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近代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
1、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大清帝国之实。
3、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结束,共14年抗战。
(1)日本侵华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㈡ 历史上日本侵华事件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㈢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1、“九一八事变” 1931年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周围广大地区。
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2、“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
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了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一部,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困难,顽强战斗、不怕牺牲,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
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仍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3、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不仅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还被大大小小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的汉奸卖国贼欺凌,有人悲愤地写下这样的句子:“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4、“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这一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迫在眉睫。
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的共同心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向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遭到了军警的残酷镇压。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了起来。
(3)日本侵华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1、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使大量中国军人战死沙场。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了100多起惨案;
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亡;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还强掳迫害中国劳工;等等。
2、资源财富被肆意破坏掠夺
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岛国,物质资源十分匮乏。近代以来,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一直谋求向外扩张,企图染指中国。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其所到之处,水源、森林、工业、农业、交通等无一不受到摧残和祸害。
3、沦陷区民众受尽磨难
日本在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这些严厉的控制政策如同沉重的枷锁,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㈣ 日本侵略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是什么
日本侵略中国的“十大历史事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扶立伪“满洲国”,731细菌部队。
1,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2,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英语:Russa-Japanese War;日语:日露戦争;俄语: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
3,济南惨案。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当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后,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同时,日军在济南大量扣留车辆,截断交通线路,并强占胶济沿线的行政机关。
4,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10,731细菌部队
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是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约,用活人进行冻伤、细菌感染、毒气实验的大本营,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践踏中国主权的重要罪证。
㈤ 1931年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个主要历史事件名称。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
1、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2、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5)日本侵华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1937年7月7日,桥畔的一声枪响,震醒了沉睡的宛平城。侵华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挑起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也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并由此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很多情况下,中国军民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劣势,缓解战场上的危机。
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和摧残,各种凶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之后,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40多天屠杀,杀害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残暴的一页。
饱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中华儿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奋起抗争。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七七事变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九一八事变
㈥ 日本侵略中国著名事件
1,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这一事件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以此为借口,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如下要求——中国方面的事件责任者谢罪,并处刑;限制停战协定(地区内)内保安队员人数、装备、驻军地点;撤除该地区内所有防御工事。
1937年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日本又有海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战局于中国极为不利,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
2,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是河北省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挺进敌后,奔赴华北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潘家峪成为抗日堡垒村,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潘家峪人民的抗日斗争,极大地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面对潘家峪这座打不垮、攻不进的抗日堡垒,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必欲除之而后快,丧心病狂地要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全村有1230人被杀害,有23户人家被杀绝。
3,细菌战。
细菌战亦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极端灭绝人性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其中包括活体解剖、细菌注射、冷冻试验等。细菌战中的烈性传染病主要是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
4,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5,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 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 胶济铁路沿线。
一九二八年, 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 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并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直至次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每年的5月3日十点,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纪念“济南惨案”,提醒世人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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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拥兵50万的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不战而退,日军强占我国东北,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横尸遍野,使三千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1月,日制造事端,进犯上海。日军与奋起抵抗的驻上海十九路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3月,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
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日军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动用50多万兵力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100多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再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导致我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
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1944年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945年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7)日本侵华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其长期奉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1868年实现明治维新改革后,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日本明治政府明确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到国外去“抢”。
当时,明治政府积极推行“国民皆兵主义”,以实现向外去抢的战争准备;通过军事改革确立军国主义体制,以实现“对外用兵”的指挥领导;明确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因为清国“地泽财丰”;根本遵循即所谓的“大陆政策”。
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5年4月,挟甲午战争大败清军之势,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勒索白银2.3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
凭借这笔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度,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由此,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膨胀,其后的历届政府无不积极谋划推动侵华之准备。
1927年,日本先后召开两次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就在第一次东方会议之后,主持会议的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并逐步蚕食华北部分地区,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华侵略胃口一步步变大,越来越猖狂,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军国主义掠夺的必然性。
因此,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亚洲乃至世界人民有责任促其正视历史。因为如果不根除其侵略邻国的历史惯性思维和侥幸心理,不排除历史重演的可能。
㈧ 日本侵略中国十大历史事件
1、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2、八国联军侵华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当时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3、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指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
5、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6、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谋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
但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从前线动身,于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东北局势,直到张学良21日继承父亲职务后,才正式公开发丧。案发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时在日本国内,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7、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8、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9、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学术界认为开始于12月5日 )沦陷后。
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10、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
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㈨ 总结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中时间节点和事件
1、九一八事变(1931年,开始侵华)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2、七七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
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3、淞沪会战(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4、武汉会战(1938年,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
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5、日本投降(1945年,战争结束)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国首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抗日战争
㈩ 日本侵华的时间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拥兵50万的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不战而退,日军强占我国东北,在3个多月时间里占领我东北全境,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横尸遍野,使三千多万名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1月,日制造事端,进犯上海。日军与奋起抵抗的驻上海十九路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3月,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
1933年1-5月,日军先后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并于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同年,日本成立“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731细菌部队),后来扩大成一支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
1934年5月,日军在天津南开八里台和吉林伊兰县强占民地修建机场,并动用飞机轰炸伊兰县,炸死我国民众2万余人。
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也就是“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之后日以重兵三路进攻华北。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开启了淞沪会战。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在南市放火连烧9日,军民死伤无数,上海5255家中国工厂被占,损失超过8亿元。
12月13日,日军攻下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造成了城内几乎无中国人的惊人局面。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并在城外制造数起屠村事件,其中有数名五岁小女孩被奸杀掏心生吃,令人骇然。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蒋介石决定花园口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
9月,日军汇集5万余兵力,分25路进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续烧杀淫掠两个月。
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
1939年2-6月,日军相继攻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
7月,日军用14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9路围攻,打死打伤我民众15万余人,粮食被焚劫一空。日军还乘晋察冀边区淫雨成灾之机,决堤淹没1万多个村庄,使300万人沦为灾民。10月,日寇2万多人分12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1月,日军攻陷南宁。
12月,日本与汪精卫在沪签订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支新兴关系调整要纲》。
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城进行了20多天的轰炸,死伤者无数,半个山城被炸毁。
1941年1月,日军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烧该村全部房子,集中屠杀和烧杀1340多名村民,类似的屠杀在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比比皆是。6月,日机夜袭重庆,在较场口防空洞内躲避轰炸的3万多居民窒息而死。
8月,日军集10万以上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大“扫荡”,烧毁我房屋15万余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残杀虏掠我国同胞2万余人。
1941年-1942年日本把75%的侵华日军用来对付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0余次,投入兵力共达83万。
1942年春,日军在冀热辽区,自古北口到山海关约200多里的长城两侧,承德、密云、迁安等9个县内制造无人区,使大片土地荒无人烟,近50万中国人过着非人的生活。5月,日军五万兵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1943年秋,日军以4万多兵力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一带疯狂扫荡87天,屠杀中国村民700多人,烧毁房屋5000多间。
1944年4月,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
12月,日军攫取了大陆交通线。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10)日本侵华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1931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开始侵华战争,霸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则是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自此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后共计十四年。
1945年9月9号,日本驻华陆军司令岗村宁次,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至此,八年抗战,终告结束。然而,日本侵略的不仅仅是中国,朝鲜(南北朝鲜)、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日本本国国民,都受到这场侵略战争的严重摧残。
日本在战争时,国内经济极为萧条,很多日本人的生活都十分窘迫,而且为了战争,16岁以上的日本男子几乎全被招入军中,背井离乡,战后能回到故里的没有几人。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好处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那些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断送千万条生命的战争,这是一场丧失道德与人性的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