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罗新

⑴ 匈奴语属于古汉语的笑话

关于匈奴语的语言系属问题，学术界的争议逐渐平息，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突厥专语说。即属认为匈奴人和匈人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有法国学者Remusat , Klaproth , 日本的白鸟库吉（1900年）以及Ramstedt , von Gan , Pritsak等人。丹麦的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最新研究认为匈奴语是一种早期的突厥语。
2、蒙古语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日本的白鸟和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但白鸟1923年后改变以前的观点。
3、认为匈奴人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政治集团，匈奴语也是许多语言的混合，如法国人Lacouperie。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罗新认为匈奴语中保留着伊朗语成分，匈奴语中无法用突厥语求解的部分伊朗语解读可能可行。

⑵ 罗新发号粉彩到现在多少年

这个粉彩的话已经发现了很多年了，发明了，但是具体是多少年，我大概也记不太清楚，你可以去看一下历史

⑶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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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⑷ 有个历史学者王鼎杰视频

国内历史学家汇集
一.先秦史

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社科院），陈梦家（社科院），梁思永，夏鼐(考古，北大)，蒙文通（四川大学），吕振羽（吉林大学），吕思勉，李济（台湾中央研究院），许倬云（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光直（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尹达（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苏秉琦（北大），徐中舒（史前和三王，四川大学），翦伯赞（先秦和秦汉，北大），齐思和（先秦史、世界中古史和中国近代史，北大），马非百（中国历史博物馆），赵光贤（西周史和孔子研究，北师大），束世徵（华东师范大学），王玉哲（南开大学），唐兰（北大），李亚农（上海历史研究所），杨宽（复旦大学），童书业（山东大学），黄子通（北大）金景芳（吉林大学），田昌五（山东大学），吴荣曾（北大），徐修鸿（复旦大学），赵锡元（吉林大学），杜水生（北师大），张广智（青海师范大学），李学勤（清华），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晁福林（北师大），刘泽华（南开大学），王震中（社科院），江林昌（烟台大学），朱凤瀚（南开大学），宋镇豪(社科院) ，斯维至（陕西师范大学），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懋镕（西北大学），谢维扬（上海大学）

二．秦汉史

钱穆（秦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北大），林剑鸣（西北大学），顾颉刚，田余庆（秦汉及魏晋史，北大），劳干（台湾中央研究院），邢义田（台湾中央研究院），廖伯源（台湾中央研究院），余英时（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甘泉（人大），田人隆（社科院），李祖德（社科院），安作璋（山东大学），朱绍侯（秦汉和魏晋史，河南大学），陈苏镇（秦汉和魏晋史，北大），王子今（秦汉和魏晋史，北师大），李开元（北大），刘庆柱（秦汉考古，社科院），高敏（郑州大学），周天游（陕西历史博物馆），葛剑雄（复旦大学）、周振鹤（复旦大学），黄留珠（西北大学），谢桂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朱绍侯（河南大学），辛德勇（北京大学）
三．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北大），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武汉大学），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厦门大学），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山东大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北大），田余庆(北京大学)，贺昌群（魏晋南北朝和汉唐史，社科院），尚钺（魏晋史、先秦史、中国古代通史，人大），何兹全（北师大），吴泽（华东师范大学），谷霁光（江西师范大学），程应镠（上海师范大学），朱大渭（社科院），，阎步克（北大），罗新（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北大），赵克尧（魏晋史和汉唐史）祝总斌（北京大学），万绳楠（安徽大学），蒋福亚（首都师范大学）， 周伟洲（西北大学），黄 烈（社科院），黎 虎（北京师范大学），杨际平(厦门大学)，李凭（华南师范大学）
四．隋唐五代史（不计前面重复的）

