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知识

⑴ 美国的历史文化

综述

美国的文化产业非常发达，产值占GDP的20%左右，其总体竞争力位居世界首位。

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初步形成了文化产业的基础和框架；20世纪中期，美国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加深，美国凭借经济、技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

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企业兼并重组浪潮汹涌澎湃，在美国出现了一批超级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引领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

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方语言，部分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言，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由于多年来推动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运动，美国50个州中已有31个州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相关议案，不过，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3个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语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文学

美国文学自其殖民地时期初具雏形至2013年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变得日趋成熟。而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预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镜子，美国文学也体现出美国人独特的哲学观、价值观。

美国早期的移民多是从英国或者欧洲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他们想摆脱欧洲旧的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民主。而这些要求体现在文学方面，个人主义成为贯穿早期美国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此而言，美国文学的发展是承前启后，极具连贯性的。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实现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1)美国历史知识扩展阅读

18世纪中叶，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已有了裂痕。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张，逐渐使他们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从而萌生独立的念头。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反英国殖民者倾销。

1774年，来自13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与英国和平解决问题。然而英王却坚持殖民地必须无条件臣服于英王，并接受处分。1775年，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点燃战火，北美独立战争爆发。

1776年5月，在费城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坚定了战争与独立的决心，并于7月4日签署著名的《独立宣言》。以此为契机，《独立宣言》被认为是美国建立的开端，此日（7月4日）亦被美国作为国庆日。

1778年2月，本杰明·富兰克林成功说服了波旁王朝，使得法、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法国正式承认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相继参战。

1781年，约克镇战役大捷，美军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除了海上尚有几次交战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外，北美 大陆战事已基本停止。

1787年，在费城举行联邦会议，会中华盛顿被推为主席。会议决定国家政府有税收、铸造货币、调整商业、宣战及缔结条约的权力，同时采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构互相制衡。

1812~1815年，英国再度入侵刚成立的美国，史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战后美国各州更加团结。

⑵ 美国历史

美国的高校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侧记
作者：徐国利

2005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随“安徽大学高级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训班”到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为期3周的培训和考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州立的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乘地铁便可到达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约位居40名左右。期间，除了倾听美国学者和管理人员讲授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状况和管理外，我还结合自己的专业，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发展的一些问题。为此，我采访了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博士[1]，和他进行了两次较深入的交谈，以期尽可能地了解马里兰大学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一些状况。这里，便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专业和历史教学，重点介绍和总结我所了解到的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美国历史研究现状和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当然，由于考察的时间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谈只是个人一孔之见，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确。之所以写出，是认为此一孔之见或许能对我们高校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开展有所启示。文章不当之处，欢迎同仁批评指正。

一、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

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在美国是较普遍地设置的。如，马里兰大学是一个由马里兰州办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由十三所大学组成，我们培训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这一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大学，它拥有师资和研究力量雄厚的历史系，所开设的历史课程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这样的历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问高峥博士马里兰大学系统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历史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都有。”而马里兰大学系统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学科类的大学，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这在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地区拥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现在，我们拥有历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并不多，主要是综合类大学和师范类院校。而且，目前或缩小招生规模，或是将历史系易名，或是将其改为其它系科，中国的许多高校是唯恐有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人文系科。同时，在美国的大学中，人文历史学科的课程是大学生必修课的重要内容。而中国高校的人文历史课却基本是面向各自专业的，非人文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课的很少。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改善，我们的许多大学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包括科学素质。如，许多非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人文学院等。但是，与美国大学久成体系的人文历史教育机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整个的美国教育）以“通才”教育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则决定的。而人文历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的“通才”教育，即，不论是文科、理工科还是其它学科，都把全面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作为办学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养成学生兼具人文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美国的大学是将向大学生全面传授各种知识作为重点，因此，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是第二位的。这在其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高峥博士说，美国的大学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哪所大学以自己是“工程师的摇篮”一类的荣誉来自诩。美国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知识的培养在专业与技能学习中的基础地位，不少专业性和技能性较强的学科和专业在本科阶段是不设置的，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如，律师是美国最吃香的职业，学习法律的人自然也相当多。但是，美国的大学本科没有法律系和法学专业，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大学生才有资格去进一步学习法律。我认为，这种思路和做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法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它是附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现实社会的法律是对历史上法律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那么，法律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机械的条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执法。

