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历史博物馆

① 杨陵中的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简介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建的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正式开馆，全馆展览面积4000平方米，为目前全国展示内容最为系统的农业历史博物馆。农史馆分为上下两层，按照历史顺序布展，分为“原始农业厅”、“三代农业厅”、“汉唐农业厅”、“宋元农业厅”、“明清农业厅”和“近现代农业厅”六部分，其中历代农业工具、种子、生活用品等农史实物达到2000余件，有500余件为历代珍贵农史文物。植物种子是这里最具魅力的是已经碳化了的粟米等“粮食”.“镇馆之宝”被摆放在全展馆第一展厅最显著的位置，此次是首次将这22种植物种子集中展出，这些看似平凡的黑色颗粒或粉末乍看去并无奇特之处，但却都放置在一块放大镜之后，若仔细观察可见清晰的谷壳纹理。位于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农业高等学府之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所学校就开始了对农业史的研究，不仅形成了以珍贵、系统传统农书收藏为特色的馆藏基础，而且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武学表示，利用杨凌的农业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积淀的学科优势，创建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系统地整理、挖掘、开发、展示先辈们创造的农业历史文明和丰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学校将把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建成中国农业历史文明的教育基地、创新基地和交流基地。

②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历史沿革

1983年7月，国务院批准筹建中国农业博物馆。
1986年9月，中国农业专博物馆建成属正式开馆。
1987年9月，博物馆举办开馆一周年小型展览，向捐献文物、农具、书籍的各界人士颁发收藏证书，请知名书画家现场创作，正式确定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徽。
1991年“中国能源馆”开馆、“百草园”建成，博物馆展陈面积近万平方米。
2006年起，国家先后投资近3亿元对博物馆的馆舍、园区和展陈进行改造。
2009年9月，改造后的中国农业博物馆新馆陈列重新对外开放。
2012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获批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13年9月24日，中国农业博物馆庆阳分馆在甘肃省庆阳市挂牌成立。

③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在哪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系统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的专题博物专馆，由属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博物馆合作共建，下设办公室、文物征集部、规划展示部、研究部、宣传推广部等。坐落于南京农业大学农博路1号。现有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1500平方米。
联系人：卢夏、朱志成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 南京农业大学 农博路1号

LZ很懒啊，我帮你网络了下...........

