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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雷海宗对近代某一历史事件

发布时间:2021-02-27 10:30:56

⑴ 据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 雷海宗的历史分期依据是什么

依据:血统和文化的构成
特点:以华夏文明为源头核心,兼收并蓄外来(外族和外国)文化,形成中华文明

⑵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各擅长领域

吕思勉、雷海宗、张荫麟、章太炎、梅贻琦、梁启超都是史学家。吕思勉主要是研究秦汉和专通史的,著名著作属有《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我正在看)、《先秦史》、《隋唐五代史》等。雷海宗先生的大作《国史纲要》被誉为是近代四部史学巨著之一。另外还有非常有名的史学家有翦伯赞、袁行霈、邓广铭、罗尔纲(他写的《太平天国史》是最重要的研究太平天国的史料,他本人对那段历史的研究使得他能称为“泰斗”);胡绳(研究近代史的),北大的傅斯年,冯友兰、然后还有王国维。胡适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是很出名的,再有就是黄仁宇,大历史系列闻名海内。黎东方开华人售票讲史之先例,被林语堂誉为“幽默大师”。还有很多人,暂时想不起来了!

⑶ 雷海宗的学术思想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20]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
很明显,雷海宗是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和发扬的。 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献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是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脱和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一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稣、释迦、庄周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中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 (公元前221至公元88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9至383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韦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二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亦给予注意。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史的提纲中,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劳工阶级的学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持经济的唯物史观,寻求历史变化之定律。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
1952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后,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与以前根本不同,他开始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但是,当一般人都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教科书的体系、观点和材料时,雷海宗却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与具体史实,编写出独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讲义》,特别对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1956年后,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他对自己过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做出原则性的调整,并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必经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至于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停留在1895年”的说法,他原来的主要思想是想说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应该掌握和根据大量的新材料,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在了解、整理、总结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经验上要前进发展,得出新的认识,不要教条式地对待62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雷海宗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⑷ 这篇散文的作者 ,他是 物理学家,因与李政道共同提出 理论,获1957年 。

杨振宁吗?他有一篇较长的散文《父亲和我》,大约七千多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
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四十多年以后我在访问史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史坦福大学1924年年刊上的一页。父亲的名字是杨克纯(K.C.Yang)。他是第二排左起第六人.
史坦福大学1923年秋“中国会”名单与签名页。父亲是第11人.
1929年我与父母亲摄于厦门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1929年照的父亲和母亲当时都那么年轻。也是同一年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上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三十多年以后,在1960年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给我看。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中的《平面全图》。图中今天的生物馆以南,静斋和供应科以西,西院以东的地区,基本上与30年代的情形相同,只是南面的校围墙比30年代的围墙向南移了恐怕有一百尺(30年代的校围墙的这一段在图中“B”的地方,在马路和河的北面,与它们平行)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20世纪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是《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上的《平面全图》的一部分。图中“32”就是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A”出发,沿着图上依稀可辨认的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B”),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二十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图97f.7中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D”)。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图里面的第三条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r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 Company,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今年(1997)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结束时我家的情形: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难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举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20世纪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六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962年5月21日父亲和母亲到日内瓦,我去机场迎接。见面时父亲悲感满面。图为黄长风所摄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时他六十八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20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六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四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⑸ 雷海宗的人物追忆

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
本文作者:何炳棣
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他满含深情怀念他的老师、已故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证出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学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学界一般认为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当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先生表示讥弹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书及其他发表的论文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算,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三十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o.1)创刊之庆。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

