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学家自宫

❶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 (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 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九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❷ 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

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氏陈垣、钱穆、、陈寅恪。

1、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3、吕思勉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

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

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4、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陈垣

网络-吕思勉

网络-钱穆

网络-陈寅恪

❸ 当我知道我们学的近代史是被刻意阉割跟粉饰的时候，很多说得都不真实，但是为了高考还是要去背这恶心的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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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2·13北京清华校园男子自宫事件的事发过程

事发水果店位于清华大学西区小集贸市场东侧，市场西侧是清华大学的口腔门诊。
据口腔门诊的李大夫介绍，昨天中午11点40分，一名戴着眼镜、身高1米7左右的男子推开屋门，双手捂住下体，喃喃地说，“请问有麻醉药吗？”询问得知，男子下体疼痛不已，欲使用麻醉药止痛。“我告诉他这里的麻醉药是牙科专用的，不对症”，男子思索片刻后，转身离开。李大夫说，交谈中，她看到男子的裤裆处被血迹浸透。离开口腔门诊后，男子跑向小集贸市场东侧的一家水果店。
“那人用桌上的水果刀直接割了，太狠了”，据水果店老板华女士回忆，男子进店后称买水果，却在店内反复踱步。华女士发现对方下身有血，袖口里还藏着把锉刀。男子突然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并将牛仔裤解下。华女士见状非常害怕，急忙跑到店外求救。华女士说，1分钟后，男子双手拎着牛仔裤夺门而出，再次向口腔门诊方向跑去。其间，男子将一块血肉模糊的东西扔在街头。她返回店内，发现地上血迹斑斑，男子携带的锉刀和水果刀扔在地上,“我当时差点吐出来，赶紧打电话报警”。 据清华大学口腔门诊的李大夫说，大约10分钟后，男子再次推门而入，牛仔裤被血迹染红，“我当时也看傻了，告诉他这里治不了”，建议其去校医院查看。随后，男子强忍疼痛，向清华大学校医院方向跑去。
据校医院外科急诊医生介绍，那名男子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伤势严重，在为其伤口进行简单包扎的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准备叫救护车送该男子到大医院，进行手术。然而，该男子却趁医生换药时逃离医院，不知去向。
正当医生们四处寻找时，突然得知隔壁的近春园宾馆有人跳楼。“我们赶到时，他已经跳下来了。”经判断，跳楼男子与阉割自己的男子为同一人。宾馆前台工作人员回忆，男子进门时通过楼梯步行至三楼，从尽头的阳台外跳下。监控视频显示，男子跳楼前未与其他人交流。事发后，999急救人员赶到，将其送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抢救。急救人员说，男子跳楼后意识模糊，无法言语，询问阉割原因未果。
昨天中午，数十人在市场附近围观，警方将男子阉割下的生殖器拾起，并由校医院工作人员送往北医三院。记者赶到时，现场仅留下一条黑色皮带。
附近多位目击者证实此事，但大家均称从没见过该男子。有目击者称，男子曾出现在附近一食堂内，就餐后躲进一栋宿舍楼，出来后便发现其下体有血，加之其手中持有锉刀，“很可能是躲在楼里用刀伤了自己”。另有人猜测，男子身材瘦小，着装偏女性，疑其阉割是为变性。但这些猜测均未得到官方证实。

❺ 司马迁为什么被自宫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的五千步兵不幸被匈奴八万精锐骑兵包围。尽管汉军“所杀过当”，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军覆没，李陵被俘投降。

司马迁当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因看不惯同僚们落井下石的龌龊行为，忍不住替李陵辩解了几句，没想到汉武帝一腔怒气正无处发泄，于是迁怒于人，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汉朝被判死刑，有两种保命方法，一种是接受宫刑，一种是交纳大额钱财，司马迁自然无法筹得钱财，而此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尚未完成，为了完成这部巨作，只能忍辱选择宫刑。

(5)近代历史学家自宫扩展阅读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处于自身的考虑，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所以，在当时，史官一下子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被皇帝所戏弄，像伶人一样被蓄养起来，被世俗的言论所轻视）的地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

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可以说，《史记》一书倾注了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的全部心血。

❻ 中国历史上首个自己自宫的男人是谁

竖貂
自我阉割的第一刀，被一个古怪的人—竖貂，大曝于天下。从此之后，所有挥刀自宫的人，所有精神自阉的人，再也逃脱不了亦显亦隐的春秋笔法，再也逃脱不了儒家的吃人礼教所笼罩的透明屏风。
管仲评价易牙杀子取媚于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用;开方放着卫国太子不做，以臣事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近;竖貂自宫以取媚国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亲。如此酷评，等于管仲的临终政治遗嘱，尊称管仲为“仲父”的齐桓公却充耳不闻，结果酿成了“三子专权”的局面。
《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颜师古的记述，细节更加丰富：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愿君远易牙、竖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公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遂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即召反。
齐桓公问：“易牙烹子让我尝鲜，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易牙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齐桓公又问：“竖貂自宫以亲近我，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貂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于是管仲临死前把易牙和竖貂都驱逐了。失去了这两个人，齐桓公吃饭不香，心里不痛快了三年，埋怨管仲太过分，又把两人都召回来了。
结果，三年后齐桓公病重，三个取媚者，三个被管仲定义为“不可”、“难近”、“难亲”的人，最终决定了齐桓公的悲惨命运。
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寿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❼ 自宫的历史演变

