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序列

1. 考古学序列和考古学谱系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见史前考古学）。因而，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就目前所知，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6000多年，实际开始年代还当更早；一般延续到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有些地区结束的时间要更晚些。中国各地遍布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有些在生产经济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一定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中国的诸新石器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中国历史最终进入了阶级社会。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泉。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文化，与后来青铜时代的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并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便是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具体例证。

发现和研究简史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轩辕、神农、赫胥氏用石头制造工具的传说，也有肃慎氏使用石弩以及历代发现“雷斧”的记载。但这些片断记述，都不属科学的考古学范畴。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二、三百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更是寥寥无几。

1921年，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仰韶文化，一度还称为“彩陶文化”。后来，在黄河中、上游发现了类似的遗存，由此开始了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考古记》中，就当时已发现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及其他原始文化，提出了“六期”的分期体系，从早到晚依次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1926年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学者首次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此写出的《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和《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河流域的另一重要考古成果，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它以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为特征,与磨制石器共存,一度曾称为“黑陶文化”。该处的发掘报告《城子崖》(1934)，是国内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1936年,又发掘了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从而加深了对龙山文化的认识。除山东外，在河南、安徽、浙江、辽宁等省也都发现了性质上部分类似的遗存。当时曾一度认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东西相对、同时并存的两支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了商代、龙山和仰韶遗存依次上下堆积的“三叠层”，第一次明确了中原地区两支新石器文化及其与历史时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后冈一类的龙山文化与商代文化之间存在传承关系。

此外，由东北、内蒙古到新疆一带的广阔地区，陆续发现一些以细石器为特征、伴存有篦纹或其他类型陶片的地点，当时曾称之为“细石器文化”。长城附近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细石器与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曾被人称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从193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发现了许多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并常伴存着华南地区特有的有肩石斧或有段石锛等磨制石器，当时习惯上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并一概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不少中国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有的还以具体事实开始纠正安特生的“六期”说。但是，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当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还不甚清楚，若干文化的性质仍若明若暗，地区上的空白和时代上的缺环又比比皆是，无论是发现还是研究都是相当薄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多处,其中经过发掘的约400多处。有的地点经多年持续工作，揭露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有的墓地发掘墓葬多达千余座。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在半坡还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遗址博物馆。

2. 比较分析时期序列和时点序列各自的特点

一、时间序列的基本概念

（一）时间序列的概念及种类

时间序列是将同一现象在不同时间上的数值，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成的一种序列，如表9.1中每一列数据各自形成时间序列。

表9.1 我国1990年–1999年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时间序列
年份
年末总人口

（万人）
钢产量

（万吨）
居民消费水平（元）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

（%）

1990
114333
6635
803
18547.9
31.3

1991
115823
7100
896
21617.8
33.4

1992
117171
8094
1070
26638.1
34.3

1993
118517
8956
1331
34634.4
32.7

1994
119850
9261
1781
46759.4
31.9

1995
121121
9536
2311
58478.1
30.7

1996
122389
10124
2726
67884.6
30.1

1997
123626
10897
2944
74462.4
30.9

1998
124810
11559
3094
78345.2
32.1

1999
125909
12426
3143
81910.9
3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由表9.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形式上由现象所属的时间和现象在不同时间上的观察值（即发展水平）两部分组成。现象的观察值有绝对数、相对数和平均数等形式，因此时间序列可分为绝对数时间序列、相对数时间序列和平均数时间序列。

由一系列绝对数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称为绝对数时间序列，绝对数时间序列根据观察值所属的时间状态的不同，可以分为时期序列和时点序列。

时期序列是由一系列的时期数所形成的序列，序列中的各观察值反映现象在一段时期内的活动总量，并且各观察值通常可以直接相加，如表9.1中的钢产量序列就是时期序列。

时点序列是由一系列时点数所形成的序列，序列中的各观察值反映现象在某一瞬间上的总量，序列各观察值通常不能直接相加，如表9.1中的年末总人口序列是时点序列。

绝对数时间序列是最基本的时间序列。

由一系列相对数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称为相对数时间序列，如表9.1中的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序列。由一系列平均数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序列称为平均数时间序列，如表9.1中的居民消费水平序列。

