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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博历史学

发布时间:2021-02-20 00:37:12

『壹』 我和小女生不同,喜欢历史,学习外语,不爱玩手机不刷微博,爱看纸质书,我还会有人要吗

天涯何处无芳草!
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贰』 如何看待微博官网“中国历史研究院”对郭沫若的辟谣

只能说现在的网络环境实在是有点乌烟瘴气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大文学家,
现在无知的年轻人都可以肆意的评论他们,我觉得研究院的辟谣做的非常好。

『叁』 分析唐朝中后期的历史

安禄山叛乱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遗产是一个大为削弱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不稳定的总形势。在几个地区,特别在不断遭受战祸和将有长期和艰难的重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质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其他曾发生过重大的、但只是停停打打的战斗的区域,如关中、河东南部和河北,最严重的后果是征用人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这时全体民众面临的具体困苦主要只能推测;但有充分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荒芜和人口减少。政府自身被各种各样的困难——严重的资金短缺、混乱的官僚机器、破坏的交通、吐蕃构成的严重的外来威胁和浙江发生的一次危急的(显然是民众的)叛乱——所困扰。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曾经确保王朝生存下来的那种手段,这就是为了行使分散的权力,动员资源和进行战争而在内地建立起来的军事藩镇。

这些藩镇之建立是专门为了应付军事的紧急情况。但在叛乱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后,它们这时已形成了京师大门以外的主要权力中心。一方面,军事力量无疑使节度使们能够对朝廷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藐视朝廷;在历史著作中,他们通常被形容为桀骜不驯和追求权势的武将。另一方面,客观情况本身,即政府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权的旧政制的崩溃,也需要比过去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因此,新的地方政体的发展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紧急需要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一点已被叛乱以后若干年新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建立所证实,而它们以前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764年和765年,从荆南和江西这两个大的旧置道分离出更统一、更紧密的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当时的行政能力不能胜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的情况那样是出于削弱军事上强大的藩镇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

叛乱结束时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约34个新的地方藩镇。以后几十年新藩镇继续增加,其数在45—50个之间。新藩镇的建立和复杂的辖境的变动使763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难以捉摸。但叛乱平定后最初几年存在的30个藩镇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下来,到785年,所有比较重要的藩镇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别很大,有的只包括两个州,有的则有12个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结构的不同也使事情复杂化。

最初,大部分藩镇(几乎是华北的所有的那些镇)由节度使管辖,他们都兼有观察使的权力。后一种职务是玄宗时代的采访处置使的直接后身,但这时它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按理说,节度使应拥有常备军供他们指挥,在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这里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有的镇只有军队数千,而有的镇则多达7.5—10万人。观察使领导的镇的各类军队都很少,这类官员一般兼有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的头衔,从而在必要时有权在地方行动中动员军队。在安禄山叛乱结束时兵员总数(包括边防军)可估计为85万人左右,这不包括当时已被解散的府兵。但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情况下,朝廷却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中央军队可供调遣。从军事上说,政府几乎完全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的继续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复后仍如此)妨碍了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的任何坚定和有效的活动。情况确实如此,原因有二:地方戍军常常是动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争取独立地位的有野心的地方领袖提供力量。地方部队内部的哗变和动乱是经常的,这些情况有时是暴虐和无人道的领导造成的苦难引起的,如764年河中和775年河阳的情况;但由于单纯的个人对抗和军纪败坏造成的这些情况至少同样经常,如770年的湖南和774年的汴州就是如此。虽然它们助长了总的不安全感,并且它们一直有发展成大暴乱的危险,但这类动乱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质的。

