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

⑴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 (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 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九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⑵ 著名的历史学家

古代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史记》
班彪（3年~年），中国东汉史学家
班固（32年~92年），《汉书》
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
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
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
郑樵（1104年~1162年），《通志》
洪迈（1123年~1202年），《容斋随笔》
周去非（1135年~1189年），《岭外代答》
赵汝适(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
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
汪大渊(1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
李贽 (1527～1602)，《史纲评要》
张燮（1574年~1640年），《东西洋考》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日知录》、《肇域志》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读通鉴论
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
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文史通义》

近现代
王韬（1828~1897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日本通中国考》、《琉球朝贡考》、《法越交兵记》、《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柳诒徵（1880年~1956年） 《国史要义》
陈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古史辨》，“层累地造就古史”学说提出者
陶希圣(1899~1988)，《八十自序》《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黄现璠（1899年~1982年）《广西壮族简史》《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壮族通史》
冯承钧（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胡适（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吕思勉(1884年-1957年)，钱穆之师。著作《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钱穆（1895年~1990年），《国史大纲》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张荫麟（1906年~1942年）
劳干（1907年~2003年）
谭其骧（1911年~199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卷)》
全汉升（1912年~2001年）
吴晗 (1909年~1969年)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华人
黎东方（1907年9月15日—1998年12月30日）《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陈兼（1952年—），《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剑桥冷战史·中国卷》、《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
叶文心（1948年—）《上海百年风华》
徐中约（1923年—2005年）《中国近代史》、《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
何炳棣（1917年—），《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杨联升（1914年—1990年），《国史探微》、《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
许达然（1940年—）、《十八和十九世纪台湾社会史论》、《台湾人民起事和历史发展，1683－1894》
王国斌（R· Bin Wang），《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
唐德刚（1920年－2009年），《中美外交史百年史1784-1911》、 《晚清七十年》、 《袁氏当国》

外国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波利比奥斯（Polybius）（前200年—前118年），以《历史》(又译为《通史》、《罗马史》)一书留名传世。
古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编辑本段日本历史学家
日本, 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 岩波书店出版10卷本《白鸟库吉全集》
日本，内藤湖南（1866—1934）
日本，桑原隲藏(1870-1931),《宋末提举市舶船西域宽叶香蒲寿庚的事迹》、《东洋史要》、《东洋史说苑》
日本,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话时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史的研究》、《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
日本，辻善之助（1877-1955)《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增订海外交通史话》、《日本文化史》七卷、《日本佛教史》十卷。
日本，池内宏（1878～1952）《满鲜史研究》全5巻、《元寇的新研究》、《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
日本，加藤繁(1880～1946），《中国社会经济史概说》、《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田清博士序）
日本，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著名汉学家。
日本，有高岩（1884—1968）《东洋中世史》、《元代农民之生活》
日本，中村孝也（1885～1970)《德川家康文书的研究》、《 家康的臣僚 武将篇 》、《 国史学 》
日本，原田淑人（1885——1974）,《东亚古文化研究》、《东亚古文化论考》、《东亚古文化说苑》、《唐代的服饰》
日本，和田清(1890～1963),《支那通史》、《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明代蒙古史论集 》、《中国史概说》
日本，家永三郎（1913—2002）

