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㈠ 巴金那部作品表达自已的忏悔，因此称为二十世纪的中国良心

巴金的《随想录》。
巴金在《随想录》里忏悔了什么呢？一言以辟之，就是否定文革，以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变成了害人的恶魔来表现自己的坦诚，以回忆那个时代的荒唐来否定那个时代。无疑，这对于反省文革是有意义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巴金的思想没有任何的新意，说它是当时政治的传声筒也并不过份。郭沫若在文革结束后也写过打倒“四人帮”的诗，这能够说明什么呢？能够说明他对“四人帮”的“罪恶”有反思吗？巴金有幸与时俱进地经历了这个转型时期，至少在八十年代，巴金还是在写作的，他宣布“封笔”之后，后来还写过不少的文章。但巴金的思想除了否定文革，并没有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新的反思。而对于文革，不管文章还是那个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其思想指向只有一个：否定文革！正因为如此，巴金的忏悔，才显得毫无新意。因为全面否定文革不仅来自最高层的政策，而且这样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铺天盖地。多一个《随感录》不多，少一个《随感录》也不少。巴金的《随感录》之所以影响大，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超越时代的思想火花，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大作家的随感而已。但我们的评论者还要把它视为火把、明灯，什么“有您在，灯明着”。我总怀疑这样的话只是广告而已。因为，要寻找《随感录》里面新的思想，实在只能是白搭。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随感录》众口一词的赞美，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这篇童话不灭的火焰，才真的令人惊叹！

㈡ 文革后巴金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随想录
这本书是巴金的一生心血。
随想录是巴金文革后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随想录收录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称随想录。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八年。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儿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仟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来的《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仟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仟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妥协的性格。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加以鞭挞的内容，他曾经是一个以“五四”精神为人生探索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经过了一场浩劫之后，才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觉新性格”，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仟侮，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权威秩序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仟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比如巴金起初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证明独立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篇），在后来几篇以“探索”为题的随想中，则明确地提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过表明对当时“伤痕文学”的支持态度，他还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以褒扬。从《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的“五四”现实战斗精神的逐步觉醒，他引用了赵丹的遗言：“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没什么可怕的了”》）这种重新被点燃的勇气使他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保持着警醒和批判的态度，对存留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封建意识则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尽管在心理上经过了义无反顾和心有余悸的交替消长，但最终他战胜了几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头的恐惧，在最后的几篇随想，如《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怀念胡风》中，火山爆发式的社会激情又重新从他的笔端喷射出来，老人真正敞开了心胸，义无反顾，大声疾呼，以尖锐的社会性抨击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㈢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

“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㈣ 如何进行当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观教育

知识分子本来是有历史使命感的，但是领导阶级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统治阶级，内剥夺容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权利，使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服从知识不足的领导阶级。在这个依附前提下，提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观，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在信息时代的现代社会，无视或者轻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一味强调依附，不仅对社会发展不利，对领导阶级自身也是不利的。
应该让知识分子摆脱依附论的束缚。让知识分子重新树立社会责任感，强调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视知识分子的正确意见，知识分子就会有参政积极性。领导阶级必须知识化，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就会恢复。
为此，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未来的大同社会要消灭掉的是阶级差别而不是知识差别，知识差别是长期的客观存在。可以消灭阶级但是不可能消灭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必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

㈤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承担的重大的历史责任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版，是先进生产力的权开拓者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和主要创新力量。
:(1)知识分子在加快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2)知识分子在开发人的智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文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3)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的管理,对提高公务员素质,实现决策科学化起着特殊重要作用;(4)知识分子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对外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等

㈥ 巴金的什么核心内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回顾与批判

《随想录》是巴金一生的心血。他在晚年终于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专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属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

