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历史学高手进,简要说说中华民国的历史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纔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了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共和革命於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发,当时反清军队的计划被暴露。这就是“武昌起义”,也就是台湾所庆祝的双十节的来源。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同盟会成员的支持。到了11月底,24个省中的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一个月后,孙中山从美国返回中国。孙中山在美国时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了资金。
早期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在北京的权力早就已经掌握在当时最强大的清朝军队的指挥官和清朝总理袁世凯手中。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或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孙中山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把中国统一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满清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对其的预料要慢。革命者们没有军队,而袁世凯的权力开始超越议会。袁世凯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了宪法并成为独裁者。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党是一些小党派的联合,包括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1913年举行的新一届两院选举中,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的统治进行参选,并获得了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袁世凯为此於3月暗杀了宋教仁。对於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南部的几个省开始进行了反对袁世凯的叛变,称「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发动者逃亡日本。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而国内的主要势力也承认了袁的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以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中国仍然是宗主国,但是保证俄国在外蒙古地区的权利和影响。
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民党的党员出议会。在几个月内,他中止了议会的权利,并强行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规定他可以任职终身。1915年底,袁世凯自封为皇帝,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叛变,为数众多的省宣布独立,称「护法运动」。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以及国家开始陷入军阀势力统治的时候,袁世凯於1916年去世。
军阀时期
袁世凯去世后,军阀间展开了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政府的政权。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如"中原大战"估计有二十万士兵死亡,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外国入侵和学潮
一战於1914年开始以后,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军阀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这个条约将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北京政府拒绝了当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对已经在其控制下的山东省的领土要求,北京也承认了东京政府对满洲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统治权。1917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与日本签订秘密协议,以日军抵抗德国的海军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希望可以重夺失去的领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中国承认了其对山东的统治。当凡尔赛条约确定日本获得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以及北京这个出卖领土的行为被公诸於众后,国内一片哗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这就是后来被认为是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由五四运动激发的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示威游行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这场由爱国学生发动,以政治热情、学生运动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识分子改革派领导的各种思潮,发展成一个民族觉醒的运动。这次运动,后世历史学家普遍称之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这两个词通常作为同义词使用。
国共合作
五四运动重新点燃了当时处於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孙中山通过与南方的军阀合作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1919年,孙中山重组国民党以反对当时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当时仍然具有合法性并与西方世界有联系。到1921年,孙成为南方政府的大总统,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於巩固他的政权并实现与北方的联合。他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视,但是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处於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了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军阀联盟破裂,孙中山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在上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著名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於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她的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家主义者建立起政治机构以培训宣传人员在群众中动员的技巧,并於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介石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介石於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了建立位於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介石成为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崛起
蒋介石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精卫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分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於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精卫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介石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介石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北伐战争与宁汉分裂
蒋介石一直都希望能立即进行北伐,然而汪精卫和鲍罗廷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都反对北伐,这成为了蒋介石逐渐和左派产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了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1926年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了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吴佩孚。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介石,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了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了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须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於是向蒋介石靠拢,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流」。这时中国有三个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於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共产党建军
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精卫迫於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共产党目前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藉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於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了「南昌起义」(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於是进入江西的山区。毛泽东在湖南也发起了秋收起义,最后与南昌起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黄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而南京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中国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