美国的大学都普遍设有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也与这些院系的毕业生就业不难，而且往往能在社会竞争中出类拔萃直接相关。高峥博士介绍说，在美国历史学毕业生不仅就业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人才，如，美国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历史系毕业的，美国总统也不乏历史系出生的。历史系学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是一个讲实用的社会，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国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当然，美国人文历史毕业生就业容易，与他们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全面合理有关，因而具有较为全面的学科知识有关。上面已说，美国大学讲“通才”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生是文理科的知识都要学的，人文历史系科的学生则必须学许多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的人文历史毕业生往往既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人文历史知识和思维方式，又兼具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如，以马里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四年所修的120个学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历史类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学科的课程。那么，人文历史学科的学生怎么能听懂理工科的课程呢？高峥博士说，美国大学的自然学科课程有不少是讲基础性知识的，而不是讲某一学科很专深的知识。加上美国中学阶段也没有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那种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学生听课并没有什么困难。美国大学重视人文历史教育，不单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人文历史知识，更关键得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思维能力。实际上，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学所学的不少知识往往会过时的，但是，人文历史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却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过时的。由此反观中国大学的人文历史院系和专业不受重视，反差何其鲜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会上不重视人文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以致学生就业难外，更深层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包括学生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文历史知识和素质的学习和培养对人自身的发展和参与社会竞争的决定性意义。其次，也与我们国家目前人文历史学科教育内容的教条、僵化和脱离现实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后等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们的大学经常说要培养大师级的学者，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学；我们的学生也经常立志在走向社会之后要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佼佼者。那么，如果对中美大学人文历史教育理念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从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呢？

二、美国的史学硕士和博士的教学和培养

美国和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也有其特点。这里，就我所特别关注、并了解的情况作一简介。

关于硕士的教育。高峥教授说，美国的硕士课一般不由导师满堂讲授。每门课（1学期）一般由老师指定12—13本专业书。一般是要求学生每周读一本。然后，下周进行讨论。上课时，就上周所读的书的问题进行讨论，一般是要求学生提出二、三个问题。由于美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并不限于导师自己的学生，感兴趣其它方向和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因此，一般一门课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上。那么，一、二十个学生提的问题就会很多，为此，老师一般是选择学生最为关注、提的最多的问题来讨论。讨论是由学生发言，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和点评。课后，则由学生根据所讨论的问题，写成一篇小论文。一般是每学期写2到3篇这样的小论文。学生的课程成绩多是根据这些小论文的成绩来评定的。也有在学期末，由学生写一篇比较长论文来考核其学习成绩。

美国研究生教学的这种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长处，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够。二是，养成学生大量和快速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养成学生快速把握所读书籍主要思想和观点的能力。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现在是一个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即便是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的增长和更新也是相当快的。而学术研究的基础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如果不能养成快速了解和把握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难以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重视不够。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也面临着实际的困难，一是我们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无法向学生提供这么多的专业图书资料，学生常常无书可读；二是，我们的研究生素质总体上呈下滑趋势，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和知识背景都不够，要大量阅读这些书也难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国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这种模式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关于博士的培养。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全国并不统一，名牌大学和公立学校之间的要求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总体上说比我们要严格，至于名牌大学的博士培养则十分严格。像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高校，培养一个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到历史学博士的培养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论文选题在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然后用二、三年时间来搜集相关的资料。在这两个阶段，学生往往要作田野调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国外相关的学术科研机构、院校和地域进行资料的采访、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关史料。然后是作开题论证报告。最后的三、四年时间用来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美国的一般大学，博士生在读时间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马里兰大学是四年。美国对博士生导师所带的学生数量一般没有限制，但是，导师在带博士生方面却比较慎重，多量力而行，这既是因为带博士生的许多工作，如指导学生阅读，看、改和评学生的论文等都不算是教学工作量，是“义务劳动”；其次，也是由于美国的导师重视学生的培养质量，带一个学生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指导工作，因此，为保证培养质量，一般情况下只带一到二名学生。由此可见，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博士培养往往不重视质量，博士在读时间太短，培养制度也不规范，执行不到位，对导师的监督不力，一些专业招收的学生过多过滥。有些导师一届博士生就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而在带学生时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导，根本承担起导师应有的职责，而却可以多拿许多好处。这既有我们的博士培养制度的问题，也有导师的职业道德水平问题。我们在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难以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国外、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博士相比，总体水平存在相当差距。

在美国的高级历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视史学理论的教学。如，美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史学理论课是历史学专业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而不是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才学的。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意识。正如下文所说的，美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以重视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意识的科学派史学十分盛行，这种史学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三、美国的历史研究的两大流派

通过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与我在国内所接触的书报资料所说的不尽相同。高峥教授介绍说，目前美国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派，一种是历史研究的艺术派。

科学派主张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很强，认为通过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本质和真像。据我所知，这一派在中国很有影响。如，目前介绍到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著述，多是这方面的著述。美国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柯文的讨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直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时常为人提及。而且，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对当代中国史学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有一种倾向，即重视所谓的“历史研究模式（或范式）”的建构，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美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过，中国大陆史学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学科学性”或重视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又与美国的科学派史学有不同，中国的许多主张实证史学的人往往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乾嘉史学和近代的新考据派史学，而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史学理论构建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先导性与方法论意义，认为这种重视“范式”的史学往往是不科学的。

