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历史专业名词解释，比如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
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1]，其特色是个人或是企业拥有资本财，且投资活动是由个人决策左右，而非由国家所控制[2]，一般并没有准确之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也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3]，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借着雇佣或劳动的手段以生产资料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由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4]，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混合经济”[5]，因为政府多半会去关注社会上生产面的活动与问题，进而加以涉入甚至掌握生产，对经济活动采行干涉主义，而非全然的资本主义。
词源
“capital”一词来源于对动物的买卖及占有，“capital”源于拉丁词语“capitalis”，“capitalis”则源于原始印欧语的“kaput”——意思是“头”，“头”是一种在远古年代的欧洲测量财富的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头”牛，那么此人也就越富有。“chattel”（意思是商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
在许多语言中，货币的名称以及某些经济学理所用的术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们与动物买卖及原始贸易在词汇上的联系，譬如“fee”（费）是从高地古德语中的“faihu”（牛，钱）一词衍生而来，“rupee”（卢比）是从梵文中的“rupya”（银）一词衍生而来，“buck”（一块钱）原指一种鹿皮，“pecuniary”（金钱的）是从拉丁文中的“pecu”（一个人的牛群及羊群）一词衍生而来，“stock”（股票）是从英文中的“livestock”（牲口）一词衍生而来，“peso”（比索）是从梵文中的“pashu”（牛）一词衍生而来，等等。
“Kapitalist”一词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出现，不过，宣言里并没有出现后来德语里与“capitalism”同义的“Kapitalismus”一词。第一个使用“capitalism”一词的是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他以此表示大量资本的所有权，而非一种生产制度。
1867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使用了“资本家”一词来称呼资本的所有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使用了“资本形式的生产”（kapitalistische Proktionsform），并在资本论里使用“Kapitalist”和“capitalist”等名称（表示资本的私人所有人）。不过，第一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生产制度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维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2年的著作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里。宋巴特的密友和同僚马克斯·韦伯也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使用这一词。
辞典里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总是不断改变。例如，1909年出版的《世纪辞典》（Century Dictionary）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
拥有资本或财产的国家；和对于资本的占有。
众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以及，对于大量或联合的资本的权力或影响力。
至于当代的定义，或许是因为受到了19世纪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如同宋巴特和韦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由私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的经济系统，经由私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
不过，英国1987年版的《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占有资本的状况；资本家的身份；拥护资本家存在的制度。”这与美国辞典的定义差异也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和词源解释不同而造成的。
[编辑]资本家理论
许多人强调对于资本的私人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或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对于资本聚集和资本主义机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些人则以阶级的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包括了社会的阶级架构以及劳工与资产阶级间的关系。一些人则注重国际贸易制度的发展。不过，资本主义所假设的本质，是一个允许人们借由货币贸易来追求利润的社会。
在叙述资本主义时，哈耶克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自我组织特质，经济并非交由政府管理，而是依赖自由价格机制来协调资源的分配。许多人例如亚当·斯密主张个人追求各自利益的价值观，以反对利他主义提倡共同替“公共利益”服务的主张。他们认为借由个人和公司追求各自的利益才能创造更有效的社会利益。
人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则主张亚当·斯密当时主要只是论述一个生产的组织时期。对波兰尼而言，资本主义与早期的商业时期的重商主义不同，因为资本主义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商品化了。而重工主义则是在产业的工厂制度转变为国际化的商业架构过程中所浮现的问题，在历史的角度上，这个系统需要一个能确保支援产业成分的机制，才能将其商品化；而不是透过自我组织的行动过程。他以此推论认为国家必须有力而紧密地干预经济。
这些理论家也注意到欧洲国家在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的各种经济制度的改变，尤其是在个人和团体以“公司”（或法人）形式来买卖资本产品的权利问题上，以及对于土地、劳工、和货币（参见金融和信用）在自由市场上（参见贸易）的买卖，并且也改倚赖国家来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而不是透过封建形式的保护和义务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一词的模糊定义，讨论和争议也由此浮现。特别是在对于资本主义是否为一种真正的制度、或观念的争论上，例如它是否真的在经济学上被运用？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资本主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存在？（参见混合经济）。在历史的观点上，也有争论围绕于资本主义是否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或地理区域，又或者资本主义是否于各种时代和地点都曾存在过。一些人将资本主义解释为纯为的经济制度，一些人则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结合。
