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时代精神

1. 陈独秀的时代精神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常识人物篇。

2. 什么是史学精神

史学精神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对此莫衷一是，难有定论。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历史学是以已经逝去的、不能重现的客观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体现的是历史学家本于人类理性判断、以独特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主体化的历史内容。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求知的欲望、探秘的好奇和保留历史记忆的观念、面向未来的自信，才赋予了作为自身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一种意识手段的历史学以独特的精神——历史学精神。探讨这一课题，无论是对重估历史学的价值，还是强化对历史学重要性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
求真作为一种精神，是历史学存在的内在要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历史学尽管是经过历史工作者主观加工过的主体化的历史，但是却只能对客观历史进行评价和选择，而不能杜撰。写史贵在求实、求真，只有秉笔直书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事实。因此，凡是按照历史人物附会或杜撰的内容，只能称传记文学或历史文学，而决不是历史著作。
中外史家都曾强调过求真、直书的重要性。刘知几认为，史家具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写出信史来。在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也主张必须尊重客观事实，重视第一手历史资料。此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敢于对过去的史学成说大胆怀疑，并依据真实史料进行修正和批判等也是史学求真精神的一种体现。求真是史学的生命，也是它基本的存在形式，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真；无史学之真，则无史学之真之用，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
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国古代的“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讲的也是这种精神。
理性活动是接近真理的手段，借此可以获取严密的知识。历史学作为探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一门人文学科，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独特的理性认识。换句话说，它反映的是历史学家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所建构起来的一种主观的逻辑的表述体系，因此，尽可能真实地复制历史、无限地去接近客观历史并且说明历史，就成为历史学家的责任。这就赋予了历史学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理性精神。
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理性活动并非只是一种观念性的内在心理的或精神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我们用我们的理想来塑造历史，我们用我们的想象的普遍性来提升特殊性，我们的科学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的理智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理性活动毕竟是一种有规范的行为，尽管历史学家们受时代以及本身认识水平等各方面的局限，在探讨历史发展治乱兴替规律时难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论，然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阐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是共同的。
在符合人类道德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采摘历史，探究历史奥秘，找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梳理出历史发展不同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人类提供经验教训，这既是人类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原因之一，亦是历史学真正价值之所在。

三、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
历史学是以人类发展过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赋予了历史学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历史学以其博大的包容胸怀，几乎吸纳了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所有方法。
历史学与许多学科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狭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或公文学、印章学、钱币学、族谱学或家世学、徽章学或纹章学、年代学、地理学、历史地图学等等；从广义上看，历史辅助科学比狭义的辅助学科更多。其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版本学、档案学等学科，都被近代以来的史学界视为辅助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学问。自然科学诸如数学、地质学、天文学、化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被广泛地吸收到历史学研究中来。
近代历史学的突飞猛进，正由于其吸收并应用了自然科学及社会其它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如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归纳方法、比较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等科学方法，都被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上。对于远古的年代，用科学的放射性碳素测定法，就能使模糊的年代得以精确；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进行科学的编目、清理，能使其井然有序；对于历史上人口消长、社会变迁、经济荣枯，通过科学的数理统计，就能使其得到清晰的呈现。总之，历史学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兼容精神，从而不断地改变形态，逐渐脱离了想象、臆测、笼统、不精确的状态，取得长足的发展。

四、品评历史人物的抑恶扬善精神
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就必然要以人为核心，从而品评、褒贬历史人物就成为历史学一种特有的精神。
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这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人物都做过不同的表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同的足迹。其中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还会给历史留下里程碑式的痕迹。因此，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就必然要把他们的事迹如实地记载下来，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或歌颂或批判或贬斥。
褒贬历史人物当然要依据一定准则。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褒贬历史人物大致有如下标准：一是以人类社会进步为标准，即凡是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就褒，否则就贬；二是以特定时代的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为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褒，反之就贬；三是以个人所属阶级的或集团的利益准则为标准，如党派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等，凡是有利于特定阶级或党派利益的就褒，反之就贬。尽管品评人物的标准大致有以上三点，但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真、善、美，本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却是主导性的标准。从总体上讲，史学的褒贬精神，在于凭借书写历史的力量，使人类惩恶而扬善，减少野蛮行为，维护人类文明进步。

