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王玺

⑴ 写文章；我最喜欢的历史文物

我最喜欢的历史文物————- 虎食人卣
第一次看到虎食人卣是在中央4套的一个叫《国宝档案》的节目中。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共有两件。后来都流入国外，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一件藏于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此卣出土于湖南安化县。器身作虎形，踞坐并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双爪抱执一人，张口作噬食人首状。
卣，是我国古代的酒具和礼器，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主要是用来在祭祀时盛放一种用香草泡过的酒的。其造型多为椭圆形，颈部微收，垂腹，圈足，最大的特征是带有提梁，
虎食人是一种图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件战国年代的国宝——虎食人纹玉佩上； 河南安阳出土司母戊青铜鼎上；都会看到虎食人的图案。那是为什么呢？据说 ：虎食人纹象征着逝者灵魂的升华，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 虎食人实际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即以威猛的虎驱逐恶鬼，取避邪之用。虎代表自然界，象征人对自然的恐惧，但又必须附着自然，表现人性的软弱。
当我们细看整个青铜器时你会发现：青铜卣上的人在猛虎龇牙咧嘴的血盆大口之下，非但没有失魂落魄的感觉，反而是人虎相拥相近安然回眸的姿态。这似乎有说明着人在被虎吃了以后会得到一种安宁，会去往另一个世界。
虎食人卣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它反映了古代对神的崇拜和对自然的畏惧。也表现了统治者的专横残暴，以此造型威吓奴隶。虎是奴隶主阶级的象征，人是奴隶的代表。更将人兽关系看作人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天地

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始于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根据汉代的记载，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然而，传国玉玺不在这六玺之内，因为这个玉玺是用来代表正统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玉玺，否则只能是草鸡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历史前移，我们从春秋时代说起。春秋时的楚国有个采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采石，看见一只风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便将它献给楚厉王。

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就以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脚。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认成是普通的石头，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

再往后，武王的儿子文王做了国君，卞和还想去献宝，可他失去双脚无法行走，于是抱玉大哭，哭宝玉不为人识。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文王便命人将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这块宝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据记载，这和氏璧置于暗处，自然发光；置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夏月则凉，蚊蝇不入；还能却尘埃、辟邪魅。

无价之宝和氏璧归楚文王后，被视为国宝，在楚国历代国君手里相传了37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诸侯国都想把这块稀世之宝据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踪是在四百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了有功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璧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经多方搜查也毫无下落。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怀疑为张仪所偷，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因此入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六国的“连横”，玩六国于股掌之间，为日后强横大秦的铁骑踏平六国扫平了障碍。其实昭阳实在是冤枉了张仪。

五十多年后，这和氏璧不知怎么的竟流到了赵国，出现在赵国太监缨贤的手中，赵惠文王便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⑵ 帮我介绍一下历史上的汉景帝

汉景帝（前188～前141）
景帝刘启是汉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
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对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

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对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

景帝四年（前153），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

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后来，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汉景帝陵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刘启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启

出生：惠帝七年（前188）

属相：牛

卒年：景帝后三年（前141）

享年：48岁

谥号：孝景皇帝

庙号：无

陵寝：阳陵

父亲：刘恒

母亲：窦氏

初婚：为太子时，年龄不详

配偶：7人，皇后薄氏、王娡

子女：14子，3女

继位人：刘彻

最得意：平定七国之乱

最失意：梁王刘武争储

最不幸：长子刘荣自杀

最痛心：冤杀晁错

最擅长：寡恩忍杀

⑶ 日本人从历史上是不是中国人口

日本民族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⑷ 历史上有几个御玺

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制定了清代的二十五颗传国玉玺，它们至今仍存放在故宫交泰殿里。其玉玺的图案格式基本由满汉对照文字组成，其中右侧为汉文，左侧为对应的满文,二十五颗用途各不一，乾隆亲修《交泰殿宝谱》说明用途。