1928-37年是国民党力量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
第二次中日战争
没有中国人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企图。受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对原材料需求的压力,日本於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於1932年建立了由前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失去东北这个富有工业发展和战争工业潜力的地区使得国民政府的经济大受打击。而在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对於日本的行为束手无策。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不但对日本感到愤怒,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不满,因为当时蒋介石定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断的退让,却又全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后来,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终於携手抗日。不过,中央政府依旧抱持著拖延战术,不愿意也不能够与锐气方盛的精锐日军展开全面冲突。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於芦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称七七事变。接著,蒋介石於庐山发表演说,指责日军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中国正式宣布展开对日抗战。同时这也促进了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这次合作以有利於共产党的方式进行。但是两党间的不信任仍难以掩盖。貌似神离的联盟在1938年后开始破裂。共产党抓住一切机会扩展其影响,包括利用有利於农民的群众组织、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等等,而国民党则希望压制共产党的影响。
对於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军,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以武汉为中坚的防线。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五十万部队,投入松沪地区与日军战开血战,彻底粉碎了日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等战役,日军於一年后攻至武汉一带的预定防线。此时,战线过於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军,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法跨过雷池一步。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内战
1945年抗日战争后,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国共双方的冲突再起,共产党主张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主张废除国民党的独裁专职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国民党的蒋介石则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共产党首先放弃军权,再实现国家民主化。国共双方时有战斗,时有谈判,但谈判终致破裂而战事扩大,从1946年到1949年间的三年内战,执政的国民党节节败退,於是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大陆。
B. 胡汉民是个什么样的人
胡汉民936年一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五月九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五月十二日晚上7时40分逝世。胡汉民墓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眼洞。建于1936年。原墓被毁,其上建了房子。
198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墓东面三百米处另建新墓。胡汉民在广州去世后,原计划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但其妻子以不方便为由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就在龙眼洞(龙洞)拨了800亩地来安葬他。当时墓地在银屏岭狮山半山腰中兴建,建于1936年,混凝土结构,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又是国共内战,墓地并没有正式竣工,还剩下很多石料在该处。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墓地被广东省林业学校霸占,修墓石料均都占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被毁,上面建成一房子,把胡的墓穴压着。1981年,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托人嘱咐妹妹胡绮霞向当局提议重建。中共中央审查三年后断定胡汉民没有杀害廖仲恺,重建计划方获批准。当时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七万多元人民币,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建,在原墓东面300米处另建新墓,1985年八月七日竣工。其女不同意将其父棺木迁至新墓,故新墓实为空冢。新墓为外饰水洗石米的墓,坐东南向西北。当中高3米,一级护岭。墓碑镌刻“胡汉民先生之墓”七字。左前方建有“不匮亭”。右侧为胡汉民夫人墓,墓碑中刻“先妣,陈太夫人墓”,下款署“民国三十五年”。整个墓园占地约1800平方米。墓砌有拱手及祭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C.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蒋上将,不但是抗日名将,建国后还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位蒋上将是谁啊
我不清楚楼主所说的“蒋上将”指的是姓“蒋”的上将,还是指蒋介石军队里的上将。很多网友都说是蒋光鼐,但我找不到蒋光鼐为国军上将的资料。如果楼主问的是蒋军里的上将,那我认为是傅作义。
1935年被授予国军二级陆军上将。
参与指挥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的长城抗战;
领导指挥了1936年的绥远抗战并大获全胜(亦称“百灵庙大捷“);
1937年10月忻口会战,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11月,固守孤城太原,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1938年12月19日夜傅作义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 辆。汽车60余辆;
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率部收复五原,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
1949年1月底,傅作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是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D. 王养冲的早年经历
早年曾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法版国十年之久,权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研治欧洲哲学史、法国革命史以及涂尔干等人的社会学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7年王养冲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文革”结束后,年逾古稀的王养冲先后撰写并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等多部专著,耄耋之年,王养冲还主编完成了近90万言的《法国大革命史》。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庇尔选集》等,为法国史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E. 胡汉民的主要成就
宣统二年(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三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腐败分子“不稍宽假”。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年三月的“宋教仁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六月十四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追随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胡汉民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仅34岁。章太炎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用真宰相矣。”他与孙中山同居一室,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有“第二总统”之称。是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随孙中山回到17年未有踏足的广州。欢迎群众,万人空巷。这次应孙中山之请,他出任了广东都督兼民政长,根据孙中山“造成一模范省”的指示建设广东。
1924年十一月,孙中山决意北上,让胡汉民代行其大元帅职权,可见他对胡汉民是愈来愈信任。 1919年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九月至1920年七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10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
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F. 少年成名的胡汉民有哪些成就
胡汉民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唯物主义观用作基本的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和家庭婚姻关系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也有自己很多的见解,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1919年,胡汉民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9月至1920年7月期间,他总共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主要都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更能更容易理解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中摘抄唯物史观的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1911年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的工作,负责秘书科。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第2天早上胡汉民就赶到了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胡汉民又回到了香港。后面在南阳西贡等地生活,在此期间他的情绪十分低落。