受这类戍军支撑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出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势力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的要地,最后甚至为了取得那里的主权,很快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军事力量不但支持它们的野心,而且为它们的领袖赖以在领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这样,从那些长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地方政体,我们可以发现从以原来派在该地区的军队为基础的狭隘的军事权力发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据称雄的明确迹象。甚至像魏博和昭义那样的藩镇(前者不受节制,后者效忠朝廷),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军队只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的时期通过大规模征募和训练地方居民以后才变得难以对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分散的种种危险的。但它缺乏消灭这种现象或对地方势力施加任何严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军事领袖和一般士兵都激烈反对这类政策。因此它对诸如战时英雄郭子仪提出的取消军事藩镇的建议和对文官独孤及提出的紧缩所有内地各地的军队规模的建议,都无实施的企图。随着叛乱后局势的明朗化,有人认识到,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控制的藩镇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几个藩镇保持庞大的驻军是绝对必要的。随时由中央政府调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驻在西北边境沿线。总的说,这些军队造成的问题比内地军队少,这无非是因为他们驻守的地区很贫困,而且人口稀少,所以深深地依赖中央政府的供应和资金。可是安禄山之乱以后时期第一个政治军事大危机却在边防军中发生,这场危机虽是短命的,但却有深远的后果。

仆固怀恩是一个具有回纥血统的职业军官,作为西北地方军的指挥官,他在帝国胜利后的几个月中依然是军界最有实力的人物。763年秋,当他带领回纥可汗及其朝臣在参与镇压叛乱后回国时,他和他的贵宾发现河东节度使不让他们进入太原。节度使提出的借口是安全预防措施,但私仇可能是这次纠纷的根源。在这次发生的激烈争吵中,仆固不无理由地感到朝廷不给他足够的支持。结果,当他在等待报私仇的时机时,他命令朔方军在河东消极观望,尽管吐蕃有入侵京师西面之势。吐蕃人11月确实跨越边境时,他们迅速地打垮了面临的有限抵抗;由于附近各镇的节度使和仆固本人都没有响应要求支援的紧急呼吁,吐蕃人进而占领长安。朝廷在七年中第二次出逃,这一次东逃至黄河河畔的陕州避难。由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无力据守京师,吐蕃人在两周后就撤走。生命和财产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受到远为巨大损害的则是和平重新来临后刚刚有所恢复的帝国威望。

结果,事情变得很明显:第一,政府再也没有完全可依赖的军队可供调遣;第二,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防御来自吐蕃人的外来威胁。仆固怀恩被赶下了台,他的朔方戍军指挥官的职务由郭子仪接替,同时对边防军的多少更有效的新部署也得以进行。仆固怀恩逃往在今宁夏境内的灵武,并在764年秋与吐蕃人联合,为他们领路和领导新的入侵。这一次深入中国领土的打击未取得持久的收获。在下一年,他组成了吐蕃人、自己的回纥人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准备入侵中国。但他在入侵期间得病,不久死去。在这整整的十年中,吐蕃人每年秋季进攻边境,这些袭击构成了安全、后勤和士气方面的严重问题。随着吐蕃的威胁,名义上友好的回纥人表现出模棱两可和不明确的态度。这种外来威胁严重地防碍了政府在中国内地恢复中央对不同的区域权力中心的控制的努力。

在开始时,政府对哪些地方当局会响应它的指令和哪些地方会拒不服从是不完全清楚的。与各地的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趋于明朗,并且因考验和错误判断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终考验是中央政府选任各镇节度使的能力的大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稳定地保持这种权力,虽然那里偶尔发生哗变和动乱,却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北方,类型则很不一致,至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预测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掌握了对大部分地方节度使的挑选权,但在面临有力的地方(军事)反对时,它通常不能对某镇强加它的人选。可是在安禄山之乱后的十年中,它确实在一些困难的、或是潜在困难的局势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变动。例如在764年,它设法安全无事地把一名前叛乱将领从汴渠边的战略要镇汴州调到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将领接替。767年,它使用武力在陕西东南的华州清除了一名拒不听命的节度使,因为此镇太靠近京师,使它放心不下;773年它任命自己选择的节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黄河边上虽小但很重要的义成军,并顶住了当地守军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一个军官的压力。

同时,中央政府在实施一项有关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权力交还文官时也有一定的进展。在叛乱结束时,各地的长官(不论其具体官称是什么)有近75%是军人。到779年的代宗末年,这一比率已减少到约五分之三。这些成就主要在南方取得,因为在许多北方藩镇,由于战略的原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职业军事领导的保持不会带来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