[编辑]资本主义与其他经济制度的比较
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对照之下，在封建制度里君主控制了立法权力和宣称土地所有权的权力—而无需去购买土地。君王将土地授与封臣（或称诸侯），封臣则对君王提供各种服务，封臣也以农奴来耕作土地。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照之下，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里的生产资料是由人民集体（或国家）控制并运作。若与共产主义比较，共产主义制度里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而不是由老板或雇主所有，而生产过程也是集体化的，以达成“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私人财产）”[1]。另外，如同卡尔·马克思主张的，劳动的产品也是“依据每个人需求”直接分发 [2]，而“购买和贩卖”则被废止。（共产党宣言）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反对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里“经济的要件（如劳工、资本、和自然资源）都受到政府控制和管制，以达成政府所预期的经济发展计划”[6]。资本主义也被与社团主义相比较，在社团主义制度里私人企业与政府紧密勾结，表面上则宣称为了国家的利益服务。正处于阶级斗争阶段（以及革命时期）的国家在物质上也会出现重大改变，例如工业化的发展，并产生战时经济和商品化的特色。
参与型经济和议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则是其他形式的制度，劳工与消费者的议会利用自治的方法来达成决策，并反对由大企业或国家企业控制经济。
大多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都是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例如在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时期（例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大萧条时期（如凯恩斯）和冷战时期（如哈耶克、弗里德曼）。
这些理论家定义资本主义为一种资本由私营的个体们（有时也被称为“资本家”）拥有的制度，而经济的决策和决定是由市场进行—亦即借由贩卖者和购买者之间透过协议所进行的贸易；借着市场的智慧和企业家精神，以及由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契约制度来运作。这些理论家也试着解释为何资本主义能产生比由政府介入的经济更大的经济成长。（参见经济学、政治哲学、自由放任）
芬兰国会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在1765年出版了The National Gain一书，成为第一个提倡贸易和产业自由以及自由主义原则的人，11年后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
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也随着政治观点和分析方式而有所差异。亚当·斯密所支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专注于人类私利所扮演的的启蒙角色（“看不见的手”），以及特定的在增加资本聚集效率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艾茵·兰德、和阿伦·格林斯潘）都强调自由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相信自由市场能提升个体间的合作、创新、经济成长、以及自由。一些人（如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的枢纽在于一个能让产品和服务于市场进行贸易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产品属于非国家的实体所有，在全球的规模之上运作。
对其他人而言（如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则被定义为一种在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劳工市场的产生，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力。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主张，由于经济自行组织的现象，没有经过政府计划和指引的经济将会有更优越的效率。许多人将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词。
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
拥护者和批评者们都同意资本主义拥有以下的特色：私营部分、私人所有权、自由企业、利润、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竞争、自我组织、市场（包括劳工市场）的存在、以及追求私人利益。
至于由政府大量干预经济—包括由国家掌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混合一些自由市场特色的经济制度通常称为混合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 [3]。如果政府干预的程度远远高过私人的决策部分，那么这种经济则被称为中央集权。一些人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反对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依照一些定义方式，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根基于资本主义上的混合经济制度。一些人则认为全世界已经结合为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那些仍拒绝资本主义的国家，也都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运作。
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资本主义的必要特征是以法规制度来确立和保护私人的财产，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私人财产权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便已存在，例如古罗马 [4]，但对于这些权利的保护则较为困难，因为当时罗马并没有警察存在 [5]。罗马和一些早期的制度经常逼迫弱者付费给有权势的庇护人或贵族以换取保护。
拥护者们主张，稳固的财产和法律制度使资本主义能促成：
最大的独立性；
更清楚而确实的所有权；
统一并整合全国的财产法规和财产资讯；
借由惩罚贸易中的诈骗行为来提升信任；
借由更正式而复杂的所有权书面契约，将能更轻易的分担风险和公司中的所有权；
借由更多借贷的担保项目，新的投资计划将更容易借贷资金；
更容易获得可信度更高的借债信用历史和财产价值的情报；
强化财产所有权契约文件的代替性、标准性、和可移动性，替全国性的市场架构铺路，并能使个人和公司实体更轻易的转移财产。
而这些全都能促进经济的成长。