（二）时间序列的成分和模型

许多时间序列中，随时间的连续变化，观察值有明显的持续上升或下降趋势，有的则呈现明显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在时间序列的传统理论中，将时间序列的发展水平分解为四种成分：长期趋势、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

长期趋势是现象在某一段长时间内呈现持续上升或下降的倾向性变动的总趋势。统计资料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是一种普遍发展趋势。

季节变动是由于“季节”的交替引起的时间序列水平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短期周期性变动。一般季节周期不超过一年。许多经济现象都有比较典型的季节变动，自然现象的季节变动更为典型。

循环变动是较长时间的周期性变动，是以若干年为周期的起伏性涨落、上下波动。例如，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每一周期经过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等几个阶段。

不规则变动，亦称随机变动，指由大量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引起的变动。

四种变动成分综合起来形成时间序列的发展水平。依四种成分综合方式的不同，产生两大类时间序列模型：加法模型和乘法模型，以及两类模型的混合模型。

设 表示时间序列在 时的水平， 表示 时的长期趋势成分， 表示 时的季节变动成分， 表示 时的循环变动成分， 表示 时的不规则变动成分。

加法模型

加法模型通常假设各成分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乘法模型

乘法模型中各成分间存在一定联系。经济分析中乘法模型较常用。

3. 新时期至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1.这是学术性的原始社会至宋的古代史笔记。希望对你能有参考价值。http://bbs.ccnu.com.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ccnu.com.cn/viewthread.php%3Ftid%3D1810129
2.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序列和考古学谱系
http://..com/question/65959337.html
3.考古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和各个阶段。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 ，作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期和划分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座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以后，陆续又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例如，东北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
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4. 历史学主要学什么

历史学不是历史！我是学历史的，大学，一般大学对历史上的某些东西，尤其是内近现代的东西是讳容言的！历史学是服从国家政治需要的一种学科，但是你到了大学可以自己读一些史学上的专著，自己去感知真实的历史！！历史是要自己去探索的，是自己去感受的！

