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已死

A. 后现代史学取消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

传统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家的理性有能力说明过去。他们肩负着教育、回启迪读者，向读者解释、灌答输历史垂训，从而起着传承文化的作用。而历史学工作的程序，正是建立在现代诠释学基础之上。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对同一史料产生不同解释的事例随处可见。既然“作者已死”，历史学家对史料可以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可见，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主体的消解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权利的支配，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出来的，揭露出知识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次，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指出历史是一种叙述，必然要编织情节，采用各种修辞，从而会形成一些虚构或带有一些主观性，这就类似于文学艺术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最后，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文本化，调整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解多元化的层面提升读者的地位，贬低了作者的地位，并提出语言是挡在真实面前的障碍，否认了客观事实的存在。这就导致了现代主义史学陷入了客观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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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喜欢学习历史的人大概都有什么性格

我觉得由于历史本身是人性学科，所以喜欢历史的人往往会洞察人性强弱点。同时，针对中国专历史属来讲，中国历史重人际，所以对人际的把握比较熟悉，显得城府很深。总体上可能比较内向吧，毕竟是接触了太多的已死的人和事，有时候会显得很沉重。

C. 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物有哪些

商鞅 死因：五马分尸 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李斯 死因：腰斩 李斯不仅是辅助秦王横扫天下的政治家，也是小篆的发明人，现在泰山石刻据说好多都是他的手笔，同时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应该读过他的《谏逐客书》），鲁迅就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赵高陷害，被腰斩于咸阳。 韩非子 死因：毒死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着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也是“依法治国”的开山鼻祖。他的法家学说，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的李斯是宰相，但这个宰相肚子里撑得了船，却装不下一介书生韩非子，在秦王面前奸言两句，一杯毒酒，便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烟消云散了！ 韩信 死因：诛杀三族 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实在是个难解之谜。可怜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 克的千古名将，竟被小女人吕后斩之于长乐钟室，诛杀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两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晁错 死因：腰斩 为了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汉景帝利用晁错“削藩”的建议打击了各地诸侯的势力；各地诸侯（历史叫“七国”）也不是吃素的，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汉景帝看没法收拾了，只好拿出晁错做挡箭牌了。可怜晁错那天正高高兴兴去上班（上朝），就稀里糊涂被腰斩了，遭殃的还有他的所有亲属，皆被处死弃市。 刘伯温 死因：慢性中毒 人们常常将刘伯温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事实上二人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前看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刘伯温最终也没有逃出朱元璋的如来佛手心。史书记载，刘伯温是吃了胡惟庸送的药之后，病情加剧而死。许多人认为这是老朱借了胡惟庸的刀杀掉刘伯温的，不久之后，胡惟庸全家亦遭灭门之灾。 解缙 死因：雪地冻死 单从对华夏文化的贡献来说，解缙的确是居功至伟、史无前例的。他主持编撰的《永乐大典》，3.7亿余字，2万多卷，是当时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他精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结果被太子诬告，打入大牢，一天深夜被灌得酩酊大罪，拖入雪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方孝儒 死因：凌迟，灭十族 袁崇焕 死因：凌迟 袁崇焕是明朝着名的军事将领，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更可悲的是，袁崇焕被处死时，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生咬活割……不忍去说。

D. “文学已死”是谁的失职

我所说的“文学”，文学，“文学”一词源于拉丁词根。即便当时。不同媒体有各回领风骚答的时代：虚构与见证》（Demeure。按牛津英语词典？文学就要终结了，点击免费下载，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这个词也没有其现代意义，它不能脱离它的罗马-基督教-欧洲根源。文学是一切时间。甚至在撒缪尔,letteratura(意大利语)，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literature(法语或英文)，“文学”第一次用于其现代意义： 内容预览。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指的是我们在西方各种语言中用的这个词，是很晚近的事?德里达在《死亡、普世的。是时候了文学死了吗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网络网盘。这种矛盾局面是如何出现的？文学是有历史的。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则是在西欧出现的?约翰逊的字典（1755）之后

E. 张居正已死，在朝中留下的势力不大，为何还清算他

我们知道，皇帝之所以要清算某个大臣，无非是这个大臣专权，影响了皇帝的“自由发挥”，让皇帝无法实现中央集权。因而必须要把这个权臣扳倒，权力才会回到自己手中。

其二，明朝激烈的朋党之争。

明朝由于没有宰相，因此朋党权力之争特别严重。

为什么严重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有宰相，毕竟宰相的职位在那里，大家就算对宰相不满，也还是比较听宰相的话。但没有了宰相，大家的地位就都是差不多，都是阁臣。虽然有个首辅，但是首辅地位和其他阁臣是差不多的。既然都差不多，凭什么我们得听你的？

而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是比较专权的。专权的意思，显然就是会代表一个朋党，打压另一个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专权的目的。但是张居正去世后，另外这个朋党要站起来，自然必须把张居正所代表的朋党打下去。打下去了，才能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所以，他们才会猛烈攻击张居正。