但是尽管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所进展,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没有力量将其意愿加在与地方军人相勾结并加以利用的有野心的节度使身上。763年在襄州(在汉水边上),765年在平卢(当时是平卢军已被调去的山东一个重要藩镇的名称)和767年在四川(那里全是“效忠”的镇),政府对地方将领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迫袖手旁观,然后给得胜者奖以节度使的正式任命。在前叛乱者领地的第一起这类事例发生在768年的幽州,当时节度使被刺。朝廷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威信感到有足够的信心,以致派了自己的一名高级官员去掌管该地。但是地方驻军的一次武力炫耀就足以迫使他返回,然后那名刺客就得到合法的批准而成为节度使。四年后当他也不得善终时,朝廷不打算干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观望期,才正式批准继任人选。

政府直到775年才对一个拒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即使在当时它也只是在最狂妄的挑衅后采取行动的。这一危机发生在河北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魏博在前安禄山的副将田承嗣的领导下已成为四个藩镇中最强的一个。775年,田承嗣企图接管邻近的一个已经更换节度使的相卫镇。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并被群起效尤,帝国就会发生混乱。因此政府命令附近的九个藩镇对田承嗣发动一次征讨。它们之中有的非常愿意行动,以便取得一份战利品;它们还可能都得到朝廷的资金。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牵制甚至降服魏博,但它一定还希望这次冲突有助于削弱一些不很听话的藩镇。

这些目标只被完成了一部分。田承嗣通过兼用计谋、外交和及时的胜利,能够保持他的军事地位。此外,其他强大的藩镇节度使终于认识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远远与田承嗣的利益而不是与朝廷的利益相通。结果,在赢得了一些大小适当的领地后,幽州、成德和平卢诸镇妥协并最后放弃征讨。魏博虽然面临众寡悬殊的不利形势,总的说丧失了很少的领地,但它取得的半个相卫镇(它此时不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它在其他地方的损失。此外,它已经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个别有强大武装的藩镇的防御生存能力,尤其在河北的藩镇更是如此,因为朝廷在对那里的个别节度使采取任何行动时,能指望得到的支持很少。

那一年(776年)的晚些时候,朝廷的确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联合的地方军消灭了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领袖。一个不出名的将领李灵耀在汴州的节度使死后已经夺取了那里的控制权,并且立刻开始执行一条傲慢的独立路线。对在汴渠边上的战略要地出现的这种行为,朝廷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消灭他,朝廷发动了一场战役,并且立刻取得胜利,尽管不知悔改的魏博节度使对叛乱者提供了援助;在汴州地区,朝廷作出了崭新的行政安排。

但在这类情况下,参加战役的藩镇从胜利中取得的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一样多。这显然是中央政府被迫完全依靠地方军而不依靠中央控制的军队所造成的几大恶果之一。这一次,已经强大的平卢是全面的胜利者,它从战败的对象那里取得五个新的州。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试图控制有较多驻军和占地理优势的藩镇的记录最多也只能说是不平衡的。到代宗执政结束时,至少有六个藩镇不受中央任何值得一提的控制,它们是:幽州、魏博、成德(河北北部和中部)、平卢(山东)、襄阳(湖北北部)和淮西(河南西南)。在这些地方,节度使是当地决定的,朝廷不过在事后予以承认(成德实际上不能算例外,因为在那里带兵的李宝臣的任期从他叛乱时算起)。也许长期在一个篡权者手中的剑南西川(四川西部)也应包括在这一类藩镇中,虽然它采取反朝廷姿态的时间要晚得多,并且又是在不同的领导之下。所有这些藩镇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都不受朝廷的干涉,所以必须恰当地把它们视作自治单位。正如历史学家司马光所说:“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显然只有有实力的现实情况才能导致唐朝政体接受这种局势。它这样做了,但又保存了帝国的统一和自己居于唯一正统地位的权力,这简直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原因在于它能牢牢地控制四个对它的生存绝对重要的区域。这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畿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个镇。(四川是这类区域的第五个,但有争议;虽然它是守卫西面和西南边境的要冲,但它与中央政府的命运的关系,并不像上面所谈的四个区域那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四个区中的两个因战略的原因而非常重要,所以它们需要集结重兵,这样随之产生了控制的问题。我们已注意到,西北的边境藩镇缺乏足够的地方资源基地,所以没有争取摆脱中央政府的能力。但沿运河有大量驻防部队的诸镇则是另一回事。它们非常反复无常,需要以极为巧妙的手段加以处理;显然它们基本上不向中央贡献税收。