⑸ 滇王金印的文物发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来到了云南省博物馆。在这里，郭老见到了一些形制特别的古代青铜器，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的图案。只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我们去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青铜器。”
看着这些独特而精美的青铜器，郭老半天不做声，突然，他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原来，对中国历史深有研究的郭老，看到这批珍贵的发掘文物，马上联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生活在云南滇池附近的古滇国。
果然，不出郭老所料，上个世纪，云南相继发掘出了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个大古滇王族墓葬群，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仅李家山就3000多件，在石寨山竟挖出了这件独一无二的滇国至宝——滇王金印。
滇王金印揭开了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
长期以来，代表着云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国，在中外历史学家的眼中，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寥寥几百字的记载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历史文字记载了。因此，揭开古滇国之谜，成了史学界，特别是云南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50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历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滇王金印现原件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云南省及昆明市博物馆展出的均为复制品。
提起馆藏宝贝，省博物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捐献祖传之物的人们。
“1983年9月9日下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云南省蒙自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员曹子锡同志向国家捐献祖传之物《宦海日记》手稿。”省博物馆信息部主任田晓雯激动地向记者道出了一件馆藏珍品《宦海日记》的故事。
曹子锡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台湾鹿港、淡水同知，台湾知府曹士桂的五世孙。 曹士桂生于清朝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早年在家乡蒙自县生活，1835年以后曾任清朝江西南昌、万安等六县的知县后被皇帝召见，任命为台湾鹿港、淡水同知，台湾知府。曹士桂在任职期间，忠于职守，勤于政事，从政十二年不带家眷随从。到台湾任职时，正值鸦片战争时期，英、荷殖民主义者几次想侵台，曹士桂抵制英国在鹿港附近开矿。台湾人民曾送他“淡水清风”匾。他还深入台湾中部山区调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排解纠纷，勘察水利，劝农耕织，并写下了一本日记———《馥堂公宦海日记》。这本日记记载了很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台湾省的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宝贵资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曹士桂死于台湾任上，后由清政府运回云南蒙自老家安葬，同时随棺带回家乡一些文稿诗书，这部日记就是他的手稿之一。为保存这本日记，曹家几代费尽了心思。解放前，曹子锡的父亲背着这部日记在战争的炮火声中逃难，后来日记交给了曹子锡的四叔保管。解放后手稿曾一度散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子锡的父亲在一个卖草烟的小摊上又看见了这部日记，他立即用纸换回收藏。十年浩劫中，这本日记交由曹子锡保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曹子锡在书籍全部被抄的情况下，冒着危险将这本日记珍藏了下来。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尤加重视，曹子锡解除了后顾之忧，将这本日记献出。
1983年9月9日那天，曹子锡满怀深情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台湾十九世纪中叶的重要史料，《宦海日记》记载了鸦片战争期间台湾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风土人情，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有责任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献出这本日记，对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的统一有促进意义。
昆明当地有古幢镇蛟的传说，传说由来已久，在明代的地方志中就有记述，说是“故老相传，以镇毒龙”这些传说的来源主要是由于古幢基座上的八条龙。在圆鼓形的幢座上，八条龙两两相对，各自伸出前爪，神情生动活泼。相传昆明以前常闹水患，于是人们在艺术作品或建筑上创作一些降伏水怪的神。龙会带来水患，但被压在经幢的最下层，心理上满足了人们镇水患的心理，于是数百年来，关于古幢的传说长盛不衰。
传说能镇蛟的古幢——地藏寺经幢在昆明市博物馆古幢厅内。据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田建介绍，古幢厅是专为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藏寺经幢而建造的。地藏寺经幢又名“大理国经幢”，一般老百姓习惯称它为“古幢。”
地藏寺经幢原建于地藏寺内，为宋代大理国时期议事布燮（相当于国务委员）袁豆光为追荐鄯阐候（当时昆明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高明生的功德而建造的，幢七级八面，高6．7米，由五段红砂石组成，为佛教密宗艺术建筑物。
在幢座与幢身之间的界石上，有汉字阴刻的《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其中，《造幢记》记述了造幢的原由，与高明生相关的历史大事等，为研究大理国历史与文化的珍贵资料。
幢身的第一层为四天王，他们面对的方向正好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方的毗沙门天王，民间又称“托塔天王，”那永不离手的小塔使他很容易与其他的天王区别开来，毗沙门天王身披甲胄，脚上穿的却是一双芒鞋，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四天王之间的幢体上阴刻有梵文《陀罗尼经咒》，至今尚无人能将全文释读一遍。