与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坚持私人财产的个人所有权，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在生产资料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在历史上，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程度，是和人类从动物状况进化至现代文明的发展一致的”[6]。在现代，每个国家里的生产资料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归政府所有，不过，只有绝大部分的所有权都归私人拥有的经济体系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
B. 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
所谓历史的辉抄格解释袭，是巴特菲尔德爵士用以批判一种史学立场的名词。《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借由所谓“辉格派历史学家”对于宗教改革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入手，批判了这种着力寻求当下的源泉、对历史做出价值判断、强调进步原则的史观，并表达了自己对于历史学家之责任与史观的看法。
在序言中，巴特菲尔德爵士如是说道，“我要探讨的是一种许多历史学家都具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显然，这些历史学家将自己当成了复仇者或者说法官，他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带有个人好恶与价值偏向，仿佛法官对罪人做出审判。他们将历史上的人物分成了进步的朋友与进步的敌人两大阵营，并通过对历史的概说——这无疑是必需的，因为全部的历史正如现实一样纷乱无章——构架起一个进步与落后势力不断斗争、进步势力最终获胜并走向了当下的生活的宏观框架。
C. 名词解释1，史学概论；2、历史本体论；3、历史认识论；4、历史方法论；
1.
是一本书，本书基本是一本“史学入门手册”，介绍本学科基本的概念和范畴，结合大量普通历史学家的论著，介绍查找资料的门径，选题的操作，史料的阅读和理解；讲述考订史实，分析历史现象，写作合格论著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介绍史学传统，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试图沟通中西，搭建中西史家开展对话的共同平台。
本书是大学历史学科本科生基础课教材，分章节讲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学科特点，从事历史学研究需要训练，简要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
2.历史本体论：也即是对客观历史本质的反思。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则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思考。也有学者把史学本体论称为历史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称为历史学理论或史学理论
3.
历史认识论是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它与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或史学方法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哲学。具体说来，它是关于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其客体的过程、特征、方法等等的理论，它主要涉及历史认识主体（人、特别是史学家）和历史认识客体（即客观历史）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历史认识正误的原因及其检验方法，还涉及历史认识如何对实践乃至对现实发展进程的影响。
4.覃正爱撰著的《历史方法论》（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针对目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注重理论而忽视方法的倾向，结合学术界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讨论，并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进行研究，构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体系，从而使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该书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体系包括四种方法即研究评价方法、科学预测方法、社会改造方法和理论建构方法。各种方法既具有历史理论根据，又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联系。其中研究评价方法是基础，科学预测方法是核心，社会改造方法是关键，理论建构方法是体系建设的需要。该书作为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专著，具有相当的创意和深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有利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D. 《史学概论》名词解释：规律，，，，历史规律，，，，波普尔，，，，马克斯韦德。
规律：亦称法抄则。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形式。
历史规律：即历史法则，即相信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像自然界那样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轨迹。
波普尔 ：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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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历史学家进，名词解释！！！
阿维农之囚：在路易九世时期（1226——1230年），国王实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促进了经济统一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到腓力四世时期（1285——1314年），王权继续加强。腓力四世为夺取附属的城市伊兰得尔，推行战争政策，经常感到财政困难，他便向法国教士征收捐税，因此和教廷发生冲突。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争激烈时死去，新教皇克力门五世是在法国国王直接压力下当选的。教廷从这时候迁到了法国阿维农城，总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
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德谟: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160年～约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唯物主义者，在原子论的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据考证，他的著作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一切部门，但传于今世的仅有几百个片段。
