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危机

① 历史上几次中国传统文化危机

出现在外族入侵时，大的有8次.
1.犬戎入侵导致西周灭亡，东周迁都，传统文化第内一次危机。
2.战国时容东胡，林胡，匈奴虎视中原。
3.西汉初期匈奴入侵。
4.东晋五胡乱华。
5.隋唐突厥，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侵扰。
6.宋时辽，金，西夏，蒙古的对立。
7.明初蒙古残部的入侵。
8.近代西方国家的侵略。
欲再详细可追问！

② 如何认识目前史学危机

“史学危机”与对历史的再认识

当前的历史学是否存在危机，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派说无，一派说有。持无者认为，近年来，史学著述如雨后春笋，新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崛起，人才辈出，形势之好，三十余年未有盛于此时者也；持有者认为，目前的史学，表面看很繁荣，但史学多半只是史学家自己的史学，在社会改革的大军中，很难找到史学家的身影，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不是见涨，而是见跌。两种看法，哪一种更本质地反映了事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这里我先摆一下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大凡“为历史而历史”的课程与学术讲演，很难引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与共鸣，如果不是纪律的约束，有时简直拢不住听众；反之，探讨通古今之变的课程和学术报告，常使青年学子兴奋不已。特别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所作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术报告，听众蜂拥而至，坐无虚席，地板、窗台都成了争抢的空间。这种情况是不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别所致?经过观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这是两种知识的冲突在青年学子身上的反映。所谓两种知识，即守成型的知识与进取型的知识。“为历史而历史”属于前者，通古今之变则属于后者。就目前史学界的状况而言，守成型的知识比较发达，进取型的知识相对来说是薄弱的。这种状况不能满足青年的追求，也不能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于是呈现出史学价值见跌的趋势，在这意义上，说史学存在危机，未尝不可。
如何改变目前的状况?我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对历史需要进行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地要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那么后人对他们的学习和理解又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一种次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次生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新成分。这种次生形态在一个时代也会形成一定的“范型”(借托马斯•库恩用语)，而被众多的人所接受。这种“范型”具有时代的意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不可避免地会有过时的地方。就我国史学界的情况而言，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认识“范型”，基本上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从中国史学的角度看，郭沫若等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导致了中国史的全部重新改写，此功当不可灭。但是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形势下，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或者说，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现在提出的许多过去不能提、或提不出来的新的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人民群众与历史的问题，五种社会形态问题等等，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再学习兴起的标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要适应时代的需要，作新的艰苦探索，还要克服一些阻力，因为有一些人认为以往的学习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也不必提出新问题。当然，在再学习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未必都正确，但是没有这种再学习，就不能使人更上一层楼。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势必促使人们对历史进行再认识。事实上这种再认识已广泛展开。我认为在再认识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设法提高史学的社会价值。一个学科的命运，主要取决它的社会价值。史学的社会价值指什么，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功用。任何科学都不是天国中的神曲，它应该与人民的生活与命运血肉相连，历史科学也不例外。社会的功用可以表现为立竿见影，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储备，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起作用，不过它们的立足点则应是现实。因此，我认为提高史学的价值的关键在于：史学必须干预生活，即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察古知今”是人们熟悉的格言。察古知今应该是史学家统一不可分的两项任务，察古的目的是为了知今。如果察古不是为了知今，史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为古而古的史学也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至多只能是充当人们闲暇时的弄物和消遣资料而已。这话说得有点刻薄，但事实只能是这样。这决不是说要每个史学家都去把古和今联在一起，这里只是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当前史学的问题就在于只注重察古而不注重知今。由于不注重知今，史学不仅与现实脱节，在很大程度上，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盲目的追求。这种盲目追求之风越盛，史学的社会价值就越低。为了提高史学的价值不能靠外来的恩赐，也不能靠乞求，只能靠史学家自己劳动，以自己的成果证明史学对国计民生是有直接裨益的。对国计民生能带来实际，就不必为史学的处境犯愁。史学家应该从历史中走到现实中来，对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民族、生活方式等等问题发表意见，参加到创造生活的洪流中来。史学家应该通过历史的反思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提出足资思考的课题。史学家应该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思考!
有人认为，能给史学带来生机的根本问题是改进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方法的探索与改进，无疑会给史学研究增加生气，不过我认为，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史学的社会价值。方法有助于达到目的，但方法不能代替目的的追求，而干预生活则应是史学追求的目的，只有干预生活，才能使史学获得生机。
史学干预生活，必须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必须保持科学的独立性。史学家在研究中只对研究对象负责，不承认有超越对象的任何更高的权威。史学工作者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揭示历史的客观逻辑上，而不必左顾右盼。这样作的结果，未必都是正确的，但这是达到正确或接近正确的唯一的道路；左顾右盼，看风下笔，在某种情况下，其结论未必全是错的，然而在认识上这类著述只能充当注脚，它没有独立的价值，与科学的创造性全然无关。
目前史学价值见跌，我们既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更不能责怪其他学科夺走了史学阵地。史学家应该反省自问!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近几年勇敢地投入改革的行列，积极地干预生活，从而赢得了自己学科的升值。在这些学科中所发生的激烈争论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正因为此，所以才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兴趣和探讨的热情。回头看一下史学界，在改革中，在三个面向繁多的问题中，我们究竟提出哪些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扪心自问，实在少得可怜。不是现实生活抛弃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现实。其实，当前有许多与历史相关的现实问题正等待着史学工作者去研究、去讨论，人们在为改变现实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我们众多的史学工作者却走不出历史的后院，整日忙着和历史上的人对话、交心，这种状况怎么能引起面向现实和未来的人们的兴趣呢?
脱离现实是造成史学社会价值下降的基本原因；走向现实是使史学升值的根本道路!

