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历史知识水平

㈠ 民国学问最高的人

民国时代，军阀林立，政局混乱，国势衰微，但就是这样的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却空前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他们的学术成就，直至目前尚难以被后人超越。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和平，按说要比民国军阀混战社会混乱的时代好出许多，可就是不出大师，倒是出了不少大官。那个时代自有孕育大师的时代契机。

民国时代政府控制力不高，大多是出身卑微的军阀割据一方。
教育大计自然也就是军阀们说了算。说来也怪，那些普遍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阀们偏偏重视教育，即使“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将军”张宗昌也对教育颇具热心。
教育经费属于优先支出项目，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不论如何混账的军阀都从来不敢克扣教育经费，以真正让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国民观念落到实处。

民国时代教授们的待遇是很高的，属于名副其实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学识。北洋政府出台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教育部于1917年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教师月薪从50银元到450银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又规定，教授月俸从180元到600元不等。

教授们的薪水数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妨做个比较。一个小家庭的费用，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在相当不错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块银元，即便县长也不过20块银元。北洋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现代也望尘莫及，很难想象，财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乱的北洋时代，却成为教育发展和教授待遇的黄金时代。

民国时代，教授是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远比做官经商更具吸引力。除了一般劳动者高不可攀的薪水待遇之外，教授们还具有政府官员和坊间民众一贯尊重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于教授们被时代赋予了开启民智与科学民主的历史责任。

民国教育体制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办学政策，使得教授们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屈从于当权者的愚民政策和淫威欺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一边拿着远比北洋政府普通职员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薪水过着自己的“小资”情调生活，一边到处教学演讲唱着反调指责政府，足以说明民国政府对教育以及教授们变革国民观念的包容。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态度而辞职，他说，自己绝对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点破例，就要呈请教育部，作为痛恶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们的鼻息呢！或许，正是这样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学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会有当记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迹，才会有坚定的保皇党人辜鸿铭做北大教授的传奇。

民国时代大师辈出，可能仅是那个混乱时代最光辉的历史影像。他们有充分的办学自由，有完全的人格独立，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们不用受政府的约制，看政府的脸色，唱政府的赞歌，他们以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自觉的学术良知，自由地传播着自己的思想，中立地传播着普世的价值，而不会担心权力干预，进而改变研究方向和背叛学术良知。

而今天的中国教育,似乎成了驯化的工具，没有独立思考，就自然难以产生大师。

而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是在官场，而不是在高校，值得人们去思考！

㈡ 历史学高手进，简要说说中华民国的历史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纔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了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共和革命於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发，当时反清军队的计划被暴露。这就是“武昌起义”，也就是台湾所庆祝的双十节的来源。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同盟会成员的支持。到了11月底，24个省中的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一个月后，孙中山从美国返回中国。孙中山在美国时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了资金。
早期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在北京的权力早就已经掌握在当时最强大的清朝军队的指挥官和清朝总理袁世凯手中。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或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孙中山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把中国统一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满清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对其的预料要慢。革命者们没有军队，而袁世凯的权力开始超越议会。袁世凯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了宪法并成为独裁者。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党是一些小党派的联合，包括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1913年举行的新一届两院选举中，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的统治进行参选，并获得了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袁世凯为此於3月暗杀了宋教仁。对於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南部的几个省开始进行了反对袁世凯的叛变，称「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发动者逃亡日本。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而国内的主要势力也承认了袁的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以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中国仍然是宗主国，但是保证俄国在外蒙古地区的权利和影响。
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民党的党员出议会。在几个月内，他中止了议会的权利，并强行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规定他可以任职终身。1915年底，袁世凯自封为皇帝，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叛变，为数众多的省宣布独立，称「护法运动」。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以及国家开始陷入军阀势力统治的时候，袁世凯於1916年去世。
军阀时期
袁世凯去世后，军阀间展开了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政府的政权。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如"中原大战"估计有二十万士兵死亡，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外国入侵和学潮
一战於1914年开始以后，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军阀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这个条约将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北京政府拒绝了当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对已经在其控制下的山东省的领土要求，北京也承认了东京政府对满洲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统治权。1917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与日本签订秘密协议，以日军抵抗德国的海军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希望可以重夺失去的领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中国承认了其对山东的统治。当凡尔赛条约确定日本获得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以及北京这个出卖领土的行为被公诸於众后，国内一片哗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这就是后来被认为是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由五四运动激发的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这场由爱国学生发动，以政治热情、学生运动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识分子改革派领导的各种思潮，发展成一个民族觉醒的运动。这次运动，后世历史学家普遍称之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这两个词通常作为同义词使用。
国共合作
五四运动重新点燃了当时处於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孙中山通过与南方的军阀合作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1919年，孙中山重组国民党以反对当时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当时仍然具有合法性并与西方世界有联系。到1921年，孙成为南方政府的大总统，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於巩固他的政权并实现与北方的联合。他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视，但是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处於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了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军阀联盟破裂，孙中山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在上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著名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於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她的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家主义者建立起政治机构以培训宣传人员在群众中动员的技巧，并於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介石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介石於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了建立位於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介石成为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崛起
蒋介石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精卫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分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於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精卫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介石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介石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北伐战争与宁汉分裂
蒋介石一直都希望能立即进行北伐，然而汪精卫和鲍罗廷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都反对北伐，这成为了蒋介石逐渐和左派产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了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1926年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了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吴佩孚。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介石，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了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了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须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於是向蒋介石靠拢，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流」。这时中国有三个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於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共产党建军
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精卫迫於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共产党目前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藉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於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了「南昌起义」（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於是进入江西的山区。毛泽东在湖南也发起了秋收起义，最后与南昌起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黄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而南京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中国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
1928-37年是国民党力量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
第二次中日战争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对原材料需求的压力，日本於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於1932年建立了由前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失去东北这个富有工业发展和战争工业潜力的地区使得国民政府的经济大受打击。而在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对於日本的行为束手无策。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不但对日本感到愤怒，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不满，因为当时蒋介石定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断的退让，却又全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后来，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终於携手抗日。不过，中央政府依旧抱持著拖延战术，不愿意也不能够与锐气方盛的精锐日军展开全面冲突。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於芦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称七七事变。接著，蒋介石於庐山发表演说，指责日军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中国正式宣布展开对日抗战。同时这也促进了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这次合作以有利於共产党的方式进行。但是两党间的不信任仍难以掩盖。貌似神离的联盟在1938年后开始破裂。共产党抓住一切机会扩展其影响，包括利用有利於农民的群众组织、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等，而国民党则希望压制共产党的影响。
对於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军，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以武汉为中坚的防线。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五十万部队，投入松沪地区与日军战开血战，彻底粉碎了日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等战役，日军於一年后攻至武汉一带的预定防线。此时，战线过於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军，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法跨过雷池一步。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内战
1945年抗日战争后，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国共双方的冲突再起，共产党主张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主张废除国民党的独裁专职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国民党的蒋介石则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共产党首先放弃军权，再实现国家民主化。国共双方时有战斗，时有谈判，但谈判终致破裂而战事扩大，从1946年到1949年间的三年内战，执政的国民党节节败退，於是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大陆。

