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李洵认为

⑴ 党争时代始于张璁这话对吗

张璁改革也难免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

有明一代，明武宗被视为最荒唐的一位皇帝。他荒废政事，沉溺于嬉游淫乐，靡费无节，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皇室、勋戚贵族和官僚凭籍着特权掀起土地兼并的狂潮，搅得民不聊生，缙绅地主在正德年间兼并土地的浪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土地兼并的急速发展，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的速度也加快起来。无路可走的流民先后进行起义反抗，如以规模较大，能与官军作战的武装起义为标准，正德朝共16年，竟有30多次显具规模的人民起义。正德朝流民充斥社会，起义遍及各省，形成了明朝中期继正统朝和成化朝后的第三次流民运动的高潮。

大多数研究者把正德时期明朝出现的严重的统治危机看成是“衰世”“末世”之兆，这是符合史实的。自洪武以来特别是宪宗、孝宗和武宗时期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百弊丛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如不改弦更张，除旧布新，明朝难逃崩溃的命运。换言之，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明朝统治者若要延续其统治，惟一的选择就是改革自救。

而愈演愈烈的积弊是如何消除或减轻的？这就得正视嘉靖时期的改革活动，明朝从世宗时起之所以又能延续120多年，离不开张璁对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不承认张璁对解除统治危机的革新活动，那也无法解释在武宗及其佞臣乱政之后还能出现明世宗长达45年较为稳定统治的政治现象。换言之，明朝在正德、嘉靖乃至隆庆三朝全面“黑暗”、“腐败”的政治危机中能够延续将近70年之久，简直是一种神话！事实上，如果没有嘉靖时期的改革，明朝积弊不可能等到半个世纪之后让张居正收拾残局！只有客观地认识嘉靖政治的特点和张居正政治行为的特征，才能对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一清晰的看法。

清理勋戚庄田，罢撤天下镇守太监，严革贪赃枉法，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均是张璁改革措施的荦荦之者。但是政治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改革者不免招来许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非议。

张璁改革中的诸臣合力而不党附：

明朝时期的张璁改革与中国古代史中其他时期的改革有着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皇帝世宗的支持外，在朝中还形成了推动革新的朝臣群体，这确保了革新决策时能够集思广益和执行改革措施时的持续性，不会因为“总设计师”张璁的进退而明显地影响改革进程。这样一种人事构成是从事改革的最佳模式。

皇帝世宗所倚信的改革诸臣是从不同地方和不同职位上走到一起，在此之前，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大礼仪中所承爱的攻击程度不同。其中张璁是反对杨廷和大礼观最坚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显示了其杰出的才能。由于对杨廷和集团冲击最大而被视为洪水猛兽，故遭到的谩骂最多。张璁敢为天下先，能够与强大的杨廷和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其言动代表着大礼仪的发展趋向，并为迅速解决大礼纷争、完成新旧之臣的更替和建立嘉靖政治新秩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桂萼、席书、霍韬、方献夫、黄宗明、黄绾、熊浃等人之所以能够支持张璁的大礼观，就在于他们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否则，他们不会在杨廷和集团“奸邪”的攻击和斩杀的威逼下支持张璁的观点。正是彼此的合作和相互声援，才使他们最终成为大礼仪中的胜利者。《明世宗实录》的编纂者论道：张璁“深于礼学，丰格隽拔，大礼之义，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王世贞也认为：“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才皆磊磊，既不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这些评论是颇有见地的。
钦定大礼之后，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就是在此时具备了从事革新活动的各种必需的条件。
而改革所面对的严重的统治危机也不允许张璁等人之间搞派系，闹矛盾。如果变革诸臣因为超擢授权不同而相互倾轧的话，那对嘉靖政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嘉靖六年（1527年），张璁召集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等人于东阁，强调了彼此间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张璁对他们说：吾辈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议论之同者，义理根于人心固有也。伏遇圣明作君师，以定一代纲常，吾辈幸免获罪，敢复论功？夫内阁、吏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大学士、尚书、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职也！吾辈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矣，决当先蒙显戮，不得善终者也。