胡如雷（河北大学），朱雷（武汉大学），严耕望（台湾中研院），王永兴（北京大学），张广达（北京大学），吴枫（东北师范大学），陶懋炳（五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吴宗国（北大），荣新江（北大），牛致功（陕西师范大学）、胡戟（陕西师范大学）、李斌城（社科院）、张国刚（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张弓（社科院）、马驰（陕西师范大学）、陈明光（厦门大学），王小甫（唐宋史，北大），郑学檬（唐史、古代经济史等，厦门大学），陈明光（汉唐史，厦门大学），金宝祥（西北师范大学），缪 钺（浙江大学），甘怀真（台湾大学），陈弱水（台湾大学），王寿南（台湾中研院），高明士（台湾大学），潘重规（敦煌学，台湾）

五．宋辽夏金元史

邓广铭（宋史，北大），漆侠（宋辽夏金史，河北大学），王静如（西夏史，社科院），罗福苌（西夏文，故宫博物院），黄现蟠（宋元史及民族史，广西大学），杨志玖（元史，南开大学），韩儒林（西夏史和元史，北师大），翁独健(元史，中央民大)，邵循正（北京大学），姚从吾（辽金元史，台湾），金毓黻（辽金元史，吉林大学），吴天墀（西夏史，四川大学），陈述（辽史，社科院），张博泉（辽金史，吉林大学）舒焚（辽史，湖北大学），陈振（宋史，南京师范大学），周宝珠（宋史，华中师范大学），杨树森（辽宋金史，吉林大学），汝企和（宋史，北师大），邓小南（宋史、唐宋妇女史，北大），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张希清（辽宋夏金史，北大），张帆（宋史，北大），刘浦江（辽金史，北大），李锡厚（辽金史，社科院），徐规（宋史，浙江大学），陈乐素（宋史，社科院）、张家驹（宋史，上海师范大学），李范文(西夏史，宁夏社科院)，史金波(西夏史，社科院)，朱瑞熙（宋史，上海师范大学），王曾瑜（宋史，社科院），裴汝诚（宋史，华东师范大学），李裕民（宋史，陕西师范大学），李埏（宋史，云南大学），亦邻真（元史，内蒙古大学），陈得芝（元史，南京大学），，邱树森（元史，南京大学），蔡美彪（元史，社科院），陈高华（元史，社科院），龚延民（浙江大学），姚大力（元史，复旦大学），李治安（元史，南开大学），萧启庆（元史，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宽重（宋史，台湾），王德毅(宋史，台湾)，柳立言(宋史，台湾)，梁赓尧(宋史，台湾)，

六．明清史

吴晗（明史，清华），顾诚(北京师范大学)，郑天挺（南开大学），谢国桢（南开大学），韦庆远（人大），邓之诚（北大），戴裔煊（明史、民族史、澳门史，中山大学），王毓铨（明史，社科院），梁方仲（明代社会经济史，中山大学），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厦门大学），赵俪生（明清思想史，兰州大学），南炳文（南开大学），王思治（清史，人大），戴逸（清史，人大），夏明方（清史，人大），杨念群（清史，人大），赵世瑜（明清以来的民俗史，北师大），常建华（南开大学），冯尔康（南开大学），王天有（北大），杨国桢（明清史和社会史，厦门大学），陈宝良（明史，西南大学），张显清（社科院），徐泓（台湾中研院），于志嘉(台湾中研院)，陈春声（中山大学），刘志伟（中山大学），郑振满（厦门大学），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李孝悌（明清史，台湾）
七，近现代史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桑兵（中山大学），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罗志田（北京大学），杨天石（社科院），黄彰健(台湾中研院)，王泛森（台湾中研院)，马敏（近现代史，华中师范大学）
望采纳

⑸ 罗新慧的介绍

罗新慧 ，北京抄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袭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目前主要研究内容是先秦文献，以及利用传世文献、两周金文、战国竹简研究周代社会史、信仰观念。1经历：1992-199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95-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2007.9-2008.9，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2.2-2012.6，以色列Albright考古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⑹ 请问楼主对罗新慧老师了解吗她讲课教学怎么样她可以收博士吗