5. 历史的相关

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历史的第二个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狭义仅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一般来说，历史学仅仅研究前者，即社会史。
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有很多中不同的诠释，以下列举其中一些：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所说的意思不是字面意思，他说的意思是历史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思想认识之中）；
毛泽东说：“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大英网络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苏联大网络全书》：“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今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 史书共分为七种类型：
（1）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 ；例如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2）纪传体：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叙历史 ；例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纂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把人物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和所起的具体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者既详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政书体：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体例，起源于“三礼”。按时间分为贯通历代和断代的；按体例分为典志体和会要体。
（5）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例如西汉刘向整理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策》。
（6）断代史：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7）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史学究竟是什么？以上关于史学的定义或解说，虽然在文献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确定的，但是从逻辑序列上讲，它们其实与历史学自身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人们对它加以认识的思想史过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义”和今人的“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与“知识体系”说、“超科学”或“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科学”说，可以看作是分别对应于历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时代的客观存在事实在历史学家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表现形式。其中，“科学”说中的一般“科学”说和其他两种史学解说，分别反映了历史学第四个发展时代中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至于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史学实践的客观存在状态在历史学家理论形式上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当代史学实践进行抽象性认识的理论结果。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史学界说纷纭，不过是史学实践日趋复杂多元的纷乱现实在史学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认识混乱的切实反映；而且，各自对史学定义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义者学术背景和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的影响。
在如今人的几种史学的定义中，就中国未来史学的发展而言，比较有意义的是：何兆武先生的“超科学”说、李振宏先生的“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和蒋大椿先生的“整合学”说。其中，李、蒋二说虽各自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相同的角度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得出，但在对历史学的特性的认识上，实基本一致，因此可作进一步的融合而成为一派之说。就研究状况而言，未来中国史学本体论研究，如果说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的话，那么，它们无疑是值得援用为学派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的解说。
因为，历史学不仅仅是一种活动，不仅仅是专门的学问或学术，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更是一门在研究对象和任务方面都具有科学性的特殊学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它更是一门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既存事实，对历史学是什么的回答，就不应该再继续停留在一般历史学的认识阶段，而必须把它当做一门完成的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来看待。中国历史学理应归属于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别的什么历史学。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认识水平，必须结合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特别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史学实践的现实存在状况，从而作出我们时代的关于史学的确切定义。史学定义的重新确定，必须符合并反映这个时代要求。
历史学对于个体历史学家来说，它可以成为他赖以谋生的一种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职业手段，也不妨可以成为他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质或从历史中认识人类自身的一种方式，或是作为他提高其文化艺术体验和鉴赏能力的一种有益的精神活动；个体历史学家当然亦可以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历史观来指导其历史研究；而且，并非每一个体历史学家、每一次具体的史学实践，都必须承担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特殊规律的任务。但是，诸如此类产生于历史认识和历史学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过程中，仅仅来自史学主体的主观认识和这种认识形式、认识手段的特殊性和历史学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发生在个体史学主体身上的特殊现象，来自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产生的特性，而不是产生于历史学确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本身，更非结合今天历史学发展现实状况的东西，是不能成为否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据的。
从特性方面讲，尽管历史学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在于这些一般特性，而在于它根源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把自己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特性，其中较显著且重要者有：它与哲学相比的特殊性特征，与一般社会科学相比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与文学相比的真实性特征。[19]在历史学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人文学科一般性特性的东西，同样不能成为否定它是一门科学的根据。
因此，任何关于历史学不是科学的史学的定义或解说，都不能拿来作为重新确定史学的定义的基础性材料。

6.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些

陈寅恪（1860——1969）江苏义宁（今修水县）人，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主张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是中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文心雕龙讲疏》《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等，带有党性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史学研究家，在《诗经》《尚书》以及史前史阶段颇有研究，曾发表论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钱穆 (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钱穆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先秦、秦汉部分，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雷海宗 (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与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合著，五卷)等，着重对历史做整体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
吴晗（1909～1969） 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 中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的镜子》、《史实与人物》、《朱元璋传》、《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带有实用史学的观念。
黄仁宇（1918——2000）美籍华裔，祖籍湖南长沙，《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眼界》《十九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7. 中国朝代排序

老柳先给大家讲段顺口溜，之后再简单解释一下——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我们把历史封为三个时期来解释，分别是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

清朝入关后共有十个皇帝，其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比较有作为有雄心的皇帝，剩下的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要么是傀儡皇帝，清朝后期统治者是是慈禧太后。她死后清朝被辛亥革命给推翻了。接下来就是民国，民国开始是北洋军阀统治天下，后来是老jiang，再后来就到我们现在了。

8. 科学家的发明的详细资料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发明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回首过去的百年历史，法新社联合其他几家世界著名的通讯
社，评出了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发明。

