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他者

1. 什么是形象学研究

形象学（imagologie）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和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学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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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形象学是影响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和扩展。

与其他三个分支相比，形象学在注重事实的基础上，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上。

形象学形成于法国，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

贝茨

形象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

巴登斯贝格

《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

比较文学

让·玛丽·卡雷、基亚

比较文学的任务是“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学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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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形象学的“形象”不同与一般意义的“形象”，它特指“异国形象”，体现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

形象学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包括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的总和。

• 由作家创造；

• 作家的理解来自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

• 这个异国形象承载着“社会集体想象物”。

集体想象物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某一社会对某个相异的集体或社会文化所做的阐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

“社会集体想象物”按群体分，代表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观照，集中体现了一个群体的认知特点。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一个建构性存在，它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

套话

套话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对他者形象的一种象征性表述。

套话是表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最小单位，作为一种想象物，套话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多是出于自身需要对异国形象的虚构。

套话在个人表述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性，众人认可，众人使用，在话语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标志着对他者的固定的看法。

他者

“他者”是自我意识完成不可缺少的部分，人们须从他人的映像中来确认自己。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

黑格尔认为自我的整一性必须经由对对立之物的扬弃而完成，因此，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参考系。

“中华民族”的观念就是随着空间的扩展和“他者”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

• “他者”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异己的第一等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的；

• 随着社会的发展，“他者”也可能被解释为理想榜样，并导致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和对自己的过度反思；

• “他者”这个概念在自身认同上将产生爱恨交加的效果。

形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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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

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

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

描述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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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

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2. 功能学派的创始人

马林诺夫斯基于1884年4月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自幼在知识分子气氛中熏陶。他的父亲是杰格隆尼大学（the Jagellonian University）杰出的语言学家和研究斯拉夫哲学的教授。1902年他18岁时进入这所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8年他以全奥最优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论文题目是 “论思想的经济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of Thought），此时，他对弗雷泽的名著《金枝》着迷，但还没有投身人类学。
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到德国游学。期间，他在莱比锡大学师从布依赫（Bucher）学习经济史，同时，更主要是向冯特（Wehleim Max Wandt, 1832--1920）学习实验心理学。冯特曾以民众心理学，集体意识和文化整体论等思想影响过法国的杜尔干和美国的博厄斯。两年的游学经历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很大：他开始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家族组织，后来的著作也都带有心理学和经济学色彩。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加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当时做他的老师的有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霍布豪斯（L T Hobhouse,1864--1929），研究人类婚姻史并挑战原始杂婚说的芬兰籍社会学教授韦斯特马克（E A Westermarck），还有研究大洋洲和非洲的人类学教授塞里格曼（C G Seligman, 1862--1939）。这样的背景使马林诺夫斯基在1924年晋升教授（reader）之职时，力主将自己从事的学科成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而不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1913年，他发表《澳大利亚的土著家族》 （英文）和《原始宗教和社会结构形态》 （波兰文）。此后数年，他中断写作进行田野工作。
马林诺夫斯基初到英国时，正赶上英国的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各方面都呼唤实证知识和经验研究。1914年，马雷特（R R Marett, 1866--1945）教授有一个考察澳大利亚的项目，需要一名助手，当时30岁，对澳大利亚土著家族已经在文献上有所研究的马林诺夫斯基被选中。
考察期间，一战爆发，他不得已滞留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所幸它有足够的经济资助（即有澳大利亚政府的经费，也有一些个人包括珍珠商人的捐助），于是利用足够长的时间在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特别是其中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从事实地调查。
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到1918年10月，他到新几内亚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是1914年9月到1915年3月。这次考察借助翻译，对象是土伦岛的梅鲁人。后来的考察报告，加上1913年的《澳大利亚土著家族》 ，使他在1916年被授予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博士学位。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时间为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到1918年10月。后两次的地点都是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s），使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著语言。这是专业人类学家首次使用土著语言进行田野工作。三次调查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对库拉及其相关事务的调查活动上。在这段经历和所获得的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1922），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1927），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 （1927）， 《野蛮人的性生活》 （1929） 《珊瑚园艺及其巫术》 （1935）。并成为他1920-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同时，更是他确立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规范的依据。
1918年一战结束，考察完成，但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返回伦敦。他先与澳大利亚的一位教授的女儿结婚，后来在澳大利亚养病。1920和1921年两个夏天，他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学。1923年，他成为伦敦大学的讲师。1924年，在他40岁时，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当年，弗斯（Raymond Firth）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就到他门下就读。他后来的学生还有大名鼎鼎的利奇（E Leach, 1910--1989），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和费孝通。1927年，他成为伦敦大学新建的人类学系的第一位教授。
1933年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讲学。3年后来到哈佛，并在那里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1939年，他以访问教授的身份来到了耶鲁大学任教。后来还担任过波士顿博物馆教授（1940）。在美期间，他开始研究美洲大陆文化，调查墨西哥的农民集市，并与墨西哥学者费扬特（Julio de la Fuente）联名发表过一部西班牙文的著作。同期，他还在世界各地，如日内瓦，奥斯陆，维也纳，罗马，发表多次演说。1934年，他同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带领一大批同时代优秀的人类学家到非洲大陆对非洲的部落社会进行田野工作。1942年5月16日，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纽黑文（New Haven）。
马林诺夫斯基在世仅58年，著作等身。他还以出色的演讲和超人的语言天赋而闻名。他能说多种语言，包括波兰语，德语，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并掌握了他昨田野工作的土著部落的语言。此外，他还留下四比学术遗产：他的田野工作方法，他的研讨班教学法，他与布朗同创的功能学派，他的文化功能论。
世纪20年代，欧美的人类学（进化，传播，历史学派）缺乏为当时殖民统治者统治殖民地民族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而一战后，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冲击，陷入危机，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以挽救危局。
殖民地危机的发生，提出了如何利用土著社会制度的问题，从而要求殖民官吏必须研究，精通这些社会制度，懂得这些制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
实地调查的盛行
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各个学科都呼唤实证知识和经验调查。在19世纪中，后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初，实地调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1894年斯宾塞（W B Spencer）和基连（F J Gillen）曾调查澳大利亚的土著。1898年至1899年，剑桥大学曾组织调查团进行托雷斯海峡地区的综合调查。进入20世纪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赛里格曼也曾到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调查。
比较方法的应用
当时的科学界和思想界都开始重视比较的方法，从不同的地方，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调查材料中进行比较，研究不同文化在各自社会中的功能。
对原始人的谬误
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存在着很多关于原始人的错误观点。传统上，白人认为土著人懒惰无用、游手好闲、个人主义、自私。认为他们不能“通过社会力量齐心合力的工作”。同时，流行的“原始经济人的”的观点，这些观点把野蛮人描写成懒惰、自我、听天由命的人，他们的动机是绝对理性和功利的，和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拍。只能从事简单、无组织、无系统的劳动。原始经济学中的著述常常认为，土著人只有非常初步的贸易和交换形式，他们的贸易和交换也不是部落生活的中心，只是在需要时才进行，因此不是经常性的。
对进化和传播论的批判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进化论和传播论逐渐成为一时间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理论范式，进化人类学相信人类和世界都遵从自然，外在和既定的进步规律。从人类心性中探求进步规律的源头。传播论者则都信奉进化论且构建文化史，把异民族文化看成时间上的他者。然而，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关于起源的许多命题属于思辨，材料基础不够坚实，历时排列共时文化。开始遭到人们的批评。 马林诺夫斯基，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到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受到德国心理学家冯特的影响。他在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启发下，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1914 年，在英国博物馆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工作。同年，他跟随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1924年，任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讲师。1927 年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1928年任波兰科学院院士。1932年担任研究人口问题的意大利委员会通讯委员。1933年任荷兰科学研究皇家学院的院士。1936年任新西兰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1936年代表伦敦大学和波兰学院去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被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22年，发表了民族学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西太平洋航海者》） 。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 （中译本名为 《文化论》 ）一书是他的功能主义理论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 。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和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创立了英国功能学派。他去世后，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林诺夫斯基奖。

