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历史博物馆

①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历史

1955年冬，依据教抄育部部长张其昀的构思，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筹备建立“文物美术馆”；1956年春，文物美术馆开馆，开馆时使用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木楼（即原本的“商品陈列馆”）为会馆。文物美术馆开馆时，因中华民国政府拨交文物尚未到位，馆方亦无经费蒐购文物，故多半展示文物的模型或复制品，被讥为“真空馆”。1956年春，教育部正式颁令，将原河南博物馆托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代管运抵台湾的38箱文物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的51箱文物拨交文物美术馆典藏。
1956年7月至1957年春，文物美术馆接收原河南博物馆出土文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文物。1957年，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莅临文物美术馆，并指示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57年10月10日，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
1962年6月15日，立法院第29会期第28次院会三读通过《国立历史博物馆组织条例》；同年6月26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组织条例》公布施行，史博馆成为法定机关。1964年，史博馆成立中国博物馆学会。1973年后，史博馆始兴建揉合明清风格的古典式大楼建筑。

②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民国时期展览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19 2 6年第1册），“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
民国时期，因政局动荡，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名和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经费严重短缺，事业屡遭挫折。但经过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至1949年10月前，国立历史博物馆根据社会需要，共举办了十几个展览，展览题材广泛。除常年开放的十余个陈列室用于展览金、玉、刻石、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兵、刑器，发掘品外，还根据社会需要，单独或与其它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了多次临时展览，开展社会教育。
一 基本展览
1924年8月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通过精心准备，将午门城楼开放，公开预展部分文物。在午门楼东厢展览信阳汉墓和钜鹿故城出土文物及明清档案等；在西厢陈列散氏盘拓片，天龙山石刻，汉魏石经拓片以及南明永历四年宁圣愍肃皇太后烈纳上罗马教皇书影片。展览期间，历史博物馆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馆参观，对展览进行“研求考证”（故宫博物院档案《古物陈列所收历史博物馆函研求考证定于八月一日（1924年7月25日）》）。
1926年春，“承国外学者之赞助，洪煨莲先生之斡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90页），历史博物馆募集到开办费一万元，用于添置设备，筹备开馆。同年10月10日，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开放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一为售品存贮；二为金、玉；三为刻石；四为教育博品；五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模型；六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文物；七为兵、刑器；八为发掘文物；九为模型图表；十为国际纪念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博物馆80年》）。
展览开放以后，各方人士前来参观、指导，络绎不绝。民国文人徐风陶曾在参观展览后赋诗一首，对展品进行了一一描述：
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
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玑。
玉玺托金绶，印纽绾阴龟。币值启秦汉，方孔以圆规。
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包贝皮。
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错杂殷商简，骈比晋魏碑。
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193页）