蒸汽机：推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的发展
传统的马力或者水力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动力，蒸汽机能量的开发为世界带
来了一种更有效更强大的动力。虽说古人在公元前 2世纪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
但直到瓦特的蒸汽机面市后，才真正开启了蒸汽机的商业价值。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蒸汽机的开发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蒸汽机的出现带动了冶金、煤矿和
纺织业的发展。蒸汽机的出现及纺织业的机械化，提高了工业的用铁量。由于英国拥
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冶铁技术和煤矿业的改进，同时加快了工
业化的步伐。1804年出现的蒸汽机火车和1807年出现的蒸汽机轮船大大改善了运输条
件，辅助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飞机：人们在评价飞机对人类的贡献时，常常把它作为二十世纪中最耀眼的发明。
1903年，自行车商出身的怀特兄弟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带有发动机的飞机。19
30年，英国机械工程师福兰克·惠特尔注册了第一个关于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利，精明
的德国人利用此技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并于1939年成功地进行第一次
飞行。1949年，英国的彗星—Ⅰ号喷气式航空班机正式投入运营。美国人大有后来者
居上之势，其波音家族在航空竞争中风头出尽，波音-747大型客机以其快捷舒适、安
全可靠独占鳌头，赢得各航空公司的青睐。据飞机设计专家预测，下世纪的飞机将是
载员更多，速度更快，安全性更可靠。有消息说，美国正在设计载客 700人的巨型超
音速客机，以取代目前由英法合造的时速为2160公里的协合式超音速客机。

汽车：载着时代向前奔驶
汽车改变了人类的整个交通状况，拥有汽车工业成了每一个强大工业国家的标志。
汽车走过这样一段历史：1771年，法国人居纽设计出蒸汽机三轮车；1860年，法
国人雷诺制造出了以煤炭瓦斯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1885年，德国人本茨和戴姆勒各
自完成了装有高速汽油发动机的机车和装有二冲程汽油发动机的三轮汽车，并且成功
企业化；1908年，美国人福特采用流水式生产线大量生产价格低、安全性能高、速度
快的T型汽车。汽车的大众化由此开始；1912年，凯迪拉克公司推出电子打火启动车，
使妇女也开始爱上汽车；1926年，世界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戴姆勒·本茨公司成立；
1934年，第一辆前轮驱动汽车面世；1940年，大战令许多汽车制造商停产，欧洲车商
开始转向生产军用车辆；50年代，德国沃尔沃的甲壳车轿车一经推出就成为最受欢迎
的汽车；1970年到2000年，日本车在亚洲走俏，丰田、本田、三菱以及日产特高技术
小型车入侵欧美市场，改写了欧美牌子垄断的局面。
实际上，汽车的发明使人类的机动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使20世纪人类的视野更加
开阔，更追求自由。当然，汽车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道路网挤占土地资源、大气污染
和高昂的车费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汽车确实载着人类向前发展，向前奔驶。

电视：人类自己创造的“魔鬼”
现代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但不能一天没有电视。
电视的设想和理论早在1870年就出现过。1884年，德国发明家保罗·尼普科夫设
计了全个穿孔的“扫描圆盘”，当圆盘转动的时候，小孔把景物碎分成小点，这些小
点随即转换成电信号，另一端的接收机把信号重组成与原来图像相同但粗糙的影像。
1926年，苏格兰人约翰·贝蒙德采用尼普科夫的“大圆盘”制造了影像机。
真正制造出画面稳定的电视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拉基米尔·佐里金和出生在
美国犹它州的菲洛·法恩斯沃思。1932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规范的
电视节目。在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世界第一台真正清晰的电视开播，电视真正诞
生了。从此，人类开始步入了电视时代。今天，人们利用卫星、有线、空空发送器等
途径，将电视信号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电话：掀开人类通讯史的新篇章
“沃森先生，请立即过来，我需要帮助！”这是1876年 3月10日电话发明人亚历
山大·贝尔通过电话成功传出的第一句话，电话从此诞生了，人类通讯史从此掀开了
一个全新的篇章。
人类进行无线通讯的梦想则是1973年在美国纽约实现的。当时，这台世界上第一
个实用手机体积大，重达1.9 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26年后的今天，世界
最小的手机也诞生了，它只有寻呼机那么大，也比第一代手机轻了不少。
1964年是人类通讯史上另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夏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观众通
过电视第一次收看由卫星转播的日本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实况。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
一次通过电视屏幕同时间观看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人们除了感叹奥运精彩壮观的开幕
式和各种比赛外，更惊叹于科技的进步。这一切都归功于哈罗德·罗森发明的地球同
步卫星。
1969年夏天，国际互联网的雏形在美国出现，它由四个电脑网站组成，一个在加
州大学分校，另三个在内华达州。1972年，实验人员首次在实验网络上发出第一封电
子邮件，这标志着国际互联网开始与通讯相结合。到了90年代，国际互联网开始转为
商业用途。1995年网络发展到第一个高潮，这一年被称为国际互联网年。在电子商业
浪潮的推动下，国际互联网在21世纪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青霉素：人们称青霉素是本世纪最有贡献的药品，它的发明者是英国细菌学家亚
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这位发明家在一次细菌培养实验中偶然地发现有一种后来
被称为青霉素的霉菌正吞噬他在培养皿中培养的细菌。根据弗莱明研究的成果，英国
牛津大学的研究者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提炼这种霉菌的办法，并投入医学
治疗试验。1943年，为了医治在二战中负伤的战士，盟军开始将青霉素投入工业生产。
在半个多世纪中，青霉素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促使人们开始重视抗生素家族的研
究开发。