3. 文学的历史能动性怎么样

让历史的复杂性在文学研究中显影 ——刘复生的学术与思想 “理解历史总是伴随着理解自己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理解历史和理解自我的双重过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刘复生如是说。确实，历史与个体是同构的：历史的脉动总是由处身其间的个体所承担，时代给每个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学者的生命史、学术史总是和宏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由此，对我们来说，读懂一个学者，也就读懂了他身上承载的历史。 尽管学界对“70后”的代际划分不甚合理，但刘复生仍然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众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刘复生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研究领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更广泛的思想史与文化研究，观点新锐且切中要害，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和冲击。近年来，刘复生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以及《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学术论著。 我们无法精细地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却可以勾勒出一个学者的思想肖像。恰如贺桂梅解读刘复生的论文标题“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在刘复生的各种论述中，他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理念：文学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去追求“纯文学”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反求诸己，将自己的感受、经验、知识投入文学研究，使主体与时代对话，使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刘复生的学术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文学具有“历史能动性”。文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秩序改变的同时，生活世界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以文学为对象、以文学研究为志业，刘复生不仅完成了对文学的阐释和意义的构建，还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 刘复生是个“非典型”的70后学者，这一个案的特殊性似乎使“70后”的命名显得颇为尴尬。事实上，较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出生于1970年的刘复生更多地分享了60年代末学者的历史经验。正是年龄的差异，使他的经验与大多数70后学者不同，更具有“之间”的特质。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和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时代”接受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作为青年学生，他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主体，而是局外的旁观者。进入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经历的是这个转折的结果，刘复生则经历了转折的全过程，对时代的风向转换心有戚戚焉。 这是历史的巨变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也暗中决定了刘复生学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一方面，他带有80年代浓厚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情感残留；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90年代，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犬儒主义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过五年，其后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受业于洪子诚先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从学院到学院”的学者，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从事电视剧创作的经历，无疑影响了他其后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方向。 孟子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所以在此处冗言刘复生的人生履历和历史清单，是因为上述生命史的铺陈与其后刘复生学术的展开密切相关。换言之，在刘复生的身上，个体的历史经验不仅构成了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学术史的原材料。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在学院与电视台之间，刘复生以“主体的同一性”将感受、经验与知识的碎片加以整合加工，将经验重新知识化 从而搭建出自己的学术大厦。贺桂梅由此将刘复生放置在“后-新启蒙”知识谱系 之中，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坐标系。 在刘复生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能很清晰地辨别，他的学术大厦建立在两个基座之上：一方面，是对90年代以来（包括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小说的阐释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系和文学制度的批判。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是对位关系。尽管刘复生尚未对80年代进行系统的考察，但在他所有的研究之中，80年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一个状如幽灵般的巨大而迷魅的存在。在他的单篇论文中，则用浓度很大的笔墨写下了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版）由刘复生在北大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而刘复生关于“主旋律”小说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以及其他“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评论。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学术勇气的题目，也必然招致许多误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当然和刘复生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大量当代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制度和规则，因为这份“局内人”的熟悉，剖析起来自然游刃有余。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个题目则显得“不那么文学”（或者说挑战了文学场域中的“潜规则”）。“必也正名乎”，要研究“主旋律”小说必须先说明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作为“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主旋律”小说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自从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场域对此已有了明确的界定。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统摄下，“纯文学”的神话被建构出来，“‘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 。在此二元论的框架中，政治／文学、意识形态／审美、通俗／精英、官方／民间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恰恰是这一系列二元关系中的后项占据了文学评价体系中的象征资本，从而压抑了二元关系中的前项。“主旋律”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正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和大众文化场域的主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 但刘复生显然无意做一项所谓的“纯文学”研究，更何况单纯的审美研究根本无法说明“主旋律”小说中问题的核心。在他那里，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相结合。同时，他还回到了思考的原点：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法。他试图探索的是，摒弃掉80年代形成的关于“去历史性”的“纯文学的洁癖”以及判断是否为“文学”的认识性装置 （这一装置本身构成了新的压抑与遮蔽），我们能否转换提问方式，去追问：为什么要生产“主旋律”小说？原因或许是不言自明的——这是90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控制。那么，“主旋律”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主旋律”小说是怎样被创作和接受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宏观操作是如何“下降”到文本细部的？ 在《历史的浮桥》中，刘复生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主旋律”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它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申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利用富于技巧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种种内在的社会矛盾加以弥合，以消除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并造就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需要的具有‘现代’特质的历史主体。” 在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的提倡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多元化”的新语境中试图重新“一体化”，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一方面，它要从正面宣扬“合法性”，询唤出新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它要弥合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领导权是同构的，都具有重构权威、整合社会、增加国民认同的功能。而要达到上述的效果，意识形态的叙事无疑需要“富于技巧性”。 就此而言，刘复生的研究无比艰难，他需要穿过种种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象，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从而到达“真实的荒漠”和“坚硬的内核”。 