1929年8月13日，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后，将“各室原陈物品重新划分” ，“归并各项物品，分别门类，照常陈览” 。陈列室由10间改为7间，展品“二千九百五十八件，分置大小玻璃桌柜一百二十张” 。各室陈列状况，具体如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91-100页）：
特别陈列室：恭陈孙中山总理遗物，内有总理手制国旗、总理初次入殓西式木棺奉移开道旗行列牌、礼节牌以及碧云寺遗像、亭石台台垫、棺围、灵幛、桌帏、纱灯等49件。
第二陈列室：陈列发掘器物，共陈物品6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其中重要物品，可分四部分：
1．钜鹿宋城器物，有桌椅以及各种瓷器，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14件。
2．信阳汉冢器物，如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223件。
3．湖北枝江古冢器物，有墓砖、柩钉、铜鉴等35件。
4．中央地质调查所移赠物品，有上古石器、斧凿、刀镰及陶鬲残片、有色陶器残片等，共计183件。
第三室陈列室：陈列各种石刻写砖，共有石刻、写砖66种，其中刻石77方，写砖3方，其性质可分五种：
1．遗像，有北魏比丘僧智等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北魏洪懋册余人造像（残），北齐江阿欢夫妻造像（残），北齐光林寺尼静妃造像（残）五种计刻石五方。
2．墓志，有北魏元羽墓志，北魏元显儁墓志以及隋唐宋各墓志共46种，计刻石48方。
3．经幢，有唐佛说佛顶神妙章句幢，后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宋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幢3种。
4．国学旧存石刻共计刻石21方。
5．写砖，有墨书唐郭冲墓志并盖，朱书明常应登为常住银买地莂共2种，砖3方。
第四陈列室：陈列金、玉，共有物品9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重要物品计：
1．金类、周代戈、戚，有汉代铜洗、车器、弩机等件，唐犁、唐剑、银镯、银钗，西夏官印，历代泉币，汉唐各式古鉴铜、铁佛像，湖北舆地学会所制铜版地图，日本东亚考古所捐山东济南、山西太原等处出土矢、镞等，共计857件。
2．玉类，有琮、璜、圭、璧、珑琥等17件。
第五陈列室：分为东中西三部，陈列物品共计910件。
东部陈列明清档案、殿试策、官印。如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宗实录，明神宗实训，大明会典，明仁宗御制集目录，宣宗御制集；清太祖实录、天聪实录、世祖实录，清文宗圣训、穆宗圣训，乾隆起居注、太上皇起居注等。还有清代历朝殿试策及博学鸿词试卷及各种官印等。
中部陈列周代彝器及国学旧有器物，如召仲簠、康侯鼎、内言卣、素洗、雷纹壶、牺首罍、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觚；清高宗临雍所用各物，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181件。
西部陈列明器及各种史地模型图表。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55张。其重要物品计：
1．明器土俑，洛阳出土汉唐明器，如瓦屋、瓦灶、车、井之属，以及唐三彩釉胡瓶、杯、盘、唐瓷尊等，汉魏唐宋各种土俑，又河南登封汉冢出土陶仓2件，共计247件。
2．模型，陈列历史博物馆罗庸模制的周代衣冠，历代尺度及罄制，算器沿革，《周礼·考工记》兵车、乘车模型，柩车模型等。
3．图表，陈列历史地理图表21帧。
第六陈列室：陈列各方移陈及捐赠物品，共计208件，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8张。其中重要物品计：
1．各处移陈物品：针灸铜人一具，各部署新印15方，勋章1批，共计42件
2．各方捐赠物品：如施景琛先生捐赠铜器，米和伯先生捐赠陶瓶漆盘，张庆瑞先生捐赠宋瓷碗，刘勉成先生捐赠影青瓷碗，周豫才先生捐赠明青花瓷碗，暹罗教育总长但尼亲王捐赠伯里文贝叶经等件。
第七陈列室：陈列兵、刑器物，共101件，其中重要物品有三种：
1．兵器甲胄，有明宣德元年金枪，清神机营、火器营及北平城垣旧存子母铁炮、劈山炮、牛腿炮、各式铁炮、鱼尾抬枪、长把抬枪、线枪、快枪，高丽刀、排刀、青龙刀、腰刀，弓矢、藤牌等，又明李国桢盔铠，清多尔衮甲胄等共计70件。
2．武试用品，清代武试所用弓、刀、石13件。
3．刑刀，司法部移拨前刑部决囚斩刀、五柄凌迟刀13柄，计18件。
对于这些陈列室的基本陈列，傅振伦先生后来总结：“今天看来，本馆文物杂然并陈，漫无统绪，无异于古玩店、挂货铺，但在当时而论，还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前人缔造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二 临时展览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除平日开馆供人参观外，遇有新集物品及寄陈物品，或为赞助社会公益事项，辄规定日期举行临时展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352页）。其中有的展览是为了“售券筹款，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有的是为激励国人，抗击日军而举办的，有的是为筹款救济难民而举办的。
古火器展览：1931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委员陈寅恪、徐中舒、裘善元等人努力下，该馆共征集古炮1460余尊及 明代炮车、炮弹、火药碾钵等多件。应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历史博物馆将“端门内东廊房全部及西廊房一部，为陈列地点，排垫炮位，标立说明，录悬款识，并分别修筑炮台，制备炮架，于二十年双十节起，公开展览三天”。
景教石刻展览：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到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刻两方，“颇为学术界人所忻羡”，原计划“即日公开展览，供众研究”。但“适值津沽变起，平市震惊，遂未举行”。1932年元旦，“始行公开展览，期间共为五日”
明清档案展览：为了慰劳抗日将士，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联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自1932年3月18日起“联合开放三天，售券筹款，全数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历史博物馆“除将各陈列室完全开放，并添陈物品外，更商同本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有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官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粗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倧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以作慰劳筹款之展览”。
