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饭店历史事件

㈠ 九一八之前东北怎么会有日本军队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就在东北境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从各个方面对我东北地区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侵略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1927年初，日本国内连续发生金融危机，震撼了日本朝野。使日本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冲击，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趋加剧。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不仅直接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且也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为了转嫁这种危机，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阴谋发动对东北地区的武装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公然否定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声称等待时机，以得寸进尺的方法独占东北，再进入内外蒙。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实际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干涉中国内政，欲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侵略政策。
为了给武装入侵制造借口，《纲领》编织了日本与东三省“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作为接壤邻邦的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等一系列谎言，以掩盖其妄图武装
侵占的实质。
日本帝国主义在寻找武装入侵东北的时机，同时为使这个时机早日到来，首先决定除掉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驻守沈阳。张作霖本来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起家并称霸东北的，但是随着他地位的逐渐上升和势力的增强扩大，对日本构成威胁，日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军方认为，再依靠张作霖攫取东北已不现实，必须抛弃“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于是下决心除掉他。
1927年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要东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权中设置日本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张作霖不接受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时当准备使用武力”。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空大元帅，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应“内孚民望”。因此对日本强加的种种侵略要求，或予拒绝，或借故推托。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决意除掉张作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兵讨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时，张作霖决定从北京撤回关外。日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派间谍侦察张作霖准备坐哪月哪日火车逃往关外，并搞清列车经过的地点及准确的时间，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皇姑屯，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炸车，在此埋入黄色炸药30麻袋。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左右，当张作霖率同要官及武官随从乘坐的专列经过皇姑屯附近时，轰然巨响，烟尘冲天，桥毁车翻，张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被甩出几丈开外，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死亡。
为什么日军要制造皇姑屯事件呢？只是要炸死张作霖就完事了吗？不！按照日军预定的计划，河本大作事先在沈阳大和饭店前集结了足有一个旅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上尉紧急集会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日军内部没有协调好，阴谋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海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够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指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就会发生。”由此可见，这是“九一八”之前日本武装侵占东北的一场预演。
日本炸死张作霖，欲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却换来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总揽东北军大权，决心与国民党联合。日本人恼羞成怒，又大肆制造武装入侵的舆论。
首先制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说。1929年12月，松冈洋佑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恬不知耻地叫嚷：“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这就是松冈的强盗“逻辑”。
1931年9月6日，政友会头目森恪抛出《紧迫的满蒙对策》，不但重复了松冈的陈辞滥调，而且进一步声嘶力竭地鼓吹道：“日本消耗了20亿国费，并以10万同胞之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的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之满洲里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月，他在名古屋演讲中竟然宣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为中国人民立了天大的“功劳”，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个省。”妄图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是“满蒙生命线”说。日本人胡诌什么，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利益线”，“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的第一线，每年移民一万尚不为多”多奇谈怪论，这就是日本到处散布的“满洲生命线”说，其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就是“武装占领满蒙”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大造事变和战争舆论，抛出这样的论点：“发原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瞧，他讲的真“娓娓动听”，还给侵略行径戴上了文明的桂冠。
石原莞尔还进一步鼓舌道：“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满蒙到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上亦可有救。如因占满蒙而引起中日战争，则干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这是对日本政府“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政策的进一步注释。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日本帝国主义先制造一系列侵略中国的舆论，为紧跟其后的行动做好准备。尔后，紧锣密鼓地进行武装入侵的部署。
1931年，东北的中国军队约近25万人，驻守沈阳的军警即有2万多人，而当时关东军则仅有万余人，且分散在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就占去了6个大队的兵力，机动能力也较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不进行周密的策划是不敢贸然行动的。
关东军的幕僚们通过一番策划，制订出了“以寡制众”的谋略，首先攻克沈阳城，然后向外辐射，占领整个东北。他们还商讨了若发生事变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这一总的原则方案。
方案出笼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事端，寻找发动事变的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日本首先在吉林省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恶棍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500垧，租期10年，租契明白规定必须经县政府才能生效，而郝却不经批准即擅自将地转租给朝侨李升薰等人。李等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鲜人在伊通河截流筑坝，开渠10余公里，无理占用中国农民耕地百余垧，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险，中国农民派代表百余人来交涉此事，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警察60人携带机枪到此以保护现场为名横加干涉。
7月1日，万宝山地区的中国农民眼见自己的土地将面临水淹之患，忍无可忍，遂集合500余人填渠，并与李升薰一伙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并抓走多人。2日，日方又增派警察40名，架设机枪督护李等继续施工，有意制造民族矛盾。由于日本的挑唆，后来事态逐渐扩大，朝鲜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华浪潮。一周之内即有百余华人被残杀、160余人受伤。
以延边学生界为代表的各界人民，向国内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制造惨案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扑灭挑拨中朝民族感情的恶魔”。南京、上海等地群众也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日本国内有人乘机鼓动向朝鲜和中国东北增派军队，并声称：为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这真是欲找借口，何患无词。
在九一人事变前夕的沈阳，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日军在此多次进行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驾机枪，作攻城演练，还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训练，而且在沈阳东站附近修建了3座炮台。
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了北大营围墙。17日这一天，竟然有两个日警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同日，沈阳的日本军人们臂缠黑纱，齐集沈阳南站的“忠魂碑前”，大喊大叫，发誓要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另外，关东军还将秘密运到沈阳的2门24厘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装置在守备队的营区内。
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日军在调兵遣将，紧密部署。他们有计划、有预谋策划的事变，很快就要爆发了。

