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顾诚

『壹』 顾城的《一代人》赏析

顾城的《一代人》赏析：

全诗只有两句，且诗中出现的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黑夜、眼睛、光明。正是因为这样，使得这一首诗歌具有了深思的魅力。两句新奇的组合，看似相悖的转折，蕴含着奇妙的合理性。

诗歌整体的意象呈现方式与人们日常经验中它们的呈现方式相悖。这主要集中在眼睛的意象上。在茫茫的黑暗里，眼睛是唯一的明灯。在人们的经验中，眼睛始终是透明的象征。然而，诗中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睛”。

这是诗人心中的感受，也是诗人的深刻反思。这感受是撕心裂肺的创痛，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沉淀。这反思是沉重的，后面潜藏着巨大的恐惧。而这些又都指向了“黑夜”——那个时代的背景。

(1)历史学家顾诚扩展阅读：

顾城的《一代人》，讲述一代人在黑暗中求索光明的内心关照。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沐浴在光明中成长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睛。我们的眼中不再是低矮的平房，不再是自行车的长龙，不再是满街的标语口号，不再是清一色的着装。我们的眼中闪烁着光芒，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纷繁世界。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洽谈，北京奥运成功举办，这是写在我们这代人眼中的符号。我们看到了屹立的高楼，看到了繁华的港口，看到了不同肤色的人们奔赴同样的国度，看到了用互联网沟通的世界正在逐渐缩小。我们眼中的世界不再是单一的纯色调，而是纷繁复杂的线条交错。

于是，目绪的太多，心态也就渐渐平和了，对于那些所谓早已成文的道德准则，我们选择换一个视角去审视。

所以，当问卷调查中问及“诚实意味着吃亏”这类价值取向问题时，我们有权选择“难以评价”的回答，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默认，只是我们觉得，真正认清事物的本质，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准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假设将这样一个关乎打得准则和价值取向的调查放在三个年前我们父辈的身上，他们所做的回答一定会更让大众满意甚至称赞。然而，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世界里多了更多怀疑的目光。

因此，当初出茅庐的我们走向社会，站在价值取向的岔路口，方向感依然会那样明确吗？我们是否变得犹豫？其实，这不是谁的过错，也并不能说明我们道德沦丧。只是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我们在尊重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披上了自我保护的面纱。