种姓制度: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各国印度教居民中存在的一种彼此严格区分的社会等级或集团制度。梵语为瓦尔纳，意为色、种、质。中国古代的汉译佛经或旅印高僧的著作中，称为种姓或族姓。现在已逐渐废除。但在一些民族中依然存在。
五功:又称五善功,伊斯兰教五项基本功课的总称。也称“五桩天命”、“五常”。阿拉伯语“艾尔卡恩·赫姆塞”的意译,伊斯兰教法规定“五功”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和功修制度，它是基本信仰付之实践的基石，旨在维系、坚定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表达对安拉的虔信和敬畏，通过功修达到认主归一。
军事民主制:指古希腊荷马时代（英雄时代）部落及其联盟的组织机构。包括有 议事会，由氏族长老组成；人民大会，由氏族成年男子组成；其军事首长，即“巴塞勒斯”，尚不享有阶级社会中国王的权力。古罗马人、日耳曼人、斯基泰人等，一般均经历过军事民主制，历史学上有时也用以指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
汉莫拉比法典：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王汉谟拉比，约在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因统一两河流域与颁行法典的历史活动而著称。对内推行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王权和发展经济措施，抑制债务奴隶制，使其在长期对外用兵中有相对稳定的后方，促成国家繁荣，巴比伦城变为西亚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查士丁尼法典：公元526年2月13日，查士丁尼大帝颁布一项敕令，任命特里布尼厄斯组织一个由10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主席由“圣宫廷”的前司法长官约翰担任。委员会有权力用现存的所有资料，并可加以增删、修订，随后把这些敕令分别标上发布皇帝的名号，以及施行的对象与日期，再按内容分类，按时间先后排列。这部《敕法汇集》在公元529年颁布施行，也就是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534年《查士丁尼法典》修改后再度颁布。《查士丁尼法典》明确宣布皇权无限，维护教会利益，巩固奴隶主的统治地位；法典要求“人人都应安分守法”，否则，要依法给予严厉制裁；法典还特别强调奴隶必须听命他的主人的安排，不许有任何反抗，以此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并运用这个法典来为其挽救奴隶制的统治服务。《查士丁尼法典》虽然保留了奴隶法，但取消了父母可以把子女卖为奴隶以补偿自己对他人冒犯这一部分；法典肯定了妇女继承遗产的权利；法典强调了基督教的思想统治，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并详细规定了基督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了对异教徒的强行改信基督教和镇压的政策，甚至规定了教堂和修道院的规模和生活规则，强化了对隶农的统治；法典也用许多条文严格规定了奴隶与隶农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主人，对不服从者处以重罚乃至死刑，只是由于隶农的反抗斗争才不得不写上释放奴隶的条文。
四大文明古国的起源：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是指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时间断限为公元前5000年的塔萨文化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历史。
古印度文明是公元前二十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古代印度的文化
古巴比伦文明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
古中国文明是夏朝(约为前2070年—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
世界上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有五个，也就是：埃及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岛。其中最早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巴比伦王国：又称古巴比伦王国。古代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1894年，闪米特人的一支阿摩利人占据幼发拉底河中游东岸的巴比伦城后建立。在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时(约前1792-前1750)，征服两河流域中南部地区(后称巴比伦尼亚)，势力强盛，曾颁布《汉谟拉比法典》。前1595年被赫梯王国所灭。
丕平献土：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半岛上存在东罗马帝国的、伦巴德的和教皇的三种势力。751年，伦巴德入攻陷中东罗马帝国控制的意大利拉文那总督区，直接威胁教皇统治的罗马公国。此时，东罗马帝国的注意力集中于东方，且远离罗马，无力为教皇提供保护。于是，教皇便不得不在“蛮族”国家中寻求支持力量，他转向了当时比较强大的法兰克王国，要求与法兰克王国结成政治和宗教联盟。公元754年，伦巴德人入侵罗马，威胁到教皇领地，教皇亲往法兰克，向丕平求援。丕平出迎教皇于庞帝翁，让教皇乘马，自己徒步行走，教皇赐给丕平以“罗马贵族”的头衔，使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成为罗马教皇的武力支持者。公元756年6月，法兰克王丕平应教皇的请求，出兵征服了伦巴德人，并把从伦巴德人手中夺回的土地——罗马城及其原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拉文那总督管区划归教皇管辖，这便是教会史上称谓的“丕平献土”。
英法百年战争：百年战争是指英国和法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勃艮地，于1337年 - 1453年间的战争，是世界最长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16年。
十字军东侵：十字军东征是在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八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
城市行会：欧洲中世纪，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在古代村落公社衰落的同时，从公元9世纪起，在自由城市与海滨等地，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联合组织―行会。行会是了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解决业主困难而成立的一种组织。
军区制改革：七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开始实行的一项改革。具体内容有：
⒈把北非、意大利实行的军区制移植到东方，设若干军区，以军区代替行省，军政合一，由主管军事的将军统治，实际是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
⒉建立军屯制度，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配以世袭份地，亦兵亦农，缴纳赋税，但不服劳役；