我不是历史学院的，但听过那里的课，多少了解一点
罗新慧教授，专业方向为先秦史。 今年招版博士一人，外校权的当然收。
罗老师讲课不错，这是她的一些论文，你可以找来看看，熟悉一下她研究的方向
《说新蔡楚简中的祷辞》，《中国历史与文物》2007年第1期。
《说新蔡楚简“婴之以兆玉”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3期。
《从上博简〈鲁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灵观念》，《学术月刊》 2004年第10期。
《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
《从郭店楚简看儒家仁义观念的变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

⑺ 内蒙古五原县是在是吕布的故乡

五原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戴爱民告诉我们：“确定五原县是吕布的故乡，主要依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据他讲，《三国志》卷7《魏志·吕布传》中记载“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后汉书》《资治通鉴》中对吕布是五原人也均有记载。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万生、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罗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荣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舒振邦等专家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一点都确认无疑。”戴部长说。

据史书记载，吕布（161－198）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东汉末豪强、将领，官做中郎将，被封都亭侯。他有猛虎般的勇力，武功超强，弓马娴熟，膂力过人，号飞将军。吕布一生虽然短暂，但他骁勇善战，无有匹敌，素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美谈。

有关吕布传奇性的出生和神话般的成长，在五原县有很多流传。相传东汉章帝年间北匈奴进犯南匈奴及汉朝领地时，吕布祖父吕浩（时任宪部越骑校尉）奉命留守边塞。吕浩携妻儿率部驻扎五原郡地，定址北河（黄河旧道现乌加河）南岸五原县塔尔湖五分桥东，大兴土木，建城筑堡（今城圪卜就是由此而得名），开荒农耕，并逐步发展畜牧业，纺织业，冶炼治陶业等，固守边关。

吕布祖父去世后，其父吕良继任，娶妻黄氏，系五原郡补红湾（今五原县城西补红村）人，是一大户富豪财主之女。黄氏聪明贤惠，知书达礼，善染织（后成为染织作坊主事）。黄氏生有四女，苦于无子。一日，随夫到白马寺庙（今五原县锦旗东五里处，由于黄河淘堤已毁于河底）拜佛求子。归来当晚，黄氏得一梦，梦见有一猛虎扑身而来，黄氏见状急唤丈夫赶打，老虎却温顺地卧于身旁。不日黄氏身感有孕，怀孕12个月未见生产，百感焦虑。

公元161年7月23日，黄氏移至染织作坊，突然屋外人声大嘈。众人纷纷出外观之，但见西北上空彩虹映现，光彩夺目，此景奇异。随之五原山地崩裂，地动山摇。黄氏欲生，身感不适，腹中疼痛难忍，盆骨闷胀，羊水外溢，寸步难行，随卧于布匹之上，不久产生一男婴。

男婴出世更为奇事，但见脐带自断，双目有神，两拳紧握，站立面前，黄氏惊奇，急擦去污物抱于怀中。后说与丈夫，吕良心中大快：“吾儿神也。”因出生布上，故起名吕布。

吕布从小随母习文作画，聪慧好学，一点就通，过目不忘，他生性好斗，力大过人，喜舞枪弄棒，身高体重超出常人，同龄孩童都不敢和他玩耍，视而远之，唯有同女孩在一起温顺体贴，判若两人。

吕布却总喜欢和大人们在一起，问这问那模仿学习。从五岁起常随牧马人野外放马，并喜爱马，只要一见马精神十足，兴奋的不得了。他骑在马上手舞足蹈，手持一根木棍酷似一名勇士，那时他能持棍刺击野鸡野兔。七岁时，单独骑马追击野狐山鹿，从无空手而归，经常将重于他几倍的小马驹抱起玩耍，有时举过头顶。

⑻ 罗新的介绍

罗新，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民族史，代表作为《中古北族名号考》。

⑼ 朝鲜半岛从历史上（唐：百济、罗新、高句丽。明：李氏朝鲜。现：朝鲜、韩国）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本土宗教

天道教是朝鲜的国教。

⑽ 爱觉罗新·傅仪是谁阿做过什么当过什么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7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