㈡ "大和饭店 欢迎光临"日语怎么说

大和ホテルへ ようこそ
yamato hoteru e you koso

㈢ 历史上9月26日发生的事件有哪些

改革开放方面发生在9月26日的大事有：
中英讨论香港问题（1982年）－－－－

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结束了在中国为期5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位访华的英国首相，在她访华期间，中英开始磋商香港问题。
30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 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九龙和新界，它们分别在上世纪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 港界十专条》中，被割让或租借给英国。

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4年）－－－－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 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联合声明还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 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生活方式不变；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共12条。这些方针政策将由 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双方还在正式签署时交换的备忘录上签了字。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 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 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1988年）－－－－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30日结束）。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全会同 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 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1989年、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和 整顿经济秩序，两个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整顿，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

㈣ 《和平饭店》这部剧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和平饭店》这部谍战片的历史背景是叫做和平饭店，当时确实住着很多的外国间谍，大连 沈阳，哈尔滨都有，可能是最早的连锁酒店了，以前查日本731部队的历史资料，好像是美国间谍拿到了小日本的罪恶证据，住在大和饭店，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最后胶卷被保护下来，传到了美国，大概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但是不清楚这部电视剧是不是以这个作为原型，

这部谍战片围绕着和平饭店剧情紧扣观众心弦，步步惊心。时常出现搞笑场面，很值得一看。

㈤ 电视剧《和平饭店》这部剧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看的，良心大剧。故事的大背景是在年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东北，讲述的是民间爱国人士、土匪头子王大顶和地下党员陈佳影因为一场误会意外进入了和平饭店，于是王大顶和陈佳影决定假扮夫妻“潜伏”在和平饭店。不过《和平饭店》的感情线倒不是单纯的男女主角最终假戏真做，王大顶和陈佳影之间还隔着一个“钉子”唐凌，那可是陈佳影货真价实的丈夫。

《和平饭店》和传统的谍战剧有所不同，它加入了喜剧因素，不管是雷佳音版的王大顶的人物设定还是剧中雷佳音和陈数“美女与野兽”的混搭，都会让你时不时的爆笑一场，而剧中时不时的爆出一句东北方言更是搞笑至极。“美与丑”的混搭，再加上夸张的肢体语言、幽默的人物对白构成了赵本山式喜剧，《乡村爱情故事》就是赵本山的代表作。而《和平饭店》虽然没有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那样刻意夸大，但也暗藏着些许赵本山的些许幽默，尤其偶尔爆出来的东北大碴子一样的方言更是很让人捧腹。

