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历史学

『壹』 历史特殊论是什么意思 《西语助手》西汉

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普遍被认定为美国的第一个人类学思想学派。

历史特殊论拒斥了单线演化论回（unilineal evolution），主张每个社会都答是其独特历史的一个集体表征（再现）。也拒斥平行演化论（parallel evolution），主张社会可以透过不同的路径，达到相同的文化发展水平。认为传播、贸易、相对应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可能产生类似的文化特质。用来解释文化习惯的三个特征是：环境条件、心理因素、历史连结，其中历史是最重要的。

『贰』 这个历史考研题目怎么回答

1、删裁繁诬，学者亦各名家，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刊改漏失，互相诡教，圣文埃灭，网罗众家，家有数说。而守文之徒。汉兴，学徒劳而少功。郑玄括囊大典自秦焚《六经》，后生疑而莫正，遂令经有数家；及东京，诸儒颇修艺文，异端纷纭。
2、在汉代包括诗学在内的儒学话语建构工程中，郑玄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遍注群经、融会古文、今文，为后世儒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更在于他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贯穿的意识形态内容，深刻体现了东汉时期渐趋成熟士大夫阶层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政治干预意识。自古及今，历代论者，无论是宗郑还是反郑，都是旨在辨其学术的真伪对错，很少有人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角度考察郑学的学理逻辑，这不能不说是郑学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对郑玄的误读清人最为明显，清儒号称远绍汉学，其汉学所指主要即是郑氏之学。但是他们理解的郑氏之学却仅仅是考据、训诂之学，似乎郑玄的学问仅限于此。这实在是不够公允的。事实上正如钱穆、徐复观等前辈学人所指出的，汉学与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后者则拒斥这种关怀；前者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学术，后者则是消极逃避的学术[1]；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后者则仅仅是一种知识话语。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郑玄的学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其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本来面目。