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辨过程，但也标志着刘复生作为学者的成熟。在绪论与第一章中，刘复生勾勒出“主旋律”遭遇的现实境况与意识形态转型的语境，进而考察“主旋律”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情况。在这倾向制度研究的两个部分，刘复生在看似枯燥无味的政策文献中看出了历史的动态与趋势，其中又以对“一体化”、“多元化”和“主旋律”关系的讨论极为出彩，这集中体现在绪论的第三节“‘新意识形态’与‘一体化’历史遗产”里。 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他通过对各种文学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勾勒出50—7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体系在80年代解题成为“多元化”的线索，由此奠定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框架，这是一个前30年和新时期文学有着连带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一体化”到“多元化”，是一个从整合到解体的过程。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主旋律”的出现构成了对“多元化”的矫正与反拨，并与80年代之前“一体化”构成某种呼应关系 。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意味着“多元化”之后的另一个阶段。这是一副新的历史图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刘复生的论点在洪子诚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90年代出现的“新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旧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上去。由此，“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机制，将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从而跨越两者之间的断裂地带。 而在“主旋律”这个新的整合框架中，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留下了缝合的缝隙。新旧意识形态的耦合绝非那么顺畅，而是充满结构性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叙事无论多么“富于技巧性”，总难免留下创口和空隙。《历史的浮桥》的第二至五章正是通过症候式的阅读和批判性的阐释去暴露文本的缝隙。刘复生按照题材划分，将“新乡土小说”、“新改革小说”、“反腐败”小说、“军事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展开论述。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刘复生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推进到文本细部。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小说文本是各种话语互相竞逐，各种意义互相博弈的场所，“‘主旋律’文学以一种更为集中、更为戏剧化方式包含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话语分析，是将政治与诗学整合起来研究的表现，由此，刘复生打破了传统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分法，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在刘复生的学术中，历史建构和文本细读构成了鲜明的风格，但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却是理论建构。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刘复生学术的理论性是很浓的。《历史的浮桥》中，我们不难看到刘复生“理论干预”的热情。但难得的是，他在历史、文本与理论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复生使用理论的方法。尽管他受过北大了严格的学院训练和“后学”洗礼，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脉络中亦可以明显看出洪子诚与戴锦华两位老师的痕迹，但是他并未做理论的炫技和堂皇的梦呓，而是懂得“藏理论的技术”。确实，明目张胆地引用西方诸位后学大师，确实可以挟洋自重故作高深，但半生不熟的翻译腔与古怪的中文表达只会让读者高山仰止的同时望而却步。懂门道的读者不难在刘复生的书中看出福柯、阿尔都塞、葛兰西、齐泽克对他的影响，但这般高屋建瓴却又深藏不露却是十分难得的。就这点而言，抑或是深受其师洪子诚的影响。 在《历史的浮桥》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复生对“主旋律”小说所持的主要是批判态度。而他对“主旋律”小说的追踪还在继续。《历史的浮桥》主要考察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主旋律”小说，而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创作则让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某些被称为‘主旋律’的创作可以有新的升华，至少一部分‘主旋律’文学应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层面（包括在创作上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开发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在他的愿景中，与现实生活对话的、描述中国经验的、表达对未来的想象力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中国文学”；较之格局狭小的“纯文学”，近期的“主旋律”创作则凸显了这个可能 。 经由“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领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历史、文本、理论的结合，对政治／审美二元论的辩证，文学史向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拓展——这些都是刘复生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在这项尚在持续且“未完成”的工作中，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思想风格和文体风格。确实，在刘复生的“主旋律”小说研究中，他将问题意识贯穿其间，既有历史的挖掘又有思想的辩证。历史的种种悖论经由他繁复的思辨，如同剥洋葱一般，层次和面向历历分明。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语言，他的论述简洁而朴素、庄重而文雅。他无意追求华丽和铺张的句子，而是着力凸显思想本身的诗意。而他使用的诸如“历史的天真”“理性的狡计”等术语也充满了智性的乐趣。 二、“为了聚会的告别”：文学研究的跨界与回归 虽然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科班出身，但刘复生却有着从学科内部“出逃”的热情。“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却越来越不务正业，成为这一专业领域内一个心不在焉的眺望者。” 在言辞中，刘复生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态度，其中也难掩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失望。作为一个学院建制下的研究者，这样的说法难免让人吃惊；但对刘复生而言，却有着“自己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内在逻辑”和“寻求并确认自己在这个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理由” 。在他那里，阐释世界也是阐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理解外部也理解自身的解释学过程。当初他投身文学专业，正是抱着“为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的期望，而彼时的文学正满足了他的这份托付。那时的文学对于他，既是一种美学和语言形式，又是个体生命依托的容器，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世界。这是他与文学之间的“约定”。然而，时移事往，当代文学在商业大潮和自我掣肘中萎靡不振，陷入了危机和困局；而此时的刘复生也开始反思“文学的位置”，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能托付他生命期望的领域中去。 “为了聚会的告别”。刘复生未必对当代文学一往情深，他当初念兹在兹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所承载的历史能量：一种未来的想象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另类的视野。简言之，是一种“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 。然而，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愈发严密，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能量与活力。于是，刘复生开始了自己的突围。但是，无论哪位学者，“跨界”都是一次自我重新蜕变的艰难过程——多年的学术训练和学科规训，已然在个体身上养成了思维习惯和路径依赖。“跨界”，俨然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一次知识与书写上的转型。 但刘复生的转身却是如此地顺理成章。他的学术视野扩大了，问题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他将关注点投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他将研究领域从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思想史与文化研究。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知识领域，刘复生用多重的跨界演绎了学者身份的吊诡——学院／反学院、文学／文化政治、书斋／社会，他展示了思想者与文化游击者的亲缘性，他是一个书斋中的革命者，尽管在不同的领域自在游戈，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和对发声位置的自觉。正因为这份“发声位置的自觉”，他才不会迷失在暧昧的文学—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中。 跨界之后，则是回归。依旧是文学的界面，随着刘复生新视角的切入，却显露了具有差异性的面向。刘复生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以及文化研究相结合 ，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阐释路径，由此也展示了文学研究新的“历史能动性”。 《反思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是刘复生学术中的里程碑式的论文，曾被多次转载。在这篇论文中，他显露了对80年代的反思以及对“新启蒙主义”和“纯文学”的批判。刘复生通过对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谱系学考察，打破了80年代的文学神话。他认为，“新启蒙主义”直接塑造了80年代的文学实践，文学只不过是“新启蒙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是“新启蒙主义”的一个感性化的形态。 这一思潮对文学实践的巨大塑形力量，是当时文学界的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呼唤和催生的。然而，刘复生更为激越且颠覆性的思考则在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单一影响遮蔽了80年代文学的其他可能性，它窄化和压缩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从而构成了另一种压抑机制。