G. 于右任 胡汉民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好人
我是学中国近现代史的,据时人的口碑分析,从个人道德、修养和公众好感度来说,于右任为版首,胡汉民次权之,张治中最差。
于右任是老好人,民国元勋,热心国家发展,乐善好施,对教育出版业都很上心,还写得一笔在民国政坛排的上号的书法,他对社会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政治范畴。
胡汉民,民国元勋,孙中山知交,深得孙的信任,功勋卓著,而且是国民党的理论奠基者,后期以反蒋而闻名于世,一生充斥着政治斗争,一个全职政治家。
张治中,被很多人称“人品不好”,具体原因一是早年的品行不佳,二嘛,众所周知的原因,墙头草,毫无气节。
南京国民政府,是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任何一个政府中都有“好人”和“坏人”(假如这种好坏之分真的存在的话)。你以现在合法政府的观念去看,当然会造成这样的误区。
H. 近代历史上直属广东的著名人物
广东地区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反侵略斗争主要领导人林则徐被称为抵抗西方侵略的第一人。邓廷桢与林氏同进退,关天培、王连升等将士为守卫国土捐躯,钱江、韦绍光及三元里人民发起了抵御外侮的先声,张维屏、梁廷柟等士大夫痛陈洋祸之害,为救国救民呼号。此后,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的抗法大捷,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抗日,以及丘逢甲抗日保台等等,都是广东人民抵御外侮的壮丽篇章。
西方势力的入侵,清王朝的日趋腐败,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迫使有志之士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一道,从在南粤流传渐广的西方宗教中获得启迪,形成其“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国在人间”以及“帝妖对立”的思想纲领,成立“拜上帝会”,从而迅速集结力量,领导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农民战争。
为挽救太平天国政权于危亡之中,洪仁玕曾试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太平天国进行改革。他的《资政新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粗具规模的近代化方案。
《资政新编》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革新纲领,还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继洪仁玕之后的另一个广东人郑观应,其所撰写的改良主义专著《盛世危言》,则是一部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的、成熟的改良主义论著。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从道器、体用、本末等方面论证自己的主张,探讨富与强的关系,商与战的关系,将政治改革视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并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它对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的蓝本,就是对洋务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过相当的影响。
清中叶之后,广东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复苏,一批批颇有建树的人物脱颖而出。其中最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当属爱国思想家陈澧和朱次琦。陈澧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抵抗外国侵略。他著述等身,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以至地理学、音乐、数学等十余个门类,《东塾读书记》荟萃了其毕生治学的精华。陈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丰硕的著述,还在于他掌教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开一代新学风,引导学生摆脱乾嘉间风行一时的埋头考据的学风的束缚,广泛地研究各学科,为西学东渐铺设了路基。朱次琦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热爱国家、道德文章皆为人称颂的大师,鸦片战争期间反对投降派卖国。他在九江讲学廿余年,也是桃李满天下。康有为曾在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学习三年,受朱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可以说,陈澧和朱次琦等广东一代大儒以其学问文章和不倦的教诲,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储备了大批人才。
这一时期,外来士宦对广东文化的发展仍然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阮元和张之洞。阮元创建的学海堂集教学、学术研究、藏书与印刷出版事业于一体,历时80余年,培育人材无数,对广东的文风、学风的兴盛,起了重大的作用。张之洞效法阮元,创设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刊行了大量的书籍,而广雅书院的新式教学方法曾负有盛誉,为广东、广西培养出大批人材。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为救亡图存寻找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他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否定古文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其另一名著《孔子改制考》则假借孔子的威望,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为维新变法寻求理论依据。这两本书的问世,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为造就宣传、支持维新变法的新人,康有为苦心经营万木草堂,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中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激怒了全国上下的有志之士。康有为振臂一呼,十八省士子响应,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一场被称作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强学会”到“保国会”、“粤学会”,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各种宣传变法的报刊也冲破禁令,破土而出。在这场风起云涌的维新潮流中,广东人是倡导者,也是运动的中流砥柱。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发起者,被视为当然的领袖。“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思想领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突破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迫使顽固不化的清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废科举,办新学,给舆论以有限度的自由。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兼战友,梁启超在这次维新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最早发动广东的八十余名举人带头上书,而后才形成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事件。梁启超又是维新派舆论宣传的主要负责人,是维新宣传的主要号角。从《中外纪闻》到《时务报》,他在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交锋中,着重阐明中国为什么要变法、应该如何变法等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解放问题。梁氏在这场舆论宣传和思想斗争中声名大噪,以至“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虽然在政治风云中屡起屡仆,但在学术上却大放异彩,先后主编过诸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刊物,并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一批学术专著,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且相当部分属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他首先提出“史学革命”的理论,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划时代的命题,并给后人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可谓贡献至伟。
在文学方面,广东人也做出了一些划时代的贡献。其中的皎皎者有黄遵宪、丘逢甲、吴趼人等。黄遵宪既是维新改良的积极推行者,也是中国诗歌革命的主将。他的诗作多数以爱国为主题,以俗语新词为表现,一扫清代后期拟古不化、无病呻吟的沉闷诗风,使人耳目一新。丘逢甲被梁启超称为“诗界革命的巨子”,不输黄遵宪。谴责小说家吴趼人,为“清末四大小说家”之一,其作品的表现手法,在传统小说与后来的现代小说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外,还有反映民国社会与革命的章回小说家黄小配,怪杰苏曼殊,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等。
广东是我国民族资本企业最早产生的地区,同时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家。这方面的先行者是南海人陈启沅。虽然他在家乡所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维持时间不长,但开了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先河,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峻现实面前,从开眼看世界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广东的许多杰出人物开创了广东人在思想文化领域执时代牛耳、领先于时代同侪而处于时代舞台中心位置的崭新时期。这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开创性和前瞻意识,使他们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舆论的先导、社会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带头人。这一批批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物群体的涌现,也表明广东人已经彻底告别过去在历史舞台上只是充当次要角色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