⑶ 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较早地形成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并努力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去。他之所以形成这种思想，自然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
在天津与严复相识后，夏曾佑曾发愿要把《天演论》“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终未如愿。直到晚年，他还赞扬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对严氏翻译天演论赞不绝口。所以，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认为这种学说可以破除古代的神造史观。在《神农氏》一节中，他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一节中，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据道德准则去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一节明确写道：“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
有意思的是，夏曾佑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先导，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例如《战国之变古》一节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他又认为不是所有的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历史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文学源流》一节说，《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足见今不若古；“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代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益退化的。这个结论当然有些可笑。实际上，名词术语也有其历史性。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断，当旧的语言概念不足以表达时，就会有新的名词术语出现，而旧语言则归于自然淘汰，这正是学问进步的表现。《说文》出现于汉代，当然不能完全概括汉以后的语言现象，怎么可以依据它所载名物的多少来判断它以后的学术状况呢？
夏曾佑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在致宋恕的信中，他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中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在说中国历史存在着循环公例。
与上述观念相适应的，是历史功能与历史因果的思想。夏曾佑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这就是他在历史功能上的态度。
夏曾佑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之所以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说明他肯定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不可斩断，表达了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险夷。”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有点像是主张因果报应，推向极端，就会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所谓“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盖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曾经专门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申论，这是对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为现实辩护，则很有害。
夏曾佑承认客观历史规律的存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说：“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中国社会之原》又说：“天下无无因之果。”这话很容易让人觉得，万事都是活该。
因为相信因果，所以夏曾佑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指出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可谓夏氏的精彩议论。《孔子之异闻》解释“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均为依据因果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
从教科书看，夏曾佑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其历史阶段性思想。我们不能不感叹，夏氏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很富于历史的抽象力。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古今世变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中国历史之作。经过他的划分和概括，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了。他所运用的上古、中古、近古的模式，也突破了传统中国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匡格。夏曾佑能够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试图整体地把握历史走向，这在当时，确实是第一流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的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编织成一个网络。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致宋恕函》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的枢纽，等等。《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则提出，古今行政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应给予单独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特点，给予另一种划定。这些全是夏氏著作的精粹所在。
在讲论进化史观时，今人多强调其与公羊三世说的相异。其实，这是外行的做法。在康有为、夏曾佑们看来，这两个东西的基本面是一致的，不然他们又如何能把二者捏合到一块呢？可见，研究历史还得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当然不是一个东西。但是，这是无须说的。须深析的，倒是他们形式上的相同以及经今文学派是如何拉大旗做虎皮的。在夏曾佑的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孔子之六经》明确说“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焉。”这在夏曾佑那里，是与进化论观念相一致的。
夏曾佑的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上。他并非对所有的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的理解，有选择、有侧重。教科书《凡例》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在这个层次下面，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那么，什么是“特别之事”呢？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是我国民族竞争的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所以给予特别详细的叙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源，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教和种的关系，他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他认为是构成国家成立的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他所谓“宗教”或“教”，涵义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诸子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可见，“教”既是“宗教”，也指“教化”。
种族问题与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曾佑对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的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给予很大关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构成夏著一个显明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也被夏曾佑视为一项重要的历史内容。所谓政治，主要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贼”即农民的起义。他把两汉的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则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也。”《秦于中国之关系》则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嬴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夏曾佑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的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
《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当然与梁启超《新史学》一致。《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教科书第三册开篇则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大书特书。这些，与梁启超、陈黻宸等人提倡的“写民史”主张，又显得很不协调。那个时候，努力把“民史”主张付诸实践的，是陈黻宸。
历史认识的特点取决于历史对象的特点。《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这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实验，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所以只能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说：“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除“书”之外，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第一，“书”有不同种类：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第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方面看，“自秦以前，其记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记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中，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他认为，这种困难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感叹道：“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这是很精彩的历史认识观点。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实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有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野融化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的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
对那些不能明确判定的历史对象，夏曾佑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信史与神话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说明之。后世所谓“疑古”，在他已有明确意识。特别是指出“群经”中无“信史”，值得关注。

⑷ 清朝有哪几个著名的文学家

1、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祖籍辽宁铁岭，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

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

2、纳兰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初年词人，原名纳兰成德，一度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改名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长子，其母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爱新觉罗氏。

纳兰性德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子监，被祭酒徐元文赏识。十八岁考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病错过殿试。

康熙十五年（1676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纳兰性德曾拜徐乾学为师。他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康熙皇帝赏识，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溘然而逝，年仅三十岁（虚龄三十有一）。纳兰性德的词以“真”取胜，写景逼真传神，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多,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情中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纵观纳兰性德的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3、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汉族客家人 [1] ，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1876年中举人，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

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的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带有的平民气息和现实精神影响着黄遵宪，他从中年以后又亲身经历了戊戌前后一系列的政治风浪，这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巨波。

所有这些，为他提供了创作新意境、新风格、表现新事物的“新派诗”的很好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感情基础。

他忠实地表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实记录了中国在那个历史新阶段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构成他的诗作的新内容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题材新颖、主题新颖。

表现了新时代的生活，新时代的要求，新时代的文化风貌、政治风云，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反帝爱国图新的精神。

黄遵宪的诗歌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

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学术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精神。

还利用诗歌直接为改良主义运动服务，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宣传外国的科学文明。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

4、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1]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2]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5、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浙江杭州）人。进士，授礼部主事。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史地知识和自然知识。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用章节体编著《最新中国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史》，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他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颇有影响。胡适读过该书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鲁迅评价说：“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