⒊对军队上层则进行土地分封，形成军事封建贵族，既作为帝国
阶级支柱，又加强帝国军事力量．军区制改革大大加强了帝国的经济、军事力理，使帝国得以继续存在。
群书摘要：拜占庭马其顿王朝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者是佛提乌斯。
F. 历史学名词、概念
下面都是在网上搜索到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历史名词解释大全(世界史和中国史都包括)http://wenku..com/view/e8b94222192e45361066f59a.html
历史学基本概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374290100e3vp.html
http://rcs.wuchang-e.com/RESOURCE/GZ/GZLS/LSBL/LSXGS/12837_SR.htm
http://www.pep.com.cn/gzls/jszx/jxyj/jxlw/201001/t20100108_624669.htm
G. 史学名词解释
因取义的广狭不同，史学的定义从内涵上可归纳为两种。广义的“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1）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和（2）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前者，而专指后者。
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诞生之前，人们一般从广义上来界定史学，即对史学的定义与对历史的定义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对两者进行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英语中“历史学”和“历史”是同一个词：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才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他们在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人们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我们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H. 历史学的名词解释，真正的强者来！！！
苏报案:
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是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7月7日，《苏报》被封。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通过这一事件，《革命军》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清王朝越发遭到人民的厌弃。
黄花岗起义:
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爆发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犯，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所有的人力、财力，作了长期的准备，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起适合武装起义的权威领导机构，参与组织起义的一些重要骨干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急关头，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致使起义日期一改再改，临到起义，各部除黄兴一路外均借故不发动，造成了孤军奋战的局面；二是计划不周密，起义尚未爆发，消息就已走漏，使清军早有准备，而革命党方面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枪械运输），最后只得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仓促发难，自然难保成功；三是没有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只是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
保路运动: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
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这实际上是三权分立的原则。
中国同盟会曾试图在中国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但都没有成功。有人认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虽然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参加，但中国同盟会并未起领导作用。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辛亥革命后孙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九个成员中只有三个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
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联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1913年，袁世凯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于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强行解散。
虎门销烟：
道光1839年1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已经来临的1839是使禁烟史上最重要的翌年，对林则徐一生来说是最辉煌的岁月。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山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使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不仅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
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
虎门销烟前,林则徐了解到,过去用火焚烧鸦片,鸦片油渗入土中,一些人就将这些土挖去,熬炼成烟膏.因此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15丈的2个大池,灌入海水,然后把鸦片投入池内,泡透后放石灰.再打开涵闸让鸦片末泄入茫茫大海。
150年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不断的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掠夺殖民地，还企图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
广州是外国烟贩子的贩毒中心。1838年广州地方政府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英国烟商竟然出来阻挠，激起了广州人民的义愤。1839年2月，一万多名群众到外国人民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声讨外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