核裂变：原子时代开始于1942年。为了打败轴心国法西斯，美国最高当局决定启
动旨在研制原子武器的“曼哈顿工程”。年底，作为“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第一
个核反应堆在芝加哥大学一个体育设施下面建成并开始运行。19 45年的7月16日，一
团蘑菇云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能研究中心腾空而起，世界上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年的8月6日和9日， 美国先后将两颗取名为“胖子”和“小
男孩”的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顷刻间，将两座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
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日本天皇随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似乎为赢得二战的胜
利立了大功，殊不知人类从此便生活在可怕的原子武器的阴影中。今天，热爱和平的
人们呼吁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于人类，可是面对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人们不禁怀疑，
下世纪还会升起“蘑菇云”吗？

计算机：人类未来的希望
计算机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基础，但它是因战争而诞生的。1943年，为破
译德国的密码，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设计了第一台名为“巨人”电动机械式计算机，
虽然这仅仅是一台用于解码的假想计算机，但却开创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先河，从此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1946年2月4日，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代表、著名的科学家一起挤在宾夕法尼亚
大学的一个房间里。当一位陆军将军轻轻按下电钮后，占满整整三堵墙的机器立即亮
了起来，人们热烈鼓掌，高声欢呼：“ENIAC活了！” 并且向总工程师埃科特祝贺。
“ENIAC”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脑。
1947年，晶体管计算机问世；1959年，集成电路计算机诞生；1970年，具有科学
计算、数据处理以及过程控制功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产生；从80年代开始，新
一代微型计算机异军突起，遍及全球，它集信息采集、存储、处理、通信和人工智能
于一体，帮助人类开拓未知的领域和获取新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人类迎来了网络新
时代，到处响起“网络计算机”的呼声，地球从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基因：破解生命的千古密码
10多年前，科学界就预言说，21世纪是一个基因工程世纪。人类基因工程走过的
主要历程怎样呢？1866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神父发现生物的遗传基因规律；18
68年，瑞士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发现细胞核内存有酸性和蛋白质两个部分。酸性部分
就是后来的所谓的DNA； 1882年，德国胚胎学家瓦尔特弗莱明在研究蝾螈细胞时发现
细胞核内的包含有大量的分裂的线状物体，也就是后来的染色体；1944年，美国科研
人员证明 DNA是大多数有机体的遗传原料，而不是蛋白质。
1953年 2月28日，英国著名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向剑桥大学鹰联谊会宣布
说他“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克里克和他美国的同行詹姆斯·沃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生命科学的研究，终于从细胞核中发现了决定生命遗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分子结
构，破译了人类、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密码。这个发现初步揭示了生命的秘密，增强人
类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和医治，也促进了人类对改善食物结构的研究。在下世纪的前20
年，人类就可能通过采用基因治疗的办法消除遗传缺陷，进而攻克癌症、心脏病、血
友病、糖尿病以及其它致命的机能失调症。人类对 DNA分子结构的研究成果，无疑是
对人类研究生命、治疗疾病具有极大的作用，但是也使人们面临着因此而造成的道德
危机，比如克隆技术的发展，就给人类自己出了个难题。
1980年，第一只经过基因改造的老鼠诞生；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诞生；1999年，
美国科学家破解了人类第22组基因排序列图；未来的计划是可以根据基因图有针对性
地对有关病症下药。