④ 杨凌农业博览园里都有什么馆

杨凌农业博览园有：逸夫科技馆动物博物馆和昆虫博物馆,土壤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5个专业博物馆和蝴蝶园、植物分类园、树木园及多种种质资源圃等。
博览园建设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16000多平方米,包括逸夫科技馆动物博物馆和昆虫博物馆,土壤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5个专业博物馆和蝴蝶园、植物分类园、树木园及多种种质资源圃等，是集教学、科研、科普于一体的重要学科基地。博览园是学校在整合科教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博物馆群，全面、系统地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和展示了我国农业科技成就，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70多年的长期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农业科教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杨凌的几代农业科教专家收藏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动物、植物、土壤、昆虫标本（实物）和农史典藏，成为学校的重要科教资源。其中昆虫标本120万号，植物标本55万份，收藏量均居全国高校之首；动物标本数十万号，其中富有农林专业特色的珍稀动物8000余件；线装古籍五万余册，为全国农林院校之冠，全国现存农业古籍300余种中该校收藏284种，其中善本文献20余种。
1987年，依托植物保护学院丰富的昆虫标本收藏，学校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开始了标本资源保护、开放利用和科普教育新路子的探索。1996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该校考察后又批准立项建设昆虫博物馆二期工程，使昆虫博物馆和昆虫学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昆虫博物馆先后被评为“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教育基地”、“陕西省青少年教育基地”、“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单位”等，成为科学研究、教学实践、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并为宣传学校和杨凌示范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昆虫博物馆的建成为学校标本资源开放利用、服务教学和科研、开展科普教育树立了成功典范。
1999年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了进一步整合和挖掘学科资源优势，建立集科研、教学、科普为一体的学科基地，保护和开放利用标本资源，展示农业科技成就，传播农业文化和科学知识，在原昆虫博物馆的基础上，学校依托昆虫学、畜牧兽医学、植物学、土壤学和农业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和优势，于2001年10月启动了博览园建设项目。
博览园是一个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它的建设得到了国家和陕西省政府、社会各界、广大校友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关心、支持和资助。其中邵氏基金会捐赠500万元港币建设逸夫科技馆，社会各界和广大校友捐资400余万元建设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地方政府、各界友人还捐赠了大批展品，支持博览园的建设。
2006年11月博览园全面建成并向社会开放，成为学校的一个学科展示平台，主要服务教学和科研，并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先进科技与先进文化相结合，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在创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博物馆通过多种现代化展示手段和丰富的标本、模型、实物、文物展览，形象、系统、科学地介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昆虫、植物、土壤知识和农业科技史，展示我国农业科技和生物技术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向公众传播农业文化和科学知识。目前博览园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农业科技为主题的由五个专业博物馆组成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在服务教学、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全面提升素质教育方面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走进昆虫馆可以了解奇趣的昆虫世界，感受与万种蝴蝶共舞。一只小小的蝴蝶会像大熊猫一样成为稀世珍宝。轻轻一点屏幕，你就能听到马蜂轻嗡、蝉儿高唱、蚊子嗡嗡、蛐蛐唧唧……负子蝽破壳、蚊子吸吮等一件件形态逼真、造型可爱的光电模型，一只只五彩缤纷的昆虫演绎着一个生动有趣的昆虫世界。
置身动物馆，探寻动物世界的神奇奥秘，惊羡远古生物复活。大熊猫、羚牛、藏羚羊等数千件国家保护动物的标本及披毛犀、恐龙蛋化石让人流连忘返。
走进神秘植物世界，追溯万物生命源头。
踏入深厚土壤世界，感受五色土壤神奇；
中国农业历史馆帮你了解万年农业，探询农耕文化。
博览园内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小桥流水，瀑布喷泉，蝶舞纷飞，鲜花怒放......这里蕴藏着人类繁衍生息的生物密码，这里是茫茫中华大地的绿色明珠，这里是农耕文化的中心画廊，这里是诞生传奇和神话的地方。