③ 历史系的名词解释：圣地争端。

“圣来地争端”即“克里米亚源战争”（又说“克里木战争”）
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列强争夺欧洲霸权以及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而引起的。当时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英法等国与俄国在奥斯曼遗产问题上的争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俄国战败和巴黎和约革命形势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关于“圣地”（即耶路撒冷）问题的争端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原因。长期以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就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圣地管辖权问题发生争执。

就根本而言，圣地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安排的陷阱，不谛为一出杰作，可惜这是唯一的一次。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圣地问题助他登上皇帝的宝座(1851年)，而俄土交恶给皇帝带来新的机会。

④ 历史上经历了哪几次经济危机

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

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 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

(4)历史学危机扩展阅读

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市场经济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

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⑤ 历史上著名的软件危机事件

1.IBMOS/360

IBMOS/360操作系统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到现在为止，它仍然被使用在360系列主机中。这个经历了数十年，极度复杂的软件项目甚至产生了一套不包括在原始设计方案之中的工作系统。OS/360是第一个超大型的软件项目，它使用了1000人左右的程序员。

佛瑞德·布鲁克斯在随后他的大作《人月神话》中曾经承认，在他管理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错误。

2.美国银行信托软件系统开发案

美国银行1982年进入信托商业领域，并规划发展信托软件系统。项目原订预算2千万美元，开发时程9个月，预计于1984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后来至1987年3月都未能完成该系统，期间已投入6千万美元。

美国银行最终因为此系统不稳定而不得不放弃，并将340亿美元的信托账户转移出去，并失去了6亿美元的信托生意商机。

(5)历史学危机扩展阅读：

软件危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经费预算经常突破，完成时间一再拖延。由于缺乏软件开发的经验和软件开发数据的积累，使得开发工作的计划很难制定。

主观盲目制定计划，执行起来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使得开发经费一再突破。由于对工作量估计不足，对开发难度估计不足，进度计划无法按时完成，开发时间一再拖延。

（2）开发的软件不能满足用户要求。开发初期对用户的要求了解不够明确，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达。开发工作开始后，软件人员和用户又未能及时交换意见，使得一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导致开发的软件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因而导致开发失败。

（3）开发的软件可维护性差。开发过程中没有同意的、公认的规范，软件开发人员按各自的风格工作，各行其是，开发过程无完整、规范的文档，发现问题后进行杂乱无章的修改。程序结构不好，运行时发现错误也很难修改，导致维护性差。

（4）开发的软件可靠性差。由于在开发过程中，没有确保软件质量的体系和措施，在软件测试时，又没有严格的、充分的、完全的测试，提交给用户的软件质量差，在运行中暴露出大量的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软件危机