避孕药：1954年，美国医师格雷戈里·平卡斯发明了避孕药，它是由两种抑制女
性排卵的激素组成的混合物。避孕药之所以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原因就在于它把妇女从被动的生育中解放出来，进而引发了富有意义的性和社会方面
的深刻变革。有了避孕药，妇女们可以自主地控制生育，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要
小孩，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何时怀孕。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禁固妇女性自由的枷锁，
使她们有权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最终扩大妇女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影响。

登月：人类航天史上迈出一大步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刹那所说的名言“对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
对人类来说，这是迈出一大步”牢牢铭记在地球人的心上。
1969年7月20日下午4时，全世界 5亿电视观众都看到了“黑黝黝”的画面，画面
深处传来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声音：“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登陆！”接
下来，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宇宙飞船上的两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问休
斯顿宇航中心：“我们不想休息四小时，我们想马上登月。”休斯顿回答：“同意立
即登月！”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梯子缓缓爬下。全世界 5亿人都看
到了这一场景。
登月确确实实是人类航天科技的一大进步，因为正如最后一名登月者塞尔南上校
所说的：“在月球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我的整
个思想也就开阔了。”

9. 什么是大历史以及如何研究它

考察整个过去
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向你们介绍一种看待过去的新视角，它是由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晚近建构起来的，这些学科涉及历史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宇宙学等。与以往相比，现在我们可以描绘更多的过去，而且可以做得更精确。因此，当前是各种历史研究的革命性时刻。
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这些变化大多数发生于 20世纪中期以后，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说的精密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的结果。
精密计时革命之前的历史
精密计时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一系列为过去事件定年的新技术。
为过去的事件测定年代的方法，是我们理解过去的基础。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期，我们也就不可能有“历史”。如果我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不了解它的序列，不清楚它发生的时间，那么，我们眼中的过去，就是一堆没有意义、没有深度、也没有真实形状的杂乱事件的堆积而已。日期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因为它们允许我们以年代顺序“描绘”过去，在时间中考察它的形状。我们如此绘制的世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强烈的意义感。然而，仅仅几十年之前，我们绘制过去的能力还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够为极小一部分过去提供确切的年代，它们要么恰好被人们记住了，要么刚好有文献记载。
20世纪中期之前，书面文献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方式以确定过去事件的年代。结果，历史意味着“通过书面文献材料考察的过去”。
很不幸，尽管书面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日期，但是，它们也让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局限于过去很小一部分，即它们恰好阐明的那部分。于是，历史仅仅指“人类的历史”。更糟糕的是，在实践中，历史只不过是富有者和有权势者的历史，因为只有这些人能够创作书面文献（或者雇用书记官替他们完成）。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大众识字率提高之前，历史的主体是帝王将相、他们发动的战争、他们创作的文学以及他们信奉的神灵。过去的绝大部分处于黑暗之中，绝大多数人的经历、思想和生活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们无法讨论没有文字的社会，除非那些能够创作的人（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或中国史学家司马迁那样的人）恰巧提到了它们。即便如此，有读写能力的社会对那些没有读写能力的邻居做出的思考和讨论，往往有悖事实。面对文字创造之前的时代，我们更是一筹莫展。而那些时代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那些时代至少涵盖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95%的时间。最后，历史学把人类出现之前的一切事物排斥在外，尽管从 18世纪以来，地质学家就着手理解地质事件发生的序列。总而言之，史学家对书面文献的依赖，意味着历史基本上是关于那些会写作之人（他们只占人类很小一部分）的历史。因此，毫不奇怪，历史事实上仅仅是政府、战争、宗教和贵族的历史。