五、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传承精神
在人类历史上，历史学担负着记录保存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的职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历史学本身就是内容广博的网络全书，历史记载成为保存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华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一个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发达的治史传统，以及保存完好的历史典籍，应当是中华文明得以无限传承而不中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保证了我们民族虽经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就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其延续下去的精神。而史学作为其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历史学这种传承精神仍然保存在近现代史学中。尽管近百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保存文化的手段日益多样化，更多地借助于电影、电视、广播、计算机等先进手段，但这种情况仍然代替不了历史学的传承功能，反而使文化传承作为历史学的精神，益发得以彰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人们想系统地了解过去的历史，那就必须求助于历史著作，或者靠以历史著作为版本的历史学变型体或现代形式的历史声像资料片等。历史学的功能丝毫没有减弱。历史是不能重新复制的，但我们通过历史著作，就可以对过去的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虽然我们祖先开荒、辟莽，创制典章礼仪的经历不可重复，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史籍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总之，人类的文化靠着历史学得以保存，民族的传统靠着历史学而得以传承。

六、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
培植民族凝聚力的聚合精神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精神品质之一。历史学不仅有人类共性，也具有民族特性。因为历史学家是属于特定的民族、特定文化的。作为特定民族文化哺育出来的历史学家，其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把自己民族的价值观投射到历史著作中去，从而使历史学明显地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对于特定的民族而言，历史学在强化民族认同、培养爱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历史在形成民族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灭人国者先灭其史”一句明确地强调了历史著作在强化民族认同意识方面的显著作用。只要史籍在，那么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泯灭。
第二，渗透于中国史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代史家都注重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注重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即使写分裂时期的历史也大多受统一的国家观念指导。同时，历代史家尊重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正史地位，并保持为前朝写正史的传统，而且重视各种体裁的通史撰述，从各个方面反映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性。这些内容既是历史学家们大一统观念在历史著述中的反映；反过来，这些历史著作又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培植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应当说中国史学在培养民族意识、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其功绩是最大的。
第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撰写史著的过程中，都会有意识地培植民族认同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尤其是当民族遭受磨难之时，历史学更成为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手段。总之，历史学是一个民族保存历史记忆、延续传统乃至寻根的重要手段，这种把一个民族的历程放在浓缩的时空中加以考察的方式是历史学所独有的。

七、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不断焕发青春的与时代共进的学科。很多人以为历史学是一门逃避现实的学科，其实，以古喻今，关怀现实，积极入世的时代精神，也是历史学一种无法剥离的学科品质。
第一，历史学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和改变。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历史学就不会消失，而且还会以全新的姿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完成它记载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使命。历史学的学科形式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第二，历史学所表达或承载的内容能及时反映社会的新变化。人类社会种种新变化都会投射到历史著述中来，关怀现实、反映现实，也是历史学的一项主要功能，历史学常用的“借古喻今”笔法即此表现。现实问题引发历史学家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对历史上的相关事物和现象进行研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方案或途径。
第三，作为历史学主体的历史学家们，其本身就是时代的人、社会的人。其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都是由特定文化所塑造的，谁也超越不了时代的局限，从而在表述历史时，便明显地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和个人所归属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烙印。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经过历史学家们加工过的“主体化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八、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在本质上是关怀人、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历史地探讨人类所处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态环境，体现了历史学所独有的人文精神。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态”的基本内容，历史学对社会生态的研究是从宏观上和过程中来探讨的，如人口发展史、战争史、社会结构演变史、灾荒史等都是大跨度地从历史进程入手进行探讨的专门史。一座城市的兴衰、一座工厂的兴建、一条铁路的修筑等，都需要研究有关的历史，取得必要的借鉴。一座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地壳的变迁，资源的荣枯，气候、交通等环境的改变，人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开发等种种因素，历史学都可以从宏观上整体上对其进行说明。
历史学研究的取向和目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因此，历史学立论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标准，那就是本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符合人性的标准、符合人类生存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对个人的或集团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化的行为进行批判，对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行为进行肯定。历史学具有的关怀社会生态环境、通过历史的阐释而为人类健康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永远不会失落的。