因此,唐朝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的统治之得以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长江流域是王朝赖以繁荣的经济基地,但远离唐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是造成严重紧张的一个原因,但这种情况之形成显然有充分的历史原因。这种地缘政治学的考虑也说明了这个时期和以后时期国家财政所表现的特殊形式的原因。代宗朝的后半期(约从770至780年),绕过地方节度使而又不影响他们征收直接税的盐的专卖给中央提供了约一半收入。此外,780年采用的两税法是在一个分权帝国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承认了这些情况的前提下被推行的。

与单纯的军事控制问题一起,中央当局还面临各地的具体行政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各节度使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模糊不清而复杂化了,甚至在顺从中央控制的地区,它们也造成了困难。事实上,代宗时期的大部分成就必须被看成是单纯地表现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秩序这一方面。

混乱的几年使许多人得以在地方任职,根据以往的标准,他们担任这些职务是不够格的,但现在又不易被取代。任命官员的常规已被破坏,并悄悄地被放弃。节度使们提升自己的助手和心腹,往往继续不顾这些正常程序。官员的正常轮换和例行提升也已被破坏。上述情况与由于总的资金短缺而引起的精简人员和减少俸禄的因素一起,必然严重地降低行政的质量和损害正规官员集团的风纪。严格的监督和正常的政绩考核也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因为普遍认为公务的处理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节度使被授予在自已辖区内考核官员的明确责任,但他们对网罗忠于自己的追随者的活动比对作出客观的评价往往更感兴趣。此外,系统地监督节度使本人的制度也已不复存在。例如,长期以来的苦难根源之一是节度使擅自非法征税;但由于他们获准在地方上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所以人们要揭露具体的、显然应受谴责的事例是不容易做到的。

总的说,财政造成了一个困难问题,因为国家对人口的行政控制能力大为削弱。旧的人丁簿和税册的丧失、破坏和过时,使登记的户数不到300万户——只是叛乱前总数的三分之一。结果,恰恰在比以往更需要进行积极的行政活动时,能取得的岁入反而锐减。此外,重新登记人口和使税册的材料符合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行政工作中最艰难的任务。即使在7世纪最有利的形势下,在隋亡以后全部重新登记人口的工作几乎花了一个世纪。

『肆』 微博上有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历史老师是谁

石国鹏,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校长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热衷于话剧表演以及辩论比赛。获历史教育学学士学位。

『伍』 微博历史数据集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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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为什么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不吸取教训,竟然还新设了很多节度使,让藩镇割据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回答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一、首先看一下安史之乱爆发的背景: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唐边境地区形成了十大节度使(类似于今天的大军区),分别是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平卢、范阳、剑南、岭南,主要用于防范边疆少数民族(突厥、吐蕃、突骑施,等)的入侵,而唐朝内地由于承平日久而军备废弛,并且由于一直国泰民安,人民也不愿意当兵甚至鄙视看不起练兵习武的人,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完全倾斜于边境,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当时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道节度使,他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举兵侵入中原,由于边境地区的兵力长期与少数民族作战,因此战斗力极强,而唐内地则几乎没有御敌的武装,这就使安禄山得以长驱直入,一个月内便攻陷东都洛阳,半年后再陷长安。因此,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最终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被平定后,唐政府基于发生安史之乱的教训,不得不普遍在内地设置节度使,增加内地的兵力,这样就形成了藩镇遍地的局面。这样做正是为了防范安史之乱发生的弊端。如果仍然不在内地设立节度使,还是只在边疆设立的话,即使安史之乱平定了,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安史之乱的反叛事件。这是其一。