㈦ 如何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么是中国古代士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读书人叫回儒生、儒士，读书人答做官，就叫做士大夫。知识分子必须是正直的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热心于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书读得多，却用于做坏事，那就不是知识分子。我在研究古代士人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士人恰恰具备这种精神。
士人的特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回顾历史，那些被后人记住的人都是关注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士人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考虑国家的何去何从。他们都有“主人翁精神”，敢于接受挑战。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是一种大气魄。中国古代士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但要思考，更要实践，并且把国事放在了首位。东林党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精神数不胜数，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士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㈧ 巴金晚年以回忆性散文随笔《 》最著名

《随想录》

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

是巴金一生的心血。他在晚年终于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随想录》收录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后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称随想录。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

(8)履行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扩展阅读：

作者轶事

1、带病入书

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

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2、因书得爱

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

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比巴金小13岁的萧珊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让巴金动情的女人。

3、嗜书如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省吃俭用来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4、笔名趣谈

巴金虽闻名海内外，但“巴金”两字的由来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且经常被人误解来源，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巴金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

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㈨ 什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搞清。一些人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就是推动西式民主，就是扮演批判政府的角色。受这种认识驱动，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异见人士”，其中有的人付诸非法政治行动，并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这样的“异见人士”总能得到西方支持，从而形成他们与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同盟，甚至政治同盟。“异见人士”有些出于信仰，但也有一部分赌“西方终将胜利”的投机者，还有一些是受周围小圈子影响而“随大流”的。
那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包括推动民主进程，也包括对政府开展批评，但这只是这一根本性命题的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情很多，总目标要远在民主之上，那就是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帮助这个国家实现全面的前进。
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并非一个理想中国，而是一个复杂的现实中国。国家在现代化的路上疾跑，并带着沉重的问题和负担进行转型。腐败需要铲除，社会不公需要解决，民生要发展，环境要治理，此外法治需加强，民主要推进，这些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任务。中国这么大，不时有分离主义势力兴风作浪，它们是国家需要长期警惕的乱源。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因此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甚至对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部大环境的面貌。西方一些精英“扳倒中国”的愿望和行动都是情不自禁的，中国必须对前所未有的战略风险加强防范。这决非庸人自扰的盛世危言，中西博弈是国内外严肃学者每天都在讨论的东西。
中国顺利度过现代化的关键期难度很高，这是中国从未经历过的挑战。我们没有经验，社会上分歧很多，凝聚力不足，集体的自信心算不上牢固。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具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集体使命，那就是帮助、陪伴国家和全体人民度过这一特殊风险期，确保中国赢得这几百年一遇的伟大复兴机会，而不是惨痛地摔倒在半路。
民主是中国复兴庞大体系中的一环，民生、法治、公平等诸多建设无一不是民主得以确立的基石。在互联网发达及社会宽容度提高的时代，批判的难度在降低，而面对汹涌的民粹主义，帮助社会构建凝聚力则变得更加艰难。现在很难说怕“被喝茶”的知识分子多，还是怕在互联网上说真话而遭到围攻的人更多。
为自己树立一个民主斗士的形象，会有很多立竿见影的好处。比如受网络粉丝拥戴，受到西方力量的支持，这些平衡了一些人因此而远离体制乃至与之对抗的不安和担心。这对一些人来说恰恰是容易做的事情。
西式民主相当符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口味，它其实离中国工农大众的真正愿望和利益很远。人民需要过好日子，需要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好，他们追求的是能有效实现他们这些要求的最佳途径和机制。政治上全盘西化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是拿中华民族命运博自我最佳感受的沽名钓誉。
让民主回归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当代知识分子使命中的应有位置，中国知识分子应自觉与国家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以及在国际上共声誉。国家认同感降低，更注重自我不是知识分子的光荣。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调动当代知识分子的正面积极性，国家不可懈怠。希望国家为知识分子履行使命创造更多空间，更多接受、包容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确保和完善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的发言及参与权。
中国未来无论何种命运，都有知识分子的那一份。这包括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所逃脱不了的历史责任，也包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共享或共担国家命运所带来的现实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