九、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也是历史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司马迁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讲的就是这种精神。可以肯定地说，探讨民族在过去的奋斗历程、兴衰成败，有助于提高民族的文化自觉，确立新的奋斗目标。
历史学的尚智精神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二是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的心智，丰富人们的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三是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四是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人类过去的历史，其本身就是巨大的思想和智慧的宝库，历史学就是开发这一宝库的工具和方法，“学史可以使人明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社会都是从过去走过来的。历史上的灾难曾使人类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对于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而言，总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为灾难的原因及其影响，吸取其经验教训，不仅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而且这些经验教训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又可淀积为我们的文化。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3. 戊戌变法体现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从中获得的启迪是什么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於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犟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 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4. 汉朝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汉代的时代精神雄健浑厚.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

5. 时代精神说 和伟人说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版同的集体意识。体权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英雄再用新的更合乎时代精神的武器占领他们的宝座。

6. 汉代的时代精神

先给你一些儿

不够给我消息

1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为突出的是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他们的身体形态都得到了正面评价。胡须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是男子尊严的象征。东汉初人温序被隗嚣部下逼迫自杀，死前“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后汉书·独行列传》）女性美则突出其面容的俏丽姣好，头发的修长乌黑等。清代学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贵大”的观念。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根据《诗经·硕人》、《泽坡》等篇，指出春秋时代美女的标准是身材高大。这种观念在汉代也得到延伸。汉代人较为欣赏身材高挑丰满的女性，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载歌载舞是汉代重要社会风俗，人们对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缘情而发，随意而起。酒酣耳热后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饮的内容，也是社交场合中的节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在各种宴会上都有参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景帝令称寿歌舞。长沙定王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遂为长沙国益土（《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曰）。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汉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专门提到是“以舞相属”。“属”通“嘱”。这是正式宴饮场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会高潮时进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嘱）一位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来宾，如此循行。所有的来宾都要参与舞蹈。在宴会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对他人的失礼行为，不仅破坏宴会的气氛，而且会导致或激化双方矛盾。如蔡邕遇赦还乡，五原太守王智为其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王智感到大失颜面，当众辱骂蔡邕，并诬告他“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吴地（《后汉书·蔡邕传》）。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内容之一。汉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维护“面子”的方式似乎更为激烈。汉代官员自杀者数目众多，其原因大都缘于不愿下狱，“义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阙下自刭的盖宽饶，也有年逾六十的经学名家萧望之。司马迁深愧遭受宫刑而苟活，他在《报任安书》中用“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党为乡佐所辱，与乡佐约定时间决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决斗事例。在忠孝节义观念支配下，汉代社会对“面子”的维护，由自身扩展到对家庭和亲族尊严、再扩展到对主人和师友尊严的维护。弥漫汉代社会的复仇行为有宗亲、主臣和师友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三种类型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实践。与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汉代主流文化对复仇行为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清代学者赵翼曾被汉代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的行为所打动，在《廿二史札记》中用颇长篇幅记下了这些感受，这些感慨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生活在汉代的人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汉帝国拓疆开土，凿空异域，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与这些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星移斗转，汉代精神风貌中有些内容虽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溅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汉代社会在性以及某些男女关系方面是一个比较通达的社会。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风俗通义·怪神》说青州等地祭祀城阳景王（朱虚侯刘章）祠时，常有“倡优男女杂坐”宴饮的场面。“杂坐”表明男女不仅同场而且还相邻而坐，并不隔开。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绘有梳髻插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坐于宾客位置上宴饮，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可视为“杂坐”情境的形象展现。他如英布爱姬单独去为其疗疾的医家赴宴，以及汉代墓葬中屡见不鲜的男女裸体恩爱图像，也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当时虽已存在“贞”的观念，但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孝”。秦汉妇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陈寡孝妇”条所载陈地寡妇事，时当汉高祖至文帝时。但陈氏守寡并非出于贞节而是为尽孝于婆婆，故文帝赐号“孝妇”。到了东汉时期，虽然情况有了变化，但在社会舆论对女性“贞”与“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据上风。妇女改嫁蔚然成风，且不受道德谴责。如张负孙女六嫁，汉景帝以离异并与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为皇后，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等，不过是汉代社会众多类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婚姻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汉代社会一个核心家庭的婚姻决定权有四个依次递减的层次，即父亲、母亲、兄姊和本人。一般来说，当父母都不在世时，本人对其婚姻有很大的决定权。平阳公主离异后选择大将军卫青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鸿，表明即使父母诸亲在世，子女对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议权。

