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岳飞的历史学家

『壹』 “千古奇冤”岳飞的死，真实历史上到底是谁的罪呢

最主要的责任是昏君无能，听信谗言。秦桧虽然是个贪慕富贵权势的奸臣，但他本人只能污蔑诋毁岳飞，却并没有能力杀死岳飞。

『贰』 为什么岳飞在史书的地位很高，但很多权威的史学家在评选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将军时，岳飞的排名往往不高

我看到的排名里都有岳飞啊。再说，如果是权威的史学家，根本不会去评选回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将答军。每个人面对的条件不一样，对手不一样，没有固定的对比标准，军事能力很难分个高下。我建议你去读读宋史专家邓广铭（20世纪研究宋史第一人）的《岳飞传》和王曾瑜（宋史学会会长）的《岳飞新传》，看看真正的史学家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的军事能力和个人品格在古代都是顶尖的，但具体排几名的问题就没啥意义了。

『叁』 四大史学家的他是如何贬低岳飞，结果被人骂作汉奸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观点尊秦贬岳，将岳飞贬为“兵惰将骄”的军阀，把秦专桧鼓吹为忍辱负重的属忠臣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肆』 岳飞所受过的刑罚！急求！要有历史依据的！

鞭打，主要是鞭打！！！当时岳飞被宋帝抓到监狱里时，即被秦烩派内人提审，要其认谋容反之罪，岳飞当然是不可能认罪的，于是被绑着受鞭刑，当衣服被打破的时候，岳飞背后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显了出来，当时就把审问官镇住了，这样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刻在背后的一个人怎么会谋反?当即就不审了，回去上报秦烩，被臭骂一通，秦烩又换了个心狠手辣的审问官去审，最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

来源是中央电视台历史教育片，具体是哪一部，忘记了，但绝对是真实的，你可以到岳飞的一些相关网站上核实，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你们的京剧丰富一下故事情节，让岳飞这个历史人物更加饱满！！！岳飞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希望编好了后能看看你们的京剧！！！还有一点《满江红》最近部分历史学者认为不是岳飞所作！！！
欢迎到我空间或者HI我，与我交流！~~

『伍』 历史上，真正害死岳飞的是皇帝赵构，秦桧充其量只是帮凶，那人们为什么只骂秦桧而不骂皇帝

可能人们认为皇帝是听了奸臣秦桧的话，才会害死岳飞，岳飞死的根本原因应该就是奸臣秦桧从中作梗吧

『陆』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人，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书法家、诗人、抗金英雄 ，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

岳飞于北宋末年投军，从建炎二年（1128年）遇宗泽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靖康元年（1126年）岳飞应招在相州参加赵构为大元帅的部队。

金军南下江南，岳飞独树一帜，坚持抗金，收复建康。绍兴三年（1133年），被任命为沿江制置使，他念念不忘收复中原。次年春，岳飞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年）率师北伐，顺利攻下了伊、洛、商、虢等州，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

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赵构、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班师。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入狱。

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

岳飞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金人流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

(6)骂岳飞的历史学家扩展阅读：

岳飞的治军风格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严于治军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 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岳飞在作战中不仅强调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更为重视谋略的作用。岳飞注意灵活用兵。宋王朝实行“将从中御”，将帅作战必须依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不得擅自改变。岳飞认为，阵图有一定的局限，而作战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阵图。他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另外，岳飞还提出“善观敌者逆知其所始，善制敌者当先去其所恃”的思想。

『柒』 来个历史高手给我讲下岳飞，勤学苦练的故事，

十岁跟周侗读兵法，学武艺 岳飞幼年家境贫寒，无钱上学。但他非常好学，常在私塾窗外听课，无钱买纸笔，就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私塾老师周侗免费收岳飞为学生，教育他做人的道理，每逢单日习文，双日习武。岳飞练功十分刻苦。三九严寒，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大早，和岳飞住在一起的小师弟王贵、张显、汤怀等都因怕冷不肯起床练功。岳飞却想，功夫就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若少年不努力，将来用什么去报效国家呢？他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跃起，穿衣提剑，迎风斗雪，挥剑起舞。早在一边仔细观察的周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暗暗称赞：“小小年纪就如此刻苦练武，将来一定能成国家栋梁！”他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到岳飞身后，说：“来，孩子，我再教你几套剑法！” 师父周侗从岳飞手中接过剑舞了起来。只见那剑在飞雪中来回穿梭，犹如一根银丝在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岳飞凝神记下师父的套路，等师父练完，就凭着自己的记忆，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的练了起来。周侗见岳飞悟性很好，基本功又扎实，非常高兴，说：“这就是我祖传的剑法绝招，叫‘巧女纫针’！”接着，他又教了“暗渡陈仓”“蛟龙过海”等几套素不外传的绝招。 天大亮了，王贵、汤怀、张显等人才慢腾腾的出来练剑。见岳飞练得满面红光，汗流浃背，一个个羞红了脸不敢吱声。周侗师父厉声教训了他们几个：“你们应该好好向岳飞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后来，他们就都学习岳飞，刻苦练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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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岳飞的历史评价