明王朝统一全国后，民间指望托身皇宫、王府而贸然“自宫”者不少。因此，朝廷曾有严厉禁令，对“下手之人”处以极刑!不过，从日后的实际情况看，那仅是行不通的一纸空文，根本无法禁绝。唯其如此，到第四任皇帝仁宗即位的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不得不重申前令，下诏禁止“自宫”，“违者以不孝论处”。
仁宗在位不满一年即死亡，前令墨迹犹新，山西便发生过平民李二等人，“自宫”后投入晋王府的事。明宣宗因此下令逮治李二等人，并谕告晋王说：伤残自身求充“阉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要求晋王，今后对这一类人要严加斥逐，不可收留。
明代中叶以后，每隔一定时期，都要从民间挑选一些“自宫”者入宫执役。这就助长了民间“自宫”的风气。皇宫选用的“阉人”，得具备年轻、俊秀等条件，儿童获选的机会较多。于是，父兄逼迫未成年子弟进行阉割的事不断发生。往往有阉割后不能中选、废残终身的人!
景泰七年(1456)，皇帝谕示礼部尚书：“自宫投入王府并官员势要之家者，俱如旧例”，以不孝论处。街邻和里甲长知情不报，也要治罪。
使用“阉人”的制度继续存在，民间“自宫”的现象自然不会绝迹。而且，宦官机构日益扩大和完备需要“阉人”逐年加多；租赋徭役则日益苛繁，穷人逐年增加。彻底查禁“自宫”，根本就行不通。因而折中地制定了《自宫禁例》，规定：民间多子的人家，“许以一子报官阉割，有司造册送部院收补选用”。假如未经批准便擅自“自宫”，本人和下手阉割者处重刑，“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不举者治罪”。也就是说，报官“自宫”者合法，未得同意即自行阉割者有罪!
《禁例》仍未认真执行。明宪宗成化初年，各地“自宫”后入京，到礼部请求派用的人，“千百成群，禁之不能止”。皇帝大为恼火，传旨把这些人全部押送回籍当差，不准“投托王府、势家潜住。如有敢于违旨收留者，发边远充军!”
有讽刺意味的是，成化十年(1494)十二月，又来了50多名“自宫”者，每天到礼部纠缠，“喧诉求进”。尚书邹干无法应付，奏请皇帝处置。明宪宗立即传旨，全部予以逮捕，轮流押到礼部大门口和京城各大街，戴枷示众。
处置不可谓不严，但看来未起作用，而事态犹在扩大。还不到一年，一大群“自宫”者又麇集礼部门口，“哄嚷求进”，人数达400余名之多!皇帝大为震怒，命令锦衣卫尽数拘捕，每人杖责50，“押送户部，发往海户当差”。同时规定：“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又发生了右卫军家子弟391名“自宫”的事件。都察院调查表明，其中314名都是15岁的少年，59名还没有满10岁，都是家长下手阉割的。
都察院本来准备根据有关法令，严惩家长。但因人数过多，不敢自主，只得奏请皇帝解决。后经裁定，金凤等198名，戴枷示众一个月后，每人杖责百下，和年纪较小的一道，“发原籍原卫收管”。
“自宫”一直没有停止。到明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学者沈德符由家乡浙江前往京城。在河北河间、任丘直到京郊的沿途“败墙”间，都发现各隐藏着为数不少的曾经“自宫”的人。来往客商经过其处，这些人当中，体弱的就向前“群聚索钱”，强者则拉住过客的马勒，硬讨“犒赏”。设如只有一两个人经过，他们竟一哄而上，把过客拖下马来，洗劫后扬长而去。经查访，才知道这类人都是在“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充当阉人的情况下，有的“自宫”，有的由父兄下手阉割。可是，却没有获选。甚至有弟兄两人同时“自宫”，一个也没有中选的事。这些人，想当宦官不成，长大成人后谋生乏术，就只能潜聚郊野，沦为乞丐或路劫者。沈氏忧心忡忡，认为“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不只为行役之患已也!”
崇祯元年(1628)，末代皇帝朱由检看到《自宫禁例》，认为“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他觉得，“近来无知小民，希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于是知会礼部说，今后不再向民间收选阉人。违禁“自宫”者依法治罪，并允许告密。街邻知情不报，从重惩治，地方官“知而不禁，并行究处!”
崇祯之所以想停止在民间选用阉人入宫充当宦官，和他即位之初，汲取“魏忠贤祸败”的教训，且初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三年过后，宦官依然得到重用。前述旨意自然仍不过是空话。