依次往上，还雕有佛、菩萨、金刚、飞天、迦楼罗（即大鹏金翅鸟）等。第六层所雕的歇山式房屋，是仿照当时的木结构建筑，为研究宋代木构建筑的重要材料。
在全国同类题材中，地藏寺经幢的造像、文字之多均名列前茅，其造像之精美也无出其右者。因此，中外专家赞誉为“刀痕遒劲，备极精巧”、“滇中艺术，此极品也”。
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珍藏的民族文物中，大量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物，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上由内地或其他地区传入。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经济联系，更反映着自古以来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和统属关系。其中陈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清代傣族土司龙袍弥足珍贵，中外来宾对它莫不产生极大兴趣。
这件龙袍长140公分，肩宽86公分，圆领，大襟，马蹄袖。龙袍呈绛紫色。缎面前胸后背用金丝线各绣金色正龙一条，两肩及全身上下还绣满大小不同、形态不一的金色行龙以及五色祥云、寿山福海、利水波纹、火焰、蝙蝠、葫芦、寿桃、牡丹花卉等纹样图案。整件龙袍显得华贵富丽威严，其图案布局和用料之精、做工之细实属一件典型的满清龙袍，为边疆地区所罕见。
这件龙袍原是清代云南德宏南甸傣族土司的传家之物，是清朝政府给他们祖上的赐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物主把这件龙袍献给了国家。从龙袍保存完好的状态和成色来看，历代物主生前均较少穿用，而是将这皇帝赏赐的“神圣之服”作为其权势和荣耀的象征。这件龙袍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像这样款式和造型的龙袍只有一件，因为清政府赐予各地土司的龙袍是不一样的。
从这件龙袍的花纹图案来看，除表示吉祥、富贵、福寿以外，龙饰居于突出的地位，按封建王朝定制，龙是帝王的象征，龙袍是皇帝的专用之物（只不过皇帝的龙袍为明黄色）。作为土酋首领的南甸土司在清代承袭的南甸宣抚使官衔是属于三品，能被赐予这件龙袍，一方面表明他在众土司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的安抚之心、笼络之意，“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名史·土司传》。自清代起，中央政府虽在靠内地的一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但在边疆和百夷地区，“清沿明制”依然保留土司制度。历代封建皇朝对民族土酋首领的这种“恩宠”的安抚策略，对稳定边疆巩固封建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从50年代起，这件龙袍一直保存在云南民族大学，如今它成为反映和研究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及土司制度的宝贵文物和实证。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陈列着一领皮甲，经测定为象皮所制，故称之为象皮甲。
据介绍，为了弄清这领皮甲的背景，有关专家大量地借鉴同类物品、查阅史料。为此，专家们跑了全国的许多地方，走访一些专业部门，看到不少甲胄，也听到许多有关古甲的介绍。比较之下，其中有部分甲制式与象皮甲类似，但质地却以金属、牛皮、熊皮居多，没有象皮所制者。因此，专家们一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象皮甲确为罕见之物。查阅史料，在云南地方史志中可见一二。据《岭外代答》载：“大理国之制，前后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龟壳，披膊以中片皮相次为之，其护项，以全片皮卷圈成之，其它则小片，如中国之马甲”。据此，历史上确有象皮制甲，且可上溯南宋、大理国时期。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象皮甲，现仅存身甲，以一个似背心状的身甲为主体。身甲分胸甲和背甲，其结构一样，有主负片之分，主甲共五片，上为整片开领以护胸，下为左右两片，中央联接处覆盖条形皮块，以保护腹部，主甲片两侧腋下是两片副甲片。每片都根据部位不同而形状各异，片与片之间用皮条穿联为一体；然后，胸甲和背甲于右腋下相联固定，左边腋下留作全甲开口，以便穿脱，穿甲时，只需将开口处用绳系紧，便非常贴身，活动很方便，犹如拼块背心。身甲的下端缀着六排由上百片较小的甲片编缀成的甲裙，以护下身，下甲壳面涂黑漆（土漆拌锅烟灰），以红漆沿边勾线（土漆拌朱砂），又以黄漆点上梅花、松叶图案（土漆拌石磺），中间有一幅似花草（已模糊）。
整个象皮甲的形状，可以在《桂海虞衡志》中对象皮甲的一段描述中找到印证。书载：“蛮甲，惟大理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龟壳，坚厚与铁等，又联缀小皮片为披膊护项之属，制如中国铁甲，叶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间黄墨，漆作百花虫兽之纹，如是所用犀毗，器极工巧。”据介绍，现存象皮甲与上述记载非常吻合，应为早期甲衣，实属罕见之物。象皮甲的制作方法是，先按人体部位做好造型母板，取生象皮脱毛硝制，切块绷于母板之上，风干，裁切，涂漆绘图，凿洞穿联，一领甲衣便告完成。当然，古代在选用皮革制甲，仍有规矩，皮分几等，以犀皮为最，象皮次之，牛皮和熊皮再次之，但因牛皮较之容易得到，所以采用较多。好皮当然首先供给将帅，如犀皮，象皮。一般将士多用牛皮。制作方式大同小异，只花口上稍有区别。
关于象皮甲的保存和流传方式，目前尚无详实材料。不过，甲胄能世代流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传，祖辈上出了能征贯战的英雄豪杰，死后，为了纪念他，对后人进行传统教育，把他的甲胄作为传家信物，流芳百世。二是神传，历代巫师神汉，在作法时，穿上这些沾满血迹的甲胄，借英雄之威，与妖魔作斗争。作为战胜敌人的传世法宝。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滇池沿岸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滇”的古代王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滇国的情况十分模糊。1956年，考古学家在滇池东岸晋宁一个叫石寨山的小山岗上，揭开了云南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一个消失千年的王国一一古滇国墓葬群重见天日，由此证实了人们对古滇王国的猜测。
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在对石寨山的第二次发掘中，随着6号墓中一枚上镌四个篆字的金印——滇王之印的出土，古滇国国王的墓葬被发现了。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史记》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中央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和古滇王国的存在，成为古滇王国的象征。“滇王金印”现已成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⑹ 南京博物院历史馆有哪些文物