⑸ 夏曾佑怎么读

什么是信仰？我认为信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仰就是一种人生追求。信仰不是信赖，更不是遵守，而是一种精神福地的栖居，一种灵魂的皈依。读书作为信仰，是读书人心灵家园中那一股源源不断的清泉，润泽灵魂、喜悦生命、关照他人、幸福生活。
把阅读作为一种信仰，这是一种把读书化为生活一部分的自由状态。阅读即是生活，这样的生活少了一份琐屑轻浮，多了一份稳定耐久；更多自恃的骄矜，更少空虚的自负。在功利主义世界里，阅读为我们维系着一种超然现实的姿态，一种向理想进发的热情。
在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就有很多把阅读当成信仰的老师。张集镇小学的魏灵敏老师、房村镇小学的王会连老师都到了将要退休的年龄，但他们没有放下心中的书籍，而是将阅读视为生命中最大的善事；棠张镇小学的朱雅宁、刘梦、苏惠、王漫、刘兵等几位同志都是代课教师，他们没有因为工作是临时的，而冷漠读书、放弃读书，在他们心中，读书成长是一辈子的修行。这些教师对读书的推崇和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铜山教师的温情和高尚，看到了铜山教育的未来和希望。
世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读书能够给予她的信徒的最大恩赐，不是等身的著作，也不是长长的头衔，而是一个鲜活的独一无二的生命，一场独一无二的人生。“读书人”三个字，真好比那朝圣者，如果不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如果不是善利不争，和光同尘，是很难当起读书人这三个字的！
有人说，阅读是一种高贵的坚持，坚持的背后是一种幸福的收获。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说话谈吐，让你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眼光。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三个人在砌一堵墙，有个人问：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没看见吗？我在砌墙。第二个人说：我们在盖一座高楼。第三个人说：我在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市。十年后，第一个人还是农民工，第二个人成为了工程师，第三个人变成了市长。这就是眼光：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眼光，而读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眼光。
把阅读作为一种信仰，要读好书。读书不在多，而在精深。青年时期的陈寅恪去拜见历史学家夏曾佑。夏曾佑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当时很惊讶，以为夏先生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的好书不过那几十种——《论语》《孟子》《易经》《史记》《诗经》……是读得完的。人生也有涯，读书如果不加选择，即使皓首穷经，收获也大不到哪儿去。读书，要读就读有价值的书。如果一本书不能给你醍醐灌顶，不读也罢。我认为，只有多读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书籍，才能真正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让阅读真正成为我们的信仰。
读书，每天不要过多的时间，能读书一刻钟就好。一刻钟不过一顿饭的功夫，不过聊几句闲话的功夫。教师工作繁忙，但再忙，15分钟的时间还是能找到的。每天可以早起15分钟，可以晚睡15分钟。加拿大著名的内科医生威廉·奥斯罗就是习惯于在每天晚上休息前看15分钟书再睡觉，半个世纪从未间断，结果成了当代最伟大的内科医生之一。每天读书一刻钟，只是你全天时间的1%，和读书产生的巨大效益相比，1%的时间投资真是太微小了。
每天阅读一刻钟，人生从此不相同。天天读书，天天和高尚的人交流、和有思想的人对话，向内修养自己诚实的真品性，向外贡献自己的真才和实学，成全教育，也成全自己。信仰阅读，就是信仰一种人生价值，一种“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的人生价值。阅读迫使我们去思考、去想象、去反省、去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精彩的世界，会遇到一个美好的自己，因为阅读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有力量释放人的潜能。
北大学者张鸣先生说：“将阅读作为一种信仰，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不将书丢掉，一切就都不会丢掉。”一位法国作家说：“作为读者，阅读时的我们更美好、更高尚。”

⑹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有哪些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王韬（1828~1897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日本通中国考》、《琉球朝贡考》、《法越交兵记》、《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柳诒徵（1880年~1956年） 《国史要义》
陈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
陶希圣(1899~1988)，《八十自序》《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黄现璠（1899年~1982年）《广西壮族简史》《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壮族通史》
冯承钧（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胡适（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吕思勉(1884年-1957年)，钱穆之师。著作《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钱穆（1895年~1990年），《国史大纲》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张荫麟（1906年~1942年）
劳干（1907年~2003年）
谭其骧（1911年~199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卷)》
全汉升（1912年~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