而艺术派则重视历史研究的语言叙述，强调历史语言叙述的生动和优美。但是，艺术派并非不重视史料，而是在阅读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史学是艺术的主张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是艺术，往往是强调历史认识的非科学化，主张以直觉等所谓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为根本。极端者还包括为求历史叙述的生动和优美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如19世纪的英国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而高峥教授所说的美国的史学艺术派却并非如此。他在谈到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史家、耶鲁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史景迁教授时，说史景迁教授的著作文笔生动，能将枯燥的档案文献史料变为生动的历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使用的基本是宫廷档案史料，但却写的生动入微。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国的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也说，“史景迁的研究特色则在于，以潇洒和生动的笔触，将前人的史事重现于纸笔。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浅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他的著作洛阳纸贵，拥有很多西方读者，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P183页。）由此可见，美国当代的这种史学艺术派更像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著述风格，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所主张的艺术派史学不尽一致。

四、历史研究的致用性问题

通过这次考察，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认识。在我与高教授的交谈中，虽然没有直接和专门讨论美国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从我们所谈的以下两个问题却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研究是重视致用性的。而目前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研究不应当过于强调其致用性，过于强调或不适当地主张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反对史学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学研究崇尚学术独立自由作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我们较多地谈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及其范式的转化问题。这是一个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高峥教授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发达，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印度同样是亚洲和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国却远不如中国史研究受到关注，原因即在于它不如中国在现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大。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史以致用”的原则。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实际也说明了这一点。高峥教授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演变概括为四种模式，亦即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拓者费正清及其时代的一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释方式被概括为“冲击——反映”模式。后来，这种模式被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部动力”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使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在理论上的解释力存在相当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又出现了“革命模式”，因为，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具有世界影响力，有独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后，又被“现代化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的体会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转换固然在其内在的学术动力，即前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出现了“危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了，发展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和世界现当代史迫使他们要提出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模式，但是，同时也正说明，旧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的提出实际反映了一种西方历史中心论，适应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而当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后，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从而为其现实服务时，便被另一种研究和解释所取代。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现代化研究”模式的兴起正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新形势发展，为满足美国与中国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这不正是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吗？可以说，重视历史的致用性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推动力。

关于美国的历史研究课题经费的申请。高教授说，美国的史学研究经费的申请主要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向私人的基金会申请；一个是向学校申请。而经费的申请便导致了以“研究问题”为主的科学派史学的盛行，即，要申请到经费，研究者必须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理论和方法应当是当时的史学界流行的主导理论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请研究课题或项目不在这种理论或方法之内，研究者就会被视为“不入流”，从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学术圈之外，便得不到学术的资助。高教授认为，这也与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制度有关。因为，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往往并不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专家在评审申请者的研究项目时，最关注的就是申请的研究项目明确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从美国历史研究经费的申请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研究必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致用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讲学术价值，还要发挥其社会价值。否则，你就得不到研究经费的资助。

当然，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将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主张过的史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历史研究致用应当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民族的进步服务，而不仅限于某些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体。而且，讲历史研究的致用决不是否定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决不是牺牲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求真性（科学性）。其次，美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联邦或州政府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往往受到影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国家科研基金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他说，美国学者的研究经费有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这样，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不过，由于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长期形成的学术独立的传统，总的说，美国学术界对学术的求真性（学术价值）和致用性（实用价值）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注：此文略经修改发表于《安大史学》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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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峥，浙江杭州人，曾为北京大学助教，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攻读博士生，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两部：《面对技术的进步：铁路时代中国和津巴不韦的社会变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产主义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干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论文有：《从农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鲁中南的个案研究》，《战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1850—1853》、《17世纪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革命中的两个敌人》、《英雄士兵的神话和敌人的形象》等。

⑶ 关于美国历史，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1、大约30年代时，在美国有一场黑色风暴 (Dust Bowl) 事件，沙尘暴造成干旱数十年而人民生活困苦，甚至只能用面粉袋来做衣服，而供应商得知这件事后，开始把面粉袋制成五彩缤纷的颜色，好让他们的“衣服”更好看。

2、美国内战期间这名叫 Joseph Hooker 的将军因为好色荒淫，还带了一堆妓女来满足他士兵们的sex，以至于这个最古老的职业到现在都用他的姓 hooker 来作为bitch的代称。

3、据说历史上有位最好运的女子 Anna Mae Dickinson ，她经历100年来最惨的惨剧，包括泰坦尼克号、珍珠港及911事件，但她都幸运逃过死劫！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只是网路谣言！只有照片是真的，她是美国民俗艺术家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

4、故事发生在1948年，当年两名美国船员在行经马兰西亚马六甲海峡时，收到来自一艘荷兰籍棉兰 Ourang 号发出的摩斯密码求救信号：“全部的人，包括船长，都死了。”正当他们感到疑惑时，随后又附上一个奇怪的结尾：“我也死了。”美国船很快赶到现场进行援救，结果发现这艘船并没有危险，但是船上的所有人，全都死了。而且他们的表情狰狞，姿势古怪，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5、在美国奥勒冈东部一座森林里，有一个巨大香菇已经2400岁了，而且它还持续地在生长。