⑥ 历史上几次数学危机分别是什么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公元前580～568年之间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集宗教、科学和哲学于一体，该学派人数固定，知识保密，所有发明创造都归于学派领袖。当时人们对有理数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于无理数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原来是指整数，他们不把分数看成一种数，而仅看作两个整数之比，他们错误地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该学派的成员希伯索斯根据勾股定理（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通过逻辑推理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所能表示。希伯索斯的发现被认为是“荒谬”和违反常识的事。它不仅严重地违背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也冲击了当时希腊人的传统见解。使当时希腊数学家们深感不安，相传希伯索斯因这一发现被投入海中淹死，这就是第一次数学危机。
最后，这场危机通过在几何学中引进不可通约量概念而得到解决。两个几何线段，如果存在一个第三线段能同时量尽它们，就称这两个线段是可通约的，否则称为不可通约的。正方形的一边与对角线，就不存在能同时量尽它们的第三线段，因此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很显然，只要承认不可通约量的存在使几何量不再受整数的限制，所谓的数学危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认为第一次危机的产生最大的意义导致了无理数地产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 ， 都无法用 来表示，那么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数来刻画这个问题，这样无理数便产生了，正是有这种思想，当我们将负数开方时，人们引入了虚数i（虚数的产生导致复变函数等学科的产生，并在现代工程技术上得到广泛应用），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智慧。但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危机的真正解决在1872年德国数学家对无理数的严格定义，因为数学是很强调其严格的逻辑与推证性的。

第二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微积分诞生后，由于推敲微积分的理论基础问题，数学界出现混乱局面，即第二次数学危机。其实我翻了一下有关数学史的资料，微积分的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阿基米德的逼近法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无限小分析的基本要素，直到2100年后，牛顿和莱布尼兹开辟了新的天地——微积分。微积分的主要创始人牛顿在一些典型的推导过程中，第一步用了无穷小量作分母进行除法，当然无穷小量不能为零；第二步牛顿又把无穷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项，从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学和几何学的应用证明了这些公式是正确的，但它的数学推导过程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焦点是：无穷小量是零还是非零？如果是零，怎么能用它做除数？如果不是零，又怎么能把包含着无穷小量的那些项去掉呢？
直到19世纪，柯西详细而有系统地发展了极限理论。柯西认为把无穷小量作为确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说不过去，它会与极限的定义发生矛盾。无穷小量应该是要怎样小就怎样小的量，因此本质上它是变量，而且是以零为极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无穷小的概念，另外Weistrass创立了 极限理论，加上实数理论，集合论的建立，从而把无穷小量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基本解决。
而我自己的理解是一个无穷小量，是不是零要看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是静止的，我们当然认为它可以看为零；如果是运动的，比如说1/n，我们说 ，但n个1/n相乘就为1，这就不是无穷小量了，当我们遇到 等情况时，我们可以用洛比达法则反复求导来考查极限，也可以用Taylor展式展开后，一阶一阶的比，我们总会在有限阶比出大小。

第三次数学危机发生在1902年，罗素悖论的产生震撼了整个数学界，号称天衣无缝，绝对正确的数学出现了自相矛盾。
我从很早以前就读过“理发师悖论” ，就是一位理发师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理发师该不该给自己理发呢？还有大家熟悉的“说谎者悖论”，其大体内容是：一个克里特人说：“所有克里特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试问这句话是真还是假?从数学上来说，这就是罗素悖论的一个具体例子。
罗素在该悖论中所定义的集合R，被几乎所有集合论研究者都认为是在朴素集合论中可以合法存在的集合。事实虽是这样但原因却又是什么呢？这是由于R是集合，若R含有自身作为元素，就有R R，那么从集合的角度就有R R。一个集合真包含它自己，这样的集合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既要R有异于R的元素，又要R与R是相同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集合都必须遵循R R的基本原则， 否则就是不合法的集合。这样看来，罗素悖论中所定义的一切R R的集合，就应该是一切合法集合的集合，也就是所有集合的集合，这就是同类事物包含所有的同类事物，必会引出最大的这类事物。归根结底，R也就是包含一切集合的“最大的集合”了。因此可以明确了，实质上，罗素悖论就是一个以否定形式陈述的最大集合悖论。
从此，数学家们就开始为这场危机寻找解决的办法，其中之一是把集合论建立在一组 公理之上，以回避悖论。首先进行这个工作的是德国数学家策梅罗，他提出七条公理，建立了一种不会产生悖论的集合论，又经过德国的另一位数学家弗芝克尔的改进，形成了一个无矛盾的集合论公理系统（即所谓ZF公理系统），这场数学危机到此缓和下来。
现在，我们通过离散数学的学习，知道集合论主要分为Cantor集合论和Axiomatic集合论，集合是先定义了全集I，空集 ，在经过一系列一元和二元运算而得来得。而在七条公理上建立起来的集合论系统避开了罗素悖论，使现代数学得以发展。
参考http://..com/question/9597856.html?mzl=qb_xg_0&mzl_jy=0&word=%E5%8E%86%E5%8F%B2%E4%B8%8A%E5%87%A0%E6%AC%A1%E6%95%B0%E5%AD%A6%E5%8D%B1%E6%9C%BA%E5%88%86%E5%88%AB%E6%98%AF%E4%BB%80%E4%B9%88?&hitRelateOptimi=&ad_test=22&test_relate_click=&qb_appasp=2&uid=wapp_1405084924054_514&step=2