它的“人道主义”与“主体性”使得作家仅仅注重个人自由，而忽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从而为90年代文学“由‘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欲望化的个人）的转化”埋下了伏笔。由此，80年代在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恰恰是以一种最政治化的方式显露出来——“所谓反抗‘文学的工具论’，事实上致使以另一种工具论（‘新启蒙主义’的工具）来替代旧有的政治工具论。” 在刘复生这里，思想史与文学史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他将文学生产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场域中进行分析，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重构了80年代的知识—权力与文学创作的镜像关系，使得我们对延续至今的“纯文学”神话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这是一种“历史作为解构路径”的方法论。刘复生在重现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解构了某些不言自明的、被后设的认识论装置、被思想的取景框遮挡在视野外部的东西。“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这毋宁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游击战——“破”，在文学神话最坚固、最保守的地方进行解构，拆卸那看似铁板一块的论述，解放被遮蔽与被压抑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所强调的“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没有破坏文学的美感，反而是解放了我们的感性 。“文学批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正常感觉” ，这是刘复生所写下的警句。神话／解构，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复魅”，与“祛魅”不同，刘复生打破单一框架，追求多元，在历史的细节中救赎文学的想象力和可能性。他在多篇论文中使用了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方法，其中包括《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与《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相得益彰的，这篇论文在80年代一个看似“纯文学”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庖丁解牛的可能。在刘复生看来，“先锋小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着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 而这些暧昧难明的“寓言”却被“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披上了“纯文学”的外衣，获得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同样是使用解构策略，除了上述对单个思潮和现象进行的考察，刘复生还擅长在历时性线索中追踪某一文学现象，例如《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前篇论文中，他使用“再解读”的文本比较方法，通过考察当代史上不同时间点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改写来凸显意识形态的变迁。“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在这里，文本成为档案，成为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投影、国民情感结构的证据。这一不断改编和重写的经典文本穿越了整个当代历史，见证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意义阐释之间的隐秘联系。而在后篇论文中，刘复生则阐发了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写作模式之间的关系，继承、拓展、改写成为他这项研究的关键词。他论述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资源中如何在现实境况中产生回响。这份社会主义的遗产的复活乃是新意识形态作用下进行的新的历史阐释，“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批评”在刘复生学术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理论使用的难度却不在理论自身，而是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自明，但刘复生却在重重的雾障中树立自己笃定的发声位置，他深入意识形态的内在肌理，暴露意识形态形塑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工作是困难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他的研究中，当代史、思想史构成了思考的宏观背景，文化研究构成了展开细部论述的方法。“他从不认定有某种先在的、天生的意义存在，因而总是去关注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关注，使他深入到复杂的历史关系场域中，描述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策略性的结果” 他的思考浸润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由此也对历史中主体的位置格外敏感。他深知主体是被历史所形塑的，命运的偶然性与个人的遭际可能会阻挡个体对真理的认知。看似自由的个体其实并不独特，而是被历史裹挟其中，是时代的人质。由此，他也“否思” 自己的发声位置，将自己置入复杂的政治光谱之中，尊重差异、尊重其他立场与论述。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派别论争中，他是一位持重且稳健的学者，并未因站队而为某种立场背书，有对于自我位置的警醒和自嘲。作为“后-新启蒙”世代的学者，他对未曾亲历的文革、神话的80年代、漫长的90年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洞察，而这些历史洞察也形塑了他的学术与他的主体。 但刘复生却不满于已然定型的思维框架，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自我超越的学者。他的论文中不时显露出自嘲和反讽的幽默,这种幽默是谦逊的表现,他不满于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是始终处在漫长的“学习时代”。他要在背景的转换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发声位置，要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方法来耕种自己的园地，要不断确认自我投身文学（超克文学）的初衷。感受、经验与知识，在他那里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由此，他在阐释他人也在阐释自身，在他者身上看到自我的镜像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写过那么多评述师友的文章，因为阅读他人，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亦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他者与自我是相互激励相互触发的。在《思想的余烬》和《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刘复生都辟专辑来收纳自己所写的这部分文章。其中尤以《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收入的三篇为代表。 《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的政治哲学》是一篇很见功力的文章。刘复生在这篇论文中考察了韩少功这位思想型作家散文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挖掘出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向。我们常常会叹服西方作家作品中深度意涵，并因此为中国文学自卑。但刘复生告知我们，中国也有思想型作家，只是未被批评者阐发出来而已。他这篇角度颇为奇特的论文正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他论述韩少功超克非此即彼的辩证法、“完美的假定”、对完美人性和民族主义的看法等等。刘复生徜徉在韩少功的思想世界中，采撷思想的珍珠。作家繁复的思辨需要批评者同样的智性和觉悟才能达到，批评家必须与作家是“平视”的、等值的。由此，刘复生也在论述的同时挖掘了自身对时代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既是评述，也是阐发，这是一个批评家学术创造性的体现。在《在这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文学者——汪晖的意义》中，刘复生的评议则不仅显露对汪晖的认同，更暴露出他的自我焦虑与希翼。汪晖超学科的综合能力和研究中显露的鲜明的当代意识让刘复生深受启发，也让刘复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走向跨界和超越。在《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一篇，刘复生则将贺桂梅作为“70后”世代的代表，从“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风格”、“人生经验与立场、追求”几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评述了师姐贺桂梅的学术成就。由于他与贺桂梅分享了某些共同的经验，这篇论文带上了他精神自传的色彩，他在贺桂梅的身上看到某种自己的镜像。 而在《思想的余烬》中，则收入了刘复生另外一些评述师友的文章，研究对象包括洪子诚、韩毓海、耿占春、李少君、单正平、程光炜等等。这些师友是刘复生考察的对象，同时刘复生也在这些对象中投射了自己对文学、对历史与世界的看法。这些文章既是刘复生的学术生涯“中途的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当代知识人的精神图谱和读书清单。 然而，个人命运的偶然遭际不仅是遇见一些人，还有与一个地方的缘分。博士毕业之后，刘复生先是在山东一所高校就职，其后辗转到海南大学任教。近身的人和事由此也成为刘复生学术灵感的来源，关于海南，他出版了《海南当代新诗史稿》，写作了《记忆与变迁：红色娘子军与当代女性的政治策略》等单篇论文。这种在地和在场的研究，给刘复生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些研究中，他处理了自身经验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原有的学术领域内另辟了新的疆场。而这岛屿经验与大陆经验的对话，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界与回归？ 三、当代文学研究何为？当代文学批评何为？ 随着刘复生学术经验的增加，他逐渐在一些“务虚”的话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独到的看法。这些论述和观点充满了“破坏与重建”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或许可称为“当代文学”的“搅局者”，一个拆解成规破除偏见的释梦者。刘复生不屑于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学者，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在于“解构神话”和反向思维。面对日益边缘化的当代文学，他折返思考的原点，追问和质询当代文学本体性的问题：什么是当代文学？什么是当代文学研究？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这是当代文学的危机时刻。当代文学在社会场域中的边缘化，原因不仅来自商业和市场的冲击，还来自当