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农史馆解说词

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讲解词
完整版

大家好！
欢迎到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参观。我是____________，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参观农业历史博物馆。
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是2006年10月建成对外开放的，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分上下两侧六个展厅。博物馆陈列农史文物和农具2000余件，收藏线状古籍50000余册。现在就请随我参观，我们将用30分钟时间全面系统地的了解中国万年农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一、序厅
现在请大家看大厅左侧墙壁上的浮雕，分别是一万年前的神农，5000年前的黄帝，4000年前的后稷，神农尝百草，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发明了车，他的妻子螺祖发明了种桑养蚕和抽丝；后稷是周的始祖，中国第一农官，四千年前他在杨陵为官，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右侧是我国古代三位著名的农学家，分别是西汉的氾胜之，北魏的贾思勰，明代的徐光启。他们的著作分别是《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网络全书。
正前方大家看到的是大型二牛抬杠犁耕雕塑，是根据汉代的耦犁所创作的，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耕作方式。中国精根细作农业的开始。
后面的浮雕墙面介绍了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分别为“西亚-南欧-北非起源中心”、“东亚起源中心”和“中南美洲起源中心”。中国是黍、稷、水稻、蚕桑、茶叶及猪、马、牛、羊、狗、鸡等畜牧品种的发源地。
二、原始农业厅
现在大家请随我参观第一个展厅——原始农业厅。在1万年前左右，中国的原始农业已经起源，原始农业在诞生之初就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色，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流域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东南沿海根茎农业、北方畜牧农业等基本类型，各类型具有非常不同的生产物种、器物和文化。展柜中陈列的是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工具，有石镰、石刀、石锛、石釡以及石球。其中石球、石镰是在杨陵砍家底新石器遗址出土的。
在原始农业初期，人们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又称迁移农业，是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直接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
据考古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有6000余处。农业起源呈现满天星斗式的分布特点。从这幅中国地图中可以看到农业起源地遍布大江南北。下面展柜中陈列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个农业考古发现的粮食，有八种作物，其中最早的是距今8000年前的粟灰，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场景是中国两大典型原始农业文化类型，黄河流域半坡遗址，是典型的旱作农业文化类型，主要作物有粟、稷，居住是显著地半地穴式建筑，精美的彩陶也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之一。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具有明显的江南水乡特点，作物是水稻，居住的则是干栏式建筑，器物则以黑陶为代表。
马家窑文化距今5700—3000年，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支，以旱作农业和定居为特征，制陶业很发达。展柜中陈列的是出土于甘肃马家窑的彩陶，以双耳变形神人纹彩陶壶为主。
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早在1万年前，活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越民族最早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水稻作分南、北两路向外传播，先传播至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泰国、缅甸等，后来传到世界各地。中国稻向世界传播被称为“稻米之路”。展柜中陈列的是考古发现的稻米，其中有7200年前的碳化稻粒，出土于浙江桐乡罗家角新石器遗址。
三、夏商周、春秋战国农业
现在大家随我走进第二展厅，夏商周与春秋战国农业，这一时期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开始过渡，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萌芽阶段。
夏商周民族以善于经营农业而具有天下，因此他们所控制的疆域，实际上也大致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地区，从这一角度来看，虽然其活动区域依然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但也呈现出不断拓展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周王室的分封诸侯，可以看做是把周人发达的农业技术逐渐推广的过程，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农业推广。
井田制是三代时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与这一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劳动方式就是耦耕了。耦耕是在大田耕作中广泛采用的协同耕作方式，周代最为流行。两个人并排各拿一个耒耜翻地，如果三个人并排翻地称为协田。据史书记载，在井田制下，集体耦耕的场景十分盛大，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之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铁犁牛耕推广，耦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代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各国纷纷提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设郡县、奖耕战、百家争鸣，推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展柜中陈列的有商代的三足瓮、陶鬲，陶鬲是当时主要的做饭工具，不同时代足的形状有明显差异。另外，这个时候开始将中国划分为九州，根据不同地区土壤耕种不同的农作物，到了春秋战国，二十四节气基本形成。
三代时期农具发生重大转变，由最初的木石农具，到三代的青铜农具，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同时，牛耕开始出现，生产力大大提高。我们可以发现展柜中陈列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农具。
古代治水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水灾，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相信每个人都知道；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兴建，如西门豹与漳水十二渠、郑国与郑国渠、李冰父子与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李冰父子与都江堰场景，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历时2000多年现在这一古代水利工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四、圣地杨凌
大家下高速后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铜像，那就是后稷，后稷是周人的始祖，他在这里教民稼穑，另外，杨陵也是周人文化发祥地——周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幅周人迁徙图和两边展示的青铜器，就比较清晰地展现周人以农立国，在杨凌以及周边的活动情况。杨凌古代后稷在此教民稼穑，近代有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当代有由地处杨凌的七个农业科教单位合并组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所以杨凌又称中国的农业圣地。
展柜中陈列的都是出土于杨凌的文物，有杨陵砍家底文化新石器遗址发掘的石镰、石刀、石锛、石釡等。另外，还有西汉的陶罐，上有铭文“邰厅”、“邰市”，杨凌在古代被称为“邰国”，从陶罐上的铭文可以得以佐证。这两个大型陶罐，都是在西农建校过程中挖掘的，其中一个罐底有铭文：“咸陶里圭”。
杨凌因为隋文帝杨坚埋葬在这里而得名，在杨凌及杨凌周围，历史上还涌现了一大批的历史文化名人，比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马融、马援、关学大师张载等。唐代的李世民出生在杨凌。
五、秦汉隋唐农业