㈥ 北平无战事的真实历史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该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虚构。本文透过该剧创作的历史背景，介绍一些1948年前后北平真实存在的人和事，以飨读者。
令人发指的“七五”惨案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七五”惨案为导入线索，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故事。历史上真实的“七五”事件是这样的。
1948年春天，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广大地域，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威胁下，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大中学校学生1.2万多人，随校迁至北平。到达北平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学生采取冷漠、拖延、欺骗的态度，东北学生被安排住在寺庙、火车站、城门楼、防空洞等处，每顿只能吃上两个小窝头、几块咸菜，正常的学习生活根本无法保证。
7月3日，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北平市参议会关于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规定对东北学生予以严格的军训，东北国立、公立学校停办，停发经费。
7月5日，流亡北平的东北15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北长街李宗仁门前、东交民巷1号院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家门前请愿。
下午5时许，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从西苑调来青年军208师的两个连，在搜索营营长的带领下，把东交民巷许惠东家门前的学生分割成两段。两辆装甲车守在许宅门前，两辆装甲车堵住西边学生的退路。士兵排成两道封锁线，枪口对准了学生。为避免冲突，学生们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进入许宅谈判的代表的消息。
下午6时55分，当协议达成、学生们准备撤离时，东交民巷东口响起了枪声，一些学生中弹倒地。枪声停歇后，当学生救护伤者时，枪声又起，又有一些学生中弹倒地。
在这场惨案中，被屠杀的东北学生8人、北平市民1人，受伤130余人。7月6日，大批军警闯入东北大学等校学生的住所，又逮捕了37人。
城工部三部地下电台设在哪里？
《北平无战事》中倪大红饰演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谢培东，在紧急时刻就会取出电台秘密向城工部发报，情节十分紧张。那么，城工部在北平有几部地下电台、都在哪儿、怎么使用呢？
早在1942年，城工部部长刘仁就着手筹建北平城内地下电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城工部决定在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以便加强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的通讯联络。1947年5月，北平地下电台开始和城工部电台互相发报。经过近5年的准备，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终于建立起来了。
城工部在北平设了3部地下电台，隶属地下党“学委”，由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工作。
旧鼓楼大街118号（老门牌）、帽儿胡同12号、西交民巷兵部洼91号、洋溢胡同36号、牛街沙栏胡同、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等地都曾经是地下电台的掩护地点。
除了安顿好“家”，作为地下党的核心机要部门，刘仁还为地下电台的同志制订了严格的纪律。
1.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
2.杜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许和亲友往来；
3.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许上电影院；
4.不许读进步书籍；
5.“安分守己”，深居简出。
城工部系统的三部地下电台，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创造了一个奇迹，实际上这个奇迹是经过地下电台的同志们周密策划实现的。
发报量不大时，三部电台轮换使用，收、发报时间错开，来往的电文也都很短。这样，敌人很难发现电台的活动规律，即使侦测到可疑信号，也会很快消失，再也找不到了。
为了避免敌人破获电报内容，城工部地下电台一律使用密码，刘仁亲自参与编制密码。从1946年起，他们先后搜集了若干个版本的字典，苦心研究几套密码，不断变换。进城以后，译电员方亭在西单买了两套言情小说《惜分飞》，自己留一套，送组织一套。把小说当作密码底，双方商量好怎么译，实际上就是自创了一套密码。
每一部地下电台工作人员由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组成。电码只是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报务员根据电码收、发电报，但根本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只是将一组组的电码抄在小而薄的纸上，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交通员只是负责传递，根本不懂得电码，即使遇到情况，也不会发生问题。译电员负责将情报译成电码或将电码译成情报，也是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人看着情报直接发报的情况。城工部地下电台只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由于电报业务量太大，形势变化太快，报务员艾山、王超向和译电员方亭曾经短时间住在一起，这属于特例。
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是个啥机构？
《北平无战事》中提到的“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管北平市民的粮食配给，贪腐成风，被刘烨饰演的方孟敖整得够呛。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机构？又是个啥机构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从此时起，直到北平解放，粮食供应一直是一大难题。
1946年2月20日，北平市成立粮价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共评定粮价12次，查处违反限价粮商58家，将各家存粮都按8折廉售处理。但北平邻近地区并无限价，限制了粮源，此办法形同虚设，很快废止。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协议，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18.6万吨粮食，在南京、天津、北平、上海、广州实行粮食配售，北平市于1948年3月相应成立民食调配委员会。
该会是北平市民食配售的决策机构，成立之初为6组1室，至1948年4月27日增加为6组4室，员工由108名增加到138名。主任由市长何思源担任，温崇信、凌志斌为副主任委员，另有行政院处理联合国救济物资委员会、粮食部、市参议会成员等为委员。
配购证管理组负责全市20个区发证所的管理工作。全市20个区，每区设发证所一个，各区区长任发证所所长，另设专职副所长1人及干事2人，20个区分388保，由北平市政府工作队队员协助各保办事人员发放票证。城区各保均设配售店1—3个，郊区配售以各区合作社为主。从1948年4月份起，采取“一户一证，一口一票”及“缴款登记”办法开始配售，每口每月15斤。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不久，市场上即出现结队抢购商品的风暴，粮食业因损失过重，无力继续营业，社会更显混乱。10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之配售粮食，仍由政府办理。事实上，早在10月初，北平市场的面粉价格已由8月份的七八元一袋猛涨到100元（金圆券）一袋，上涨10多倍。由于配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配售面粉所收回的款项不能买回所需原料的十分之一，使得购麦磨面均感困难，“配售办法”形同虚设。民食调配委员会虽然预收了市民的配售粮款，却付不出粮食。许多承办配售的粮店每天售粮仅以30人为限，而且每人只许买1斤。每天清晨4时，粮店门前挤满购粮群众，有些市民跑三四天竟买不到1斤粮食，怨声载道，酿成抢米骚乱。贫民与工人曾于11月中旬先后砸毁了广安门大和恒、东珠市口德聚永及安定门天德等粮店，并与赶去镇压的宪警发生搏斗。
金圆券的出笼与收场
金圆券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
国民党政府由于发动内战，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上涨，国统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但这一政策造成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000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
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老百姓拒用金圆券。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剧中的“马汉山”与历史上的马汉三