4. 什么是新闻形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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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 一、形象学的定位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
二、“形象”的问题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
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
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
三、描述与差距
“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
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

5. 在希腊神话中的五个时代中的哪个时代暗示我们现在所处时代

黑铁时代：根据赫西俄德的描述，其本人即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人世间专充满各种辛劳和苦难属。兄弟阋墙，骨肉相残，谎言盛行。孩子不再敬重父母，主人不再热情待客，人们不再为劣迹感到羞耻，不再对恶行产生愤怒，权利由权力产生，善良和公正被遗忘。这一代人不再受到神的庇佑，再也无法对抗恶，只能过着饱受饥饿和痛苦的折磨。

6. 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内涵 并分析形成的时代背景

在历史的发展长歌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古代的自在民族阶段、近代的自觉民族阶段、内新中国成立后的容民族发展新阶段。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第二阶段是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努力奋斗，从抗美援朝的胜利，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蓬勃发展，进而屹立在世界之林，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生的强大影响，让人民的民族感也日益提升，让世界各国人民刮目相看，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的大统观念的形成是在历经深重磨难后，用血肉和时间铸成的。

中华民族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公认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也不仅有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是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因此也必将长期地存在，谁也无法人为地把它取消。

7. 形象学的“形象”的问题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
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晓红对 “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
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

8. 齐美尔 形式社会学 中 的陌生人概念

齐美尔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相互间互动过程实现的，不仅包含着真实具体的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具有同样真实具体性的社会互动形式，是两个方面的统一,并可称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应该脱离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或人 类交往的形式。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虽有不同，

但形式却具有共同 性，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 以及派别的形成、社团的持续、社会分化与整合等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

事物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人的行为的形式，如交换、个人爱好、模 仿等同内容结合密切，变化较快；经济组织与政治活动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程度较低，其 固定性较强，变化较慢；结合最不密切的是仪式形式如节日，经常脱离其原来内容而成 为一种抽象形式。

(8)历史学他者扩展阅读：

齐美尔的哲学观属于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随著选择性的创新，人的认识会不断进步，个体将得到发展，但人不可通仅凭思考而对生活有全盘的认识。或这么说，人类不断发展文明，意图获得更多的生活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更多东西，反过头来使自己偏离的原本道路。