精密计时革命之后的历史
20世纪中期，测定过去事件年代的新方法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此后，我们能够为所有文献都未曾记载的事件提供确切日期，这些事件可以回溯到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甚至宇宙的起源。
在这些新技术中，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建立在放射性测年法（radiometric dating）之上。放射性测年技术的依据在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会遵循一种很有规律的节奏，最终形成新的子物质（daughter materials）。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块含放射性元素（比如铀）的材料，你就可以测量有多少子物质（比如铅）已经形成，从而能够估算出这块材料的形成时间。
20世纪10年代，以这种方式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潜能得到了重视，但是，放射性测年技术在当时还不太可靠，也不便宜，因而无法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得到广泛使用。碳-14纪年法是最早得到广泛应用的放射性测年技术，因为这种测年方法建立在碳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同位素，同位素是同一种元素的原子，它们的内核具有不同中子数，因此，它们的原子重量也有点不一样）的衰变之上。碳-14测年由威拉德·F ·利比（Willard F. Libby）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发。利比曾经在核武器工厂工作，工作人员也需要具备能力分离和测量特定元素（就核武器研制来说，是指铀元素）的不同同位素。碳-14测年革新了考古学，促使考古学有可能测定5万年之前的含碳物质（包括生物有机体的绝大多数残留物）。这比文献记载的最早时间要古老10倍。很快，许多其他的放射技术得到开发，从而让我们的年代学在时间上回溯得更久远。这些方法使用了放射性物质，比如衰变很慢的铀元素，这样，人们就可以测定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之前形成的物质的年代。1953年，克莱尔·佩特森（Clair Paterson）通过测定陨石中铀衰变产生的铅，从而确定了地球的年龄。
其他非放射性测年法也得到开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基因测年。1953年，遗传密码（genetic code）的活动方式被发现，此后，人们就可以比较不同物种的DNA之间的差异。（DNA是一种分子，存在于所有活的细胞中，它含有用来形成和维持分子的遗传讯息，并且将那种讯息遗传给子代的分子。更详细的内容参见第3章。）1967年，文森特· 萨里奇（Vincent Sarich）与艾伦·威尔逊（Alan Wilson）指出，大多数DNA会在漫长的时期内发生有规律的变化。这意味着，这种变化也可以被当作时钟来使用。通过比较两种相关物种的DNA，我们可以大致得知它们在何时拥有共同祖先。基因测年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自身以及对其他物种进化的理解。比如，基因测年表明，黑猩猩和人类在700万年之前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发现在人类进化史研究中引起了一场革命。与此同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开发新方法来估算恒星的年龄，并进而估算整个宇宙的年龄。通过使用欧洲航天局普朗克卫星——2009年发射升空用以研究宇宙背景辐射——传回的数据，天文学家已经得到了关于宇宙起源时间的更精确数据！宇宙形成于138.2亿年之前；在本书中，我们取一个约数，即138亿年。
为过去事件测定年代能力发生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1919年，当H. G.韦尔斯（H. G. Wells）尝试写作一部“普世的”历史作品时，他承认，他无法为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 776年）之前一切事件提供确切的时间。今天，我们甚至能够为宇宙起源之际的事件提供合理的时间。突然间，我们能够在坚实的科学证据之上建构关于整个过去的历史，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10. 什么是历史史实

真实的历史就是自己。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目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 r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著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i]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0，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历史著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被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 (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海登•怀特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成分。对于历史编纂而言，无论是修辞性还是文学性，是想象性和还是虚假性，都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和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更无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就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编纂，无法遮蔽自己的艺术性。所谓“历史真实”的盖头，应该掀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