当然，这种团结合作决不是为了私利的结党欺君行为。张璁说：“夫君子和而不同，同则为党。”他要求大家对结党营私有所警省，不要重蹈杨廷和集团结党欺君而导致败灭的覆辙。同时，张璁认为在确保团结合作的前提下，彼此还需要保持一种正常的争论，说：“论事虽或如争，事定不失和气。（《西园闻见录》卷26《宰相》）胡世宁也说：臣子之间，”见或不同，相规相就，亦当如是，不以为嫌”。只有彼此“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国家无疆之休而已”。（胡世宁：《执中行政疏》，《明臣奏议》卷21）只有充满活力的争论和多人参与的革新，才是最稳妥和最稳健的革新。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由个别强权人物单独领导革新而屡犯的冒进和由此所导致的政治灾难。
然而，失势者或对张璁等人抱有成见者惟恐变革诸臣内部不乱，对于其政见的分歧或正常的争论极感兴趣，并据此大作文章。事实上，变革诸臣之间矛盾冲突是次要的，也是极其正常的，无需大惊小怪。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主要的，是主流。桂萼病逝后，张璁伤感不已，赋诗志哀：君臣千古义，生死一般心。黄阁浑如梦，青山何处寻？兰溪致香瓣，遥拜泪沾襟。
忆昔同宣召，叨为一品官。宠光今古异，图报始终难。只合吾辞位，胡当子盖棺！

霍韬为了回击反对者认为他们争议大礼是为了追逐权势的卑劣之见，屡辞礼部尚书之职，以保全张、桂等人，他对世宗说：今异议者谓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饵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图官爵，遂阿顺下陛下之意。臣尝自慨，若得礼定，决不受官，俾天下万世知议礼者非利官也。苟疑议礼者为利官，则所议虽是，彼犹以为非，何以塞天下口！（《明史·霍韬传》）
又说：力堪大任，臣不如张璁；志切报国，臣不如桂萼；守养素定，臣不如方献夫。在位大臣，蹇蹇匪躬，赞扬圣化，臣之龌龊小器，自知甚明，方将引分恬退，以遂初心。在位列臣工辅成至治，于今日臣得全一节，亦可以小补圣化于万年也，所以变相成也。

在席书、桂萼、张璁等人相继作古之后，霍韬无不悲哀地说道：“同赞大礼者，席兀山、桂见山先薨，今年张罗峰继薨，致斋（指黄宗明）复捐，世遗予孤立，岂不哀哉！岂不哀哉！其实，变革诸臣之间的政见争执并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恰恰是他们的优点。在革新目标统一的前提下的政见争执，不仅保全了他们的身家性命，而且也使革新得以顺利进行，不因他们的离世或退位而出现明显的逆转现象。如果他们像杨廷和集团那样惟马首是瞻，并死抱一团的话，不仅一事无成，而且非迅速败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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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历朝历代基本上多是有政治斗争有党派之争的。
在明代嘉靖朝，早在第一任首辅杨廷和时也是有党派之争的，只是杨廷和势力空前强大。杨廷和以非常时期的特殊需要为名，一举排斥并打掉了异己力量：

少年世宗即位后不久，杨廷和集团便利用世宗立足未稳，年少不谙朝政的时机急速地对异己力量进行了全面的清洗。大学士梁储以“结附权奸，持禄固宠”，吏部尚书王琼以“滥鬻将官，依附权幸”，户部尚书杨潭、兵部尚书王宪、工部尚书李鐩、都御史除金和王璟等20多位阁部大臣先后或被罢黜，或被投入牢狱，王琼坐交结近侍律差一点被斩首！杨迁和集团试图将造成正德时期弊政的全部责任推到梁储、王琼等人身上，把自己打份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

当把异己者驱逐之后，在新君世宗即位之初，形成了只有一种声音即杨廷和一人的声音，以杨廷和为核心的这一集团试图控制朝政。尽管杨廷和集团利用皇位空缺之机构建了明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文臣集团，但这一貌似强大的官僚集团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要真正清除永乐以来特别是正德时期的积弊，与这一时期弊政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杨廷和集团不可避免地亦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取代杨廷和集团的新生力量在大礼仪中迅速崛起。这是挽救明朝命运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行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些人把大礼仪仅仅看成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一般性事件，并把仪礼一方的杨廷和集团视为“正人君子”，而把另一方的张璁看成是投机而迎合世宗的小人，并进而认为杨廷和集团继续执政是理所当然，而张璁等新进者取而代之进行执政是嘉靖政治的不幸。这一偏见严重影响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

而杨廷和集团得意忘形，试图像历史上拥立新君的权臣那样挟持明世宗，以构建强臣弱君的权力格局。于是，杨廷和集团走上了歪曲武宗遗诏的道路，再现了历史上权臣专横跋扈、挟君欺主的一幕。要求新任皇帝更换父母，这不是杨廷和一人说了算。但对于世宗能否更换父母这样敏感的大事，杨廷和自作主张，即不与朝中诸势力协商解决，又将明世宗排斥在外。在即位第六天时，世宗下令廷臣集议其父兴献王的尊号，杨廷和无视明朝的基本决策程序，蛮横地以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故事授意毛澄，言：“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当世宗表示异议时，杨廷和又说：“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议，谁敢犯之？”世宗之母闻此消息，愤然道：“安得以我子为人子！”并留住通州，拒绝入京。世宗涕泗不止，愿避位奉母归。