诸如货币产生，为了便利生活与交易而生，但最后衍生出来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生活，却使传统社会一去不返。这种论调类似韦伯在看资本主义与科层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9. 文学理论课后答案

文学理论教程
第一章
基本概括：
1．文艺学：研究文学及其规律的学科。
2．文学活动：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要素组成，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
3．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
4．文学批评：以文学理论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和方法为指导，专门地去具体分析和评论一个个作家、作品。
5．文学史：是一门以研究主流文学为对象的，清理并描述文学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张规律的一门学科。
思考问题：
1．试从学科归属、对象任务和学科品格三个角度，说明文学理论的性质
答：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的三个分支之一，与其他分支有密切的联系，它通过对文学问题的审视，侧重于研究文学中带有一般性普遍规律，它力图指导、制约其他分支的研究。
从对象任务上看，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显示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从总体上来研究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性质。社会生活是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经过作家的艺术创造，成为文学文本。研究作品的构成因素和相互关系，文本一定要经过阅读、鉴赏、批评。
从学科品格上看，具有实践性和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
2．文学理论的几种基本形态？其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答：基本形态有：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文学文化学。
划分依据是：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创造——艺术价值——文学消费

第二章
基本概念：
1．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基础上创立的。
2．文学活动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并建立了“文学活动论”。
3．文学反映论：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与反映，文学是对于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艺术的反映。
4．艺术生产论：是把物质生产与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相比较，艺术生产是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
5．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体，它既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又具有审美的性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
6．艺术交往论：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一种交往和对话。
思考问题：
1．作为马克思文学理论的基石是什么？试作简要说明。
答：文学活动论：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文学理解为人的一种活动，并建立了“文学活动论”。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精神性的生活活动，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展现和外化出来。文学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的创造，它塑造人，是一种“人学”。
文学反映论：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存在与意识的相互理论出发，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与反映，文学是对于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艺术的反映。
艺术生产论：人学作为人的活动之一，进入社会就成为一种艺术生产活动。因此，马克思随着时代发展把文学活动理解为“艺术生产”活动，“艺术生产”是把物质生产与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相比较，艺术生产是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艺术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变体，它既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又具有审美的性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
艺术交往论：把文学艺术理解为一种交往和对话。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艺术，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与交往的理想之域。文学活动就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一个交往结构。
2．试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理解的特点。
答：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其革命学说时创立的，因此，这种理论的创立，总是与革命实践的需要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3．建设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具有中国特色；建设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要具有当代性，体现时代精神。

第三章
基本概念：
1．生活活动：是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活动系统的总称。
2．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生产劳动中，人改造了自然，使自然变化了人化的自然；同时，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使自己被自然所丰富所改造。
3．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作者、世界、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
4．文学活动的对话性结构：指文学活动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作品这个中心，作者与世界、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话语伙伴关系。其中，分别够成了若干对主体间性关系，包括自我与自我、自我与现实他者、自我与超验他者以及自我与潜在他者。在文学活动中，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始终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一方面是主体的对象化，另一方面是对象的主体化，正是在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的互动过程中，才生动地显示出了文学所特有的社会的和审美的本质属性。
5．文学本体论：英美新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本体地位提出这一观点，代表人物是兰塞姆，认为文学活动的本体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的世界和作者。
6．劳动说：文学原始发生的主要学说之一，把劳动作为文学的起点。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劳动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
7．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指文学进程、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方向的发展。这种不平衡有两种典型的体现：一是某些文艺类型只能兴盛在生产发展相对低级的阶段随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繁荣阶段也就过去了。另一种情况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呈正比例，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在文学艺术上反而领先。
思考问题：
1．文学活动与生活活动是怎样的关系？文学活动在生活活动中处在什么位置？
答：人的生活活动是文学活动的前提。生活活动导致人与对象之间的诗意情感关系，生活活动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生活活动使文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位置：作为一种审美精神活动在人的生活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并且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2．文学活动的四种理论视角各自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请简述之，并指明它们的片面性。
答：文学活动的四种理论视角分别从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为依据。从作品角度出发的本体论（形式主义）；从作家角度出发的接受论（接受美学主义）；从世界角度出发的再现论（现实主义）；以及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表现论（浪漫主义）。
3．简要论述文学起源上的“劳动说”。
答：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基本活动的前提，这一方面在于人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另一方面，在于人就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生成的。
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人的活动都伴随着一个自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又是源于某种需要而设定的。史前人类在劳动中，为了协调行动，交流情感信息，减轻疲劳等，就由这些需要产生了语言和最初的文学。
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远古遗存的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劳动生活的内容。
劳动制约了早期文学形式。早期的文艺形式同劳动过程直接相关，所以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合体。
4．试辨证说明文学发展的诸多原因。
答：文学发展的动力、动因问题有如下观点：有的认为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有的认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有的认为是某种非人力可改变的因素。另有学者从文学内部来探求文学发展动因，以为文学的发展像自然界运行一样只在于它的内在动因。另外有学者认为文学的发展只是文学固有的因素的不同组合引起了形态变化。另有大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劳动。
以上原因各有侧重，但在终极意义上应说是经济因素决定了文学发展，直接意义上往往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相互影响制约文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各种观点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及分析角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在某个方面以独有的方式阐释了文学发展的原因。