㈢ 民国时期历史考证学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有何主要成就

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一些外来史学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本版国的历史学的权一个发展，或者说其中的一些内容产生了疑问，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本国历史学里面一些看起来有问题的部分，或者说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部分进行考证

㈣ 学习系统的历史知识对国民素质是怎样的作用

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中华民族会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仅仅学习历史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的基础再去思考和研究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我们该如何研究历史呢？
简要谈点个人心得；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还‘振振有理‘‘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天良人性都丧失，这种人还配谈什么历史。
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是国家的象征，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转自铁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的‘掉书袋’模式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下面以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做实例说明，以此证明串联历史是最佳的历史问题分析方法。
该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孤立，静止，片面，先入为主的看待历史发展问题，而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
自秦孝公公元前356
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
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
再次；墨家
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转自铁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儒家成为中国政治统治思想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由此可见用长远的眼光，运动，综合的串联历史是多么重要。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㈤ 民国时期 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大概有多少

您的问题，这样的人群，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不会超过100000人；一定要注意区分！

㈥ 如何系统地学习民国历史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

㈦ 六年级的文化在民国是什么水平

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近现代史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人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让很多的老百姓非常贫苦，其中从教育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民国时期，如果是上过学的，就算是文化人了，但是你怎么也想不到，如果是在民国时期，六年级就属于非常有知识的人了。想想现在，六年级岂不是文盲之流，不同年代的衡量标准还真是不同呀！

在民国时期上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指的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而高级小学指的是五年级到六年级。所以说能够上到高级小学里面，就说明是有一定水平的。而在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上学的费用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说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是上不起学的，能够上得起学的人，说明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能够上到六年级的人，也说明家庭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当时六年级的人非常少，而且之后很多文人墨客很大一批都来自于六年级，真是有趣。

你们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说在民国时期文盲非常多，而很多人甚至连学校都没有见过，所以能够上到六年级的人，就算是比较有学问的人，如果在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人能够上到六年级，那么这个人绝对是村里面最有学问的人。随着社会不断快速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这让很多的老百姓脱离了文盲，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而在民国时期，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所以说很多人并没有上过学，上过六年级以上的人就可以称之为非常有文化的人。还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如果能够上过大学的话，绝对是国宝级的人才。

㈧ 就所学历史知识，分析民国史上两个“二十一条”之异同，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
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
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
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
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
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
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
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
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
。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
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
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
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
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
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
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
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
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
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
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
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
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
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
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
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
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
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
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
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
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
，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
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
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
。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
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
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
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
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
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
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
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
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
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
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
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
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
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