其三，万历皇帝要破坏张居正的形象。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破坏张居正的形象呢？

因为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中心。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中心，万事都应该听张居正的，张居正说了就算。

现在张居正去世了，照理说，万历皇帝就做大了。其实不一定，因为别的大臣可能会效仿张居正，形成一个新的中心。万历皇帝当然不愿意这样的情况在朝廷中出现，他想要建立自己的中心，形成自己的高度。因此，尽管张居正已经去世，但还需要破坏张居正的形象。只有破坏了张居正的形象，别的大臣才不敢向张居正学习，万历才能建立自己的威望。

F. 我国被称为中医史祖的是谁我国历史上的药王是唐代的谁

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药圣李时珍

中医十大始祖
中医自中华文化流传之初就开始流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各代名人辈出，有十人被称为中医始祖，各领一番风骚。下面就介绍下中医十大始祖分别是哪位：

针灸之祖——黄帝。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
脉学倡导者——扁鹊。扁鹊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蹲(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天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华佗又名敷，字元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毫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
医圣——张仲景。张仲景名机，汉末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人。相传曾任三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付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倡导者——葛洪。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他记载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的症侯及诊治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他总结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采方药、针炙等内容，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儿科之祖——钱乙。钱乙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有《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辩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法医之祖——宋慈。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人民问，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辛，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吴谦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三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G. 陈王虽已死,其所置遣候王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司马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了陈胜首义的历史功绩，述明历史并不因一个回英雄的死去就答结束了他的事业，而是推动和唤醒了更多的人去推翻秦王朝。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结论不止论证了陈胜事业的必然，同时也用自身的遭遇和事实证实了自己看法的正确！

H. 我历史老师说什么北大已死是什么意思

北大一直是中国大学的门面,一直以它有最优秀的生源和悠久的历史而著称.
但是,很可惜,北大已经死了,那个曾经引导中国思想的北大已经不复存在.
北大现在干些什么呢?一是为美国等西欧发达国家培养预科生,二是退录所谓违规的学生.
作为国内最好的大学,他不敢对现行高考中的不公平政策提出任何质疑,它里面的那些经济学家因为误导国家政策而在社会上臭名昭著,这些作为学术自由的象征也就罢了,但相反学术观点的北大学者恐也有几个吧,可大众曾知道北大的其他社会经济学者?
一个大学,不根据学生的学术标准来录取,而被非学术外的东西所左右,并且举起大棒,把所谓违规的学生拒之门外,学生父母违规,受处罚的应该是他的父母,跟他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要株连九族?学生如果因为成绩达不到录取水平,而拒录之,尚且说的过去,但仅因为其父母的过错,而取消录取资格,则实在是过分之举,一个大学尚且不禁止并鼓励录取监狱中的犯人入学,为什么要对本身并无任何过错的学生行禁止令呢?仅仅为了表现北大对造假是何等不可容忍?
2000多年前的孔子尚且知道有教无类,北大里面的国学大师也是成筐成箩吧,却把一个刚入世的学子用大棒轰出,不知北大选拔人才的良知何在?
中国的大学已经沦落为不公社会的帮凶,难怪30年来种下的是良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I. 斯蒂芬.霍金说的那 ‘哲学已死’ 怎么理解

20世纪的哲学发生了重大转变。分析哲学的出现彻底解构了西哲的本质——哲学的骨子只是为自然语言建了一个二阶语言库，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索这些概念的用法而已。这个活动就像数学里做好前提假设，构建概念，建立二阶公式和讨论解题思路一样……本质上两者是类似的。但哲学构建的这个“库”以及对这些概念的逻辑推演，却是基于不精准的自然语言这个符号体系。其构建的概念、用法等等存在大量的逻辑错误。而数学语言由于非常精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甚至没有搞清数学符号和语言符号的相似性。而在我们解构自然语言的本质之前，哲学的本质是无法被发现的（你可以理解为，基于缺陷A而产生的错误B，在缺陷A被发现之前，错误B很可能无法被发现或是被解释）。

通过跨语言，人类发现并解构了自然语言的本质。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哲学的语言本质。当时的哲学界对这个结果是“十分震惊”的！因为它表明传统的哲学所做的工作不仅非常非常有限，而且还有大量的错误——哲学已经成了“没什么价值”的东西。

而分析哲学却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更加准确地解构传统概念和其逻辑关系。这其中借助了大量的数学和逻辑学方法。20世纪分析哲学的大热，引起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哲学的本质”和“哲学没什么用处”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目前西方的哲学界除了研究点哲学史之外，都转而做起哲学以外的事情了。所以斯蒂芬·霍金知道这个事情，并用“哲学已死”来描述哲学的未来也是很正常的。哲学这尊泥菩萨连自身都难保，又有什么能力妄言干涉科学发展？

当然，由于真相会引起传统哲学话语权丧失，研究者地位下降甚至圈不到研究经费，所以国内学界对真相三缄其口、掖着藏着也就不足为奇了。

J. “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怎么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 基本说明
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 ，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
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
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历史叙述的权利
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
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
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
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阉割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 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
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 哲学与历史的合一
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 ，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 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
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