秦汉隋唐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迅猛发展阶段，铁犁牛耕、曲辕犁在农业生产中得以普及，农业的大发展，为缔造汉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7000年前进入中国境内。秦汉时期，小麦种植受到重视，并开始推广普及。到了唐代，小麦在中国人饮食结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取代小米成为北方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在秦汉时期，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逐渐成熟，形成了“耕——耙——耱——锄——收”耕作流程。耕是用来翻土，耙用来碎土，耱、锄用来保墒防旱，收就是适时而收。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特色，汉代出现的代田法、区田法就是集约经营、抗旱丰产的典范。
铁犁牛耕的普及是汉唐时期农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时，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铁犁牛耕已经遍及全国各地；犁的形式也不断发生革新，由西汉的长直辕犁、到短直辕犁，唐代发展成熟为曲辕犁。曲辕犁耕做起来更加灵活，大家可以仔细比较站台上短曲辕犁和曲辕犁在构造、形式上的差别，据历史记载，汉代的耦犁为“二牛抬杠”，需要二牛三人，而且耕作不是非常灵活。唐代中期以后，在江东地区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一人一牛，比较灵便。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脚耧车,西汉赵过发明,它世界上最早的播种机.
除了铁犁牛耕之外，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使用牛代替人耕作，所以出现了一些大型农具，如大型的犁铧，展柜陈列的铁犁、铁铧都是汉代出土文物。。
汉唐时期，以国家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保证农田灌溉，如关中水利网、黄河取直工程等等，确保粮食丰收。展柜陈列的分别是汉代的陶井和青铜井。旁边是汉代发明的龙骨水车模型，一个是卧式龙骨水车，另一个是立式的。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畜牧兽医技术在当时具有较高水平，非常重视畜牧良种，汉武帝为了寻求良马品种，不惜付诸战争。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据专家考证，也大都是域外引进或杂交马种，跟随李世民驰骋沙场，演绎了许多令人动情的故事。出土于兴平汉武帝墓的鎏金铜马，是世界上最早的标准马式，也标志我们传统的相马术的成熟。。
公元前2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开始频繁，在农业上出现了一个引种高潮，棉花、蚕豆、豌豆、苜蓿、香菜、核桃、西瓜、黄瓜等西方农作物品种传入中国，夏季我们吃的西瓜就是五代时传入中国的，现在生活中凡是带胡的基本上都是由国外传入的。与此同时，中国在向外输出丝绸的同时，茶叶、人参、大豆、桃、杏、大枣，以及养猪和冶铁技术也相继传入国外。
汉唐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开始的分餐到聚餐，由粒食到面食，食品加工、烹调方式也出现多元化，
中国人种茶、饮茶的历史非常久远，大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夏商周时期已有明确文字记载，从汉代始，茶叶进入对外贸易行列；隋唐时期，饮茶成风，有“人家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已成习惯。唐代陆雨的《茶经》就是世界最早的茶叶专著。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出现了一些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包括《齐民要术》、《兆人本业》等。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网络全书。武则天的《兆人本业》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农书。
汉唐时期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物产丰富、国富民强的大国，唐代长安城就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当时在长安城有非常繁荣的东市和西市，人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都去东市或西市，天长日久购物就叫买东西，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买东西的来历。这幅剪影式的场景就是唐代繁荣的集市一脚，可以看到有不少胡人行走在大街之上，可见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参观完一楼，大家请随我上二楼继续参观。
这幅大型油画，是我国著名画家罗中立先生的《父亲》，曾获第二届中国青年美展金奖，该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曾经一度感动了整个中国。
六、宋元农业
唐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重心也逐渐转到了江南地区，所以大家一上二楼就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景象。
宋代北方有辽、金不断侵扰中原，北方一度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纷纷南迁。南宋迁都浙江临安。在人们大批南迁的同时，北方旱作体系的成熟技术也随之传到南方。
宋元时期中国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形成了适应南方水田环境的“耕——耙——耖——耘——耥”水田耕作技术体系。从版面上元代的《耕织图》，我们不难发现，南方水田耕作方式不同于北方。出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水田农具，如秧马、耘荡等。
与南方地理、水资源条件相适应，南方农田水利多以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形成了诸多依托江、湖的陂、塘、浦、圩水利工程体系。这一时期最能反映南方水利勃兴的就是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史载其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纵横交错，塘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构筑了“横塘纵浦，圩圩棋布”完整系统，效益非常突出。
此外，北方的翻车、筒车等灌溉农具在江南稻区获得了普遍的运用，而且出现了很多改进，出现了手转、脚塔、牛拉等种类繁多的水车形式。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手转龙骨水车，旁边的是一对驼桶。这个方形的是拌桶，是在田间收获水稻时用的，通过人力甩拌，使稻谷脱离。这个是手摇风车，通过风力将稻谷中的米糠、麦糠与稻谷和小麦麦粒分离。风车其实在汉代就已经发明。
在大力发展水稻种植的同时，宋代还十分重视渔业和园圃，发展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就技术方面而言，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技术，“移花接木”、“反季节栽培”、“无土栽培”等，都在当时已经出现。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很多游客都误以为是洗澡盆，其实不是，它叫菱桶，在南方人们坐在里面，在水面划行采收菱角，到现在浙江、江苏人们还在用这种方式采收菱角。成为这一时期园圃业发展的主要特色。
棉花早在汉代以及魏晋时候就已经传入我国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宋末元初，棉花开始分南北两路逐步传入中原。元代中期，棉花在长江流域已经广泛分布，而新疆的棉花也经由河西走廊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与之同时，随着黄道婆将棉纺织技术由海南传到江浙，棉纺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最终引发了人们衣被原料的变革，即棉纤维逐渐取代葛、麻、丝绸以及裘皮而成为最主要来源，这一变化被有些学者称为“布衣之变”。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黄道婆传授纺织技术的场景。
这个是脚踏纺线车，一次可以纺18根线，相当于现在的纺纱机。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逐渐提高，精神和健康追求成为了时尚，在此背景下，宋元时期的农书既多又专业化。
七、明清农业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剧增，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传统农业科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多熟制，由最初的一年一熟，发展到一年两熟、或二年三熟等，并出现了间作、轮作、套种等耕作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段首下方的是铁含、石牛，铁含是放在院落中盛水，用来防火的，相当于现在的灭火器。