⑷ 知识框架一美国历史

18世纪独立战争-19初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形成-20世纪初一战战胜国-20世纪中期二战战胜国（世界霸主）-二十世纪末一超多强-现在

⑸ 美国的发展历史

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旧称花旗国）的简称，它是北美的一个带有民主、分权、制衡为传统的联邦共和国。
美国位于北美洲南部，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及墨西哥湾.美国的气候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仅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属热带。飞地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纬60至70度之间，属北极圈内的寒冷气候区；另一块飞地夏威夷州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气候区。但由于美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76年英属的13块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宣言。自1776年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出来后，1789年成为统一的联邦共和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各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宗主国和其他任何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1979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一方面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根据《台湾关系法》，维持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及1789年美国宪法的制订之后，美国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开始从北美大陆东部最初的十三州逐渐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美国本土面积日益增大。同时，美国在海外也有多处领地。其后美国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是南北战争（1861年~1865年）和大萧条（1930年代）。
北美洲的原住民在大约西元前9000年到前48000年这段期间来到北美洲，并且掌控了这块地区，一直到17世纪初期欧洲殖民者来到此地为止。
1493年—1779年美利坚殖民地的历史中有与北美原住民的长期战争，严重的劳力缺乏产生了像奴隶和契约化奴役这类的非自由劳力，而英国政府的放任政策则让特有的美利坚精神与文化得以发展出其独特性。
1776年—1789年这段期间美国在对英国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并且以北美十三州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Louisiana
Purchase）让农民得以使用重要的密西西比河水路，把法国势力从美国西部边界移除，并且提供美国农人一块广大的土地。
几个星期以后，英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之间开战了。美国当时的收入仰赖向欧洲输出农产品，因此试图同时对两个战争中的强权出口食物和原料，以及在它们与它们的加勒比海殖民地之间运输产品来获利。当这个行为对两个战争国有利的时候，它们便会准许，然而当这个行为无利于他们的时候便予以反对。
当1805年法国海军在特拉佛尔嘉战役（Battle
of
Trafalgar）中被摧毁后，英国希望断绝法国的海外贸易纽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复美国的贸易行为，英国于是对美国海岸实施了封锁。
接下来的四年，在美国历史上是最阴暗的，国家为自己流泪，奴隶制度和各州权力的争斗。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北部各州击败了以种植园农业为主的南部各州。但是双方共600,000至700,000的美国人牺牲，宾且许多南方土地被毁坏。不过最后，无论如何，奴隶制还是被废黜了，美国也开始了缓慢的重建。

⑹ 美国的历史和传统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 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罗尔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代理论宗师，在《正义论》里面做的前一项工作：论证国家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合理的干预，实现“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重点论证的是后一项工作：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作为建制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将价值的诸神时代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避免滑落到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社会整合找到一个共识的基础。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自由主义从一个整全性的伦理政治学说，改变为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开来，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伦理价值问题，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自由主义只是坚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价值，只有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从它们各自的价值立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证成的。自由主义对它们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不过，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这些政治价值问题，自由主义容不得半点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坚信“正当优先于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

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但他所论证的政治哲学，正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公平的正义”乃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种族平权法的合法性论证，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多元文化时代解决公共认同问题的自由派纲领。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克里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回应同性恋、堕胎等辣手的价值冲突问题。然而，这次克里的败选，表面上是民主党的政治失败，从深层来说，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义深刻的理论困境。

自由主义放弃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学说，退而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组织原则，本来期望收到双刃剑的效果：以价值中立主义回应多元文化，以正义的“重叠共识”整合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从这几年美国国会、总统大选中，保守主义屡屡得胜、自由主义连续失败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价值这一当今时代焦点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交不出一张令选民满意的答卷。为了使正义原则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不惜放弃自己的整全性，将价值问题搁置起来，把它驱逐到私人领域。然而，从前门被公共事务驱逐的东西，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公共领域各方舆论瞩目的主角。

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属于个人的怀孕意向或性取向，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不过，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这个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的时代里面，过去属于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务，如今统统变成了由法律和政治来管理的公共事务：堕胎是否合法？几个月大的胎儿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吗？他们（她们）是否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合法婚姻权利？――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会文化问题，保守主义的回答十分干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像克里在大选中的回答一样，含含糊糊，莫棱两可。文化价值不仅是个人的取向，也同时是公共事务，任何个人的价值选择都离不开公共的价值标准，政治自由主义的善与正当二分的基本预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却处处碰壁，文化冲突的本质就是政治，政治背后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谓的“文化政治”是也。

