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评价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华先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学界的地位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追悼高华先生:"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 高华教授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这是岁末听到的最悲哀消息。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每一次听他谈中共历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他得病之后的坚强、乐观，让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记得他当时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发言也显得'高谈阔论'，让我印象深刻。"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以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高华都领风气之先。高华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高华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高华，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高华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2003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们相处了大约一个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高华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和邮件往来。高华突然去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高华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真的是令人十分难过!仅57岁，比我还年轻啊。我与高华先生仅一面之缘，高华来我校，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高华已患病，话不多，但还是很有精神，对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对高华的现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给他十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精辟的论著问世"。
B.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怎么样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很好，本硕博一直到博士后！在全国可以排在前五名专。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是南属京大学的博士后，还有一个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博士。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陈谦平、李良玉、高华等都是名家。不过，历史学在当今社会属于冷门学科，因此分数线较低。
C. 英国人就鸦片战争道歉吗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做的事。”撰写《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常因这场战争而愧疚，同时又努力保持冷静。2016年3、4月间，在《鸦片战争》中文版推出半年多后，蓝诗玲来到中国，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华。
中国历史学家茅海建在2007年曾邀请蓝诗玲到北京大学做了三四个月访问学者。她与很多中国近代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边阅读茅海建的名作《天朝的崩溃》，一边去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
《天朝的崩溃》中的几处细节，令蓝诗玲印象深刻。书中写到的三元里抗英，使她发觉，清朝并不是统一的整体。这本书总结道，奋起反抗的民众意在保卫家园，“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在另一个故事中，伯麦、义律等英国将领遭遇台风，流落小岛，花了一大笔钱请村民送他们回澳门。村民们并不关心战争，倘使他们把这些外貌特征明显的“番鬼”送交官府，鸦片战争可能结局大变。
回国后，蓝诗玲开始搜集英文资料。经过两三年撰写，《鸦片战争》于2011年1月定稿，当年夏天出版。很多英国读者反馈，自己原来不了解鸦片战争。蓝诗玲发现，英国人更关心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非洲的行为，他们的遗忘与中国人的牢记对比鲜明。因鸦片战争，西方产生“黄祸论”，中国人则开始反省自身的“民族病”——鸦片战争从清政府眼中不起眼的“边衅”，逐渐转变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
蓝诗玲起初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其间，因为短暂学习自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的中国历史，她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兴趣，决定转系。
大学三年级，蓝诗玲如愿转去中文系。从那时算起，她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过20年。她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用词不确定，随时查问订正。谈起中国，她口中不时蹦出“国内”这个词，似乎在用中国人的方式思考。1997年，蓝诗玲第一次来中国，到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学习一年。那时她刚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历史、中文各读两年。
在中美中心，蓝诗玲遇见了历史学家高华。高华跟蓝诗玲谈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变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等话题，是第一个向她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国老师。蓝诗玲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高华担任导师，为她介绍了很多一手、二手资料，以及研究途径。回英国读研究生，蓝诗玲选择的题目相近，但研究范围扩大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经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蓝诗玲赴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仍定居于剑桥。蓝诗玲觉得守着剑桥大学图书馆很幸福。这家图书馆是英国的“版本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每种新书，都送去备份。那里中文书很多，可以登录中国的论文期刊数据库。研究有需要，她还可以提出购书申请。
