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刘知

❶ 刘知几的生平事迹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着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
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695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后其诸子各有著作行于世》

❷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和《通志略》的史学价值。

“史才三长论”：是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的著名史学观点。 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 所谓“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他认为，作为史官，三者不可缺一，三者中间以“史识”最为重要 《通志略》的史学价值。：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体例了吸收了《通志》的成果。明王沂仿《文献通考》编纂《续文献通考》，辑辽、金、元的国朝典故为其续后，又效《通志》增节义、书院、氏族、六书、溢法、道统等以补其遗。清乾隆年间仿效《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修成《续通志》和《清朝通志》。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更是直接受到郑樵《校雠略》的启发、影响而成的。此外《九通》中的部分著作也继承了《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可见，《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对后世史书形式影响之大。 总而言之，郑樵的《通志》是一部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著作，它概括了古代有关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知识，为以后的人们在研究校雠学、金石学、目录学、文字学、动植物史等方面都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同时不可抹煞的是它的史体对中国史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世的诸多历史研究中，《通志》留给学者的有用资料是相当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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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刘知己的史学思想

关于史学家素养的“史才三长”理论，即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刘知几对中国以往史学优点的深刻总结，对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史才，是指一个史学家必备的能力，包括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进行文字表述的能力。简略言之，既是一个史学家必须学会博采史料，集腋成裘，这是史书编著的基础；同时他还必须学会恰当的运用题材体例，善于剪裁纷繁复杂的史料，以使史书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去了解当时的史实；最后，一个史学家还必须善于进行文字表述，原则是真实（秉笔直书）和简洁。
史学，是指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因为史书编撰的基础是史料，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学问就是鉴别史料的真伪。这种鉴别要求将一些夸大不实或者根本就是虚构的史料剔除，否则就会影响作品整体的真实性。
史识，是指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见识，对历史的分析评价能力，这是刘知几认为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养。史学家作为人，总是会将自己的主观观点或多或少的加入作品中去，而史实本身却是客观的。因此刘知几要求一个史学家应该“兼善”、“忘私”，“兼善”是指博采各家之所长，不要厚此薄彼；“忘私”是指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抛弃个人好恶，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描述。

❹ 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具体是什么意思

唐儒刘知几于《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与史识。

1. 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史记》应该是此中最高境界。

2. 史学，是指学识，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即所谓“博”，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

3. 史识，就是识见，义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不能 “以论代史”，而要“论从史出”。也不能只研究史料，掉进故纸堆里。而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观点。即“识见”。三才中以「史识」为最难，但也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或有学无识，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

❺ 求助 一：刘知几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二：章学成的史学成就 三：《通志》对我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通志》的编撰《通志》200卷，500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历时30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
郑樵（1104- 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 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1年即病逝，终年59岁。
《通志》的史学价值
《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章学诚称郑樵是 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 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
郑樵的史学思想，并未留下史论专著的系统阐述，但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矛头直指理学的空谈弱点；李心传、李焘从司马光编年体修史，也都提倡据实直录。而强调实学作风，并贯穿于行动者，在南宋学界，郑樵十分突出。他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 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 空言著书 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 国之大典 ，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 详文该事 ，而不可 相尚于言语 。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浮夸学风，认为： 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他讥讽这种学风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对立的。

《通志》的编纂学特点，与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之处。
首先，改造史志，丰富史书内容。这一点与郑樵的 会通 思想相一致。《通志》20略，在内容涵盖面上、写作详略度上，对旧志均有创新和发展。其次，统一体例，补正旧史。《通志》中的纪传，录用了15部正史的内容，却并非全文照抄，而是综合改编，服从统一体例编排，使篇目整齐一致。又删繁补缺，删去带贬义的传目，如《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增补有政治作为的人物传和所缺表志谱系等。
再次，区分类例，考鉴源流。《通志》包容了比旧史多得多的内容，又做到了庞而不杂，关键在于细心的分门别类，分述本源。20略犹为突出，各略中的门类区分明确，井然有序，互不重叠混杂。

❻ 请列举出十位历史学家

自己从下面挑十个。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
司马迁（前135年?~前87年?），《史记》
班彪（3年~54年），中国东汉史学家
班固（32年~92年），《汉书》
班昭
陈寿（233年~297年），《三国志》
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
刘知几（661年~721年），《史通》
杜佑（735年~812年），《通典》
司马光（1019年~1086年），《资治通鉴》
洪迈（1123年~1202年），《容斋随笔》
周去飞（1135年~1189年），《岭外代答》
赵汝适(Zhao Rukuò 1170年~1228年，《诸蕃志》
马端临（1254年~1324年），《文献通考》
汪大渊(1311年~ 1350年)，《岛夷志略》
张燮（1574年~1640年），《东西洋考》
顾炎武（1613年~1682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
王鸣盛（1722年~1797年），《十七史商榷》
赵翼（1727年~1814年），《二十二史札记》
钱大昕（1728年~1804年），《二十二史考异》
章学诚（1738年~1801年），《文史通义

国近现代历史学家

王韬（1828~1897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日本通中国考》、《琉球朝贡考》、《法越交兵记》、《西古史》、《西事凡》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古代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柳诒徵（1880年~1956年）
陈垣（1880年~1971年），《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
邓之诚（1887年~1960年），《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骨董琐记全编》
陶希圣(1899~1988)，《八十自序》《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黄现璠（1899年~1982年）《广西壮族简史》《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壮族通史》
冯承钧（1887年~1946年），《成吉思汗传》《中国南洋交通史》《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景教碑考》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胡适（1891年~1962年）
郭沫若（1892年~1978年）
钱穆（1895年~1990年），《国史大纲》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郭廷以（1904年~1975年），《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张荫麟（1906年~1942年）
劳干（1907年~2003年）
谭其骧（1911年~199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卷)》
全汉升（1912年~2001年）

❼ 刘知几的史学成就，详细的

刘知几 (661-721) 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史通》目录(明刻本)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着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

❽ 我国历史上‘‘史学八大家"，你知道下面8位历史学家分别是哪个时代的人吗

左丘明:
春秋抄时鲁国人，袭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
司马迁:
西汉人，作《史记》，首创正史纪传体。
班固:
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
刘知几:
唐代人，编著《史通》，我国第一个史学批评家。
杜佑:
唐代人，著有《通典》，为
我国第一个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
司马光:
北宋人，编成《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
袁枢:
宋代人，著《通鉴纪事本未》，创立了纪事本未的体裁。
顾炎武:
明清学者，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