2契约，又称券书，即今之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是有文字可证，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契约。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广泛与深入，契约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已遍及民事交往的各个领域。契约作为一个法学．社会学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且还具有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全息性地体现着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目前学界对汉代契约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和系统，考古学界多从汉简着手提及契约，但多为借贷券、买地券等收买付卖之类，即使在经济类契约中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1][2][3]张传玺先生从形式上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汉代契约，但并未开掘其中丰富的社会信息。[4]秦晖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汉代社会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和类比，涉及到契约，但不甚全面。[5]一些研究法制史的文著对汉代契约也作了探寻，但更为零星，并且远不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契约”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6][7]本文试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范畴，力图把汉代契约放人汉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介”的框架中考察[8]，认识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既具有“乡土性”、“礼俗性”等传统社会的特色，又呈现出“法理性”、“经济性”等初始阶段中国家较少干预社会的个性。[9]本文所论，涉及契约的成立要素、法律效应、契约终止等几个方面，对汉代契约的运作作初步探讨，并论及汉代契约的特点及评价，以有益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3 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虽然其后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皆实行黄老无为之治，但到汉武帝之时，明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使儒学终于被汉代统治者确认为其统治思想，同时也为此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统治的模式。 自孔子以后，儒家有“内圣”与“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属于“内圣派”，荀子一派属于“外王派”。习《公羊传》的董仲舒属于“外王派”，重视从制度上实现儒家主张。应该说，这也是《公羊传》为汉武帝所青睐的原因之一。汉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强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举孝廉制度，二是《春秋》决狱。举孝廉为官，自汉惠帝始，其制度化则在汉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初，令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从此，孝子与廉吏成为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之正途。《春秋》决狱即以《春秋》作为断案的依据，如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旨办理淮南王刘长一案，“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自此，《春秋》决狱开儒家经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过，汉武帝在重视德治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刑罚的作用。史载，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条定法令。据程树德《九朝律考》云：“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18篇，及张汤《越宫律》27篇，赵禹《朝律》6篇，合60篇，是为《汉律》。”但实际上，张汤、赵禹制订的不仅仅是《越宫律》和《朝律》。据《汉书·刑法志》云：“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这些律令的特点是以严刑峻法来督责官吏严格执法。此外，汉武帝时期还制订了《腹诽法》、《沈命法》等。汉武帝一朝是继刘邦之后汉代立法的第二个高峰期。经过这次修订，法网更密。从此，汉初那种约法省禁、漏网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汉武帝的繁法严刑和当时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民不堪命，因而从天汉二年（前99年）起，从燕赵到江汉，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连受挫，更加剧了日趋恶化的社会矛盾。有鉴于此，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轮台诏》。在此诏书中，汉武帝宣布实行政策的改变：在统治方式上，从严峻刑法转向宽松温和；在百姓负担上，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在经济措施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力农富民；在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至此，德、刑之用方趋适中。 昭、宣两朝的大政方针是武帝《轮台诏》厘定的。当汉宣帝继承帝位时，在思想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学”。汉宣帝深受其祖父刘据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的影响，在他的直接支持下，《谷梁传》被立为官学，由是《谷梁》之学大盛。但在政治统治中，汉宣帝更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据《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但宣帝览奏大怒，下盖宽饶狱，盖宽饶举刀自刭。皇太子刘

7. 戊戌变法体现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具有爱国和进步作用．
(上面几楼,那是靼子吗?你看看,是帝国主义啊)