的确，当我们目睹了太多机遇，同时面临着众多挑战时。我们的脑海中应该少一点盲从，多一点辩证的汲取。

『贰』 顾城的简介和解析

顾城：让诗歌成全爱与死亡

顾城（1956—1993）

『叁』 谁知道有关顾城的一切

顾城：让诗歌成全爱与死亡 顾城（1956—1993） “非正常死亡”落在诗人身上，往往比落在常人身上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无论是死于决斗场的普希金，因飞机失事“吻火”而亡的徐志摩，还是把头枕在冰凉铁轨上的海子，大抵如此。但好像从没有一个诗人像顾城那样，他的“诗人之死”竟带有了“罪与罚”的宿命意味。今年是顾城去世10周年，他走了，留下了那么多诗篇与故事，继续感动着我们。 他的诗——顾城像徐志摩一样，也是活在梦里的诗人 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子，十岁时读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的故事》，开始天真地思考人的命运。昆虫世界告诉他，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渐渐地，他发现可以听到天地间万物变化和生长的声音了，而且，那也正是自己生命变化和生长的声音。这是同一种声音。最早使他感到诗的是雨滴。“在雨滴中闪现的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更纯、更美。”在自然里，他“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但把这种感觉写成诗是那么难！伟大的自然之美的震慑，竟使他身体里“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战栗”。他多想记下那一切，“那云上火焰一样摇动的光辉”。 在上个****的“朦胧诗”时代，顾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那首写于1979年只有两句话的著名诗篇《一代人》，在成为顾城标签之作的同时，成了刚从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一代人”的精神箴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那之后，一个青春的孩子般的诗人在新诗的星空划过了短瞬的十年。 如果让我选出20****中国的童话诗人，我觉得只有20年代的徐志摩和80年代的顾城够格。在对待爱情上，他们都把它视为生命的一切意义所在。谁有了爱，谁就有了幸福。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也即是生命的失败；他们都是任性而长不大的孩子，都有着单纯的生命信仰。徐志摩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单纯信仰”里，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而顾城是沉沦在自造的幻象里，“本真童心仍是一种很宝贵的艺术精神”。相较而言，或许顾城在气质上更多了些“****末”的忧郁和偏执。 顾城以为，“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他尊崇那位和他一样“都曾当过笨拙的木匠”的北欧寒冷世界的安徒生，“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 童心是没有欲望的。顾城的早期诗歌多在意向的透明里透出童稚的谐趣，虽意向世界也是繁复的，但远没有后来的诗作那么难破解。 顾城像徐志摩一样，也是活在梦里的诗人。梦离现实是远的，那正是《远和近》的质疑。诗句是淡淡的，诗意却是冷漠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在远近之间，他宁愿选择“云”，而不是“你”。“云”是远的近，“你”是近的远。 《梦痕》是另一番“远和近”的意向。“我看见／诗安息着／在那淡绿的枕巾上／在那升起微笑的浅草地上／发缕像无声的瀑布……”“近”的“珊瑚般生长的城市”被黑暗的淤积“掩盖了”。梦是“远”的，可在梦里，“我是鱼，也是鸟／长满了纯银的鳞和羽毛／在黄昏临近时／把琴弦送给河岸／把蜜送给花的恋人”。 想想诗人最后的悲剧，不也是由于爱的“远”“近”造成的。他有着“超越现实圄地的异想”，努力追求一个物外的、单纯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他只有她／自己，和微微晃动的北冰洋”。 那个遥远的“激流岛”不啻是他的“北冰洋”。他愿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在“雪屋里／燃烧着一盏／鲸鱼灯”，“想人生”。那在鲸鱼灯影里晃动着的“困倦的浆”，是现实压迫的疲惫；只靠“自制的神”，支撑生存的信念。 