1）北宋末抄年，女真人入侵袭中原，流寇趁机作乱，勾结外国，岳飞并未镇压农民起义，而是镇压了一帮勾结女真人，掠夺老百姓的盗贼

2）岳飞抗金是爱国的表现，是对民族负责的表现，由于封建政权是某一家族的政权，精忠报国只能通过忠于皇帝来体现，所以，岳飞绝对不是愚忠

3）女真人披发左衽渔猎放牧，跟中国之人风俗言语皆不相通，不可能是兄弟民族，假如是兄弟就不会到处烧杀抢掠，把汉人当成畜生一样买卖了

4）岳飞因为保护汉族不被女真人杀掠，准备营救被抢走的国家元首，而得罪了赵构和秦桧，进而被残酷杀害，所以，都上千年了，老百姓对岳飞还是充满了感激和同情。

总之，民间对岳飞的评价就是，四个字“民族英雄”，而且是超级的哦

『玖』 哪位北宋名将比岳飞还冤枉，因为一本小说被骂了好多年

岳飞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将领，他在两宋之交的国破家亡之际保家卫国、抗击外敌，一举克复了被金兵取得的许多城池，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不过，纵然他劳苦功高，但却被主和派的秦桧所陷害，再加上宋高宗为人懦弱，一心想和金人议和。

最终，他被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处死，令世人扼腕。其实，除了岳飞，宋朝时还有一位惨遭冤枉的名将。

杨家将是宋朝时著名的武将家族，光是这一家族，便为北宋王朝输出了杨业、杨延昭等优秀将领，而在后世创作的小说中，他们更是被极度美化，成为了忠勇的象征。在《杨家将》的系列小说里面，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那便是潘仁美，他也正是今天笔者要说的，被冤枉的名将。为什么说他的冤屈堪比岳飞呢？且听笔者在此道来。

不过，因为间接导致了杨业的战死，民间对潘美十分不满。等到小说兴盛后，人们一方面赞扬杨家将的勇猛和忠义，另一方面则要找到一个很有权势的奸臣来反衬杨家将们的高洁。最终，潘美因官爵显赫，又曾导致杨业身死，便被选中成了小说中的潘仁美，受到世世代代的指责和厌恶。

潘美本是一代名将、功臣，却成了书中的大反派。岳飞虽然当时身死，但死后留下美名，受到历代的怀念，而潘美则是虽然善终，但死后却受到唾骂，他所蒙受的冤屈，也算是很大了。

『拾』 为何有人会诋毁岳飞的满江

《满江红》是不是岳飞的作品？——解开历史谜团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较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满江红》是在明朝的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是明朝人伪作的赝品，此派以余嘉锡、夏承焘为首，如果不计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则李敖是后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持“非伪说”者，认为《满江红》的确是岳飞的作品，中坚力量是历史学家邓广铭、学者唐珪章。下面，咱们来介绍两派学者和他们的论据论点。


（一）质疑者的论断

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点质疑：

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录的。赵宽未说所据何本，因而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深为可疑。

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南宋嘉泰三年（1203）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南宋端平元年（1234）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录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继余嘉锡之后，词学家夏承焘于1961年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提出了“贺兰山”地名有误。主要论点有：

一、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在明代则是北方鞑靼人常常入侵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遥，且并非金国土地，若此词果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

二、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的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不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直至明代中叶以后仍是如此，因此，以“泛称”解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

三、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四、明朝的王越和他的同僚们，才可能是《满江红》词的作者。这首词刻在杭州岳庙中的时候，正是明朝打败鞑靼五六年之后。王越是进士及第，不仅武功盖世，“身率三军，决胜千里”，而且博学能文，长于诗赋，戎马疆场之余，作诗、词、赋、文数百篇，后人辑有《王襄敏公集》。这样的奇才，有了争夺贺兰山的阅历，自然会写出《满江红》这样不朽的诗词。