8. 心理学名词解释 时代精神说

试评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

郭本禹

心理学史着重研究心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西方心理学史家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求助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并把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为心理学历史编纂学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西方出版社的经典心理学史著作莫不如此。希尔加德等人(E．R．Hilgard)曾提出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五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伟人说和时代精神说原则。[1] 但是，各家处理两者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有人把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为对立的原则，或重时代精神说、轻伟人说；或重伟人说、轻时代精神说。也有人把两者视为统一的原则，相辅相承、相互补充。什么是时代精神说?什么是伟人说?据以说明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了加深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揭示心理学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必要对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作一番剖析。

一
关于时代精神，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论述。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一般来自黑格尔。黑格尔认为：“政治史、国家的法制、艺术、宗教对于哲学的关系，并不在于它们是哲学的原因，也不在于相反地哲学是它们的根据。毋宁应该这样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黑格尔把时代精神看作一切文化的根源。所以“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2]黎黑(T．H．Leahey)明确表示他同意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说。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却并不偏向‘伟人’说，而倾向于‘时代精神’说。黑格尔首先对时代精神说进行了有影响的叙述。时代精神是一个德文词Zeitgeist，其意为时代(Zdt)的精神(geist)，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深信历史非‘伟人’的行动所决定，而是由巨大超人的非人为力量所决定。宣扬时代精神说的人们说，如果弗洛伊德被扼杀于摇篮中，则会有另一个创立精神分析学说，因为该观念早已存在于19世纪的时代精神之中。”[3]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可能从历史本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他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4]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不是从主观动机而是从所谓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中寻找历史的动力。可见，黎黑的观点实质上是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来说明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心理学史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并不都是相同的，比如柏瑞南(J．F．Brennan)认为，时代精神的一种形式是库恩(T．Kuhn)的范式。[5]黎黑也说：“范式可被视作是小规模的时代精神。” [6]范式决定着研究和理论。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共同体在科学范式指导下创造结果。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仰、价值标准、解题技巧的总汇”。[7]范式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人们的心埋上的信仰。所以，把时代精神视为范式，以范式说明心理学理论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舒尔茨和波林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是一致的。舒尔茨认为：“甚至最伟大的思想(特别伟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谓Zeitgeist——时代精神或文化气氛——的约束。所以，对一种发现的接受和使用，受到一定文化、地域或时期的主要思想模式的限制。”[8]他把时代精神规定为一定的“文化气氛”或“思想模式”。波林也认为科学的新发现是否被人们所接受“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限制，也就是时代精神的限制”。[9]他把时代精神规定为“文化的思想习惯”。可见，波林和舒尔茨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尽一致，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把时代精神规定为一定的社会文化状况，决定着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并对科学的发展有促进或抑制作用。舒尔茨认为：“一种发现必须等待适合它的那个时代。”[10]波林也认为：‘‘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许多历史的预见和同时的独立发现，“都表明了产生伟大人物乃是时代而非魔术”。[11]所以舒尔茨和波林极其重视社会文化条件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而忽略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同时，他们把时代精神说看成是自然决定论(自然说)。波林认为，历史决定于自然而非决定于个人并不新颖。忽视伟大人物的前行事件就构成了人格说(伟人说)，但一旦查问什么东西造就伟大人物的伟大时，就又复返于自然说了。[12]舒尔茨也指出：“‘伟人’决定论是不错的，但它能否完全解释社会或科学的发展呢?不能。”“也许第二种态度，即历史的自然决定论可能是正确的。”[13]这是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强调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
伟人说又是指什么呢?伟人说是一种常识性学说，不像时代精神说那样复杂。舒尔茨说得很明白：“科学史上的伟人概念是从某些个人伟大成就和贡献引申出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切进步和变化都是直接由指引和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独特的‘伟人’的意志和力量决定的。这种理论主张，拿破仑或科学上的达尔文乃是伟大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和形成者。这种理论含有这样的意思，如果伟人不出现，伟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这种理论实际上认为：英雄造时势。”[14]伟人说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仅仅持时代精神说或伟人说的极端观点并不多。即使有像波林、舒尔茨和黎黑等人声称他们主张时代精神说，但也未能坚持到底；虽然他们在前文都表明要用时代精神概念说明心理学的发生发展，但在后文就改口。波林声称“自然说实即人格说(伟人说)”。[15]舒尔茨认为：“恰当地说，一门心理学史必须根据两种理掩来论述。”[16]黎黑表示：“我们的做法乃集伟人说和时代精神说两家合理的部分。”[17]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时常表现出这样的前后矛盾态度。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其实，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综合观点。综合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观点，但由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在本质上都是唯心史观，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以综合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对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唯心史观要进一步分析和批评。

