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 (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 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九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贰』 历史上的中秋节有着怎样的人文情怀
唐朝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思想空前开放，唐人也继承了魏晋时的风度与潇洒。这种盛唐气象导致赏月活动更加风行，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唐诗中赏月的诗歌很多。
从一些诗句的描述，可以断定八月十五赏月从初唐开始已是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的习俗。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中说：“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月明人尽望”一句，点出八月十五赏月是人人所做之事，已然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风俗。
唐代的中秋赏月带着浓厚的思乡、盼望团圆的感情。赏月一般是亲友聚集在一起，一边宴饮，一边赏月聊天，文人则对月赋诗。也有人独自赏月，独赏明月留下的记载多为思乡、思友之作。一般是个人离开亲人，出差在外，面对圆月，想到家中亲人也在欣赏明月，为月圆人不圆而伤感，并将这种遗憾写在诗歌中。
可以说，唐朝的中秋节习俗就是亲友团聚在一起赏月，其中心内容是赏月，团圆是因赏月而起的，是依附在赏月活动上的。如果不是因为赏月活动，就不会凭空生出中秋团圆的习俗。这为后世中秋节转为团圆节打下了基础。
从诗歌和其他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朝，中秋赏月的习俗已经确定，中秋节已经初步形成。从现有资料来看，唐朝初年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如官员、文人等，在八月十五月夜与家人或朋友聚集在一起赏月、赋诗、饮酒、聊天。
一般百姓人家虽然没有赏月、赋诗的雅兴，但到了中唐时期，中上层赏月聚会的风尚还是流传到下层社会，寻常百姓家庭也开始兴起聚会、宴饮、祭月等习俗。至于中秋全家吃团圆饭、吃月饼等习俗，唐代尚无记载。
宋代 中秋节成为隆重节日
在唐代赏月风行的基础上，宋代中秋节已经过得很热闹了，并且影响越来越大，主要活动是唐代赏月宴饮习俗的延续。孟元老在南宋所写的《东京梦华录》以回忆的方式记述北宋汴京（开封）的繁华景象，其中卷八“中秋”条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枣、栗、葡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看这段描写，可知北宋时期，中秋节的热闹程度已经达到极致，无论贫富、长幼，简直是全民狂欢。中秋之前就开始准备，中秋这天中午痛饮美酒，晚上通宵赏月、游玩。
宋代中秋节成为隆重节日，跟唐代中秋节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唐代主要是中秋当夜宴饮赏月，宋代则是全天都过节，甚至之前几天就用心准备；二是唐代中秋节活动的主角是文人、中上层家庭，唐朝中后期一般百姓开始参与，到了宋代就更加踊跃、热烈。这说明宋代的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节日了。朝廷也重视此节，给公职人员一天的假期。
宋代也有很多吟咏中秋月色的诗词。特别是在宋词中，写中秋节的词艺术成就很高。中秋词的内容大多描写月色、思乡、思亲，其中常提到嫦娥、玉兔、蟾蜍、桂树、月宫等古代神话的意象；在思想格调上，“清奇高旷，感悟人生，探索宇宙是其总的趋向”。
『叁』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应具备哪些品质
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在两个方面创新：一是新的重要史实的发现、梳理；二是对重要问题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下述基本素质：
（1）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做学问，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概念、严谨的表述，这是基本要求。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缺少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系统训练。我们有些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很欠缺，说话、写文章逻辑混乱。
（2）较强的联想能力。历史的舞台无限广阔，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无比丰富复杂。缺乏联想能力，就难以发现纷纭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异性，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产生很多灵感。知识面的宽广，是联想能力强的前提。
（3）较强的批判精神。在学问方面，决没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正确，真理永远是相对的。所以，历史学家对任何已有的学术结论，在吸收其正确合理的成分的同时，还永远应该抱批判精神，去寻找它们的不足之处。批判精神是历史学家打破思维局限、眼界局限，确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的前提。（4）较强的创新意识。这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意识，因为同科学技术发明一样，学术研究的性质、目的就是创新。这一最基本、最起码的认识，恰恰在一些人那里被忽视了。目前，存在着大量重复劳动的学术产品。有些学者，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一项真正创新的成果。（5）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首先是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现代发达的通讯传媒、电子网络手段查找资料的能力。其次是与国内、国际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这种学术交流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21世纪，与国外学者的交流能力，将是我国历史学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所必备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对历史学家的外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该说，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进行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是任何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而对于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还需要掌握不止一门外语。
『肆』 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文化修养
在历史学家的修养方面，书中讲到身为治史者要有大的眼界；同时，还需要专有人文关怀；以及对属前人的研究抱有敬畏之心，不应妄加评论。很多人在自己学问有一定深度之后，往往会忘记和丢失一些最基本的素养，或许在他们刚入门的阶段，并没有对这些方面加以重视。前不久听闻某君在背后评论某位老师学术造诣仅此而已，并不断炫耀自己读书多，然其涉猎的仅仅只是自身专业领域，何来博览群书之说？后又听闻某君指责和批判农民工的素质。这些人往往自恃学识渊博，但敢问其“史德”在哪？在学会做学问之前请先学会如何尊重别人，学习一下什么是一位学者该有的修养~
