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历史事件详解

Ⅰ 吴晗的历史评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版论，但章诒和所著《往事权并不如烟》（香港所发行的未删节版本）中，披露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吴晗曾同康生一样，利用其职权，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
1950年代吴晗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后改为挖掘定陵），也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计划，从而抹煞了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贡献。
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这也让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拆毁北京古建筑派发生激烈的交锋。

Ⅱ 吴晗是怎么被折磨死的

被四人
帮害死的准确说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回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答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Ⅲ 吴晗编写的《中国历史常识》这本书还有吗我要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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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吴晗的轶事典故

吴晗聪慧勤奋，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当吴晗在北京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婚恋，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
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Ⅳ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人品如何

治学严谨
吴晗聪慧勤奋，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

吴晗先生著作集萃(13张)
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2]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2]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2]
人物婚姻
当吴晗在北京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婚恋，他结识
吴晗与妻子袁震合影[14]
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5]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5]
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Ⅵ 吴晗之死的详细介绍

吴 晗
(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 8月11日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从1928年起先后就读于杭州之
江大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1931年夏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学习。从学生时代起即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一定成就，仅在清华读书的三年中就发表文章40多篇。这一时期受胡适的影响较深，热心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文章大多是考据性的，其中较有影响的考据文章有《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案考》等。

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着重致力于明朝历史的研究。40年代，吴晗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较之三十年代发生了明显转变，不再只是埋头于故纸堆中研究历史，而是更多地关心时事政治，逐步离开书桌，走向社会，步入抗日反蒋的道路。1943年在昆明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任民盟中央执委、民盟云南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主编。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清华大学，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继续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尖锐斗争，仅1946年就撰写了数十篇历史杂文。1959年，吴晗从他1943年到1948年写的历史杂文中选辑六十篇成《投枪集》。1948年携夫人袁震奔赴解放区，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晗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1958年 11月当选为民盟第三届中央副主席，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朱元璋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和同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等。主编历史、地理小丛书一百多种。

Ⅶ 吴晗怎么死的是谁想弄死他

吴晗（1909～1969年） , 字辰伯, 原名吴春晗，中国历史学家。浙江省义乌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学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14日，北京市委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吴晗及其夫人袁震举行追悼会。其中一副挽词中写道：
《罢官》容易折腰难，
忆昔《投枪》梦一般。
《灯下集》中勤考据，
《三家村》里错帮闲。
低头四改《朱元璋》，
举眼千回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
只留鸿爪在人间。
现在的清华大学内有一个晗亭来记念吴晗。
吴晗家庭情况：
妻子袁震，养女吴小彦，养子吴彰。
文章、著作：
《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三家村札记》、《谈骨气》、《海瑞罢官》 等。

Ⅷ 吴晗的具体资料

吴晗 性别： 男
出生： 1909年8月11日[1]
浙江省义乌县吴店乡苦竹塘村
逝世： 1969年10月11日 （60岁）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属政团：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
配偶： 袁震
主要作品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生平
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
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
1931年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同年被荐至清华大学史学系当工读生，专治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1934年毕业，并留校任校，专讲明史。
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后重回清华大学执教，曾任清大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4年起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吴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2]。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并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3]。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遭到批斗。
1969年在狱中自杀，爱人袁震被折磨至死，养女吴小彦神经错乱在精神病院自杀。

Ⅸ 吴晗编的一套中国历史通史故事叫什么名字

《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吴晗全集》（10卷）等。

《吴晗全集》共400多万字，基本收全了吴晗一生写作的作品。《全集》分为10卷，其中“历史卷”占6卷，“杂文卷”占近3卷，最后一卷收录了吴晗的诗歌、书信、剧作、工作报告、翻译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卷”中，吴晗代表作《朱元璋传》的4个版本(包括1943年完成的《明太祖》，及《朱元璋传》1948年本、1955年稿本、1965年本)悉数收入其中。吴晗的杂文集《投枪集》、《灯下集》及《三家村札记》中的吴晗作品，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的工作报告等均收入全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全集》还收录了吴晗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和他的学生如张友渔、薛子正、费孝通、侯外庐、罗尔纲、廖沫沙、千家驹、白寿彝、夏鼐、杜任之、史靖、张习孔、张海瀛等人所写的纪念文章。

Ⅹ 关于吴晗的小故事

吴晗最后一次喝茅台酒

文/佚名

《海瑞罢官》一剧上演后,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买了两瓶茅台酒,准备邀请几个好友来家里畅饮一番.