二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时代精神说，黧黑就认为极端时代精神说的历史观的最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柏瑞南也把时代精神说等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但是，马克思的时代精神说与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意义时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18]但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又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存在垂第一性的，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要求人们“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的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的时代精神概念“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0]它始终坚持“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相反，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黎黑继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企图从“宇宙精神”、“世界理性”中寻找历史的“巨大超人的非人为的力量”，并作为心理学发展的动力。这是彻头彻尾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柏瑞南等人把时代精神等同于范式，同样没有看到经济、政治因素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波林和舒尔茨把时代精神规定为“文化的思想习惯”或“文化气氛”。认为心理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领域，必然要受到具体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传统的制约。从精神领域寻找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本质，这并不是说错。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社会存在的第一性、社会意识的第二性的前提下，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相互影响，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虽然波林、舒尔茨看到社会意识的诸形式，特别是哲学、科学和文化传统对一个新的心理学理论产生的意义和作用，看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无限夸大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相对性变为绝对性、决定性，没有看到社会意识的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有限性、相对性和条件性，没有看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起最终决定作用，从而使自己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所以，我们分析心理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时，“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1]连巴斯(A．B．Buss) 在批评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时，指出作者对“影响心理学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没有受到应有的承认”。[22]自然主义历史观否定人的历史作用，而波林和舒尔茨却把时代精神说等同于自然说，因而作出了错误的推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3]。波林、舒尔茨似乎也知道人的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他们又不得不将伟人说召回来，以便补救自然说的不足。
总之，从西方心理学史家对时代精神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编纂心理学史时的矛盾态度：他们力图寻求心理学发生、发展的动因和内在规律，但他们却以超人的时代精神之类作为答案；他们力图从社会环境而不是从个人的主观角度去认识心理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却是脱离政治、经济状况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他们力图从诸多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去认识心理学的发展，但他们又完全看不见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野心理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在人们自己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24]这一精辟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我们分析心理学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前提和条件。
心理学史中时代精神说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伟人说同样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心理学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要么主张时代精神说，否定人的历史作用；要么夸大人的历史作用，主张伟人说。必须指出，否认人的历史作用的观点是片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经济决定论，它从来不主张经济自发地发生作用。因此，它不会忽视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曾借用爱尔维修的话来说明白己的观点：“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25]这是因为“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的”[26]。因此，个时代都需要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冯特是19世纪后期德国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立了实验心理学。华生是20世纪初美国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
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的伟人说也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任何人都“没有能够超出他们时代所给予的限制”。[28]伟人、英雄毕竟离不开他们的“时势”。人们不能凭自己的幻想，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个人总是时代的产物，连波林也承认：“如果弗洛伊德窒死于摇篮之中，时代将可能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29]可见，伟人说看不到个人与其时代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忽略个人时代条件(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制约性，一味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势必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当然，一旦时代条件具备了，究竟由谁来做英雄或伟人则纯属偶然性。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尝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30]因此，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某个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出现的，——或好或坏，但随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31]。伟人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果不产生这样一个伟人，也会产生另一个伟人。但这两个人物可能有一个好些，另一个差些。这正是给个人作用留有余地。
总之，辩证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辩证法。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正是违背了社会领域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个致命的缺陷注定了它难以科学地说明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不能作为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