『叁』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爱"的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德国政治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犹太人.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他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带头人.一般信奉他理论的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马克思·列维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82年,同荷兰女子罕丽·普列斯堡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并于1841年完成柏林大学学业,同年另以论文《民主主义的自然哲学和经验主义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获得耶拿大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后辞职.期间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他学识渊博,精通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数学.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贵族小姐燕尼结婚.
1844年1月,与燕尼一起踏上流放的征途.去到巴黎.
1845年秋,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去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5年12月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其后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后来才诞生了《共产党宣言》.
随后不久遭到比利时当局的迫害.和妻子一起回到德国.
1846年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1848年4月,和恩格斯在德国一起创办了《新莱茵报》.
马克思在德国特里尔的故居,现在是马克思博物馆后被驱逐,去了巴黎.在被要求离开巴黎,去了英国伦敦.在伦敦,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和燕尼失去了四个孩子中的三个.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入领导委员会.他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70年10月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由于被许多国家驱逐,到处流亡,他曾自称是“世界公民”.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寓所去世,葬于[[海德公园]内.
《资本论》后两卷为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后出版,分别在1885年、1894年相继出版.
马克思的哲学
哲学——解放的头脑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的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人的解放的头脑,也就是说,它是解放者(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证明它的合规律性,哲学作为人的解放的头脑就应当承担这样的一个任务.
社会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能生产出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数据和生产数据,而动物不能.人一旦进入生产劳动,他就同其它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了. 因为要劳动,所以必须事先结成生产关系以及其它社会关系.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制约着他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生产方式,而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构成的社会存在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便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了.
生产劳动为主要形式的物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的活动产物,但他们一旦形成,便反过来成为制约着人的活动的客观的力量.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像是杂乱无章,其实它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内在客观趋势的.
人的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明人时,他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
人通过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人自身也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改造,获得自己的新的质量和素质.
人改造世界,世界也改变人.
因此人只有在实践基础上,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才能得科学的唯物的说明.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明人的问题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
阶级斗争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剩余生产物增多,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自身中实行脑体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野蛮阶段走了出来,进入文明时期.另一方面,脑体分工本身就是最初阶级划分的基础.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使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分子与承担全部体力劳动的劳动阶级处在根本利益相互对抗的关系之中,人类自此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不过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以及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依附的具体方式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只有联系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才能理解:
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的； 阶级斗争本身构成了人类历史发的一种推动力量.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论中,特别强调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的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资本论》
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源于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数据的分离. 但阶级一旦产生,又会把阶级利益对立的烙印打上文化、宗教等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有时是一个社会范畴.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从早期的简单走向复杂,然后又走向现代社会的简单化.
马克思指出,同以往的阶级社会相比效,资本主义社会会使互相对立阶级日益简单化.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政党理论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宣言》
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党代表着组织、领导和宣传作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些核心作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
国家理论
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统治阶级需要用暴力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以保持阶级之间的平衡,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之内,那就是国家. 这样,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应运而生.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由的解放,就要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为止.
“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 卡尔·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作品
《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
《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
恩格斯简介
恩格斯,F．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K．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少年时就学于巴门市立学校,1834年转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1837年其父坚持要他辍学经商.1年后到不来梅一家商行供职.当时德国正面临民族统一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恩格斯被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所吸引,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1839年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的黑暗,倾注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在柏林大学听课,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1841年底和1842年初写出《谢林与启示》等 3篇文章,抨击为普鲁士政府服务的哲学家F．W．J．von谢林,维护G．W．F．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黑格尔派从事进步活动的功绩,在德国哲学界引起轰动,在国外也有强烈反响.这时,恩格斯在政治上和世界观上虽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他重视革命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同德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再加上L．A．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影响,他开始向唯物主义者转变.
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当职员,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他和工人交往,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斗争,并同宪章运动领袖建立联系.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恩格斯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分析英国的社会状况,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为宪章运动机关报《北极星报》和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1844年3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篇文章,以社会主义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明一切弊端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结果,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不可避免性,批判英国历史学家T．卡莱尔的唯心史观,初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已经完成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与马克思合作创立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1844年 8月,恩格斯在回德国途中拜访侨居巴黎的马克思,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决定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奋斗.同年 9月,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系统地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历史上各种所有制的形式,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材料,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1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为新的同盟先后起草两个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和《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在同年11～12月同盟第 2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委托,在前两个纲领草案的基础上负责起草党的纲领.1847年12月～1848年 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升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外,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革命失败后,1849年11月10日恩格斯流亡伦敦与马克思会合,担负起重建同盟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工作,着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1850～1852年先后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并与马克思合写《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850年,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从事他十分厌恶的经商活动,以便在经济上接济马克思,使之能够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工作之余,他还研究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就各种理论问题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写了大量军事、政治论文.恩格斯极其关心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第一国际前期,尽管他无法直接参与活动,仍通过信件和马克思讨论有关国际的重大问题.他很关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写过不少论述波兰问题的文章.他在《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章中,揭露沙皇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侵略,预言今后必将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870年 9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10月,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的后期发表《论权威》等名著,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批判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7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长.在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批评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无原则妥协的错误和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两派合并后,杜林主义危及德国党的理论基础.1877～1878年恩格斯写出《反杜林论》,深刻批判Е．К．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和假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全书.1880年,把《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中广为传播,被马克思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恩格斯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批判自然科学领域的反动哲学思潮,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问题.这些手稿在恩格斯逝世后被编成《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担负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文献遗稿工作.1885年和1894年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了马克思未竟之业,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8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论述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揭示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指明私有制、阶级、国家消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的谬论.1886年,他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唯心史观,精辟地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1890年起,他在有关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著名通信中,驳斥了E．E．P．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德国党内“青年派”等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在全面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原理,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担.1889年7月,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第二国际,进一步团结和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使社会主义运动获得广阔的发展.他帮助和指导德、法、英等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先后写出《1845～1885年的英国》、《〈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等序文和书信,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各国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1894年写出《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引导农民走向农业合作化的纲领和步骤,强调对小农不能用暴力剥夺,而应通过示范把他们逐步引向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1895年 3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写了导言,分析和总结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和方法的变化.1895年8月5日在伦敦病逝.骨灰罐由他的亲密战友F．列斯纳等遵照遗嘱投葬于英国伊斯特勃恩岩崖附近海中.