第四章
基本概念：
1．文学的含义：简言之，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籍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文学的含义是变化发展的。
2．话语：话语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利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3．话语蕴籍：是指文学活动的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语言与意义状况，表明文学作为社会话语实践蕴涵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
4．审美意识形态：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其集中形态是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活动，不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在审美表现过程中审美与社会生活状况相互渗透，侵染的状况。
5．文学：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籍的审美意识形态。
思考问题：
1．文学有哪两种含义？现在通行的文学含义是什么？
答：文学的两种含义是文化含义和审美含义。文化含义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包括今天的文学，以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审美含义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动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
现在通行的含义是 审美的语言作品。
2．怎样理解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性质？
答：文学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社会本质。
文学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现在人们把社会结构分为三大层次，即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结构。文化结构是指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宗教观念、艺术等社会意识的联结方式。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在文化结构中，各种意识形态各有特点，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了文化结构的整体。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文学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过能动创作的文学作品显然要高于生活。第二，社会心理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中介环节
3．怎样理解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答：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表现在，文学成为具有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的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多重关联域。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在无功利、形象、情感中隐含功利、理性和认识。
4．什么是话语蕴籍？怎样理解文学的话语蕴籍属性？试结合具体作品加以说明。
答：话语蕴籍是指文学活动的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语言与意义状况，表明文学作为社会话语实践蕴涵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进一步看，文学作为话语蕴籍，有两层含义：第一。整个文学活动带着话语蕴籍属性。第二，在更具体的层次上，被创造出来以供阅读的特定文本带有话语蕴籍属性。

第五章
基本概念：
1．主导性与多样性：社会主义的文学活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文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其他有益无害的文学活动，不应是单调的，模式的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而应该是主导性、多样性的。
2．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具有新颖生动的个性和丰富多样的性格内涵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创业者和建设者形象。是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丰富的文学新人。
3.雅与俗:文学艺术的雅与俗的界限仅是相对的，往往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并且随着时间的流变和接受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4.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总纲和灵魂。就是以最广大人展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5.继承与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
6．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著名的双百方针。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时期科学文化和文艺事业的一个根本性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思考问题：
1简述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
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导性、层次性、多样性。
2 谈谈你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价值趋向的认识.
答：满足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提高人民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主要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就是要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
3 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意义

4 简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答：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是促进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只要我们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就能在继承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取得突破，在不断突破中得到提升。

第六章
基本概念：
1．精神生产：指的是人类为了取得精神生活所需要的精神资料进行的对于自然，社会的观念活动。
2．艺术生产：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活动的角度，把艺术活动称作“艺术生产”，将其与科学、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活动一起列入“精神生产”的范畴。
3．文学创造的客体：文学创造的课题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客体即“自然说”，认为文学的课题是地利与人之外的自然。这里的“自然”最初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后来泛指社会生活。另一种是客体即“情感”说。 认为文学客体是人的心灵，是情感。我们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客体。
4．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存在于艺术生产活动中的艺术生产者，是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是具体的社会人。
5．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化”：主体能动的审美地反映客体，即主体的选择客体和加工处理客体的有关信息并通过情感体验，把自我的意识，情感对象化，即将客体“主体化”，在观念中创造出源于客体有超越客体的审美形象。
6．文学创造的主体“客体化”：主体从选择客体开始的重塑整个过程，都要从生活出发，以生活为依据，受到客体的规定和制约，作家对客体的选择要受到当时社会情势的规定和制约，甚至在创造过程中客体还会改变主体原先的构思，从这个角度说，客体也是使主体“客体化”了。
思考问题：
1．“艺术生产”的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文学创造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如何？
答：从社会生产活动的角度看，文学创造是一种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艺术活动称为艺术生产。
关系：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精神生产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基础的，从属于物质生产或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精神生产总是受到物质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并随之发展。
2．文学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与科学、宗教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文学创造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富于个性的创造？
科学活动的特点是揭示客体的真实本质，它通过理性思维力求如实地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范畴的活动。目的在于获取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知识，以满足人的理性需要。文学活动则是通过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感受、评价、力求表达主体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和认识，并将这种感受和认识传达给别人，以满足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需要，其生产成果，主要体现为的情绪，情感的形象形态，科学认识的因素在文学创造及其作品中已被情感化、诗意化、及审美化了。
文学创造于宗教的本质区别：文学创造是一种具有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力图揭示人的丰富性，弘扬人的价值，是要导向能充分地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力量。宗教是建立在对世界的颠倒的认识和虚幻的唯心主义臆想的基础上，以虚无的情感去祈求彼岸世界的幸福，通过对神的虚无世界的歌颂把人引向不可知的彼岸，使人忘却现实世界和否定人自身价值，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态，是要导向超验的彼岸世界。
文学创造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富于个性的创造的原因：文学创造属于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始终保持着“精神的自律”，表现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有利于个体的自由创造。并且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具体的社会人，作品都表现出个人对生活独特感受和创作个性。所以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富于个性的创造。
3．文学话语作为一种“言语”与日常言语、科学言语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文学言语是一种创造性语言？
答：文学话语作为一种“言语”与日常言语、科学言语的区别：科学话语作为科学领域使用的言语，强调严谨的逻辑和风格，显得素朴单纯、千篇一律。日常言语由于发生在具体交往中，受到现实人际关系和具体语境的影响，较富于感情色彩和个人风格，但总的来说还是服从于说明的需要。文学言语突破了语法结构和逻辑要求，强调个人感情色彩和风格，比日常言语更富于艺术性、技巧性、个体风格，同时也更含蓄、多义、模糊、有限的言语中往往包含着无限的意蕴。
文学言语是一种创造性语言的原因：突破了语法结构和逻辑要求，强调个人感情色彩和风格。一般不作为说明的手段，而是作为描写、表现、象征的符号体系。与普通的言语有一定程度的背离，采用隐喻、暗喻、转喻、暗示、象征等形式来反映外部世界，表达主体的情思。
4．社会生活作为文学创造的客体，它具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只有经过作家体验过的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造现实客体？
答：特点：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具有审美价值或经过审美提炼而具有审美价值的社会生活，作家体验过的社会生活。
原因：文学创造的客体是特殊的社会生活，当它处于自在状态时，仍不能成为文学创造的真正的现实客体，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是一种审美的体验，是一种情感体验，情感体验比任何别的体验更具主观性。经过体验的生活才成为主客观统一的具体生活材料。
5．能否说“凡是写作的作家就是文学创造的主体”？如何理解“作家是美的体验者、评论家和创造者”？
答：不能说。因为只有处于文学生产活动中并具有主体性的即自由自觉的创造者，才是真正的文学创造的主体。
理解：文学活动属于价值判断的活动，更具体地说，属于审美价值判断的领域。在文学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活动也是一种观念活动，通过具有审美价值的客观事物即审美客体的直观感受、情感体验，对对象作出审美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文学话语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世界。因此，文学创造的主体即是美的体验者、判断和评价者，又是美的创造者。
6．如何理解文学创造中主客体关系的特点?
答:创作主体对客体审美价值的评价以感情体验的心理特征，文学创造主体对客体的审视总是以情观物，在这种情感体验中去发现自身与对象的情感关系。一旦主体与客体发生某种诗意情感联系时，主体就会对它倾注全部热情。
创作主体对客体审美价值的把握以感性直观为思维特征。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感性活动，主体不以概念为中介而以形象为中介去连接客体。不扬弃客体的个别性。客体始终以具体形象向主体展现自身。
7．如何理解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答:首先是主体能动地审美的反映客体，即主动的选择客体和加工处理客体的有关信息；并通过情感体验，把自我意识、情感对象化，即将客体“主体化”，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统一就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
8．为什么说文学创造中作为主体的作家始终处于主导性地位?
答:创作客体的社会生活，是经过作者体验过后选择的；在实际创造过程中，对具体客体的剪裁，缀合、概括、综合、虚构、想象、和情感化、观念化上，也就是对客体进行变形、情感投射和观念移注都是由作为主体的作者完成的。