于是，便有了“生存挣扎与死亡命定”。“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人们走来走去／他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他用诗表明，人在这“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的世界上，活得像生命的囚徒，被那“木桩”套牢。人生的悲剧宿命在于，“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终将被“死亡”所收获。 顾城的死亡意识，死亡情结是异常浓重的。当他觉得用来抗击死亡的爱，不能“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时，就把自己当“一穗大麦”奉献给死亡。 这时，绝望的痛苦使存在的勇气在面对死亡时，显得是那么孤苦无助。 他的爱——顾城的欲望分明是诗人的“童心”的欲望 如果顾城与谢烨、英儿或顾城与英儿、“另一个男人”的“三角恋”发生在今天，是算不上惊世骇俗的。但在那样一个中国的年代，还是有惊天动地的意味。照一般理解，他们的关系不过是男人或女人的移情别恋而已。但四个当事人中有三个是“诗人”，就显得不那么一般了。我始终不怀疑任何一方的爱，都是出于真诚，也会刻骨铭心。至于英儿是否撒谎，杜撰了“强暴的初夜”；是否毁灭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都已经不重要了。 顾城在是个诗人的同时，尽管孩子气，可毕竟还是个有世俗欲望的男人。而在是个男人的同时，又更是个诗人。所以才把他心里这两个他生命中的女人，在视为欲望女体的同时，还视为世间的艺术珍品。 他对谢烨的爱情是真的，是诗的；对英儿的爱同样是诗的，也是真的。当他是个诗人时，没有欺骗两个女人的感情。但他“堂吉诃德式的意念”使他努力想营造的，是由一个亚当两个夏娃吃了禁果却假装没吃的“伊甸园”——新西兰的“激流岛”；当他是个男人时，却“自私”地要占有两个人的感情和肉体，以为吃了禁果把责任推给撒旦就行了。诗人的艺术“纯粹”与男人的肉身“欲望”在顾城身上是并存的。 爱与恨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爱的恨，是无名之恨，无根之痛；而有了恨的爱，才是有生之爱，有灵之爱。如果说错在欲望，但顾城的欲望分明是诗人的“童心”的欲望。 他的死——死亡对顾城也许是最好的童心复归 顾城对自己早就有清醒的认识，“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最后，就是这“偏执”和“绝对”使他达到疯狂，丧失理性，“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杀”死了自己孩子的母亲。 1993年10月8日，一个曾经无比幸福、深爱着丈夫的妻子死在了也曾经深爱过她的丈夫的利斧之下。 谢烨没走成，死了；顾城也死了。英儿离开了，活着。 顾城说，“在灵魂安静之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许多年代以后，若再魂聚“激流岛”，当他知道那曾是两个令他绝望于无地的女人的时候，也许还会痴心不改地说，“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过你们，现在仍旧爱着……”这是他的单纯。 谁的过也不是。死者带走了“罪”，就意味着生者留下了“罚”吗？ 他是被爱杀死的。 在那最后的一瞬，他是一个神经质的疯狂诗人，在替安徒生完成一个童话吗？ 在这个血腥的童话里，他在向一个要离开他的女人复仇。“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有生机”。 梦醒来，发现“埋葬”了一个依然还爱着他的生命，只有带着“无知的微笑和眼泪”，把自己也埋葬了。“我愿在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 “鬼平静如水，但是在它受到打扰的时候，也会摧毁一切。”这个“鬼”正是顾城自己。当他在“一座安静的房子，一个不受打扰能够做梦的地方”“平静如水”的日子被“爱”打扰了时，他真的摧毁了一切。因为他知道，“死了的人并没有消失。鬼溶解在空气、黄昏、灯光和所有人的身上。” 死亡对顾城也许是最好的童心的复归。他的死之谜在他死的瞬间就消失了，后人的读解，往往只是在记忆上编织一副带血的花环。 他一生做过两个梦，一个是曾经想“改变世界或改变我的妄想”的现实的“有我”之梦。当他放弃了这个梦并不再为此感到困惑时，又进入了一个艺术的“无我”之梦，那是“一些我未知的事物来到我的生命中。它来了，又离去，留下一些启示和暗示。” 在他心目中，成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个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肆』 如何评价明史学家顾诚