吴晗将明代有名的清官海瑞的史实编写成剧本,实为不易.他七易其稿,始觉差强人意,公演快意,于是想与几个好友相聚,再听听他们的意见,并对他要感谢的是毛主席,是他老人家提议写海瑞的.早在1959年初,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后说道:"现在应当提倡海瑞刚直不阿敢直言的精神,"又 说:"海瑞为了 维护封建者的利益骂了嘉靖皇帝,被关进监狱,但为何他知道嘉靖王死了的消息,竟再哭不止,说明海瑞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建议请一位历史学家写写海瑞.于是这担子就落到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肩上.

1959年9月,吴晗的,〈论海瑞〉发表后,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十分称赞,几次登门请吴晗改写成剧本,吴晗开玩笑说:"这就叫做'赶鸭了上架'了,我写史还可以,写剧本恐怕不成."马连良再三鼓劲,希望他一定编写出来.他真是堂屋里推车---进退两难了,但还是欣然同意试试.

剧本经过七次修改,总算完工,定名为《海瑞》搬上舞台,由马连良主演.于是吴晗决定请几位好友聚聚,因此,马连良他是一定要请的.他的好友云南生物研究所所长希陶看完剧本,认为海瑞一生中的故事很多,这里只写了一个反霸除奸的故事,他建议改为《海瑞罢官》更为切题,于是吴晗就这样改了. 希陶也是一定要请的.李超是他的妹弟,是冶金部副部长,对他编写此剧关怀备至,自然也在必请到之列.还有邓拓,瘳沫沙是他《燕山夜话》的笑友,又在写作过程中提过不少建议,请他们喝茅台酒那更不待说.

一切筹备工作都畅饮了.不料风云突变,客未请客,对"三家村"的批判就开始了,按着《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章里竟然诬蔑《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是配合翻案的文章,马上看出了作者不怀好意,把人往死里整的用心,意识到即将有一场风暴来临.他心中感到十分委屈,却又无法申辩,郁结在胸的气愤更无法渲泄,整天紧锁双眉,直愣愣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此情况下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哪里还有心思请客!壁柜里存放着的那两瓶茅台酒,了就只好冷落那里了.

接着,江青和 姚文元等人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声讨和批判,其势欲置吴晗于死地而后快.吴晗在痛苦中神不守舍,真的思念起海瑞来,他多么希望党内也出现海瑞那样的有人物为他伸冤,为他明断是非,虽然周恩来,***,彭真等一些人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关心他,安慰他,为他说话,使他在惶恐中得到一点安尉,但从江, 姚等文章的后面出看得见是针对他们的啊!他们显然也有难言之处,只怕帮不了他吴晗多大的忙.唉,俗话说:"在劫者难逃"啊!!

转眼到了1966年春节,吴晗想起一次毛主席请他吃*肉喝茅台酒,江青在场,主席博古通今,边吃边谈.江青自不量力,为了表现自己也有学问,竟不懂装懂插起话来,自己豪不客气当场用史实驳得江青面红耳赤.....既然一切已经了然于心,他反倒开始超脱了,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几十年来,一向正正派派的做人,严严谨谨做学问,从不搞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劣行.为党,为人民自己都可以说是问心无愧,死而无怨了 !一切都想透了,似乎所有的烦恼与不快全都抛却,心中反倒松快下来.他喊杨厨师给他做了两道爱吃的菜,拿出平素喜爱的臭豆腐和卤豆腐干,接着取出留着请客而没有请成的茅台酒,自娱自饮起来.....
1966年4月3日吴晗竟被遣送下乡,接着被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1969年10月11他便告别人世.想不到这次竟成了他最后一次喝茅台酒,吴晗死时只有60岁,.他的茅台酒还远远没有喝够啊!
人物轶事：吴晗和夏鼐是如何交往的 穆易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两位志同道合的学子，走到了一起。他们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与极具历史研究才华、最终却以别样形式闻名全国的吴晗。