有哪些不同？
《北平无战事》程煜饰演名为“马汉山”的大贪腐，剧中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前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原型之一应该是马汉三。
马汉三是北平市大兴县庞各庄人（今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名下级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在西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在宣侠父的影响和教诲下，马汉三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经宣侠父安排，马汉三在伪蒙疆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以伪蒙疆政府驻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搜集日伪及伪蒙疆政府的情报。也是在这一时期，马汉三通过宣侠父的关系，与军统在西安的负责人马志超相识（宣侠父与马志超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1938年夏天宣侠父遇害后，马汉三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通过马志超的关系，马汉三加入了军统，历任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军统兰州站站长、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
1940年11月29日9点50分左右，在东皇城胡同14号（老门牌）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的麻景贤（即麻克敌）、邱国丰（又名邱裕丰）刺杀了日本天皇的特使高月保、乘兼悦郎。之后，日伪特务搜查了马汉三在北平的住所（西城缸瓦市附近），恰好马汉三去了张家口，躲过了这一劫。而马汉三的叔叔马德明恰好由大兴县庞各庄乡下背了一袋子白薯进城看望马汉三，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后来被拷打致死。马汉三被通缉后，在平绥一带无法安身，只身南下，辗转逃亡香港。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辕军警督察处处长、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北平特别市民政局局长（1947年2月—1948年6月）等职。
由于军统高层特务大多是浙江江山人，北方人很少，当初戴笠重用马汉三，也是无奈之举，戴笠形象地比喻说：马汉三就是我的一本字典，在北方要找谁，一查字典就行了。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当时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马汉三暗地里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马汉三投靠李宗仁，但得罪了蒋介石。
1948年7月1日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灯市口大街秘密抓捕了马汉三与军统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关进了炮局监狱。7月9日上午，马汉三和他的秘书刘玉珠（男）被押解南京特设监牢。9月27日，马汉三在南京被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执行枪决。
马汉三1948年7月1日就被抓捕了，他不可能参与“七五”事件之后的那些事了。可见，“马汉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人物，只不过他的身上有一些马汉三的历史影子罢了。
剧中的“方孟韦”，历史上的白世维
《北平无战事》中王凯扮演的“方孟韦”是方步亭的儿子、方孟敖的弟弟，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历史上，北平市警察局有一位副局长叫白世维，“七五”惨案时他就在东交民巷现场。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蓬莱人，在北平已落户多年，黄埔军校七期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到河北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组织了1000多人的民团，袭击长城沿线的日军，后来受聘为东北义勇军第27路军司令，当了8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义勇军司令。1932年成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的特务，化名“刘诗白”。
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打算组织一个傀儡政权，任命原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张敬尧化名“常石谷”，由天津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开始了一系列汉奸活动。“军统”天津站、北平站决定刺杀张敬尧。
5月7日12点左右，白世维和“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来到六国饭店订房时，王天木无意间发现二层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中，有间房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头对着窗子，手里还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仔细一瞧，这个人就是张敬尧。
白世维随着王天木的视线也瞧见了张敬尧，转头与王天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王天木用手往房里指，嘴里小声说：“就是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天木快步向楼梯口走去，白世维站稳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胸部连开3枪，击毙了张敬尧。
刺杀张敬尧成功后，时年24岁的白世维受到嘉奖，晋升为北平站行动组组长、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
1945年10月，白世维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吴安之来到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并与原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1947年4月，陈仙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1947年9月，白世维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天津解放前，白世维逃到台湾，后来曾担任过高雄市警察局局长。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忱”
与王蒲臣
《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位身体羸弱、爱抽烟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忱”，而历史上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名字与之只有一字之别—王蒲臣。
王蒲臣，号壬初，浙江江山县人，与军统头子戴笠是江山县文溪高小的同学，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浙江省立一中的同学。
王蒲臣加入军统后，先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局本部外事秘书、军统川康区副区长、第8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机要室主任。
1946年，戴笠为了对付马汉三，调王蒲臣任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初到北平时，他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他改变手法，表面上与马汉三等人同流合污，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慢慢地，马汉三将他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警惕就放松了。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戴笠死后，王蒲臣帮助毛人凤剪除了保密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之后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部”召集华北特务头子讲话，宣布决定起义。会后，王蒲臣电请国防部保密局，要求保密局北平站长职务由徐宗尧接替。毛人凤当然不能让同学加亲信的王蒲臣白白送死，马上批准。1月24日，王蒲臣等人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平南逃重庆。1949年底飞往台湾。2008年7月，在台湾去世，享年10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