『肆』 请教：“历史主义”的经典与系统的定义或解释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伍』 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简单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对版，而是认为形而上学权不能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形而上学的命题甚至形而上学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有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展开全面的批驳，认为形而上学一无是处，其所有的、整个体系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既不是分析的，又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没有任何真理性可言，是无谓的“伪命题”。而也有哲学家不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无意义，只是认为它没有传递实际知识的意义，仅具有激动情感的意义。
然而，如果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而逻辑实证主义所拒斥的实际主要就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这从他们所要求的可证实原则来看，形而上学的思辨虚构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并不能通过什么实验，也不能通过经验或者其他的途径来证实，他所提出的观点只是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认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一种导向。

『陆』 对历史文本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满意答案来

客观中立的史料，要源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历史文本的游戏，历史研究要达到这样的“客观性”，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述，可以让我们别有心得:一是历史学家要精心考辨史实。寻常的观点认为。兰克所说的，兰克本人的思想蕴涵、好恶，“无一字一句无来历”，而任何带有党派或其他偏见的人们;再就是，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也必须在语言运用中将这一层内涵表达出来)，便应该是不刊之论了，就表达了类似的信念，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来拒斥它，做到经自己之手写出来的论著。
历史学的传统向来是以追索历史真相、“还过去以本来面目”为鹄的，避免将个人情感，自然会将其意义显露出来。倘若历史事实本身，经受得住历史学家法的锤炼，他自己写的宗教改革史，自动地就会呈现出意义和结论来的话，要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能够接受，表述出来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如果碰到了只能以或然的方式来言说的东西。我们今天在书页报端当中，带有猜测和想象成分的东西，随处可见“让历史事实说话”的说法、价值判断等因素掺杂进去。虽然，远比他那被实证主义化了的形象要深邃复杂许多，傅斯年的那句名言“史料就是史学”
的人55
回答时间:2015-4-4

『柒』 谁有陕师大网教院历史学《西方史学史》作业答案

《西方史学史》作业参考答案

一、简述西方史学的萌芽
1、希腊神话。 2、史诗与传说 3、记事 4、神话和史诗的特点
二、评修昔底德斯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1、比较丰富的人本思想 2、重视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
3、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的萌芽 4、认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5、治学严谨，立论求实
三、奥古斯丁对宗教史学的作出了什么贡献？
1、撰写《上帝之城 》与异教徒进行辩论
2、发展并明确了中世纪的历史时间观念，上帝安排了一切，历史、回忆、只是证实上帝的安排。
3、地上之城（人类历史）从该隐开始，历经婴儿、少年、青春、壮年、半老、老年六个生理阶段。
4、双城斗争史分三个历史阶段：前律法阶段，律法阶段和上帝的天国阶段。
5、把史学完全隶属于神学的权威之下，其影响不可估量。
四、简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
1、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诗歌阶段、散文时代、哲学时代。
2、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具有生长衰亡的自然发展过程。但不可能直线上升的。
3、人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不同时代的人性并不一致，反对“永恒人性”。
4、他是近代首批文化史家之一，否认“精选民族”和“欧洲中心论”，试图探索人类在其文化发展进程中所经历过的道路。
5、不认为中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断，而认为是人类文化进步中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如同链条一样，彼此相连，前后衔接。
五、十九世纪有那些史学流派及代表人物？
1、浪漫主义史学：赫尔德。柏克。夏多布里昂
2、客观主义史学：尼布尔、兰克
3、实证主义史学：孔德、斯宾塞
4、历史主义史学：（维柯）、萨维尼、洪堡、黑格尔
5、阶级斗争史学：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
6、马克思主义史学
六、希罗多德对西方史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2、朴素的历史因果观
3、平等的民族观
4、求真精神A、秉笔直书，兼收并蓄B、考证史料，辨别真伪
5、首创历史叙事体
七、西方古典史学有那些传统?
1、求真探索的精神。
2、人文主义的观念
3、宽宏的历史眼光
4、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
5、重视文字表述和自身修养
八、简述博学时代的史学成就
1、主要特征为历史学家对整理，编纂、史料空前热情、直接原因是宗教改革，让历史自己说话
2、匹陶
3、度申
4、马比昂
5、蒙福孔
九、兰克史学有那些特点？
1、不评判过去，不教导现在，不予示未来。
2、第一次明确史料运用原则，外证与内证结合
3、重视档案
4、超然的态度，区别于普鲁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的史学家和法国的政治史学家。
批评：1、拒斥历史哲学
2、不能证明如何作到“直书”
3、局限于政治史、外交史
十、简述年鉴学派的演进
1、法国的历史传统
2、《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1945
3、《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1945》1945—1968
4、1968—至今。勒高夫《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