当然，罗尔斯早就预见到私人的价值（善）与公共正义（正当）之间并非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论证的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了一条核心的基本原则：“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然而，问题在于,“正当优先于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规范认同，不要说各种宗教学说坚信信仰的绝对优先性，社会的正当性只可能来自宗教价值上的善，而且连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等各种保守主义，都反对抽离善的价值观念来预设正当的优先性。“正当优先于善”这条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分歧性。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分歧，几乎都发生在文化道德领域。那些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以“是否正当”的政治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无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义原则来裁定它们。

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自各种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然而，由于价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对话形成重叠共识，有些则不可通约，难以形成共识，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就是这样，越是涉及到世界观的核心价值，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通点。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间，能够形成“重叠共识”，乃是有一个“政治人”的预设：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来进行公共对话，以“正当优先于善”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然而，即使美国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立宪民主历史的国家，由于多数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更多地不是从法律的程序正当性，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求选择的答案。薛涌在书中分析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宗教一分为二，一个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离，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给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大都市里，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给小布什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他们云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半封闭的小城镇里，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祷。

两个美国，两种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国，这个美国相信罗尔斯，相信“正当优先于善”。就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就是美国一样，他们也以为理性化的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精神。殊不知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种美国精神。那就是小布什所依靠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主义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传统“杨基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上，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地存在，每当选举年的时候，这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善优先于正当的虔诚教徒们，就成为了左右白宫的力量。这次决定布什和克里最后命运的俄亥俄州，虽然经济衰退，但多数选民最终还是选了布什。他们所作的选择，不是功利自由主义的“经济人”选择，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人”选择，而是虔诚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人”选择。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选民所说：“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在文化道德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政策，实际结果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对它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后者不断挑战政治和法律的底线：先是自由堕胎，然后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后代？…这些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非公共性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公共问题的焦点。难道生活伦理真的仅仅是私人事务？难道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问题上，真的什么都行？文化激进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碍于价值中立主义的原则，只能保持宽容，就像克里对待切尼副总统的女儿同性恋的态度一样，有着过多的暧昧。

当文化激进主义步步紧逼，而自由主义只能对此保持绥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保守主义在精英层中，表现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贵族政治哲学对罗尔斯主流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民间草根阶层，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再度崛起。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强烈置疑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另一个是诉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众，它们正是小布什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些保守主义的力量，本来是一盘散沙，分散在学院的边缘和民间的草根，不要说没有建制化，连组织化都谈不上。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以白宫为中心，保守主义终于获得了建制化的机会。特别是9•11以后，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新将上帝召唤回世俗社会，整合美国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

去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这位美国学院保守主义权威人物将“文明冲突”的视线从国际社会外部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认同，过去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不列颠民族）、种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国宪法），经过一个多世纪中欧、南欧、东欧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如今只剩下一个东西：共同的政治信念。这也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立论的基本事实基础。不过，在亨廷顿看来，仅仅靠政治信念立国是非常危险的，当初的罗马帝国、苏联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国家意识形态的粘合力维持整合，最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通通崩溃解体。为美国之未来忧心忡忡的亨廷顿大声疾呼：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船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亨廷顿这本书提出的观点，为白宫的基督教复兴作了理论上的背书。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复兴，自由主义何去何从？相信价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从？这次民主党的败选，不仅是克里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其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挫折。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正当优先于善”只能是一半美国人的公共理性，无法整合另一半美国人，因而在如今冲突最激烈的道德价值问题上，自由主义显得左右为难，拿不出一个让多数人服气的方案，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它有其道德基础：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但当不同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中立的自由主义就很难像解决分配公正一样，给予弱势者以适当的补偿。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丧失，是无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质或精神方式所能补偿的。

理性的美国，情感的美国。这是两个美国，也是同一个美国，分别体现了美国精神的两个侧面。这是美国有活力之处，也是麻烦之处。搞得好，理性与信仰、精英与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的互补；搞得不好，冲突频频，威胁国家的社会道德整合。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信仰的美国、基督教的美国；是如何回应文化道德价值问题，不再是用消极的办法，用括号将善的问题搁置起来，将之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地面对价值的分歧，重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予以对话和讨论，寻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底线。

马克斯•韦伯当年指出现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过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产物，是世俗化时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人会越来越告别传统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为“理性人”，这也是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国乐观其成的缘由所在。然而，自由主义忘记了韦伯当年对“祛魅”以后“价值诸神”冲突的忧虑，世俗化越是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只能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民主赋予人以平等的尊严，但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而只有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现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价值危机在民主化以后格外地凸现出来。9•11事件所触动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神经”，（哈贝马斯语） 而布什、克里之争所反映的，正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同样的问题：世俗社会的“价值诸神”冲突。

200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面临新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期待着一位像罗斯福、肯尼迪一样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伟大总统，在理论层面则期盼着一位自洛克、康德、罗尔斯以后有能力开创自由主义新生命的一代大师。不过，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将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