展柜中陈列的是食用器具研钵、铜锅、铜盆等。旁边是打糊基、制砖、制瓦建房用的模具。这边展柜中陈列的是陶漏和年盆，年盆是纺织工具，用来搓棉花捻子纺线用的。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激增，据资料统计，明洪武十四年，人口仅为5987万，基本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人口大关，但到了清道光十四年，则达到了4亿。为了缓解人地矛盾，除了把开发触角延伸到高寒、边远地区之外，就是创新土地利用方式，“与水争地，向山要田”达到了高潮。梯田是向山要田，架田、垸田、垛田以及涂田是与水争地，而柜田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立体农业。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些举措缓解了衣食压力，但由于过度开发也留下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隐患。据历史记载，当时已经出现了引人关注的生态问题。
为了解决人地矛盾问题，政府出面倡导移民，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填四川、下南洋等移民运动。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原产美洲的许多作物为人们逐渐所了解，并逐渐引入欧亚大陆。明初郑和下西洋开辟中国与外界的海交之路，也使得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大量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引进的作物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高产的粮食作物，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等，主要解决当时人们的吃饭问题；二是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花生、向日葵等，主要是适应商品化发展的需要；第三类则是园艺作物，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辣椒、西红柿、南瓜等，则满足了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
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进一步发展，粮食、棉花、生丝、茶叶、烟草、瓷器等成为大宗商品。这一个粮行的场景就反映明清时期农业商品化的情况。
旁边展柜中陈列的是清代的油灯，油淋子（相当于量筒），还有粮印，你们能猜出来是怎么用的吗？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了非常明显的精耕细作阶段，展柜中用泥塑形式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各个环节：耕、耙、耱、锄、收、打、晒、贮。
这边陈列的是中国传统农具，有锄、铲等翻地用的工具，中间是利用牛马等耕地用的马具，旁边是连枷、杈等收获工具。下面陈列的有压和烙的工具、清代的铁车轮、石磨、手推车、粮仓、铡刀等。
明清时期中国的手工纺织业也很发达，展柜中的泥塑表现出了手工纺织的整个过程，从纺线，织布到印染一应俱全。
这边展示的是中国传统小农具。明清时期的农具发生体系化，尤其是小农具，在耕作的一些环节出现更为精细的劳动工具，这里展出的小农具，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大家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的镰刀，不同形状的锄头，别小看这些锄头，都是蕴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大家看这个漏锄，由于中空，锄土松土时，土通过中间的小孔仍会留在原地。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走向辉煌的重要阶段，出现了很多农学家和大量的农书，如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农书《授时通考》，陕西人杨屾的农学理论著作《知本提纲》等。
这一时期兴修水利最为杰出的成就就是新疆的坎儿井。利用竖井和暗渠巧妙结合的办法引天山水灌溉。直到现在，去新疆吐鲁番参观过坎儿井的人都会叹为观止。
八、近现代农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从翻译农书、办农业学堂、研究所等开始，中国传统农业向近现代农业过度。
最早把西方实验农学理论和科技带入中国的当属传教士，如大家非常熟知的利玛窦、汤若望等。洋务运动过程中，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翻译西方农学著作、编纂近代农学著述，开西方近代农学中国化之先河。这个人就是晚年罗振玉，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在政治上始终“恪守旧制”，以遗老遗少自居，但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又颇有贡献，参与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农学的开拓者，先后主持《农学报》、《农学丛书》的出版工作。
洋务运动以后，国人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建立农业科研机构，推广农业科研成果，促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科学的体制化发展。这幅图就是中国农林高等教育的谱系图，可以发现在中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从事农业教育的学校，其中最早的是创办于1891年的浙江蚕学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是在1934年由国民党爱国人士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展柜中陈列的是当年建校用的砖，每块砖上都有于右任手书的农专二字，小的为墙砖，大的为地基砖，最大这块为风水转，五面有字，两端为“金满山”、“银满田”，两个侧面为“农专万年”，正面为“民国万万年，农夫万万年”，均为于右任手书。
这边两幅图是近代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推广机构的谱系图。
在中国农业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标志：一是化肥与农药的使用，开始了由有机农业向无机农业的转型；二是水利新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三是由经验农业向实验农业的转型。
这一版面就反映了近代历史上中国化肥创制的情况，有两个标志性的人物：范旭东和侯德榜。侯德榜是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先后主持、参与了永利化学碱厂（亚洲第一个纯碱厂）、南京硫酸铵厂的建设工作。他所研发的“侯氏制碱法”，打破了国外在制碱技术上的垄断，在我国化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新中国建立后一度担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在这一时期的水利工程方面，李仪祉和他主持的关中八惠最值得称道。李仪祉在主持兴修关中八惠时，开始大量采用新的工程技术和新材料，开启了我国水利建设的新篇章。下面陈列的是近代用于农田灌溉的机动水车和牛拉水车部件。
在作物良种培育方面，有几个标志的人物：一个是赵洪章，他所培育的小麦品种“碧蚂1号”，年种植面积达到9000余万亩，创我国一个品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也是新中国在北方地区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一生毛主席接见过三次。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他“挽救了新中国”。
再一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就是李振声院士，他在杨凌工作了35年，用辛勤的汗水取得辉煌的成就，他所培育的优质小麦品种小堰系列，累计推广面积达到1.5亿亩，增产小麦80亿斤，是我国小麦品种中推广时间最长的品种，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下面这个是半自动拌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采用的水稻收割方式。这个是轧花机，用于籽棉脱籽。
近现代园艺栽培蔬菜育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西农人先后培育出了高产“秦冠”苹果品种（付润民，原陕西省果树研究所）和“秦油二号”油菜品种。王鸣教授培育出了优质西瓜品种“西农八号”荣获科学大会奖。
在近现代畜牧业方面，中国农业科学家也培育出了大量的畜牧品种，其中西农刘英武教授培育的莎能奶山羊日产羊奶5公斤，最高达9公斤，被誉为奶银行。
近现代农业的又一重大转变就是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机械化，如东方红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1960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的正面就是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驾驶拖拉机耕地的画面，现在这位女拖拉机手已经80多岁了，还健在，他是沈阳人。
通过以上参观我们了解了中国农业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民以食为天，农为邦之本”，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离不开农业，可以说农业创造了生活。
我的讲解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有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下面大家可以在休闲区稍作休息，并继续参观西农的校史馆和根艺展。