第七章
基本概念：
1．材料：是文学创造的第一要素，也是研究文学创造过程的第一起点。文学材料是指作家有生以来从社会生活中有意接受或无意获得，因而具有主体性的一切生动丰富但却相对醋糟的刺激和信息。
2．艺术发现：是作家被内在积累的材料所引发，并与主体当前由于某种“关注”而形成的心理趋向、优势兴奋中心相联系，突然间向外在事物、事件、现象的投射。
3．创作动机：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造文学活动的一股内在动力。
4．艺术构思：作家在材料积累和艺术发现的基础上，在某种创作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回忆、想象、情感等心理活动，以各种艺术构思方式，孕育出完整的，呼之欲出的形象序列和中心意念的艺术思维过程，是创造过程中最实际、最紧张、最重要的阶段。
5．灵感：创造性思维过程中认识发生飞跃的心理现象。它的外在形态是围绕某一主题线索在思考中突如其来的顿悟。她来临时的突出特征是非预期性和转瞬即逝性，不及时捕捉就难以再现。
6．直觉：本意指视线、外形。就是省略了推理过程而对事物的底蕴或本质作出的直接了解和揭示。
7．综合：围绕某种中心意念，以心智的功能加工、改造许多旧材料，使之糅合成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意图的完整的有机的艺术形象的构思过程。
8．突出：作家在构思时从纷繁芜杂的思绪中抓住一个形象，调动各种材料加工手段为其服务，使之明确、清晰、与众不同的构思方式。
9．简化：是指作家故意少说几句，略去具体细节而抓住主干，形神兼备的传达出形象的大致轮廓与内在精髓的构思方式。
10．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的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实力创造形象的方式。
11．陌生化：诗意作者或人物似乎都未见过此事物，不得不以陌生的眼光和如实地描写它以消解“套版反应”进而使读者产生某种新奇感的构思方式。
12．即性：是作家因受某一外在刺激或内在冲动的作用兴会来临，在文字操作过程迅速地创造出某作品的状况、特点是趁热打铁。
13．推敲：是指作家在语言文字操作过程中反复选择单词、调动语序，以求准确、妥贴的把形象或意念具体化的操作手段。
思考问题：
1．为什么说文学材料具有主体性特征？
答：因为文学创造的主观性很强，所以文学创造的主体特征很明确，对于文学创造来说，真正的材料是那些进入了作家大脑并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刺激和信息。因为只有这些刺激和信息可以直接参与艺术构思，并通过无意识地“改头换面”之后悄无声息的进入未来的文学作品中。
2．艺术发现的心理特征是什么?
答:艺术发现是作家心灵的蓦然领悟；艺术发现是作家独特眼光和非凡观察力的凝合，体现着深层的心理内容；艺术发现虽然是对外在事物一种独特的把握。但在这种把握中，外在事物只是一个机缘，使这个机缘的某一突出之点与作家个人体验的契合；艺术发现并不改变原来的事物，而只是把透过独特眼光所看到的成分注入其中，从而在直觉中出现一个新的创造物。
3．自己是否从事过文学创作?是否发生过灵感?若有,试述灵感特点与个人体会,并尝试与直觉比较.
答:比较:灵感是长久思索、艰苦劳动之后的成果，直觉都是从整体上对事物作出突兀判断；灵感发生在久思不得其解之后，直觉却往往发生在第一次碰头之时；灵感获取成熟的答案，只觉则是得到推测性的洞察。
4．意识和无意识在文学创造中的意义何在?
答:无意识在暗中组合材料；一是在艺术构思中起主要作用，无意识承担大量的工作；一切形象、情节、结构等及材料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演绎有意识完成。
5．为什么说即性不是凭空出现的？
答：即性需要足够的材料储备和情感积累；即兴创作要有气氛和契机；即兴的外在表现是突发性和一泻千里的冲动，但实际上却是作家综合心力的集中爆发，是长久酝酿的产物；即兴不是作家的理智所选择的，他和其所禀受的天赋、气质等先天因素以及后天所掌握的本领、技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