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因“国难日亟，东北傀儡登场，洪氏人格事迹颇有其相当刺激性，为供国人鉴戒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32年6月“特检集馆藏史料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作有系统之陈览，重要文件计顺治初年承畴为详察西南地势情形，预计三路进取云贵密揭，及刘泽清致承畴书札等件，清兵犯锦州杏山血战情形各题奏，吴三桂报及兵部奏松锦失守，洪承畴被掳不屈死难情形，以及承畴领受五省经略新印揭帖，擒杀明瑞昌王朱谊泐及黄道周等揭报进兵楚粤及滇黔题奏等六十余件，同时更将上项故宅洪庄冢墓等影片拓本分别装裱，改编洪氏年谱为年表，宗谱为世系表，一并悬陈，俾资参证。陈览期间计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共为九日，入览人士多为学术界人”。
圆明园遗物展览：圆明园“清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毁于西洋番达主义”，1932年8月，“北平学术界鉴于名园遗迹，日就摧败，设不早筹维护，并此劫后残余，亦将荡然，爰即商同市府共组‘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希冀掇拾残丛，以留世人凭吊研寻之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起见”，于1932年9月11日至17日“发起圆明园遗物之展览，藉以昭示国人”。“特别展览七天，供众参观，颇为一般人所注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04页）。
明代倭寇史料展览：1932年10月，“当国难日亟之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特从事搜集关于明代倭寇史料，加以陈览，藉资警惕。其展览物品中，除借陈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关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并倭书等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城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等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于10月间特别展览一星期，来参观者甚伙，尤以学术界同人为多”（同上，408页）。
联合展览：1932年11月5日至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天文陈列馆、景山等八处联合开放。“所有收入全数购置寒衣，寄赠前方”，用于东北抗敌战士御寒抗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午门楼上特辟专室，展览殷墟出土龟版、鹿头、铜器、骨器、蚌器等珍贵物品”，中国营造学社亦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室陈览蓟县之独乐寺、宝坻之广济寺实测图影帧等件，共襄盛举”。历史博物馆的展品“除发掘金石图表等十三大类一并陈列外，并将新增定兴汉冢陶马、土俑，易县燕下都陶器多件配置陈览”（同上，408页）。1934年5月15日至2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持办理了“北京燕京大学百万基金运动”，“开放团城联合展览三天，售票所得，扫数捐赠该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46页）。
展览西北文物：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举办西北文物展，展览除将馆藏“甘肃兰州金天观敦煌千佛洞造像壁画等影帧，甘肃远古陶器，新疆石器及旧地图等件外”，还有苗长惠寄陈的大宗物品，“如敦煌泥佛澄泥比丘等造像，畏兀儿、西藏、印度梵文等各体文字经卷，莫高窟皇庆寺碑拓本等多件”，“入览人数达二千人，颇极一时之盛”（同上，446页）。
日伪统治北平初期，历史博物馆展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39年以后，历史博物馆“酌渐恢复各项工作。除例常事务之外，首将各处外观及各外门炮台加以修整，库藏物品渐复提陈”，各项基本展览逐渐恢复。1938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北平研究院移交的西安出土器物整理后，在“第二室试行展览一部分”。1941年10月“又专辟东廊古器物陈列部，予以陈览，总计共达二万余件，尚称盛况”。同年，将山西万泉县出土陶骨器整理后，业检选一部归类陈列，余各古兵、旧炮、陶瓷、印章、牌匾、模型、洪承畴旧邸铁狮、康南海遗物、郑成功遗像等均分别整理存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历史博物馆沦陷期工作报告》） 。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贺孔才捐赠历史博物馆文物5371件，受到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该馆为此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文物特展”。6月5日达古斋霍明志捐赠文物万余件，其后，个人捐赠文物的有：尹达、王冶秋、范文澜、徐悲鸿、沈从文、启功等，至此捐赠文物达16962件，为此，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新中国人民捐赠文物展览”和“新收文物展览”；1949年7月，举办《鲁迅之家照片特展》。
此外，民国期间，国立历史博物馆多次运送重要文物参加国际博览会，并多次获奖。如1913年，参加德国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1926年，参加美国费城赛会；1930年，参加比利时世博会；193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③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是于明治中叶时期建造的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博物馆。本馆（主楼）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专题展览，是典型的欧洲巴洛克式建筑。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开馆于1897年，当时名称为帝国京都博物馆，1952年更名为京都博物馆。2001年又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
京都博物馆以千年之都京都为据点，推展文化财产的展示、保存、研究的工作，已成为一般民众认识文化财产的文化设施，今后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加以利用。 其前身为帝国京都博物馆，于1889年5月根据宫内省官制设立，1897年5月开馆，1900年6月改称京都帝室博物馆。1924年2月由帝室下赐京都市。1952年4月根据文物保护法修正案，改名京都国立博物馆，隶属文部省文化厅。该馆占地50377平方米，主要陈列场地有旧馆和新馆。新馆陈列日本及中国和朝鲜的考古、陶瓷、 雕塑、绘画、书法、染织、漆器、金器等，旧馆常举办国际展览和特别展览。
截至1985年3月底，馆藏美术品3975件，京都附近神社、佛寺及私人寄存的美术品5593件，共9568件；其中国宝89件，还藏有各种图书34527本，各种照片底版74424张。
2007年开始由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负责运作.