⑥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⑦ 历史博物馆。古迹或遗址的报告

“半坡遗址”挖掘主持者石兴邦、“兵马俑之父”袁仲一等史学大腕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成建正、研究员王世平等知名学者一起，28日登上由省委宣传部与省文物局、省社科联共同主办的“长安讲坛”，作了“历史陕西”系列的精彩首讲，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薛保勤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昨日的讲坛可谓精彩纷呈，主持人王世平从克林顿、萨科齐等国际政要访华首站均定在西安入手，谈起了陕西历史文化的魅力。85岁的石兴邦先生介绍了仰韶文化的最新研究进展，还提到了关于乾陵开挖的争议，同时也表达了对乾陵地宫文物的忧思。而袁仲一先生则就历博的镇馆宝物之一“煤精印”，笑言印主——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独孤信，是“中国第一老丈人”。王世平认为用13朝或14朝古都来概括陕西并不全面，陕西称得上是亚洲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融合之地等等。成建正则称：“陕西是一支歌，她将黄土高原的豪迈、关中平川的坦荡和秦巴山区的婉约，融汇在自己悠扬而久远的旋律之中；陕西是一首诗，她用独特的语言和优美的韵律，描述了远古的艰辛劳作、西周的森严仪礼、秦代的赫赫军威和西汉的漫漫丝路，还有魏晋的兼并融合与隋唐的强盛辉煌。”
据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周敏介绍，“长安讲坛”系列讲座，除史学外，还将涵盖哲学、社会、经济等主要社科领域，各方面权威专家将依次登坛开讲。另悉，“长安讲坛”之“历史陕西”系列，近期将有张岂之、刘云辉、袁仲一、焦南峰、王学理、韩伟、李浩等著名学者，就炎黄文化、西周文明、秦俑与秦文化、汉文化与茂陵、法门寺、唐长安文化等，将周秦汉唐挨个儿过一遍。本报记者 王锋
第一期