蓝诗玲已经做了十五六年的翻译工作，英译过韩少功、朱文、张爱玲、阎连科、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小说。英国读者看翻译作品比较少，但她发现，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数量慢慢在增加。蓝诗玲去年开始研究中国作家张承志。她觉得张承志是个独特的人物：认同“文革”时期的信仰和理想，有伊斯兰教背景，在1980年代出名，写小说强调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三种因素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主要想了解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蓝诗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研究鸦片战争研究对蓝诗玲影响深远。“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先入之见。”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必须用鸦片挣钱战争就必须打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在蓝诗玲的书中多次出现。蓝诗玲看过中国电影《鸦片战争》和《林则徐》，觉得有助于了解义律这个“黑暗”的角色。在片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
当时，义律在英国国内其实并不受欢迎。《泰晤士报》的评论曾诅咒：“义律的脑袋、身躯和四肢也应该被分割为一千个圆柱体，以警告他所有的家人。”蓝诗玲写道，战后几年，义律的对手琦善都认为他真被砍了头，哀叹：“命真苦啊，可怜的义律。他是个好人。”
义律是废奴主义者，也反感鸦片贸易及鸦片商，蓝诗玲写到了他的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义律自辩在为“一场正义的、必需的战争”而战斗，又强调：“不要忘记，导致这场战争的中国当局的行为……是由英国臣民方面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因为观念、职位、诉求的冲突，义律的言行举止相当矛盾，与中国人对他的一贯印象相去甚远。类似的认知差异，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源远流长。
南方周末：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抱有仰慕之情，但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普遍的反华情绪，主要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以后，参加这个使团的人对中国的判断，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写过对中国不大宽容的游记或者报告、汇报。巴罗的例子很典型。他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轻视，甚至可以说蔑视。这些作品出版后，对英国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写过一句话，意思是：英国人是用文字、用笔把中国消灭了。
说中英矛盾的根源是经济、贸易，是因为清朝不愿意答应英国对两国贸易的那些要求，导致马戛尔尼等人说了那么多对中国不满意的话。
何伟亚有些观点值得注意。简单说，英国人没有资格谴责清政府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时候的英国人觉得，他们所谓自由贸易或经济有普遍性。说实在话，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清朝有什么理由要服从这个系统，跟着英国人做事？
我很认同，每个国家都有主权，要控制自己的经济、贸易。如果清朝人跑到英国，向他们提一些要求，英国政府可能也不会答应。
南方周末：这些变化，其实反映了英国或欧洲自己的变化？
蓝诗玲：是的。下学期我要开一门课，讲中西关系或中西交流的历史，大约从1600年讲到当代。这门课的一个基本角度，是西方怎么看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观点，常常不说明中国内部的什么问题，而更能说明西方人有什么样的心情、心理状态。
南方周末：英国讲贸易，清朝维持自己的朝贡体系，是否可以说，这种两国的不同理解，是战争爆发的原因？
蓝诗玲：当然。英国主张的国际系统和清朝所主张的对外系统，都觉得自己有普遍性。那时候的英国人看待中国有局限性，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愿意从清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清朝不愿意让外国人学中文，进入广州城，或者在更多地方居住。英国人把这看做地地道道的排外，看做清朝非常骄傲的反应。但清朝不一定这么看，这是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
清朝并不排外。为了保护、增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吸收了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因素和影响，可以说比较务实。他们不是汉族人，但吸收了孔孟之道，还有蒙古、西藏的因素。康熙皇帝让传教士做制造武器、绘制地图等非常有用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讲到，当时英国在印度、阿富汗面临很多外部问题要处理，那这场战争是不是存在一些偶然性，本来可以避免呢？
蓝诗玲：战争里有很多复杂、暧昧的因素，不过我一再强调，基本根源一清二楚，就是贸易、经济、鸦片。英国政府不愿意放弃从鸦片里得到的利润和金钱，一定要趁机把鸦片合法化。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目标。
英国人让印度人种鸦片，鸦片处理后可以送到中国去，在中国用卖鸦片的钱买茶叶。茶叶送到伦敦，在私人购买之前，英国政府要收取关税。用关税做什么呢？很大部分用来发展英国的海军，没有海军当然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鸦片贸易与大英帝国的权力和存在，有太密切的关系。
到1839、1840年，英国议会、政治家还在考虑要不要调兵去中国。有人提出：算了吧，不做鸦片贸易，我们应该另找收入控制印度——卖鸦片的钱，有一部分用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政府。但是他失败了，大多数声音还是觉得，没法放弃用鸦片挣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必然性的，里面有太多国家利益。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南方周末：谁起了“鸦片战争”这个名字？
蓝诗玲：第一次创造和使用这个名字的，是一个英国记者，应该是1840年或1841年。这个名字，是为了讽刺英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
南方周末：为什么《南京条约》没涉及鸦片，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所涉及？
蓝诗玲：根据英文资料，《南京条约》未涉及鸦片，主要因为当时中国官员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把鸦片合法化。主要是这个原因。
南方周末：为什么两国在1909年达成禁止鸦片的协议？
蓝诗玲：一方面是清末的反鸦片运动；此外，大概在1870年代开始，英国有个非常活跃的反对鸦片的运动，差不多在同一时代，英国国内的鸦片也被禁止了。