三
西方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审视，无疑是一项严肃而有意义的工作。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在哪些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呢?
首先，提出了探索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的任务。西方心理学史家在研究和编纂心理学史时，力求从心理学与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心理学与杰出心理学家贡献的关系，去寻找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动因，并以此作为贯穿心理学史研究的线索。撇开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本身的唯心主义本质和局限不论，就他们提出探索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这一任务而言，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知道，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身发展必然有其规律性，心理学史应该揭示这种规律性。心理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一个领域，必须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最终制约，并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相互影响。它的发展动因和规律只有上述诸因素通力作用才能揭示。西方心理学史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指出了编纂心理学史必须解决这个任务。一本心理学史书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称其为科学的著作了。因此，不管他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但是他们有这种愿望还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重视诸意识形式对心理学发展的作用。一些西方心理学史家如波林、舒尔茨认为，心理学发展必受其时代精神限制，而时代精神又是指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状况。故他们对社会的诸意识形式，尤其是哲学、科学、文化传统对心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作用十分强调。从波林、舒尔茨对主要心理学流派产生条件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他们都认为19世纪的科学(物理学、生理学)与哲学(经验主义)结合为实验心理学准备了时代精神，这个任务由冯特完成；格式塔心理学的最初思想是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思想。在他们看来，没有当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特定的心理学理论的提出，即心理学不能脱离社会意识诸形式而单独地发展。他们力图从心理学与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的关系，从心理学的外部环境中寻找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这种思想是有合理之处的。他们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他们强调了心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意识形式的发展，而在于他们根本忽视了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于心理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
第三，强调了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相统一的原则。绝大多数的西方心理学史家都主张用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相统一的原则来解释、说明心理学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他们认为，任何重大的心理学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前提，因而具有必然性。同时他们对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不无崇拜之情，高度评价这些人物对心理学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努力从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出这些杰出人物作出贡献的社会原因。这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力图突破历史发展的机械论倾向。虽然他们未能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个人与其时代条件的辩证关系，但毕竟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四，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一切史学的方法论。连某些西方心理学史家在研究、编纂心理学史时，有时也不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以波林为例，他在分析美国心理学为什么走向机能主义而违背德国的传统时指出：“圆满的回答是，美国是一个新开拓的国家，在准备去开发它，并向大自然夺取生活的强有力的先锋们来看，国土是自由的，适者生存是新世界文化的基础。美国人的成功哲学植根于个人的机会和野心，所以产生大众的民主(‘人人皆国王’)，实用主义(‘淘金王的哲学’)和心理学外一切形形色色的机能主义的背景。”[32]应该说，波林的这段分析是可以肯定的。像波林这样比较中肯的分析，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但由于西方心理学史家缺乏镜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武器，因而不能善始善终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可能是中肯的。但对心理学史的系统观却充斥着唯心史观的见解，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习和研究心理学史是多么的重要。
总之，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论具有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局限，但同时又具有一定合理的思想。因此，对这类论著，不能采取简单抛弃的态度，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分析和批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四期，第43~48页。
[1] Hilgard E．R．et al,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1991,Vol.42,P.92
[2] 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6~57页。
[3] 黎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5] Brenna JF．History and system of psychology，1982，P，5．
[6] 黧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9年英文版，序言。
[8]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9]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10]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1]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12]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62页。
[13]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14]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5]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16] 舒尔获：《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17]黎黑：《心理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121 页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22]Bussli RB．Psychology in social context 1979，P．6．
[2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7年版，第192页。
[24]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26]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29]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32]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14页

9. 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在各个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义，在这里一般人文主义与该宗教的信仰和传统相结合。 也有的人文主义运动认为人有参加仪式和规则的需要并组织一定的团体来满足人的这种需要。 人文主义作为历史概念 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人文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t，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 而Humanism这个词却一直到1808年才出现。 定义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10. 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主要包括哪些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时代精神集中表现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但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中的现象都表现着时代精神，只有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中国时代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

1、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

2、改革创新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3、改革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4、改革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10)历史学家的时代精神扩展阅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关键在于自主创新。

1、弘扬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世界各国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自主创新有关的成本如专利费、技术使用费、技术服务费等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带来的效益无比巨大。大力弘扬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努力创造自己的专利技术与企业品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2、弘扬创新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内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随着科学技术的知识成爆炸性增长，如果缺乏自主创新，就无法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无法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而只能成为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必须紧紧抓住战略发展的大好机遇期，紧紧抓住自主创新的主动权，大力弘扬创新的时代精神，把自主创新变成全民族的自觉意识，积极投身于创新实践，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使中国在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潮中站在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