史学泰斗漫谈陕西历史文化

2008-6-29 09:32 来源：三秦都市报
●克林顿、萨科齐争着来西安，是把陕西看成中华文明的集中象征。。
●2000多年前，陕西人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列。
●纯而又纯，封闭的，保守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注定是要消亡的。

“长安讲坛”昨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夏明勤）酝酿已久的“长安讲坛”昨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周敏主持仪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薛保勤、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到会并致辞。

薛保勤指出，“长安讲坛”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引领社会科学界、服务社会、满足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人文陕西和文化强省的现实需要和基础性工作。

为将“长安讲坛”办成一张繁荣学术、服务陕西、服务文化、服务大众的文化名片，薛保勤强调要通过百姓化的视角、通俗化的表述、学术化的理论支撑、学者化的报告团队，打造我省公共文化的服务亮点，构建我省公共文化的服务平台，生产我省公共文化的精神产品，形成我省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在服务大众和服务决策、服务党政两条战线展开，在通俗化与学术化两个领域同时推进，在普及的过程中提升、提炼、提高，在提高的实践中进一步普及。

随后举行的首场讲座中，专家们漫谈陕西历史文化，剖析深刻、幽默风趣，让大家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受益匪浅。

嘉宾主持
王世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嘉宾
石兴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袁仲一：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成建正：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

陕西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

王世平：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访问中国，把西安作为访华的第一站。去年，新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萨科齐首次访华，第一站又是直奔西安。他们把访华的第一站选在西安，实际上就是要表达美国和法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的一种尊重、一种敬意。也许克林顿个人未必就那么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他是代表美国来到西安，表达的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尊重。他们争着抢着要来西安，实际上是把陕西看成中华文明一个集中的象征。

一说到西安，人们总喜欢说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但我认为仅仅用十几个王朝不足以概括陕西。我给陕西下了几条定义，第一个就是陕西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请石兴邦先生给大家做一个阐述。

石兴邦：河南是最早发现仰韶文化的，在后来的进一步考古发掘中发现，仰韶文化的范围极大。中国的北方，甚至中国的南方，以及泰国、越南这样一些地方，都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而陕西发现的有关仰韶文化的数量和重要性都比渑池有很大的增长。仅宝鸡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数量，就相当于一个河南省的。

王世平：石先生谈到仰韶文化，我给各位稍微补充一下，仰韶是一个地名，在河南的渑池县。1922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渑池仰韶发现了一种彩陶文化，他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

第二个定义，陕西是中华民族和起文明的发祥地，这一点请成建正先生做一个阐述。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祥地

成建正：我是晚生后学。黄帝一直是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陕西无论从古史传说还是古遗迹来说，都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第二，中国是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和建都朝代最多的国家，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总共是14个，有说13朝。大夏在陕北统万城曾经建过都，如果从整个陕西省的角度来说，应该是14个王朝。建都的时间累计起来长达1077年，这恐怕在世界上都很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

第三，陕西是中国各种文明相融合、发扬光大的地方，陕西四周跟七个省、一个直辖市相接，是和周边省份交往最多的地方。对丝绸之路各省都很重视，我们和邻省之间关于丝绸之路也有过争议，但是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由张骞完成是肯定的。

还有一点，陕西是中国的大地原点所在地，泾阳有一个“永乐镇”，这里是测定的中国大地原点。作为封建的中央政权，恐怕在这建都是最合适的了。

我还想说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事最多的地方。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件大事》，从人的起源一直列到中共十六大，在中国发生的100件大事，发生在陕西28件，占将近30%。