⑦ 历史学中的车臣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儿

不知道你了解车臣多少
建议你去凤凰网 视频 吕思宁 找一个关于 巴萨耶夫的车臣时版代 的视频权
网络 巴萨耶夫的车臣时代 就有了
一共五集 看完两三个小时 你就知道 车臣到底是咋回事，
算了 我把地址附在下面了

⑧ 数学历史的3次危机的本质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公元前580～年之间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集宗教、科学和哲学于一体，该学派人数固定，知识保密，所有发明创造都归于学派领袖。当时人们对有理数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于无理数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原来是指整数，他们不把分数看成一种数，而仅看作两个整数之比，他们错误地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该学派的成员希伯索斯根据勾股定理（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通过逻辑推理发现，边长为l的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所能表示。希伯索斯的发现被认为是“荒谬”和违反常识的事。它不仅严重地违背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也冲击了当时希腊人的传统见解。使当时希腊数学家们深感不安，相传希伯索斯因这一发现被投入海中淹死，这就是第一次数学危机。这场危机通过在几何学中引进不可通约量概念而得到解决。两个几何线段，如果存在一个第三线段能同时量尽它们，就称这两个线段是可通约的，否则称为不可通约的。正方形的一边与对角线，就不存在能同时量尽它们的第三线段，因此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很显然，只要承认不可通约量的存在使几何量不再受整数的限制，所谓的数学危机也就不复存在了。不可通约量的研究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欧多克斯，其成果被欧几里得所吸收，部分被收人他的《几何原本》中。第二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微积分诞生后，由于推敲微积分的理论基础问题，数学界出现混乱局面，即第二次数学危机。微积分的形成给数学界带来革命性变化，在各个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微积分在理论上存在矛盾的地方。无穷小量是微积分的基础概念之一。微积分的主要创始人牛顿在一些典型的推导过程中，第一步用了无穷小量作分母进行除法，当然无穷小量不能为零；第二步牛顿又把无穷小量看作零，去掉那些包含它的项，从而得到所要的公式，在力学和几何学的应用证明了这些公式是正确的，但它的数学推导过程却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焦点是：无穷小量是零还是非零？如果是零，怎么能用它做除数？如果不是零，又怎么能把包含着无穷小量的那些项去掉呢？直到19世纪，柯西详细而有系统地发展了极限理论。柯西认为把无穷小量作为确定的量，即使是零，都说不过去，它会与极限的定义发生矛盾。无穷小量应该是要怎样小就怎样小的量，因此本质上它是变量，而且是以零为极限的量，至此柯西澄清了前人的无穷小的概念，而且把无穷小量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基本解决。
第二次数学危机的解决使微积分更完善。
第三次数学危机，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当时英国数学家罗素把集合分成两种。
第一种集合：集合本身不是它的元素，即A A；第二种集合：集合本身是它的一个元素A∈A，例如一切集合所组成的集合。那么对于任何一个集合B，不是第一种集合就是第二种集合。
假设第一种集合的全体构成一个集合M，那么M属于第一种集合还是属于第二种集合。
如果M属于第一种集合，那么M应该是M的一个元素，即M∈M，但是满足M∈M关系的集合应属于第二种集合，出现矛盾。
如果M属于第二种集合，那么M应该是满足M∈M的关系，这样M又是属于第一种集合矛盾。
以上推理过程所形成的俘论叫罗素悖论。由于严格的极限理论的建立，数学上的第一次第二次危机已经解决，但极限理论是以实数理论为基础的，而实数理论又是以集合论为基础的，现在集合论又出现了罗素悖论，因而形成了数学史上更大的危机。从此，数学家们就开始为这场危机寻找解决的办法，其中之一是把集合论建立在一组公理之上，以回避悖论。首先进行这个工作的是德国数学家策梅罗，他提出七条公理，建立了一种不会产生悖论的集合论，又经过德国的另一位数学家弗芝克尔的改进，形成了一个无矛盾的集合论公理系统。即所谓ZF公理系统。这场数学危机到此缓和下来。数学危机给数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在这场危机中集合论得到较快的发展，数学基础的进步更快，数理逻辑也更加成熟。然而，矛盾和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仍然不断出现，而且今后仍然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