二、还与唐政府在安史之乱中的对投降叛军的官员实行的政策有关。唐军收复了长安以后,本来下诏对所有投敌的官员实行宽大,既往不咎,但很快又改变的政策,对投敌官员分六等治罪,或死或绞或流放。本来叛军内部的原唐政府投降官员听到当初的宽大政策时非常高兴,并且筹划在内部瓦解分化敌军,但新政策公布后,由于大批投敌官员被处死,使得叛军内部的投敌官员心灰意冷,从而开始死心塌地的坚定的跟随叛军,这件事情让当时的皇帝唐肃宗非常后悔。因此安史之乱平定后,新皇帝唐代宗基于以前对敌政策的教训,对投降的叛军将领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等实行宽大,让他们原职留任,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这是其二。

三、与仆固怀恩有关。仆固怀恩出身于少数民族,在平叛战争中立有大功,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也为了培养自己的爪牙和羽翼,极力主张叛军降将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等官复原职,让他们仍做节度使。后仆固怀恩叛唐,河朔三镇也逐渐不听朝廷调遣,为了防犯河朔三镇,朝廷不得不于河阳、义成、宣武、忠武、昭义等内地设置节度使,成为内地重镇。这是其三。

四、内地广泛设置节度使后,藩镇势力大增,财政权、军权、官员任免权于一身,从而直接导致唐政府中央集权的衰弱,而地方藩镇时有反叛事件,或节度使不朝贡中央,或士卒驱逐节度使,唐中央对此逐渐无能为力,而藩镇势力愈强。这是其四。

好了,就说这些吧,希望你能满意~

『柒』 微博的发展历程

2010年国内微博迎来春天,微博像雨后春笋般崛起。四大门户网站均开设微博。根据相关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1月份,该产品在全球已经拥有7500万注册用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1年7月19日发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从6331万增至1.95亿,增长约2倍。微博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从13.8%增至40.2%。从2010年底至今,手机微博在网民中的使用率比例从15.5%上升到34%。
截至2013年3月,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达到5.03亿,得益于抢占了先机,而且在整体的战略执行上也比较彻底到位,所以获得了地位。仅仅几年时间,新浪微博就为新浪生下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金的‘金蛋’。
腾讯拥有近7.5亿的QQ注册用户,3亿左右的活跃用户。这部分人群很容易受潮流趋势的影响,开通腾讯微博。通过腾讯微博能够与QQ好友和腾讯微博上的其他用户进行信息的分享。企业用户通过注册腾讯官方微博,得到认证后,能够迅速的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以及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个人用户通过腾讯微博,也能在微博平台进行个人的推广,很多的社会事件揭露都来自于微博平台。
高校教育平台也随之建立,如腾讯微博校园上的高校新闻哥微博体系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信息化发展的步伐。2012年3月31日,由腾讯微博、腾讯教育发起的“微言论教——浙江高校新媒体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特邀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郑继伟,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与各位高校领导一起,同共话高校微博发展,交流先进经验,让微博更好的服务高校,服务学生。
高校新闻哥微博体系的建设发展是腾讯教育针对校园新媒体发展的一次创新性的试水。促使一批像中国传媒大学南广新闻哥、复旦大学新闻哥等优秀新闻哥的诞生。对进一步推进高校新媒体的发展普及有着重大意义,微博让高校占领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
“新闻哥来了”是腾讯教育校园频道携手腾讯微博推出的面向高校校园的微博活动策划,高校新闻哥官博由腾讯校园微博大使负责运营和维护,立足本校,依托腾讯网,为高校面向全国展示风采和形象提供最有利的平台。
2012年1月,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较上一年底增长了296.0%,网民使用率为48.7%。微博用一年时间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
截至2013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规模达到3.31亿,97%以上的中央政府部门、100%的省级政府和98%以上的地市级政府部门开通了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认证账号超过24万个。仅微博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就超过2亿条。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微博、社交网站及论坛等互联网应用使用率均下降,微博用户规模较2012年底减少2783万,微博使用率比上年降低9.2%,而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
伴随着微信、易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诞生,微博逐渐开始衰落。2014年7月,10月27日,腾讯正式宣布将腾讯网与腾讯微博团队进行整合,退出微博。2014年11月5日网易微博宣布即将关闭。
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微博用户量为2.75亿,网民使用率比2013年12月下降1.9%,微博和社交网站成为用户使用率下降的两款产品。微博在全盛时期的用户量是3.3亿,网民使用率达到了56%,之后就一直处于下跌状态。
2014年8月,新浪微博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当季实现了净营收7730万美元,同比增长105%,但仍有1540万美元的亏损,其月活跃用户也出现了增长速度放缓的迹象。
而搜狐微博方面,2010年,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声称要超越新浪微博,但近期在市场上几乎没有声音。

