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急求中国历史的百年变迁!!!
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反映了我们社会文化几千年未有过的伟大变化。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专门史角度去进行。过去，我们曾非常重视社会发展史研究，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曾普遍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但是，那时所讲的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只是社会形态发展更迭的历史，讲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更迭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没有触及社会生活方式，更没有具体研究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形态。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除政治活动、政治生活非常重要外，还有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等更值得注意，而常常被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其实完全不下于它们。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人类从来就不是单个人在生活，人类从一产生起，就是在特定的社会中生活。人们不能自由超越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他们总受制于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生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别无选择的。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变迁，不是包罗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是指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的最普通、最普遍的日常生活，是人民千百万芸芸众生世俗生活的历史演变。
为什么我们在当今尤其要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变迁历程呢?这是因为多少年来，由于政治过于泛化，意识形态过于泛化的影响，我们比较多地注意了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忽略了与广大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迁的研究。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的，而马克思本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却是极为重视的。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认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便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是人们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历史活动。遗憾的是，除了年鉴学派以外，号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并没有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于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在一些领域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突破。但总的说来，这些成果与我们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相比较，还远远不够。精深的著述可以说还是凤毛麟角，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开掘和拓展。
本书的作者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一群学子，他们艰苦收集相关资料，经多年潜心研究撰成本书。研究社会生活变迁与研究民俗文化原本有着天然的联系。民俗文化学是专门研究具有传承性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科学，它在广泛而深入研究具体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现象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民俗文化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作出理论概括。从民俗文化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生活变迁，为社会生活变迁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视野。芸芸众生的生活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它所提供的资料，最具体、最形象、最可靠，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基础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些民俗文化现象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又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又如何推动民俗文化的演变，从这里，可以更好地理清社会生活变迁发展的脉络。
『贰』 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从历史学角度）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第一节
王元林
载《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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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0.2—0.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57.75％)、富县(42.05％)、黄陵(48.36％)、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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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49.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2.97％)、彬县(93.84％)、旬邑(84.27％)、淳化(91.60％)、白水(91.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25.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7米)，沟床被切深8.6米，沟道加宽15.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19.2亩，流失土壤77.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48.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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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③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页。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一《地理志》。
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6.5、5.5、27.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16.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17.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1.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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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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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舆地部·水利》。
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
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
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
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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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绅《山水歌》。
②(清)张澍：《天心篇》，收入《历代咏陇诗选》。
③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八《艺文》，(清)彭瑞麟《保安杂咏》。
⑤民国《甘肃乡土志》第七章第八节《水土保持》。
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401.7万吨，70年代增加到456.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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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页。
②新编《华池县志》第一编《地理志》。
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叁』 关于历史朝代的变迁
嗯，通俗一点的说法阿
最早的朝代是夏朝，因为最后一位君王桀残暴，导致商汤起兵推翻了他的政权，也就是夏朝，而商汤就是第二个朝代，商朝的开国君王，当时他身边最著名的人物是伊尹。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是纣，纣王残暴，导致民怨沸腾，西歧崛起，起兵伐纣，（其实这段看过封神榜的都清楚），西歧地领导者就是著名的文王姬昌，和后来的武王姬发，也就是后来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建立了周朝，当时的功臣首当其冲的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周朝后期就是春秋战国，大小国并存，一个个说太麻烦了，请恕我跳到秦朝，话说秦朝出了个赢政并吞六国，当时人才备出，当时期秦有白起，李斯，蒙鹜，吕不韦，张仪等等等等人才全在，用连纵之计（合纵连横）等等（三十六计）及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不过由于秦始皇命万人修长城，挖渠道，总之劳民伤财，民怨沸腾，加上秦朝后期，秦二世胡亥，听信赵高谗言，指鹿为马，更是无道，于是有陈胜吴广起义，我国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不过没成功，后有楚霸王项羽，刘邦，刘邦文有萧何，武有韩信，推翻秦朝打败项羽，建立了汉王朝。汉朝后期是个乱世，就是著民的三国了，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周瑜都在这时，太乱所以也不说了，见谅下，写这么多我也受不了，我不介意你到时找我细说，这边我就只说大的朝代了。然后进入南北朝时期，后进入隋朝，隋朝地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广荒淫无道，有李渊携子李世民，推翻了隋朝建立了唐朝，说道唐朝是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之一了，人才无数，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朝时有武有程咬金，秦琼，罗城等等，文有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等，贞观之治时除了这些人外，还有魏征，尉迟敬德等等，多少人才啊！！
唐朝后期，由于安史之乱，衰败已经无法挽回，导致灭亡，分成了五个小国，然后五个小国中有个后周，后周里有个将军，叫赵匡胤，被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宋朝，功臣有赵普等，，宋朝时常受到外族的骚扰，契丹阿，匈奴阿，到宋朝后期时，无法和日渐强大的匈奴对抗，拜于匈奴首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入关（就是进入中原）由其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元朝后期，被推翻并不仅仅是衰败的原因，还有当时的汉人不满于被番人统治，及地位低下而起兵反抗这个原因，当时起义军非常之多，有徐福，陈友谅，张士诚等等，最后成功的只有朱元璋。朱元璋文有刘基，武有徐达，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明朝后期，朝廷腐败，被关外番人打败建立了清朝，明朝后期腐败时，起义军有李自成，太平天国，清军，领头的是努尔哈赤，也就是后来的清太祖
清朝后期，慈禧时期，腐败的不行，被国外觊觎中国的宝贵财产与领土，发动侵略，烧杀抢掠，无恶不为，所以中国丧权辱国
不说了，我头都昏了，以上
『肆』 史学意识演进变迁的四个阶段
找不到完全符合要求的答案。
古代史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1）史学的产生——先秦史学：
