创新性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步较晚、文化的历史积淀又十分厚重的国家,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历史时期,如何将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如何在把握经验现象的基础之上推动理论的发展,以理论应用来推动理论创新,将是社会研究和理论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