顾先生本人在史学研究上的严谨以及学术考证上的事实求是，所谓“文章不专落一字空”这些都不需要属赘述了，他学生的回忆，其他学者对他著作的评论都多次提及这一点。代表作《南明史》也是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辅以严谨的推理和生动的语言，折服了绝大多数读者。顾先生的著作是严格遵守现代史学的科学范式，论据每条必有引用和备注，这样即使他人有所异议，也能很快据此提出反驳和批判，这一点本身，和很多著作比，已经是非常大的优点。
我觉得讲到这个地步，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行如何，应该大致有数了吧。
最后，谈谈顾先生的史观问题，很多人因为顾先生的阶级或者说人民史观颇有微词。在顾之前的南明史研究，无不是彼此站在明、清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去论述，可南明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难道仅仅是少数营营苟苟的帝王将相创造的吗？

『伍』 顾诚的其它

陈梧桐《顾诚印象》
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发时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约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医三院看他。没想到当天中午接到电话，说顾诚先生已在十一点零五分去世，我们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心情极为沉痛。
我认识顾诚先生，缘起于1981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听他发言，声音低沉平稳，不急不慢，像个老学究，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会下交谈，觉得他书读的多，学识渊博，而又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值得信赖。返京后，开始同他来往。当时我正研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则研究明末的农民战争，涉及到明朝的一头一尾，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彼此互相熟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顾诚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说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去的次数多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灭灯，他才就寝。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人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入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系里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开夜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开到十二点或一、二点，长年累月地通宵开夜车，谁也受不了。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参加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顾诚先生同住一屋。第一个晚上我还能陪他聊到夜里四点，第二个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里二点，第三个晚上聊到十二点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灯下看书，直到四点才熄灯就寝。
顾诚先生治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不论研究什么课题，顾诚先生都力求将有关的资料搜集齐全，做到“竭泽而渔”，没有遗漏。他不仅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搜寻资料，其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他仅方志就查阅了近千部。他撰写的《南明史》，仅引用书目就达到579种，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所引之书，有不少是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先生首先发现并首次征引的史籍。我几次拜访顾诚先生，在他书房见到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他告诉我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是用稿纸抄，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想想看，这几大摞一尺多高的资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论著不仅资料丰富、扎实，真正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每每有新发掘的资料，和基于这些新资料而提出的新见解。 但是，顾诚先生决不是个文抄公，他的论著也决不是资料长编。顾诚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耗费十余年功夫的呕心沥血之作《南明史》，更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自从1981年我到他家拜访起，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校内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那套住宅没有门厅，只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小屋仅有六平方米，两间稍大点的各有十几平方米。他的书房是一间稍大点的房子，里面除了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张短沙发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靠墙的书柜和书架塞满了书，就连床上挨着墙边的地方法也摆了不少书。顾诚先生曾告诉我，说学校曾分给他校内一处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处旧房，四壁斑驳，门窗破烂，要搬过去，得先花几万元进行装修；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后来学校又分给他校外一处宽畅的新房子，但考虑到那里离学校较，一旦搬过去，就无法泡学校的图书馆，他还是放弃了。由于顾诚先生学识渊博，享有盛誉，海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讲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习惯特殊为由婉言谢绝，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当前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顾诚先生颇为重视史德。招收研究生，开门第一课，就是教学生坐冷板凳的功夫，于纯洁学风多所致意。他一直强调，做学问是一件苦事，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为。他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出入图书馆，中午带一馒头充饥，直至闭馆收书才回家。冬天寒冷，骑自行车双手常被冻得麻木，为了不影响看书，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炉烤火取暖。他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在《南明史》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顾诚先生曾发表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重要论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和耕地面积、人口数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曾对我谈起，他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混不清，引起许多人的误解。有关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字，学术界之所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皆与此有关。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的四篇论文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准备先听听学术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后，将集中精力再写一部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 。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9期，页48-50。

『陆』 顾诚是什么人

顾诚（1934.11－2003.6.25），来男，江西源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

1949年前，分别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南昌一中。早在建国初期，顾诚先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顾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

顾诚

『柒』 顾诚的介绍

顾诚（1934.11－2003.6.25），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回，明清史专家。答1949年前，分别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南昌一中。早在建国初期，顾诚先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顾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

『捌』 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哪里能下载到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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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历史学家顾诚如何评价民族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字宪之，号道邻，汉族，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开封府祥符县人（今开封市双龙巷）。

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福王朱由崧（弘光帝）为帝，继续与清军作战。官至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不久后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当时正值夏天，尸体腐烂较快，史可法的遗骸无法辨认，其义子史德威与扬州民众随后便以史可法的衣冠代人，埋葬在城外的梅花岭。

史可法死后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清乾隆帝追谥为“忠正”。其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顾诚在《南明史》中评价道：

•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拾』 顾诚的个人作品

《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5月。 《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
《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
《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
《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1月。 《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 期；
《再谈李岩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古元真龙皇帝”试释》，《历史研究》，1979年第8 期；
《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李自成牺牲的前前后后——兼评石门县为僧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 期；
《明初的两道谕旨》，《紫禁城》，1982年第2 期；
《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王世贞的史学》，《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页331-346；
《关于夔东十三家的抗清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顺治十一年-明清之争关键的一年》《清史论丛》1993年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南明史》(英文)》，《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99年第1期；
《我与明史》，《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