④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怎么样

历史博物馆是我见过参与性，趣味性最强的地方，也是一个让最为感动的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正赶上台湾国小的小朋友们来参观，和他们走在一起，坐在一起看电影，听着天真无邪的笑声，一下就年轻了很多。02 02 02 历史博物馆不像大陆大多的博物馆，这里少了历史的厚重感，趣味性很强，从发现台湾再到如今的经济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文化、民俗、台湾人将这些书本上的场景制作成蜡像的形式，再通过文字说明，历史文献资料，视频讲解，让我们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历史的发展。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中国历史博物馆壮观的建筑已使它成为北京市重要的地标，而它悠久的建馆历史又和宏伟的建筑相得益彰，它初建于1912年，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
1912年筹建。1912年，在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的关心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聘请京师大学堂教授胡玉缙为主任，以国子监为馆址，开始收集各方文物。1918年迁入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为救济灾民、失业工人及“为国伤亡”者，曾展出部分藏品，以门票收入赈灾。
1926年10月正式开馆。1926年，馆藏渐臻丰富，各类藏品已达26类，二十余万件，于午门辟陈列室，精选藏品，依类陈列，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展出，当月观众即达45,020人，同时《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开始出版。
1929年8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
1933年4月改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以保护文物，避免遭受战争破坏为主，进行了少量的图片、文物展览。
1945年8月恢复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旧名。 1949年10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博物馆捐赠文物，总数达16962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为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博物馆着手建立新的历史陈列，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
1950至1965年是历史博物馆的高速发展期，由裴文中、贾兰坡指导的“原始社会陈列”于1951年正式展出，该展览是我国博物馆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组织历史陈列的尝试。以此为起点，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部、文物局领导的热情关心下，以及全国各文博考古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通史陈列”各个历史阶段陈列逐步完成并进行了预展，包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知名学者先后来馆参观、审查，不断完善通史陈列。
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开始，至清朝灭亡结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划分历史阶段，其特征是以考古发掘及传世文物为基本展出材料，力求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历史，这不仅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陈列。
1958年8月国家决定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9年10月，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落成，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起迁入新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1961年7月1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对外开放。1962年之后，通史陈列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修改，并陆续编印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彩釉陶俑选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青铜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雕塑选辑》等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通史陈列”暂时关闭。
1969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改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七十年代开始进行“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此次修改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进行，突出秦汉、隋唐、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的统一场面，同时将通史陈列下限延至“五·四”运动。1975年10月，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馆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展开，成功举办了著名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1978年1月，“中国通史陈列”对外开放。
自1978年始，中国历史博物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制定了全馆八年发展规划纲要，除继续完善通史陈列和文物收藏工作外，还积极参加中外文物交流展出活动，相继出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历史与文物资料》等刊物及《中国古代史常识》、《简明中国历史图册》、《明蓝瑛花卉兰石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图录》、《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之路》、《中国通史陈列》等图书，组织和参加了多项考古发掘，举办了多项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物展览，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山西应县木塔辽代文物展览”、“医圣张仲景展览”、“中国南海沉船文物展”、“丝绸之路与茶之路”、“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等展览。
198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恢复独立建制，将旧民主主义革命陈列划归中国革命博物馆。1984年，“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历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表现。1988年至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通史陈列”的第三次修改，在各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各地征调了近千件文物，绝大多数是近十年来新出土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同时，陈列形式也作了全新的设计。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于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开幕之日对外开放，“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时期也于1997年9月正式展出。
1987年考古部设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开始水下考古的研究。1989年与日本合作，对广东南海海域进行调查，并于1990年正式成立中日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先后对广东、山东、辽宁等地水域进行调查。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同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签订了合作开展现代航空摄影考古意向书，开始进行洛阳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大型遗址的航空摄影考古勘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的发挥博物馆教育大众的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群众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先后举办了“湖南中学生‘拥抱红太阳’夏令营”、“我爱北京天安门”活动月，在北京市各中小学和部分边远郊县举办了“中国近代史图片展”、“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等图片展览。
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展示五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多方面成就，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文物事业50年特别展览”于国庆节前在本馆中央大厅展出。同年该馆还成功举办了“盛世重光—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展”，并参加了“雪域名珠—西藏文化展”和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的展览工作。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同时也是欢庆新的龙年的到来，中国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迎千禧，贺辰岁—龙的艺术精品展”和“龙文化特展”，于2000年1月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展出。相信在新世纪的曙光到来的时候，汇聚着古代文明与现代化气息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2003年2月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合并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正式挂牌成立。