⑺ 美国的地理历史知识

美国面积大，地理差异大，地理知识丰富。但是美国开发晚，欧洲工业革命前人口极少，所以美国历史匮乏。

⑻ 推荐：美国人是怎么学习历史的

中国和美国，谁更有历史？
美国人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仅从一场普通战役的历史资料的收集和考证就可见端倪……

中国历史5000年，美国历史200多年。在历史学者牛大勇看来，“我们(的历史遗迹)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教学方法：没有霸道的老师

1992年，我去了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作为职位博士进行访学。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感到吃惊。

我的一个老师，叫裴宜理(ElizabethParry)，研究方向是中国群众运动史。她给我讲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我到她那里起先是希望学习关于这段历史的系统知识，不料一堂课下来，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整堂课她都在讲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东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似乎从课堂上消失了。

后来我渐渐发现，这是中美历史教学的最大不同。1997年，我去了哈佛，得知哈佛校训中引用主教曼德尔·克雷顿(MandellCreighton)的话，方才彻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问”。

哈佛大学对一年级本科生并未严格划分专业，学生必须选择6个领域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即属其一。哈佛大学的学生虽然必须学习历史，但他们可以在《1850年以来的现代非洲》、《1945年－1975年的美国与越南》等约31门历史课程中任选一门。

美国的历史教育，是想培养出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中国不是，中国老师会尽其所能，灌输给你最完整的知识。作为学生，你最好诵记于心。这些都是“上面”或导师整理好的体系，你就学这个，这个就会成为你以后工作和做人的基础。

哈佛老师批阅学生论文，最好的评价是：“这个学生给我的知识比我给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这个学生没有给我任何新的知识”。

基于此，我那里的历史课看来不繁重，一周一节一小时的课。但辛苦在课外。你要在这周完成的阅读量估计在200页以上。光读还不行，第二周，讨论开始了，人不多，20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内，每个人都要发言。如果你讲的东西尽人皆知，谁会听你的？所以，这一课，就是检测学生在这周有没有自己的发现。

美国老师会让学生上台讲，开始我很不习惯。讲什么呢？课本上都有的东西讲来有什么意思？那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开拓新知识的意识。

回北大之后，我意图尝试美国式的教学方式，但异常艰难。首先，学生选修课程非常多，少则10门，多则二十几门，没有人会为一门课花这么大心思。美国本科生，四年估计就三十多个学分，平均一学期，四门课就够了。其次，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还习惯于老的教学模式，谁会来选我的课？所以，我现在最多只是在细节方面作一些调整。

教材：没有统编教材

据我所知，美国历史教学没有所谓“统编教材”一说。政府对学术思想和大学教育基本是不管的，自主权完全下放。

学术界似乎也没有编写教材的意识。有的历史书，会标明“适合大学生阅读”之类的提示。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声称他的书要被全国统一采用。美国这方面是不讲统一的，而是追求不同。你的书必须有旁人没有的内容，才有出版价值。

另外，编写学生读物，即便非常出名，也不能为作者赢得学术名声。能否被学术界承认，不是看教材，而是看专著。这和中国稍异。

同一历史问题，诸多学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导师有权择其一隅，备为教案。举例子说，这门课是讲美国独立战争史的，那学生就会被告知，哪些书籍可以拿来学习。可能这节课老师讲某本书的第二章，下节课就变成了另一本书的第三章。

我留学时，曾寄居在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我免费带他们的孩子，他们让我免费住宿。我白天带着孩子，以为晚上可以好好读自己的书。没想到这孩子拉着我去泡图书馆。我才发觉，哪怕在小学，教科书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孩子要完成作业，还是要到图书馆。

回过头来想，美国政府对历史教学貌似不闻不问，实则做得很巧妙。1992年，苏联解体不久，独联体成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他们的历史都没有被美国人专门研究过。美国政府马上向一些大学拨款，鼓励它们设立相应的研究所，并在这方面设立很高的奖学金，吸引生源。因为有钱，之前只是对中亚有过泛泛研究的人，这下子就真跑到阿塞拜疆去了。归国后，很可能就成了美国政府智囊团的一员。

我在哈佛时，丝毫感受不到美国政府正在宣传它想要的东西。而是学校突然有了某个奖学金项目，鼓励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奖学金的名头绝不会是什么国家奖学金，而是什么福特奖学金之类。其外在面目是纯民间式的。

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就我所知，在美国历史教育上，没有所谓惟一正确的思想。多高的思想，多有威望的思想，被用了多少年的思想，都是可以被质疑、被挑战、被改进的。

对历史问题，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要有新意见”、“切勿人云亦云”。这是他们评价一个优秀学人的标准之一，“统一的和标准的”是不受欢迎的。

如果说美国有政治正确的东西，最明显就是这个词：“民主”。但是，很少有人知晓，美国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古代专制和当下的专制并非完全否定，他们不认为必须将美国式的民主铺向全世界。