杨廷和挑起了大礼仪，并执迷不悟。当世食明禄的满朝官员们目视杨廷和集团欺君罔上，一个叫张璁的进士第一个跳出来打响了反对杨廷和集团顽固歪理的第一枪！此举不但不是投机？而是非凡的英雄之举！决非一般人能所为！要不然，难道全部的臣子们服从了杨廷和的操纵才叫不投机吗？
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全面失败为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创造了难得机遇，为张璁等新兴势力迅速而顺利地进入政治中枢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世宗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出现了新君新臣组合的新局面，为革除嘉靖以前的弊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人杨鹤深刻地论道：（世宗）藩服入继大统，此君之变局也；公（指张璁）以一书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变局也。君臣之变局，则朝局自不觉与之俱变。议论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礼官不能违，即君且不能违也。非特君不能违也，即天且不能违也。时也，亦势也。《易》封：革之后继之以鼎，鼎之后继之以震。当鼎革震动之初，老臣宿儒龈焉，执巳陈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摇上心，赖公援引书史，反覆迭难，廷议屈，相权重，而少主之威亦伸。
杨廷和集团难以担当革新重任的原因

在选立新君之后，摆在明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建立新型的君臣相互信任的问题。没有君臣相互信任这一前提，就根本谈不上革新之事。武宗乱政是君臣磁系恶化的集中反映，而从武宗乱政中滚爬过来且与武宗弊政有千丝万缕的杨廷和集团又因挑起大礼仪而与世宗的关系形同水火，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让杨廷和集团担当革除明代积弊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具体而言，杨廷和集团难以担当革新重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与武宗弊政牵连不断，故他们不可能在否定自我中推行革新活动。
杨廷和等人在进入内阁之后，正值武宗及其幸臣乱政之际，他们不仅不能有所匡救，反而在暗中勾结幸臣，推涛作浪。罗辉映先生《杨廷和事略考实》在专门考察杨廷和在正德时期的政治行为后论道：“杨廷和在正德时同中官佞幸关系暧昧，对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应负相当的责任。在宁王事件中，杨廷和节行有玷，其掩捕江彬，过于夸大其事。世宗初入，杨廷和总持朝政，排斥正人，掩非饰过，发展个人势力。”世宗即位之初，深知杨廷和政治隐私的王琼说：杨廷和“窃揽乾纲，事多专擅，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仪吏部侍郎，曾不引避。又私其乡人，每每越陟美官，庇其所私厚”。

甫升山西佥事的原兵科给事中史道上疏揭露杨廷和在正德时期“交通逆濠，谄附钱宁、江彬，纳贿专权之罪”，并就杨廷和的议礼行为提出了批评，说：“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曾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杨廷和得知后怒不可遏，以去位相挟，迫使世宗将史道下之招狱。杨廷和试图以此来说明自己的清廉和正直。

廉洁自律对于革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革新必然触及各阶层特别是官僚阶层的切身利益，如果革新者不能洁身自好，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要有人揭露其劣迹，就足以将其弄得身败名裂。杨廷和集团不仅无法与其过去的政治劣迹划清界限，而且还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的历史再三辩护和掩饰。他们连自己的政治劣迹都不能正视，也就谈不上全面认识明朝积弊而制定相应的革新措施了。

第二，思想的僵化是杨廷和集团的致命弱点。

在正德、嘉靖之际，摆在明朝统治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不是按照惯例依据新君的即位诏书仅仅革除武宗朝弊政的问题，而是全面反思自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以来100多年间日渐形成的政治积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活动。长期以来，学界只是孤立地审视正德时期的弊政，并把它与正德以前的历朝积弊割裂开来。事实上，正德时期的弊政是明成祖以后历代守成君主因循败政的必然结果，百百余年来各种弊政的积淀和放大。

前已述及，明朝在独重进士和翰林之风中，使官僚阶层日趋僵化。杨廷和从进士、庶吉士、翰林官员、东宫旧僚一步步地进入内阁的人生经历，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僵化的用人之法所导致的诸多缺陷。王其榘先生《明代内阁制度史》认为：“杨廷和等不是善于权衡的政治家，而是迂阔固执不化的儒生。”他们不仅缺乏较强的行政能力，而且就连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这样的礼法问题也无力决断。他挑起大礼仪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的思想僵化。在他看来，只有将世宗纳入孝宗帝系当中，让他效法孝宗来革除武宗弊政，就能使明朝实现自救。杨廷和集团不仅不承认孝宗政治与正德弊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反而美化弘治政治，并把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要求世宗继承孝宗政治而推行所谓的“嘉靖新政”。李洵先生《下学集》曾精辟地论道：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位诏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改革武宗弊政的一条政治标准，就是法令、制度一般要求恢复孝宗朝的规定。