D. 沈志华 高华 张奎松 张明 这四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的讲课摘要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
曾于1995年8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8届国际史学大会；
1996年
1月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专题发言：“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5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赴俄国收集档案文献； 10月参加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召开的“中美关系：旅美中国学者的看法”学术讨论会，并做学术报告：“中美关系研究：新材料和新视角”；
1997年
6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赴俄国收集档案文献； 10月在北京主办“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专题发言：“中苏同盟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1998年
1月在北京与首都师大合作组织“冷战与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研讨会；
12月至1999年2月赴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
1999年
8月在桂林组织冷战史专题会议，有国外学者参加，会后出版论文集：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月参加在韩国仁川大学召开的朝鲜战争讨论会，并做学术报告：“苏联与朝鲜战争”；
12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专题发言：“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
2000年
1月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国、印度支那与越南战争”学术会议，并做专题发言：“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0-1973）”；
2-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访问学者；
8月在成都组织冷战专题国际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
2001年
3月参加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十年国际冷战史研究”成果介绍会，代表中国学者介绍中国的研究情况；
3月赴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作学术报告“冷战史研究在中国”；
6月参加美国蒙大拿大学召开学术会议“冷战：中美史学家的对话”；
10月参加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学术会议“朝鲜战争：停战及其国际因素”；
2002年
3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作学术报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5月参加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20世纪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苏联专家在中国”；
6-8月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并在该所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做学术报告。
8月在福建武夷山组织“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0月在丹东主办中韩双边学术讨论会“冷战与朝鲜半岛的分裂和统一”；
11月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并参加学术会议“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提交论文为“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2003年
3-8月赴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项目：冷战与中苏关系。
3月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美国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的“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
3月出席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并发表讲演“19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讲演稿俄译文发表在《远东问题》2004年，№2。
2004年
10月赴华盛顿出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中央情报局1948-1976年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和预测。
11月赴台北出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的“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1956年的中共知识分子会议”。
12月赴东京与日本冷战史研究会举行工作会晤。
2005年
1月赴东京，参加日本中央大学主办的“现代化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会议，并提交论文“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会后赴北海道等地参加日本外务省学术考察
4月赴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讲演“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5月，承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科研课题：编写中苏关系史纲（子课题），已于12月完成。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项目批准号：05BSS005），结项日期2008年5月。
6月6-9日，南昌大学和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协会主办，“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南昌
10月赴波兰、匈牙利进行学术考察，收集档案资料
11月24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争斗”
11月28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中国出兵朝鲜：共和国的第一次战争”
12月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波匈事件与中国：中共走上世界舞台”
2006年
200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 项目批准号：05JJDGJW040），结项日期2008年6月。