1931年，20岁刚出头的吴晗，因为写出论文《西汉的经济情况》，编成一部《胡应麟年谱》，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在胡适推荐帮助下，吴晗顺利地转入著名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并马上觅得一个能够维持自己生活和支援家庭的工读生位置。进校第二年，吴晗担任了学生会所办《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在来稿中，他见到了夏鼐的名字。夏鼐旧学根底深厚，文章内容扎实而文字畅达，吴晗便接连刊用了出来。由此熟识，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大学毕业之前，吴晗约夏鼐一起，讨论组织史学研究会事宜。青春热血，他们很快就拉了一些青年学子和老师，将“史学研究会”成立了起来。这个研究会，后来主办过两个日报的“史学副刊”，还是“社会经济史集刊”的撰稿人。夏鼐后来到英国留学，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吴晗则在国内高校任教，但通讯不断，友谊连绵。

1959年9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写出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当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论海瑞》发表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读到了。此文为说明海瑞性格，引了《海瑞行状》里的一句话:“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因为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为使更多层次读者看懂，吴晗便顺笔翻译了一下:“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夏鼐读后，认为翻译得不对，便向这位昔日老友、当时的副市长作者写去一函。信中，夏鼐指出:尊译“时中”一语，大成问题。此语出于《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在作注时说:“时节其中。”孔颖达在注疏中认为:“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意思是他(海瑞)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对于处事治家之道，都称之为“学”，并非单指读书云云。

按今天看来，夏鼐真是位学人。久不写信，一上来便是挑刺，而且是对当时意气风发的老友。这篇《论海瑞》，定然是作者十分看重的。但吴晗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

看来，吴晗也是真诚的。那个时代的文人，对于学问，那是十分尊崇的。谁说得在理，那是必须诚服的，并不以官职为尊为讳。吴晗信中有“盼多指教”的话，夏鼐倒没有当客套话看。事后不久，他又有函，对吴晗有所“指教”。那是1963年春天，夏鼐因病在小汤山疗养。难得闲暇，便带上了吴晗刚出版不久、亲自赠送的《学习集》一书。

《学习集》里，收有《〈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是关于那首著名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诗歌唱者斛律金家族情况的。在行文里，吴晗又译引了斛律金说他儿子的一句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明月”为人名)

夏鼐读后，认为这句话有问题。他便翻阅了记载这句原话的《北史》和《北齐书》中的“斛律金传”，查出原文为:“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他所引斛律金的话，均为“明月必背上着箭”。为弄清原意，夏鼐查到了“丽龟”一词的出处《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所作注疏中说:“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由此可以看出，原文此处是指“兽”，而非“鸟”。因为鸟背并不如龟那样隆起。

考证完后，夏鼐便又向吴晗写去一函，开首便说，你文章里译的“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因为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会在上面的背部。然后就从训诂的角度，征引了自己查过的《左传》原文及研究者的“疏”语，认为此处虽未确说是飞禽或走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箭，中箭处才会在背脊而非胸部，“可见此乃指兽无疑”。

因为是朋友，夏鼐倒没有将话说得僵硬，还乘便开了个玩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吴晗的这篇《〈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因为是研究著名诗歌人的，所以最初发表在1962年9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由于内容丰富，文笔畅美，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此时到了考古学家夏鼐手里，一上来就指点错误。文人间的交往，真可以见出与众不同处。

吴晗又是极快回信:“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

虽为副市长，又是明史专家，吴晗仍一口认错。并且亲切还以玩笑，“吃小馆子，吹吹牛”，由一个副市长口中说出，那不又回到文人的情趣之中了吗？

说归说，吴晗后来还真请夏鼐吃了一顿“小馆子”。虽然从后来看这顿饭并不那么好吃。那是1964年的5月间，吴晗在北京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几位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图，另编一集的事，也约请了夏鼐。会议结束，到仿膳饭店来了个聚餐。大家热闹一番，吴晗也算践了自己的前诺。

不料“文革”之中，吴晗遭到残酷迫害，约夏鼐参加的那次会议，被说成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定名为“庆霄楼事件”。无意间参与其中的夏鼐也因之受到牵连。此事很久之后，夏鼐还自嘲地说:“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文革”中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行径，于此可见一斑。

夏鼐与吴晗间，是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情感和对事业真诚追求之中。所以，夏鼐才会在阅读中，挑吴晗这位身在高位人的“毛病”，挑他的“刺”，并且再一再二；而吴晗，面对老友的不留情面，却是不藏不掖，坦然认错，表现出一种求真求实的襟怀风度。本来，这是真正朋友间应有的，在以真理追求为天职的文化人间，这更是基本而高贵的。这或许是我们在记叙这段往事时，融入了一些追想、崇仰和感慨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