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沿革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1年,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起来的。1923年起筹办大学部。1925年建立国学研究院,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讲师李济等,主任为吴宓。在开学日,吴宓阐述国学院宗旨,说:“惟兹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王国维所开《古史新证》、梁启超《历史研究法》、陈寅恪《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赵元任的《现代语言学》、《方言学》等课程均显示出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当时曾在国学院就读的有王力、吴其昌、刘盼遂、姜亮夫等,清华国学院于1928年终结,时间很短,但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善于用新思想治理国学的优秀人才,在我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清华的大学部于1925年开始招收新生,1926年分设国文、西洋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学系等系,1928年组成文学院。在教学方针上,与当时其他大学不同之点即多数系强调“中西兼重”原则,希望培养博通中外文史知识的通才。如中文系比较“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文系提出要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 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兼重”;哲学系强调东西方哲学的相互阐释;社会学系也主张学生应有广博的基础知识。为此,各系都十分重视外国语文的教学,例如中文系必修的外文课程约占全部必修课总额的五分之一(联大以后有所削弱)。而学习外国语言及文化之目的则在于学习“西洋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或创立新学派。与这种教学方针相适应,教师的学术研究也表现出现代释古学的种种特色: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强调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追求宏观上的开阔与微观上的谨严,代表作是《诗言志辨》。闻一多以立论上的大胆与考证上的绵密见长,对上古神话研究及诗经、楚辞的研究既富于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它如杨树达的汉字研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许维遹的管子、尚书研究和浦江清、余冠英的研究都显示出开阔与谨严相结合的特色。外文系的突出实绩是开拓了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先河。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瑞恰慈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课程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吴宓的《文学与人生》,在中西文化的“相互阐释”方面有突破性贡献。该系所培养的学生如吴达元、赵萝蕤、季羡 林、李赋宁等均为比较文学界之中坚,特别是钱钟书,以其《谈艺录》和《管锥编》将现代释古学提到了新的高度。哲学系强调横切面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强调论证、逻辑和概念分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所缺的,其中金岳霖的《逻辑》、《论道》和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影响较大;历史学系在继承国学院传统倡导“新史学”的目标下,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编》和《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上古史研究、雷海宗的通史研究、吴晗的明史研究都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研究者的见解和观点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注意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概括地说,清华文学院继承和发展国学院时期的优良学风,在运用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既能做到视野开阔,又不大而空;既立论谨严,又不拘泥细节,力求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既符合当时情况又富于时代色彩的解释。在文学院执教的著名学者有: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王力、陈梦家、浦江清、王瑶(中文系);吴宓、王文显、叶公超、翟孟生、温德、瑞恰兹、燕卜荪、钱钟书(外文系);陈寅恪(历史与中文系双聘)、雷海宗、刘崇鋐 、蒋廷黻、张荫麟、吴晗、周一良(历史系);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哲学系);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系)等,现当代的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如钱钟书、杨绛、季羡林、赵萝蕤、王瑶、林庚、季镇淮、费孝通、曹禺、何兆武、李学勤、傅璇琮、何炳棣、端木蕻良、吴达元、吴组缃等曾就读于文学院。
清华文科师生有着优良的爱国、进步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闻一多曾贴出岳飞的《满江红》,以号召清华学子外抗强权,内除国贼;1926年“三·一八”抗议日本侵略者炮轰大沽口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韦杰三烈士系中文系学生;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人与骨干蒋南翔、姚依林等均系文学院学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清华文科师生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和平民主发挥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有些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反动派的手枪,宁肯倒下,不肯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闻一多、朱自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我校文科师生的光荣和骄傲。
1952-1978年,伴随国家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文科各系分别并入其他院校及学术研究机构。
虽然清华大学的文科从建制上一度中断,但前辈学者开创的优良学风和深厚人文底蕴仍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历久而弥新。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室和艺术教育中心,在此基础上1993年12月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过复建以来的建设和发展,学院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全部文科学科门类,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体现学校文科发展水平尤其是基础文科实力的重要机构。
2012年7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撤销,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

⑺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四

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
文 / 张寄谦褚继善 王宪铨 齐世荣
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
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
时近1948年,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孙毓棠先生从美国归来。听老同学讲,孙先生上中国通史课,能在黑板上手画一张十分漂亮的地图。此时孙先生的兴趣已转向中国经济史,后来为经济系和历史系合开了中国经济史课。
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
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⑻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 (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 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九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⑼ 雷海宗的人物印象

雷海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娓娓动听,使人受用不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另一位学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名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所以,当时许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
雷海宗在清华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
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写道: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
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后期,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他们是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1951年曾教过笔者。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张荫麟之风。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根据国家需要改教新课亚洲史,甚有建树。他与雷海宗师生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1957年,丁则良被错划为“右派”,访苏联归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沉,雷先生闻此噩耗,为之痛哭不已。
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后,立刻给雷师母寄来长信,说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
他一直与雷师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联系,历“文化大革命”而数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给予经济支援。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远去。

⑽ 雷海宗的人物简介

雷海宗(1902—1962),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
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7年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后(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
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学论文多篇。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
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
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
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
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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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学家雷海宗对近代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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