❽ 中国历史上首个自宫的男人是谁

宫刑的起源很早，至迟到夏禹时代，宫刑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刑罚。据《周礼》记载：“夏宫辟五百。”夏朝的宫廷里有五百人施了宫刑，正说明宫刑的技术手段已足以完成大规模的惩罚。宫刑又叫“去势”，“势”同样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
寺人貂，又叫竖貂，竖刁，竖刀，最通行的称呼是“竖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不知道是他一出生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是寺人才起的这个名字。“竖”的本义是短小，引申为童仆，又引申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貂是一种动物，长于寒带，聪明伶俐，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历史上有很多以动物入名的人，比如董狐、阳虎、西门豹、乐羊等等，竖貂的最初命名应该与貂这种动物有关。可以想像，作为齐桓公的男宠，竖貂一定是个美男子，小白脸，他穿着用貂皮和貂毛装饰的短上衣，更显得貌美如花，更能得到齐桓公的欢心。竖貂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齐桓公，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
雍巫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就是中国史上著名的易牙。竖貂把易牙引荐给齐桓公之后，易牙就做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此之谓“以荐馐于公”，因为会做珍馐美味而推荐给齐桓公。有一天，齐桓公闲极无聊，开玩笑地对易牙说：“听说人肉很好吃，我还没有吃过。”易牙回家就把大儿子蒸了献给齐桓公。这就是“易牙烹子”这一成语的来源。虽然杨树达先生考证说易牙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狄人，而狄人有“易长子而食”的习俗，但是把长子烹了献给齐桓公，毫无疑问是取媚之道。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管仲评价易牙杀子取媚于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用；开方放着卫国太子不做，以臣事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近；竖貂自宫以取媚国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亲。如此酷评，等于管仲的临终政治遗嘱，尊称管仲为“仲父”的齐桓公却充耳不闻，结果酿成了“三子专权”的局面。
《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颜师古的记述，细节更加丰富：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愿君远易牙、竖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公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遂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即召反。
齐桓公问：“易牙烹子让我尝鲜，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易牙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齐桓公又问：“竖貂自宫以亲近我，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貂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于是管仲临死前把易牙和竖貂都驱逐了。失去了这两个人，齐桓公吃饭不香，心里不痛快了三年，埋怨管仲太过分，又把两人都召回来了。
结果，三年后齐桓公病重，三个取媚者，三个被管仲定义为“不可”、“难近”、“难亲”的人，最终决定了齐桓公的悲惨命运。
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寿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颜师古讲述的故事简直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齐桓公病重，易牙和竖貂发动政变，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准出入。有一个妇人趁隙翻墙而入，齐桓公要求吃饭，妇人说没有。又要求喝水，妇人也没有。尚蒙在鼓里的齐桓公这才得知了易牙和竖貂的阴谋。可是悔之晚矣。齐桓公就像濒死的吴王夫差因愧对伍子胥蒙面而死一样，也用衣袂蒙面而死。死后两个多月都没有埋葬，尸虫泛滥，都流到门外了。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堂堂一国之尊，春秋第一霸主，竟然落到了尸体用杨木门板遮盖的地步。
竖貂此人，再也没有见诸史册，倒是“竖貂”的混合体—阉竖和“银珰左貂”，成为中国史上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刺激着某一个有知识的群体在朝代易色时的神经：要么成为阉竖，要么成为“银珰左貂”的代表。易牙呢？这个“雍巫辨味”的民间传说的主角，在齐桓公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43年)，改奉齐桓公的最后一个如夫人宋华子所生的公子雍， “以为鲁援”。至此，易牙—雍巫，雍巫改奉公子雍，易牙易了主人的口味，正所谓名至实归。
竖貂不仅是中国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寺人，而且是第一个自宫者。即使在齐桓公时代，即使在好色的齐桓公后宫充盈的情况下，竖貂凭借自己的美色，仍然得到了齐桓公的宠幸。自宫者被宠幸的荣誉，在自宫的源头处就得到了最大的兑现。
“舆论”。舆者，车也，车上的言论。黄帝最早设计了车服，御者被分为三六九等，奠定了等级制的基础。既有等级就有不满，御者驾车的时候不免嘟嘟囔囔，抱怨车服配不上自己的技术。时间长了，御者的言论渐渐密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言论圈子，后世就用“舆论”这一专门术语来命名这个独特的言论圈子。
牢骚可不同于离骚。牢骚是一种私人叙事，直接指向个人待遇；离骚是一种宏大叙事，因为政治斗争被放逐之后而产生的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最为雄辩的证据是：牢骚人人可发，离骚却只有屈原一人发得出来。
自我阉割的第一刀，被一个古怪的人—竖貂，大曝于天下。从此之后，所有挥刀自宫的人，所有精神自阉的人，再也逃脱不了亦显亦隐的春秋笔法，再也逃脱不了儒家的吃人礼教所笼罩的透明屏风。阉割，要么变本加厉为锦衣卫，要么成为精神上自我阉割的通行证，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史惟一剩余的文明古国里，上演了一出出悲剧喜剧闹剧滑稽剧。

❾ 近代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❿ 中国当代十大历史学家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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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组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时年70岁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药自杀，以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