1980年，台湾学者孙述宇也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对词的作者也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伪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二、《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是慷慨激昂、英气飒飒的英雄诗；后者格调低沉、宛转惆怅的忧愤诗，两者“格调差得太远”，因而认定，“《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是后人假借岳飞名义而作，“什九不是”岳飞的作品。

总结起来，质疑《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论据就是：《岳王家集》未收，贺兰山方向乖背，前后词风格不同，宋元著述未见。

对于以上这些质疑者的观点，邓广铭、唐珪章、李安、陈非等学者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二）“《家集》未收”辨


《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未收《满江红》，其原因在于：


一、岳飞被赐死时，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也散失很多，并不齐全。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被抄，家存文稿也被查封，家人难以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

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帮助下，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在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作为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很少大张旗鼓地宣称岳飞，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二、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南宋学者赵与时《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有没有收集到来断定作品的真伪。

三、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极大的努力，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其原文云：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这篇序文写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到端平元年（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粹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

即如收录岳飞诗《题新淦萧寺壁》的《宾退录》，在南宋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却并未采辑。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置若罔闻，没有取相参订，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三）“王越托名”辨

所谓“明朝将领王越托名创造《满江红》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

二、王越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说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也实在太迟了。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

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

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年）晚了40多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

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事实上，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说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

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

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点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四）“贺兰山”辨

对于“方向乖背”的指责，大多数驳斥者认为：

一、《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为泛说，而不是实指。正如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指广义的敌人，而未曾实指女真人一样。既然把斗争对象称做“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二、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必把“靖康耻，犹未雪”等句断为“泛指”。而“靖康耻”是特定的历史灾难，不可以泛指的。明代虽有“土木之变”，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且夺门复辟，不能称之为“犹未雪”；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从未被鞑靼人长期占领过，因而也不能产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三、就南宋的地理位置而言，金人控制着北方，其东西两端即南宋人眼里的东北和西北；就汉唐以来的历史版图而言，整个西北部的大片土地都曾被少数族占领。因此，有不少南宋词作说到金兵时，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

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事实上，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四、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词非岳飞莫属了。（五）“风格”辨


所谓风格，指的是作家或艺术家在他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其一，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

其二，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三，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词与岳飞其他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诗句，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此外，还有“扫清胡虏”，“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雄文，其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

事实上，《满江红》词中的一些思想和笔法，在岳飞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与《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岳飞《题新淦萧寺壁》诗中的“不问登坛万户侯”，也可以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曲同工。

再比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中的“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与《满江红》中的“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六）“宋版”《满江红》确证

许多专家认为，岳飞作《满江红》之说首见于明代，而不见于宋、元版本，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宋、元刊本早已失传；如能披微索隐，许多后代作品辗转引用的宋、元作品中，仍能找到岳飞作《满江红》的记载。

《藏一话腴》为南宋后期学者陈郁所著。郭光先生使用的清沈雄《古今词话》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通行的《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可见，南宋后期刊行的《藏一话腴》的另一版本，有岳飞作《满江红》之记载。

清人潘永因编订的《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的书。其卷三《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朝天阙。”

全词除“壮志饥餐胡虏肉”之“胡虏”改为“仇恨”外，其余与流传于世的《满江红》词全同。而“胡虏”之改，显然是怕触犯了清代统治者的忌讳。

今查南宋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据此，则大致可以判定，它是《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的写作年代是南宋“淳祐辛亥”（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南宋端平元年（1203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金佗粹编》、《金佗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

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则《满江红》词为岳飞所写，应无可疑。


1995年，陈非先生展示了有关岳飞《满江红》词的新发现。

据介绍，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抗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须江是江山县的古地名，郎峰祝氏是唐宋望族，祝允哲曾任大制参，提督荆襄军务，曾上疏高宗，愿以全家七十多口乞保岳飞，由此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其词云：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的和词题为《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其词云：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很显然，流行于世的《满江红？写怀》是岳飞在自己所作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祝允哲词中的部分词语、意境，修改后的定稿。其中，祝作“徒劳说”，在岳词中演绎为“空悲切”；祝作“贺兰山窟”，在岳词中改作“贺兰山缺”；祝作“万世功名归河汉，半世心志付云月”，在岳词中演绎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祝作“朝天阙”，在岳词中直接搬用，把原作低沉的“解郁结”结尾，改得奋发昂扬。

岳飞本非词家，他写词只是在一定场合里抒怀言志，并没有自成一家、流传千古的非分之想，因此反复修改、使用自己的旧作，和把他人的词语、意境融入自己的新作，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修改后的《满江红？写怀》，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成为了抒发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

这两首原汁原味的《满江红》的发现，足以扫除一切怪论，而成为《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