『伍』 有关“人文情怀与公民意识”的人物与事迹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他叫潘光旦。13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
『陆』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应具备哪些品质
历史学是一来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自识的学科，之所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时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希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成为史学大家的学者来说，需要积累的知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知识。这里不仅仅是自己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专门知识，比如秦汉史知识、英国中世纪史知识，而且应该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知识，比如中国史知识、外国史知识、考古学知识，等等。二是历史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这种跨学科知识，是构建历史学家广阔的思考平台，形成历史学家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必要条件。三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方面的知识。这要求历史学家不要把自己锁进象牙之塔，与世隔绝，而应该关心现实，关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古人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个优良的传统。对现实的了解和关注，是历史学家治史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之源、灵感之源，更是治史目的正确性的重要保障~
『柒』 靠什么培养人们的“人文情怀”
大师到底是大师，看问题的功力、穿透力就是要比我等凡夫俗子高上不止一两个段位。 前些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先生在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上作了题为“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长篇演讲，猛烈抨击了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顽症”。首当其冲者便是在高中阶段施行了数十年大家都已习以为常甚至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文理科分科教学这一传统教学模式。 朱先生的观点是：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使得科技工作者人文情怀缺失，甚至这也是我国诺贝尔奖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呼唤了诺贝尔奖多年，为什么总是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文理分科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文理分科后，学习理科的学生就不再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不再和伟大的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会出现问题，对中国问题、人类问题、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就会很少去关注。” 很佩服朱 先生的快人快语，其演讲堪称单刀直入直言不讳。在反对高中阶段文理分科教学这方面，我坚定地站在朱 先生一边，因为既为“基础教育”，高中阶段规定开设的每一门课程每所学校都应当无条件地开好，每个学生都应当无选择地学好，在学科上“挑肥拣瘦”甚至“严重偏食”，只能导致知识上的营养不良，进而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发展。但朱 先生将“民族整体素质的下降”、“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分离”甚至“诺贝尔奖的缺失”等方面的责任都简单地归结到文理分科上，我觉得就未免有些主观武断了，似乎也夸大了中学文科教学的功用。我们的科学家“对人类问题、民族文化、环境污染等方面很少关注”，难道仅仅是由于高中阶段缺乏“历史、政治、地理的学习”，缺少“与思想家的对话”所致？ 细读朱 先生的演讲稿，你会觉得与其说朱 先生是极力主张“取消中学阶段文理分科”，还不如说是在尽力推崇“强化中学阶段的文科教学”。因为他的那段演讲从头到尾都是在强调的中学阶段淡化文科学习的灾难性后果，至于文科学生(未来的文史哲政法工作者)因不学物理、化学、生物而缺乏“科学精神”(甚至必要的科学常识)的弊端和后果却是只字未提。朱 先生乃文学博士，偏爱文科这可以理解，但他在言谈中不经意流露出的重文轻理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的这则演讲的信度和力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每一个人)的“人文情怀”难道真的是靠高中阶段的那几本历史、政治、地理教科书就可以培养起来的吗？作为一个长年置身教育界、对教育现状颇有研究的专家，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未免失之天真。我们还是对我们现行的数理化与政史地教材作一番比较吧，凭心而论，你觉得是前者还是后者更能给孩子们真正的知识？甚至更能开启和培养孩子的心智？前两天我读到一篇短文，是一位中年作家写的给孩子中学选科的经历。这位作家文中写道：“我三十多年前高中所学的数理化公式定理现在的中学生仍在学习、使用，可我读过的历史、政治其内容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垃圾。学文学理，还用选择吗？”君不见我们的文科教材(尤其是政治、历史)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甚至前后内容龃龉观点相悖。政治书上，昨天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体制，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成了世间最完善的经济形式，甚至高一高二的教材都可以相互打架，政治老师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再说历史，什么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部真正的信史？什么时候能摘掉那些杀人如麻者“农民起义领袖”的桂冠？什么时候能够全景展示抗日战争的真相？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党内斗争的内幕？……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文科教材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时事宣传品，不要说从中获得一种人文滋养，就是要借此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诚实的品性恐怕都成问题。如果说凭几本文科教科书就可以教出“人文情怀”来，那么人民大学师生间的“肢体冲突”、政法大学学生的“拔刀相见”也就不会轻易地发生了。 究竟如何去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倘若不改革当前的教育体制乃至教育内容，不改善我们的校园乃至社会氛围，光凭读几本教科书，又谈何容易？(王淦生)
『捌』 历史学家与艺术家对历史人物所持态度有何不同
你这样问，别人根本不知道答什么。千人千面，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具体要说是哪位历史学家与艺术家对哪位历史人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