1993年，在华盛顿访学期间，我的办公室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距白宫只有两百多米。某日，艾略特教授请我参加他的聚会。一开门我才知道，什么聚会，原来是纪念会———纪念十月革命。你想，1993年是什么时候？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正处最低潮。但是与会者却多是美国人，个个身着红T恤，正面印着列宁的头像。艾略特和另一教授都是在讲十月革命对人类的推动意义和列宁思想里有价值的地方。一个距离白宫这么近的地方，一个那样的年代，居然有一群人在做那么反体制反主流的活动，却完全合法。

有这个背景，也就晓得，为什么历史考试一般是出几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比如南北战争试题，在中国人看来：北方正义，废除奴隶制，维持国家统一。这肯定是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美国南部，听南部人讲那段历史，参观那里的内战纪念馆，你会发现他们站在南方一边。我那些从南方来的同学，理解那段历史，往往会同自己家族的遭遇联系起来，非常感情化。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的统一，关键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统一，要是这种学术争论还能使美国再次南北分裂，那太可笑了。

公共历史教育：美国肯花心思

美国很重视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比我们重视多了。美国有两个频道：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它们每年赔钱，也很少有广告，每天不停播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专题片。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台，大概美国人也爱看吧。我们没有这样的电视台。我们的《百家讲坛》？其一，它不是政府努力做的；其二，它只是一个节目。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可是专门的历史教育频道，一天播到晚。

美国历史不长，两百多年。但史迹遍布全国：破门、残瓦、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开枪人的房子、战报传递路线；高楼大厦之下，一幢矮小的白房子，人们会告诉你，那是当时议会的遗址。波士顿有一个著名的游览线，游览一遍，佛如置身事发当场，游者从孩子到老人，这岂不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教育！

我们呢，我敢说，我们没有美国保存的多。

表面看来，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教历史。似乎比美国人还重视历史。但那不是历史，那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我们整天呼叫要日本为二战赔礼道歉，我就愤怒，如果当时我们把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的遗址都保护好，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淞沪会战被炸损的民房，慰安妇女遭到虐待的集中营……铁证如山，日本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看看日本人，他们把那些生了锈的大炮，哪怕一块破瓦、一扇破门都保存得好好的，让它们告诉孩子们，这就是他们遭侵略的证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口述）

⑼ 介绍美国的一些历史或文化常识

美国 [United States]正式名称美利坚合众国。
北美洲联邦共和国。领土包括美洲大陆中纬度地区48个连成一片的州、北美洲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以及太平洋中部的岛州夏威夷。面积：(包括五大湖)9,529,063平方千米。人口：约286,067,000(2001)。首都：华盛顿特区。人口包括白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洲人、太平洋岛民、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土著)、爱斯基摩人及阿留申人。语言：英语(主要语言)、西班牙语。宗教：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货币：美元。地形由山脉、平原、低地和沙漠构成。山脉包括阿巴拉契亚山脉、欧扎克山、落基山脉、喀斯喀特山脉和内华达山脉。最低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死谷。最高点是阿拉斯加山脉的麦金利山，而在美国本土，最高点则是惠特尼山。主要河流是密西西比河系、科罗拉多河、哥伦比亚河和格兰德河。五大湖、大盐湖和奥基乔比湖为几个最大的湖。美国是世界某些矿产的主要生产国，包括铜、银、锌、金、煤、石油和天然气；也是食品的主要输出国。制造业包括钢铁产品、化学制品、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其他重要行业为旅游业、奶制品业、畜牧业、渔业和木材加工业。美国是两院制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数千年以前已有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定居在这块领土，他们可能是来自亚洲。16世纪欧洲人来此探险和定居，开始取代印第安人。第一个欧洲人永久居民点是由西班牙人于1565年在佛罗里达州建立的圣奥古斯丁，后来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1607)、马萨诸塞州普里茅斯(1620)、马里兰州(1634)和宾夕法尼亚州(1681)建立定居点。在卡罗来纳被授予英国贵族一年后，1664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走纽约、新泽西和德拉瓦。英国人于1763年击败法国人(参阅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French and Indian War])，在政治上控制了13个殖民地。英国殖民政策引起的政治动乱，以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和《独立宣言》(1776)而告结束。美国在《邦联条例》(1781)下首次组织起来，终于通过宪法(1787)成为联邦共和国。随后确认了西至密西西比河的美国疆界，但并不包括西班牙的属地佛罗里达。通过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得的土地使美国领土几乎增加一倍。美国在1812年战争中与英国开战，1819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佛罗里达。1830年通过立法手段将美洲印第安人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19世纪中叶开始向西部扩张，特别是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以后(参阅淘金热[gold rush])。美国在墨西哥战争(1846～1848)中取得的胜利，使后来的7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部分或全部领土并入美国。1846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条约确立其西北部疆界，在1853年加兹登购地中又获得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土地。后来南方蓄奴的种植园经济和北方自由的工业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使美国分裂，爆发了南北战争(1861～1865，参阅美国南北战争[American Civil War])。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重建时期(1865～1877)以后，美国经历了快速发展、都市化、工业开发和欧洲移民。1877年美国准许把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土地分给个别部落成员，致使大片土地落入白人手中。到19世纪末，美国的外贸得到发展并获得海外领土，包括阿拉斯加、中途岛、夏威夷群岛、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关岛、威克岛、美属萨摩亚、巴拿马运河区和维尔京群岛。1917～1918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给予妇女选举权；1924年给予美洲印第安人公民权。1929年的股市崩溃导致大萧条。日本人偷袭珍珠港(1941-12-07)之后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945-08-06)，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945-08-09)，导致这场战争结束，并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参与了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但却陷入与苏联长达40年的冷战对抗。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给予波多黎各自治地位。1954年宣布在美国学校中实行的种族隔离违反了美国宪法。1959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两个州。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并授权全面干预越南战争。20世纪60年代中至末期美国国内各地发生骚乱，包括种族暴乱和反战示威。1969年美国完成首次人类登陆月球。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越南。在波斯湾战争(1991)中，美国领导联军攻打伊拉克。1992年派兵到索马里救援饥民。1995年和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袭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军队。1998年W.J.克林顿总统成为第二个要被美国众议院弹劾的总统；1999年他被参议院宣布无罪。1999年巴拿马运河的管理移交给了巴拿马。2000年G.W.布什成为1888年以来尽管获得的选票略低于对手A.戈尔，但仍被总统选举团选为总统的第一人。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的攻击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部分建筑以后，美国以藏匿并拒绝引渡此次恐怖活动的策划嫌疑本·拉登为由，派兵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发动进攻。