『捌』 试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前期文化为什么具有新旧交替

新旧交替: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不要误以为“新旧交替”是指新事物和旧事物在互相替换哦)
中国近代前期文化的特点
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急剧变化直接影响到近代文化。主要特点有：
①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呈现出新旧过渡的特点。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生了矛盾和斗争，最终使封建文化发生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在斗争中不断吸取先进文化，获得新生。
②救亡图存是主题，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文学艺术上多有反映，中国的思想界更是显示出面对危局，不断探索救国之路的特点。
③近代前期文化的主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
④由于社会变化剧烈，中国近代前期文化的发展变化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快速变化也使文化本身在层次上不够深入，在内容上缺乏本质飞跃，在理论上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

一、思想演变
1、西学概念
西学，泛指当时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东渐，意为向东方逐渐传入、渗透。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化相斥相纳的历史。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新旧之争；有吸收，也有拒斥；有拿来主义，也有先入为主；有水乳交融，也有囫囵吞枣。

2、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三步曲
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这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探索西学的热点在“师夷长技”的“技”上，即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80年代，探索西学的热点转移到“格致之学”上，即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理论。这是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叶到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派在“求强”口号下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西学。通过翻译，数学、声、光、化、电等学问开始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李善兰、华衡芳等，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从70～80年代，随着民用工业的大量兴办，“西学”的内容越出了军事技术的狭隘范围，西方科技知识开始大量传入。
从19世纪90年代以后，向西方学习开始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这是第三阶段。先是维新派思想家日益认识到西学体系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主张既要学“西艺”，又要学“西政”。向西方学习开始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此后，革命派也在这一层次上进行了不懈努力。接着，激进民主主义者向西方学习又深入到比政治体制和教育更深一层的哲理学说。

中国近代前期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与不断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个层次。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以“船坚炮利”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第二阶段，主要学习以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为核心的西方精神文明。三个层次：技术成果（器物层）；相关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思想层）。

3、近代前期思想演进的过程、影响及其特点
过程：①鸦片战争期间，开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从而揭开了近代前期向西方学习的序幕。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于军事技术，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未能涉及到政治制度，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②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基本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思想实质是立足于封建主义，通过借取西方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的自强，它突破了传统的封建观念束缚，为西学的传入创造了一定条件。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基本主张：经济方面主张摒弃“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政治方面，宣传西方的议会制度，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文化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④19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想逐步发展起来，表现为严复积极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康有为则把中学和西学揉合起来，宣传变法主张；梁启超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惟一出路。维新派的基本思想主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是在甲午战后民族矛盾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要求，是爱国进步的。它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实践的到来，但未给中国指明正确出路。⑤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具体表现为三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思想，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深刻的反封建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
影响：①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面对现实。其对中国的影响重在思想，没有具体实践改造。②洋务思想付诸实践，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新式学校，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引进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在改革封建文化和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促进了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③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发生。其伟大作用在于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潮流，起了思想启蒙作用。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导致辛亥革命的发生，推翻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是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二次潮流。⑤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⑥中国近代前期思想并未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的。
特点：①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相联的，体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②是在西学影响下进行的，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途径，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主流。③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推进，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由初期模仿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后来逐渐领悟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近代前期的思想演进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器物层次（师夷长技和洋务运动）→制度层次（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化层次（新文化运动）。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学术觉悟、政治觉悟、理论觉悟”；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先从器物上感觉出，再从制度上感觉出，再从文化上感觉出”。④每一步新的探索都吸收了前面探索的得失而有所发展；每一个新的探索又为后面的探索提供了借鉴经验，都有继承和发展的联系；每一步探索都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⑤由于民族救亡的需要，几乎都进行了社会实践，但各种思想演变剧烈，没有形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没有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路。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走了一条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道路，其中最重大的选择是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地，使中国有了最先进的革命指导思想。

『玖』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考古学方面）

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1•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拾』 逻辑实证主义是如何拒斥形而上学的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并不是简单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对，而是认为形而上学不内能区分科学与非容科学，形而上学的命题甚至形而上学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有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展开全面的批驳，认为形而上学一无是处，其所有的、整个体系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既不是分析的，又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没有任何真理性可言，是无谓的“伪命题”。而也有哲学家不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无意义，只是认为它没有传递实际知识的意义，仅具有激动情感的意义。

然而，如果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而逻辑实证主义所拒斥的实际主要就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这从他们所要求的可证实原则来看，形而上学的思辨虚构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并不能通过什么实验，也不能通过经验或者其他的途径来证实，他所提出的观点只是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认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一种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