2006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结项日期2009年12月。
9月23-24日，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危机及其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并做学术报告“毛泽东与苏联出兵匈牙利”
10月9日，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参加“毛泽东与中国研究”学术会议，做讲演：毛泽东与中苏分裂
10月10日，在意大利葛兰西学院做学术讲演：毛泽东与中国外交
10月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做学术讲演：冷战研究在中国
10月19日，赴波兰华沙参加“国际关系中的1956年波兰危机”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做学术报告“波兰十月危机与中波关系”
12月17-18日，参加上海“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学术报告“关于1957年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历史考察”
12月20-21日，参加上海“冷战转型：70-8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学术报告“中苏同盟破裂：原因和结果”
2007年
1月24日在日本中央大学做学术报告：冷战史研究在中国
1月25日在如本新澙大学做学术报告：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
3月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学术空间与历史文化研究
3月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待新加坡大学亚洲中心学者，讨论共同开展“冷战在亚洲”的研究项目
望采纳~！~~~~~~~~~
E. 历史学家高华在教学和生活中是怎样的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宏篇巨著 ），他用了13年时间（呕心沥血 ）完成了回这部辉煌的巨著，面对（答不白之冤 ），他蒙受了（ 奇耻大辱）。然而为了完成《史记》，他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今天，我们阅读这部伟作，景仰、赞美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
F. 你是华师的吧！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历史系。历史系的一般都是学的什么内容的专业课。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简介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我校传统优势学院之一。学院现有两系（历史系、文化学系）、四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楚学研究所、文化产业研究所）。历史学专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单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中国历史文献学为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学院现有教职工83人，其中教授29人（博士生导师18人），副教授25人，讲师13人。学院资料中心藏书15万余册，中外文期刊500余种，文物馆珍藏各类文物近4000余种（类），机房拥有计算机60余台，多媒体教室设备先进、齐全。近五年来，学院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近百部，发表论文620余篇。
1、古老的学科
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有百年的历史。其前身的文华书院在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首开西洋史，自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每周都有史纲课三小时，地理或欧洲史两小时。1931年，华中大学开设的历史课程有：中国史、现代欧洲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立宪史、日本史、印度史、西洋文明史、耶教史、佛教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等。1935年，陈叔元担任历史系主任。陈叔元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曾任福州协和大学教授。1938年以后，华中大学西迁到云南省大理，历史系与社会科学系合并成为历史社会学系，当时主办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成为当时国内外边疆文化资料的权威刊物。解放前担任历史学课的教师有：英国的甘施礼、康士丁、丁克生等，国内学者有蔡尚思、马奉琛、许衍梁、石声河、华保罗、曹植福、喻存粹等。1949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设有历史系。1952年，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设有历史系，方衡担任系主任。
解放初有一批著名学者在历史系任教，他们是钱基博、张舜徽、潘梓年、杨东纯、王玉哲、杨希时、王凌云等。国学大师钱基博、张舜徽等先生曾经向历史系捐赠了一批宝贵的文物，现收藏于学校文物馆。
在历史系工作，现已退休的历史学教授、副教授有：涂厚善、黄道立、刘继兴、高明振、黄振、闵光沛、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李国祥、崔曙庭、张翼之、戴绪恭、谭克绳、苏中立、唐文权、戴成兴、董方奎、涂光久、孙玉华、向子祥、吴韫山、李雪松、罗静兰、周孝梅、徐策伟、李继晟、周学根、庞子朝等。在历史系先后工作过的同志还有丁磊华、马志林、彭祖年、薄怀俊、朱明庭、谷武高、余显富、黄怀玉、黄葳、章重明、周开敏、张长清、汤建英、刘玲等。在历史系工作过，后又调出的教师有张洪、李子林、林利民、贺璋容、王昌茂、张三夕、高华平、刘筱红、罗家祥、李建中、马良怀、王奇生等。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系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他们是中学的教学骨干。文革以后，历史系在全校率先有了硕士点和博士点，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大批新秀。历史系还开门办学，1981年历史系与江汉大学联合办学，培养历史学科的专科生，由历史系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派老师去江汉大学汉阳分校教学点上课。1983年，湖北省自学考试办公室设置历史专业自学考试，由我系承办培养历史专业自学考生的任务，发给自学考生毕业证书。1983年，历史系与农工民主党联合在华师办了“中华自修大学”（历史本科）。
1983年5月3日，教育部批文建立历史文献研究所，隶属于国家教委领导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4年，教育部批准建立历史研究所，该所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的挂靠依托单位。
1996年，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所合并，联合组建历史文化学院。马敏、朱英先后担任院长。
2、教师队伍建设