迷惘的一代 Lost Gene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并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声誉的一批美国作家。更广义的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年的一整代美国人。这个名称源出斯泰因对海明威说的一句话。这些作家之所以认为自己“迷惘”，是因为他们所继承的价值观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他们觉得在精神上与这个国家疏远起来，认为这个国家变得极端褊狭，冷漠无情。“迷惘的一代”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肯明斯、麦克利什和克莱恩等人。

生育高峰 baby boom
美国1946～1964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的艰苦和不稳定，令许多未婚男女推迟婚姻，许多已婚男女推迟生育。战争结束之后适逢经济持续繁荣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导致人口大增。生育高峰一代人口陡增的规模(7,600万)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当这些人年轻时，他们确立的青年文化占据了主要舞台；成年之后，他们的消费模式支配着市场；开始退休时，可以预期的是他们的需要将对公共资源造成压力。

美国南北战争 [American Civil War]
又称内战(Civil War)或War Between the States
美国联邦政府和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11个州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在于双方在蓄奴、贸易、关税和州权等问题上的争议。19世纪40和50年代，北部各州反对在西部地区蓄奴，造成南方各州害怕威胁到他们持有奴隶的权益，而蓄奴是维持其庞大的棉花种植园的经济基础到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在北方逐渐壮大，当1860年反对蓄奴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便脱离联邦以保护他们蓄奴的权利。他们组成以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为首的南部邦联，北部各州则由林肯领导。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军向萨姆特堡开火，战争于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敦展开。双方迅速招募军队。1861年7月约3万名联邦军向南部邦联的首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挺进，但在布尔溪战役(Battle of Bull Run)中受到南部邦联军的阻截，被迫撤退到华盛顿。这场败战震惊了北方，再次招募了50万大军。1862年2月首场重要战役开打，格兰特率领的联邦军占领了田纳西州西部南部邦联的要塞。联邦军接连在塞罗和新奥尔良传捷报。在东线的战区，李将军也为南部邦联赢得数场战役：七天战役以及在安蒂特姆战役南方军被击败后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1862.12)。南部邦联军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胜利后，李将军挥军北上，与米德率领的联邦军在葛底斯堡战役遭遇。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863年7月的西部战区，格兰特在维克斯堡战役的成功使得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都落入联邦军之手。在奇克莫加河战役北方军被击败后，格兰特的权力又上一层楼，1864年3月格兰特被林肯任命为联邦军最高统帅。格兰特开始实行消耗战略，他无视联邦军在莽原战役和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县府战役中的惨重伤亡，开始包围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的军队(参阅彼得斯堡战役[Petersburg Campaign])。同时，谢尔曼于9月占领亚特兰大(参阅亚特兰大战役[Atlanta Campaign])后，开始了通过佐治亚州的破坏性行军，不久又夺占了塞凡纳。1865年4月3日格兰特占领里士满，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斯县府接受李将军的投降。4月26日谢尔曼接受约翰斯顿的投降，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死伤人数颇为惨重，总共240万士兵中约有62万人死亡。南方受到严重破坏。但北方维持原状，奴隶制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