⑥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隶属于哪个机构“国立”是国家给予的名称还是台湾人自称

归台来湾行政院管。
国立，自指国家设立。这种说法，是从民国时期习惯性沿用的。民国那会，很多这类机构都有“国立”的标签。比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
解放战争后，民国败退至台湾，但还是以前的称呼习惯，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国立故宫博物院等等。可以算是台湾当局自称吧。

⑦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何备受推崇

新加坡李光前自然博物馆，虽然博物馆建立的时间不长，2015年才向公众开放，但是却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里面收集了很多精品，从1849年起收藏的56万件动植物标本。博物馆的造型也非常神秘，好像是远古时代，一个巨大的岩洞，里面重重叠叠，被各种各样的植物覆盖着。从侧面看博物馆，好像是一块天然巨石。

据说开放的时候有巨大的尸体臭味。在哺乳期动物，展出的是红毛猩猩标本，还有一个头骨墙，展示各种猿人的真实和复制头骨，各种花鸟兽，海龟，鳄鱼，还有蝴蝶标本，还有许多鸟类标本，让我们认识动物的多样性，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⑧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历任馆长

包遵彭（1955年3月－1969年6月）
王宇清（1969年6月－1973年7月）
何浩天专（1973年7月－1985年10月）
李鼎元（1985年10月－1986年2月，代理）属
陈癸淼（1986年2月－1990年2月）
陈康顺（1990年2月－1995年2月）
黄光男（1995年2月－2004年7月）
黄永川（2004年8月－2005年8月，代理）
曾德锦（2005年8月－2006年2月，代理）
黄永川（2006年3月－2010年1月）
张誉腾（2010年1月－现任）

⑨ 为什么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文物会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

台北来“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源个由政府筹备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民国初年，由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1929年8月13日，历史博物馆划归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1949年前夕，历史博物馆及其文物五万余件被运往台湾。1956年春，台湾“教育部”正式颁令，将原“河南省博物馆”委托“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代管运抵台湾的38箱文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的51箱文物拨交“文物美术馆”典藏。1957年，“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莅临“文物美术馆”，并指示“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主要以民国时期的“河南省博物馆”馆藏和日本战后归还的部分文物为主，数十年来，社会各界亦向该馆捐赠了大量藏品，如今馆藏文物数量已达八万余件。该馆在台湾是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二大博物馆，藏品的内容是主要来自河南安阳出土的文物；洛阳出土的先秦绳纹陶；六朝的唐三彩等。其中包括有青铜器、铜器、玉器、陶器、书画、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中原文物。

⑩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a）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相对称布局，是一座系统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国博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集收藏、研究、展览于一身。2011年3月1日国家博物馆新馆竣工。

命名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为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为1950年3月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0年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9年8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两馆大楼竣工，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同年10月1日，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开始对外开放。

发展理念
中国国家博物馆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发展理念，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坚持“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地位相称，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相称，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称，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称”的建馆方向。以“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为建馆目标。

职能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将会在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展示祖国悠久历史、弘扬中华文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将成为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历史和文化知识、接受文明熏陶、进行终身学习的文化阵地和课堂。
设备
2007年3月至2010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馆舍总建筑面积19.19万平方米，硬件设施和功能为世界一流。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展厅数量为48个，设有“古代中国”、“复兴之路”两个基本陈列，设有十余个各艺术门类的专题展览及国际交流展览。
特色
与我国现有的博物馆相比较，国家博物馆还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变化，即能够得到非常高质量的，文化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在历史含量方面，文化底蕴方面也是如此。在风格上，国家博物馆将保持庄严、宏伟的建筑风格，高度概括、浓缩我们的发展历程。展览手段上，将不局限于故有的陈列方式，而是综合运用多种现代化展示方法，如大视屏，大屏幕，超薄电视等多媒体手段，尽量为观众还原历史氛围并增加展览的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