『捌』 怎样查找新浪微博历史评论

在微博首页右侧,有“我的评论”,里面有所有粉丝给你的评论,选择陌生人选项,就有所有陌生人给你的评论。

『玖』 唐宪宗李纯如何励精求治,企图恢复大唐盛世

唐宪宗李纯通过平定叛乱、平定淮西、平定魏博这三项大的举措,使得唐朝的国泰民安。唐宪宗李纯在历史上是一位明智的好君主,他登基以后实施的一些举措或许有弊端,但是他也通过这些举措让唐朝的统治变得更安定了。

唐宪宗李纯为了唐朝的安宁所平定的第三个人则是魏博的老大田氏。唐宪宗时期,藩镇的割据势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田氏所在的藩镇魏博,长期以来不断做出一些越界的事情,这也让唐宪宗忍无可忍。好在后来,魏博内部发生了内乱,内乱过后魏博的实力也遭到了大大削弱,唐宪宗便向魏博的节度使抛了橄榄枝,希望他们能够为唐朝效力,魏博的节度使也答应从此效忠唐朝,从此以后魏博便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

『拾』 查找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位侠客,了解他的故事

聂隐娘,古代汉族传奇小说中的女侠。为魏博大将聂锋之女,10岁时被一女尼用法术偷去聂隐娘,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人莫能见,五年后乃送归其家。而身怀绝技的聂隐娘,又自择一个仅会磨镜、馀无他能的少年为丈夫。聂父死后,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欲令聂隐娘暗杀之,聂却转而投刘。主帅另派妙手空空儿前往暗杀,隐娘又以法术破之。后刘昌裔入觐,聂告别而去。刘死后,聂又至京师刘柩前恸哭。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魏博大将聂锋的女儿聂隐娘,才十岁。有一尼姑到聂锋家讨饭,见到了隐娘,特别喜爱。她说:“押衙(指聂锋)能不能将女儿交给我,让我教育她。”聂锋很生气,斥责了尼姑。尼姑说:“押衙就是把女儿锁在铁柜中,我也能偷去呀。”这天晚上,隐娘果然丢失了,聂锋大吃一惊,令人搜寻,没有结果。父母每思念女儿,便相对哭泣。
五年后,尼姑把隐娘送回,并告诉聂锋说:“我已经把她教成了,把她送还给你。”尼姑须臾不见,一家人悲喜交加,问女儿学些什么。女儿说:“开始时也就是读经念咒,也没学别样。”聂锋不相信,又恳切地问女儿。隐娘说:“我说真话恐怕你们也不信,那怎么办?”聂锋说,你就说真话吧。隐娘便把真实情况说了一遍。
我初被尼姑带走时,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亮时,到一大石穴中,穴中没人居住,猿猴很多,树林茂密。这里已有两个女孩,也都是十岁,都很聪明美丽,就是不吃东西。能在峭壁上飞走,像猴爬树一样轻捷,没有闪失。尼姑给我一粒药,又给了我一把二尺长的宝剑,剑刃特别锋利,毛发放在刃上,一吹就断。我跟那两个女孩学攀缘,渐渐感觉自己身轻如风。一年后,学刺猿猴,百发百中。后又刺虎豹,都是割掉脑袋拿回来。三年后能飞了,学刺老鹰,没有刺不中的。剑刃渐渐磨减到只剩五寸长,飞禽遇到,有来无回。
到了第四年,留下二女守洞穴,领我去城市,我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她指着一个人,一一的把这人的罪过说一遍,叫我在那人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头割回来。像鸟飞那么容易,给我一把羊角匕首,三寸长,我就在大白天把那人刺死,别人还看不见,把他的头装在囊中,带回石穴,用药将那头化为水。
五年后,尼姑又说,某个大官有罪,无辜害死很多人,你晚间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头割来。于是,我就带着匕首到那房中,从门缝中进去,一点障碍没有,我爬到房梁上,直到天亮,这才把那人的头拿回来。尼姑大怒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说,我看那个人逗弄一个小孩玩,怪可爱的,我没忍心下手。尼姑斥责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先杀了孩子,断其所爱,然后再杀他。我拜谢了尼姑,尼姑说,我把你的后脑开开,把匕首藏在里面,伤不着你,用时很方便。又说,你的武艺已经学成,可以回家了。于是把我送回来了。她还说,二十年后,才能一见。聂锋听隐娘说完后,心中很惧怕。