其实，孝宗政治亦是明朝政治腐败不断加重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孝宗在位时并未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而是与乃父宪宗一样怠政废事。如在孝宗即位诏书中，列举宪宗时弊政有44条之多，是明成祖以来列举前朝弊政款数最多的即位诏书。孝宗在位18年，死后由其子武宗继任。在武宗即位诏书中，列举弘治时的弊政也是44条。可见，弘治政治与成化政治一样腐败不堪，只是没有明显恶化罢了。

对孝宗政治的美化是杨廷和集团思想僵化的显著标志，这使杨廷和等人无法确定除弊的对象，只是重演着以前新帝即位之初依据即位诏书所行“新政”而徒具空文的现象。在明代，依靠即位诏书不可能除去前朝弊政，在世宗即位两个月后，南京大理寺左评事林希元对即位诏书以武宗弊政为革除对象一事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依据洪武祖制革除自宣德以来的各种积弊。

第三，君臣关系的迅速恶化。

在世宗即位之初，与新君修好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杨廷和集团的手中，如何与新君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是考验杨廷和等人是否具有政治才能的关健环节。杨廷和可以把自己在正德时期的无能和失职仅仅归咎于“二三佞臣”，以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在世宗即位之初，他却不能把自己难以尽职尽责的原因归咎于张璁等人的“迎合”和世宗的疏远。在世宗即将入城即位时，杨廷和就因草率地提出世宗以皇太子身份入京即位的主张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而当他对反对其大礼主张者发布斩杀的号令时，说明他目中已无世宗，并企图使自己凌驾于世宗之上。这样，杨廷和等人无法与世宗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来。他们在大礼仪中与世宗的对抗不是其长处，而是其致命的弱点。那种不作具体分析而一味地指斥世宗不重用杨廷和等人的做法是偏颇的。在世宗即位之初，建言者皆一致认为，要在嘉靖初年推行新政，首先必须做到“勤召见”，表明了在新政中皇帝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明代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动摇。内阁要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阁臣就必须设法与皇帝和谐相处。内阁不可能凌驾于皇帝之上。那种把阁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对抗视为阁权扩张的表现则是一种误解。

在武宗死后，杨廷和等人无法与世宗建立起新型的相互倚信的君臣关系，皇位易人没有带来君臣关系的真正改善，所以，也就谈不上由杨廷和等人推行革新活动了。

学术界一些看法是：武宗一死，杨廷和等人就完全有能力革除武宗积弊，就必须全部寄托在杨廷和等人身上。事实上，要真正清除明朝的政治积弊，就必须击溃杨廷和集团。从武宗猝死到世宗即位之初，与正德弊政有密切联系的佞臣、九卿、宦官、阁臣和外戚依次被清除出政坛，反映着当时人事变化的特点，也是当时政治的客观要求。不能说杨廷和等人打击排斥阁部大臣是正确的，而世宗和张璁打击杨廷和集团是错误的。杨廷和集团不可能在掩饰其政治劣迹中推行革新，更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推行什么新政。协助世宗革新的只能是自身清廉，且与明朝弊政特别是武宗弊政无甚关系的人。换言之，除世宗以独立的姿态执政外，还必须出现取代杨廷和集团的集团。只有完成这一转变，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廷和集团在大礼仪中的败灭是革除明朝弊政过程中的关键性步骤。因为嘉靖前期的革新包括对旧势力的打击。这是大礼仪的最为显著的政治作用。貌似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在三四年中迅速瓦解，并在明代政坛中急速地销声匿迹，这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

⑵ 东北师范大学是985吗

是的
东北师范大学是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回高校之一；教答育部批准设置研究生院的56所高校之一；“111计划”即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高校之一；教育部“援疆学科建设计划”40所重点高校之一；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综合性师范大学之一；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和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⑶ 高三历史题

从题干可以看出，先定论是追求对宗教/教皇的绝对崇拜（都是‘都是上帝先定的’）。所以：
A，“否定教皇”是错误的。
B，先定论是宗教迷信思想，不属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D，先定论主张教皇的绝对统治。

⑷ 谁会这道题：历史学家李洵认为：“

⑸ 麻烦老师解答：历史学家李洵认为：“

⑹ 求老师解答：历史学家李洵认为：“

⑺ 27、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6分）历史学家李洵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