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限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由于林则徐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人民的支持，外国烟商被迫交出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他令人将鸦片放入挖好的两个大池子里，池中放入卤水，鸦片浸泡半日后，再加上生石灰，生石灰降生水煮沸，就把鸦片销毁了。经过23天，才把缴获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1841年5月29日，英军闯到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抢掠，群众奋起抗击，打死几名英军。次日，三元里和附近各乡几千群众，手持刀矛和农具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英军急忙反扑，三元里人民诱敌到牛栏冈围歼，恰好雷雨大作，敌人的火药淋湿，枪炮无法使用，被打得东奔西窜，死伤几十名。当晚英军向四方炮台退去。三元里人民乘胜追击，广州附近几个县的群众也纷纷起来支援，包围了四方炮台。侵略军向广州官府求救，奕山派知府余保纯前往解围。后英军悄悄地退出了虎门。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者规模较大的一次斗争。
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98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发布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公车上书：
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姜先生用自证、它证、反证的方法，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公车上书”的这件事,大多是根据康自己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的，但当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5月2日那天，公车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马嘉里事件：
1874年英军上校柏郎率200人的武装由缅甸入侵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的翻译马嘉里前往迎接。马嘉里沿途刺探我军政情报，绘制山川地形图。
马嘉里与柏郎街头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初十，率部队取道八莫——芒允路入境。英军行至中国境内红蚌河边，闻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里便自告奋勇带三个随从前往探路，柏郎率部随后。我边防守军腾越左营都司李国珍，故意放过马嘉里，已切断其与柏郎的联系。马嘉里14日晚行至芒允，宿住于寺庙中。16日在返回迎柏郎途中，受到我方群众阻拦，马嘉里当场开枪打死一群众，从而群情激奋，将马嘉里一行四人杀死，弃尸户宋河中。次日上午，我景颇、傣、汉等各族群众配合立国珍守军在班西山下阻截柏郎的部队。柏郎闻报马嘉里被杀，中国援军即至，便仓皇逃窜出境。我神圣国土得以保护。但是英国人借此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屈服于压力，已“盗匪劫杀”的罪名，捕杀了23名景颇族抗英勇士，江腾越镇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革职，还打入地牢。
1876年9月，清政府李洪章在山东烟台与英国使臣签订了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出除对英国人进行道歉、赔款、抚恤外，对所谓的“凶犯”要进行严惩；同意英国开辟印藏交通，允许英国人往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旅游。开辟宜、芜湖、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
盈江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边区军民抗英的斗争，于1987年在此立了纪念碑。
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者的战役。清光绪十一年（1885）初，法军侵占镇南关，后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而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二月初，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便于初五派兵夜袭文渊，打乱了法军部署，促使法军在援军未到之前即仓卒发动进攻。初八晨，法军在炮火掩护下，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进攻关前隘，冯子材一面令各部迎战，一面通告扣波、幕府各军前来策应。当敌逼近长墙时，年已70的冯子材持矛大呼，冲入敌阵，全军感奋，一齐涌出，与敌白刃格斗，战至中午，终将法军击退。冯子材指挥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重伤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振奋了民族精神。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门户开放：
1899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
门户开放:
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
“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
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指由张勋一手策划，于1917年（民国六年）7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因发生在丁巳年，亦称丁巳复辟。
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日本表示支持段祺瑞，英国、美国等支持黎元洪、冯国璋。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令属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乃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密谋复辟，段祺瑞则欲利用他对黎元洪而支持其入京。7月1日，正式让溥仪登基后召致全国反对，段祺瑞于是组成讨逆军讨伐，7月12日即结束。
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
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船捕走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但是当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
“马神莆事件”应为“马神甫事件”
10000字的限制，我也无法把答案全塞进来了，只能做到二行的题目，剩下的想放也放不下了，恕我无能为力了。要不你再把题目分开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