以后,每到夜晚隐娘就不见了,天亮才回来,聂锋也不敢追问,因此,也不太怜爱隐娘。有一天,一个磨镜少年来到聂家门前,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丈夫。”她告诉了父亲,父亲也不敢不应承。隐娘便嫁给了那少年,她丈夫只能制镜,不会干别样,父亲供给他们吃穿费用很丰厚,只是在外居住。多年后,父亲去世,魏帅知道隐娘的一些情况,便用钱财雇佣他们为左右吏。就这样又过了数年,到了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关系不睦。魏帅派隐娘割刘昌裔的头。刘昌裔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时,他就知道她能来,便召集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时的那天早晨到城北,碰到鹊雀在夫妻二人面前鸣噪,丈夫用弹弓射没有射中。妻子夺夫弹,夺来弹弓,只一丸便射杀了鹊雀的,就对他们行礼一揖,说:我们大人想见两位,所以让我们远远的就出来迎接两位。隐娘夫妻说,刘仆射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我们要来呢。我们愿见刘公。刘昌裔来了,隐娘夫妻拜过后说,我们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刘昌裔说:“不能这样说,各亲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们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隐娘感谢说:“仆射左右无人,我们愿意到你这里来,我很佩服你的神机妙算,魏帅不如你。”刘昌裔又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每天只要二百文钱就足够了。便答复了他们的要求。一天忽然不见了他们骑来的两匹驴,刘昌裔派人寻找,不知去向。后来在一个布袋中,看见了两个纸驴,一黑一白。
一个多月后,对刘昌裔说:“魏帅不知我们在这住下了,必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用红绸布包上,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们不回去了。”刘昌裔照办。到了四更,隐娘返回来了,对刘昌裔说:“信送去了,后天晚间魏帅必派精精儿来杀死我,还要割你的头,我们也要多想办法杀了他,你不用忧愁。”刘昌裔豁达大度,毫无畏色。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很久,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地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说,精精儿现已被我打死。将精精儿的尸体拽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不剩。隐娘又说:“后天晚间,他会派空空儿来,空空儿的神术是神不知,鬼不觉,来无影,去无踪。我的武艺是赶不上他,这就看仆射的福分了,你用于阗玉围着脖子,盖着被,我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你肠中等待时机,其余人不用逃避。”刘昌裔按她所说的办法做了。到了三更,刘昌裔虽然闭着眼睛却没睡着,果然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声音特别大。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出,祝贺说:“仆射没事了。这个人像雄鹰似的,只是一搏,一搏不中他便远走高飞,他没击中感觉很耻辱,还不到一更,他已经飞出一千多里了。”他们察看了刘昌裔脖颈上的玉石,果然有匕首砍过的痕迹,很深。刘昌裔给隐娘夫妇送了厚礼。
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裔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她说:“从此我要游山逛水,遍访圣贤。只求你给我丈夫一个差使便可以了。”刘昌裔照办。后来,渐渐不知隐娘的去处,刘昌裔死时,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前大哭而去。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任陵州刺史,在四川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仍和当年一样,彼此很高兴能够重逢,她还像从前那样骑一头白驴。她对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她拿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下去。她说:“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才能摆脱此祸。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要,飘飘然而去,如神似仙。一年后,刘纵没辞官,果然死于陵州。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过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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