历史意识的产生：原始的历史意识；文字和历法是历史学的基础——史学的诞生；西周末或春秋时，国史的出现，开始自觉地写历史。
史学意识的产生——春秋战国：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的精神；提出了历史撰述上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范畴。
2）史学的发展提高——秦汉：《史记》──中国史学的奠基石；《汉书》──“正史”格局的形成；《东观汉记》和《汉纪》。
3）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修史者众，史书的数量种类和体例都比以往多，私家撰史之风盛行；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问，仅次于经学的学术地位；反映士族门阀制度影响的谱牒之学和人物传记十分盛行；各民族史学蓬勃发展。
4）隋唐宋元史学——辉煌时代：注重通变；人物传记被冷落，典章制度史受到重视；体例上的突破；皇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史学思想与理论的深化。
5）明代、清代前期史学：明清之际反理学的经世致用治史方法；明清之际史学由经学转向考据；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阶段；方志学的正式确立。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
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
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伍』 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如何理解历史指什么
历史哲学属于交叉学科，它形成于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点上，而“什么是历史”即使哲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聚焦的问题，并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
有二义：广义指研究社会历史最一般规律或研究认识这些规律的方法的边缘性学科；狭义指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一词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就广义而言，历史哲学的内容和范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很大变化。中国古代有过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的变迁是由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反复循环更替决定的；欧洲中世纪有过上帝决定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历史的话剧演员，上帝才是他们的导演。这些思想反映出了当时对社会历史发展根由的看法，但还没有构成历史哲学的专门学科。最早把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专题，在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方面做出贡献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G.B.维科，他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明确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意指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应超越堆积的史实，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之后，历史哲学渐渐成为人们专门研究的知识门类。近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讨论：①历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②历史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对前者的回答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后者的回答形成了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它们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力求从总的联系上把握这个过程,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在思想发展史上有积极的贡献。但是,它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而是从一般抽象原则出发来描绘历史；不是从客观事实中去发现,而是在头脑中臆造历史的联系;不是从社会的经济生活而是从社会意识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为历史哲学提供了真正科学的理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却不用“历史哲学”一词来表述。
思辨的历史哲学 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德国 哲学家 I.康德把历史纳入一个富有辩证因素的思辨体系中，并预言未来。他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人类历史，整个说来，可以视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实现，因而人类历史就同时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随着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性就可以逐步获得完美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历史,但它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只能在人类集体的历史之中完成。G.W.F.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把历史看作是理性自身发展的过程,从而给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黑格尔虽然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却认为它是精神的体现，即自由的扩大，这一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长足进步，使许多历史哲学家致力于在历史学中探求象物理科学中那样的因果律，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原则上并无不同，一切科学的性质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观点对20世纪在美国出现的新史学派等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19世纪在西方风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主义，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战后不久，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本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文化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脱胎于斯本格勒。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一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这种所谓历史形态学的基本概念，如文化单元的划分以及所谓“挑战与应战”等，缺乏明确的科学规定性。
分析的历史哲学 从20世纪初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逐渐被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代替。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分析并通晓历史理解的性质。于是，历史哲学的重点就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从探索历史是在怎样运动的，转移到人们是怎样认识历史运动的。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程》，通常被认为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开端。该书讨论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问题，作者既反对当时实证主义的乐观主义，也反对怀疑主义。此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成为历史哲学家讨论的焦点。生命哲学的创始人W.狄尔泰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德国的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继续发挥并强调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认为历史学中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反对者指责这一论点割裂了历史和自然。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B.克罗齐和英国的R.G.柯林伍德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从外部考察自然界，历史学所研究的人类经验和思想必须从其内部考察。一切人类的历史活动都渗透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过去的思想进行反思。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分析学派中的大多数人强调，思想是历史连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倾向于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或否认历史可以预言。英国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K.R.波普尔认为，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都是伪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不能预言的，而知识又极大地作用于历史，所以历史不可预言。波普尔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为严谨的科学推论所必需的两个条件，即概念上的确切性和观察上的可验证性。
评价 20世纪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界占有极大优势，西方历史哲学把注意力转移到分析研究历史学命题的语言和逻辑意义方面。他们特别攻击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能认识到历史的自律性。但自律性和客观必然性是否只互相排斥而不相容，分析派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在企图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一个逻辑结构时，失之于武断。但某些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触及到历史哲学根本问题的某些方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及其洞见的深刻性。分析派把历史的理解局限于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无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物质动力。尽管分析学派对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澄清和认识的深化，但它终究不是而且不能代替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正如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不能取消或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问题。
『陆』 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近二十年无多大变化，哲学思维导向致使历史学并不能有多大思维创获
『柒』 历史学到历史科学的变化在中国是现代以来的变化正确吗
三次巨大变化分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十一届三中全会。
1、辛亥革命
这次革专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属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2、推翻三座大山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说明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行改革开放，我国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飞速提高。
拓展资料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郑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
『捌』 中国历史上的学制变迁
汉：太学
唐宋：国子监（宋时地位没有唐高）
『玖』 请略述历史学的变化发展
简述历史中的体育，历史中的体育没有现在的多花样，但是很经典
『拾』 简述中国史学演变的三个阶段
楼主若问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阶段
可参见【参考资料】的连接,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