学院现有三所两系，教职员工82人。
中国近代史所16人：章开沅、马敏、朱英、罗福惠、严昌洪、何建明、彭南生、刘家峰、田彤、许小青、江满情、王薇佳、郑成林、张建平、谢建军。章开沅、刘望龄、罗福惠、严昌洪先后担任所长，现任所长朱英兼任基地主任。
历史文献所12人：周国林、刘韶军、顾志华、杨昶、王玉德、刘固胜、董恩林、陈蔚松、李晓明、谭汉生、贾国伟、孙湘云。张舜徽、李国祥、周国林先后担任所长，现任所长刘韶军。
楚学所4人：蔡靖泉、张正明（已故）、顾久幸、黄尚明。现任所长蔡靖泉。
历史系30人。其中世界史教研室12人：黄正柏、晏绍祥（兼副院长）、李隆庆、李其荣、邢来顺、庄万友、陶笑虹、揭书安、徐晓旭、王震宇、梁军、曾晓祥，教研室主任黄正柏。中近史教研室9人：刘伟（兼副院长）、黄华文、李英铨、曾祥文、沈志安、孙泽学、杜芳、董恩强、李宝红，教研室主任黄华文。中古史教研室9人：熊铁基、吴琦、邓鸿光、张全明、丁毅华、赵国华、杨有礼、尤学工，教研室主任赵国华。历史系主任赵国华、副主任邢来顺。
文化学系6人：彭长征、姚伟钧、程翠英、王娟、李爱国、纪东东。主任彭长征、副主任姚伟钧。
资料中心：喻枝英、陈亚敏、喻旭、徐艳芳、胡永弘、胡秀云、邹霞。中心主任喻枝英。
院党政9人：胡年珍（书记）、寇富安（副书记）、徐剑（团委书记）、辜庆、卢治平（行政副院长）、庞华君（院办主任）、廖林子（教学秘书）、查旺双（科研与函授秘书）、赵国清（行政秘书）。计算机房1人：何蕾。
其中有教师64人，博士生导师14人，硕士生导师33人。教授30人、副教授19人、副研究馆员4人、讲师1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9人。
教授：章开沅、马敏、朱英、罗福惠、严昌洪、何建明、周国林、刘韶军、黄正柏、熊铁基、吴琦、刘伟、姚伟钧、彭南生、黄华文、晏绍祥、邢来顺、李其荣、邓鸿光、张全明、丁毅华、顾志华、杨昶、王玉德、蔡靖泉、顾久幸、张正明、彭长征、刘固胜。（前14人为博导）
副教授：赵国华、杨有礼、李英铨、曾祥文、沈志安、孙泽学、杜芳、李隆庆、庄万友、陶笑虹、揭书安、董恩林、陈蔚松、李晓明、贾国伟、孙湘云、刘家峰、田彤、徐晓旭。
讲师：王震宇、梁军、曾晓强、董恩祥、李宝红、许小青、江满情、王薇佳、郑成林、程翠英、王娟、李爱国、纪东东。
图书系列副研究馆员：俞旭、喻枝英、徐艳芳、胡永弘。馆员陈亚敏胡秀云邹霞。技师：何蕾。
以上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19人：彭南生、刘固胜、晏绍祥、何晓旭、田彤、刘家峰、马敏、何建明、周国林、刘韶军、吴琦、姚伟钧、王玉德、董恩林、李晓明、邢来顺、孙泽学、郑成林、王薇佳、江满情，前6人为博士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有4人：梁军、董恩强、尤学工、许小青。
退休的教授还在著书立说，或继续发挥学术作用，他们是涂厚善、黄道立、高明振、黄振、闵光沛、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李国祥、崔曙庭、张翼之、戴绪恭、谭克绳、苏中立等先生。
学院聘请了一批海内外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30余人，如野泽丰、成中英、陈鼓应、裘锡圭、庞朴等。
3、学科建设
历史学科一直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和教育部陈至立部长曾经到我院视察。湖北省原高工委书记、教委主任余凤盛曾经到学院作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报告。
1995年，学院历史学科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正式挂牌。
2000年，学院取得美国环太平洋教育基金会的支持，创办了文化管理学系。
2001年，学院引进人才，组建楚学研究所。
学院有一批研究中心，如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张舜徽研究中心、文化管理研究中心、教会大学研究中心、商文化研究中心等。
学院有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中国近现代史。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中国近代史所。省级重点学科1个——历史文献学。校级重点学科1个——中国古代史。学院在2003年申报了历史学一级学科，申报了专门史（思想文化方向）、世界史二级学科。
学院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坚持教育与教学规律，坚持改革，把我院办成以历史教育和研究为主的，并在文化与跨文化管理研究方向有所拓展的国内一流的学院。
学院确定以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自强不息、务实求真”作为院里的学术传统。学院营造出了“和谐、有序、实效、奋进”的学科建设氛围。
学院现拥有两个全国首批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别是中国近代史、历史文献学。学院有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文献学、世界史。硕士方向还开设了历史教学法、跨文化管理，已经开始招生。以下对主要专业作简要介绍：
（1）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该学科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1981年即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88年评为全国重点学科，1997年按“211工程”重点学科的要求立项建设，2001年顺利通过验收，2000年评为全国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2001年再次被重新评审为全国重点学科。该学科点在辛亥革命研究、商会研究、思想史、社会史等方面在全国有很强的优势。
（2）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该学科早在1981年就被批准为全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4年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长期挂靠在历史文献研究所，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研究会创始人张舜徽先生连续两年担任会长，现任会长为周国林教授。该学科在文献整理、传统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3）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是校级重点学科。80年代，熊铁基、王瑞明、吴量恺等教授在秦汉史、宋史、明清史等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受到史学界重视的研究成果。1984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
G. 历史学专升本大学有哪些
有很多
要看报考哪个省的
具体情况说一下
H.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CO 中文名叫什么
高盛 自己搜吧 最牛的投行之一
I. 关于中国近代史比较好的书,真实客观
最真实客观的近代史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纲》——非专常真属实！客观！
郭廷以简介：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
强力推荐，绝对权威，绝对真实，绝对客观
读完这本书就足够了！！！
J. 一句古语表示什么事情看得太明白太透彻有危险 评论历史学家高华
哀哉高华， 壮年早殇。
忘年之交， 岂不心伤？
感君辛劳， 直指骄阳。
思君坚强， 勇于担当。
忽尔永别， 愁肠千结。
呜呼痛哉， 伏维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