另外我们陕西一直是富庶之地，黄土自肥，是一种天然的沃土，只要一下雨，他就产生肥力，最适合人的生活。

我插一件小事，今年3月26日我们馆正式对外开放，全国各省和直辖市的博物馆馆长看了这3002件文物之后，有五六个馆长给我表达一个类似的意思，就是你这么个搞法我们以后还做不做展览了。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的东西太丰富了，这也反映了我们陕西历史文化的厚重。

王世平：刚才成建正馆长激情洋溢地讲了炎黄，说陕西是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祥地，我给他稍微补充一下，轻松的话题。

1961年中国确定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要根据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的文化遗存，有没有经过比较重大的科学发掘。但有一个是完全根据传说定的，就是咱们的黄帝陵。黄帝陵并没有非常确凿的、可靠的历史记载，但它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被定为古墓葬第一号，根据的是中华民族的感情。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在黄陵这个地方开始祭祀轩辕黄帝，一代一代传下来，有东西没东西已经不重要了，人心所向，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一种血缘认同。

现在很多地方在争历史古迹，比如说我现在用推土机半个钟头就可以推起一个土堆，现刻一块碑，现盖一个房子，把它做旧。但黄帝陵有一棵大柏树，高23米，七搂八拃半，这个柏树大约5000年，正好和传说中轩辕黄帝的时代相吻合。我们只要知道在5000年以前，一直有后代不断地在这儿种树，黄帝陵有5000年的树，有3000年的树，有2000年的树，一直种到现在，整个山上现在有八九万棵柏树，这个东西做不了假，是铁证。

我给陕西的第三个定义，曾有十多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具体是13个、14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周、秦、汉、隋、唐在陕西建都，这是中国古代的精华，其他多一个、少一个的没关系。请袁仲一先生给大家讲一讲！

史上最强大的朝代在陕西建都

袁仲一：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这就13个，如果加上大夏是14个，另外还有。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些王朝里头，最主要的还是周、秦、汉、隋、唐这五朝，其他几个朝代时间都比较短，影响较小一些。

这几个朝代就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都是极其辉煌的时代。陕西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唐时代就有长安了，她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世界性的大都市、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一部辉煌的历史，不单纯写在文字上，而且大量刻印在三秦大地的实物上，是一部活生生的可以触摸的历史。

西周时代灿烂的青铜文化，埋藏着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宝鸡农民要动土，经常有大批的文物被发现，像1976年扶风庄白村的一个农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一下发现一窖青铜器，达103件，有一个都达到了284千克。其他的就多了，窖藏墓葬的，经常动土就会发现。再举一个例子，1966年扶风一个农民在修猪圈的时候，挖出来青铜器，两件大型物体。所以讲西周文明不能不提到灿烂的青铜器文化。

另外，周王室采取了分封制、礼乐制和宗法制，这个整体的文化体系，像一个精神纽带一样，从政治、经济、社会、信仰等各种层面上，把华夏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秦始皇时代，消亡六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是有跨时代意义的。

当然汉代的东西就更多了，走在这个地方，不由得引起你的遐想。汉代在文化上的成就，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辉煌的意义。到了唐代就更为辉煌了，用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话来说，从夏商周以来，中国的强盛、发展的高度没有超过唐的。咱们历博库房里头藏有敦煌壁画500多幅，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你往碑林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大家书法，它们成为后世书法的典范。

唐代那种包容性、那种广纳百川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无穷的创造力，这种包容、开拓的精神直到今天也鼓舞着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纯而又纯的文化，事实上是没有的，封闭的，保守的和外围不接触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是要消亡的。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文明融合的中心

王世平：刚才袁先生用全方位的眼光把陕西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个勾画。我关于陕西还有一点定义，简单的说就是，陕西是农业民族和草原民族包括他们的文化，长期冲突、交流、融合的中心，也就是说陕西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中心，是一个文明融合的中心。

我们今天一说起陕西，可能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封闭、保守，但是在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 “改革开放”的先驱，“对外开放”第一人就是张骞，他就是陕西汉中人；维护丝绸之路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班超，他也是陕西人，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陕西人走在这个“对外开放”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