南京博物院有绘画《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东海大贤庄旧石器版，邱县大墩子彩陶器，仪权征、丹徒、六合等地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时代青铜器立鸟镶嵌几何纹铜壶，盱眙出土的战国金兽，徐州和扬州东汉诸侯王墓出上的银缕王衣及“广陵王玺”金印，南京、丹阳一带六朝时代的青瓷器和“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刻壁画，以及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的陶舞诵，都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珍品。

⑺ 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展出的是什么时期的文物

南京博物院有绘画《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东海大贤庄旧石器回，邱县大墩子彩答陶器，仪征、丹徒、六合等地出土的西周和春秋时代青铜器立鸟镶嵌几何纹铜壶，盱眙出土的战国金兽，徐州和扬州东汉诸侯王墓出上的银缕王衣及“广陵王玺”金印，南京、丹阳一带六朝时代的青瓷器和“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刻壁画，以及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的陶舞诵，都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珍品。

⑻ 在历史中，古人夺权为什么总会先抢占“玉玺”呢

020年4月26日，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挟临时股东会决议，率四名壮汉在当当总部抢夺公章，上演了当代版的“夺门之变”。引发这一狗血剧情的公章走进了公众视线。

自古以来，公章在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是皇帝玉玺尤为珍贵，在历史中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权力的象征

信用是组织或个人履行承诺的正面记录，它既兼顾社会的公平正义，又考虑个体的自我约束，是公众道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孔子精辟地指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春秋时期，上至国家，下至平民，普遍追求良好的信用。

上图_ 战国“春安君印”

现代学者朱家溍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指出：“

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一言以蔽之，玉玺相当于皇帝的“身份证”，兹事体大，不容有失。

⑼ 1499年的历史大事

程敏政逝世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直隶休宁（今属安徽）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之子，少年有才，诏读书翰林院。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编修，历左谕德，以学问广博称于翰林。弘治初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直经筵。因自傲为人所疾，弘治元年被劾致仕。五年起官，改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掌院事。再进礼部右侍郎，专典内阁诰赦。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初四日卒，年五十五。有《新安文献志》、《明文衡》、《宋遗民录》、《咏史集》等多种著述。
夏时正逝世
夏时正（1412－1499），字季爵，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刑部主事。景泰六年（1455）以郎中至福建录囚，多所平反。天顺初，擢大理寺丞，迁南京大理寺少卿，成化五年（1469）进卿。成化六年巡视江西灾伤，除无名税十余万石，汰冗役数万，罢不职吏二百余人，增筑南昌滨江堤及沿河坡岸，民赖其利。后致仕，家三十年，于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八日卒，年八十八。夏时正博学有才，多所著述，详于稽核校雠之学，有《瀛屿稿》、《余留稿》、《杭州志》。
李杲等诱杀朵颜三卫人
自成化末年，朵颜三卫被鞑靼所逼，走匿边塞，以寻求明廷保护，其势力衰久不振。而鞑靼小王子部及火筛等部相倚日强，为东西诸边患，辽东边塞屡次失事。弘治十二年（1499）正月，辽东总兵官李杲与巡抚张玉、镇守太监任良合谋，以为朵颜三卫积弱可欺，欲杀其冒功掩罪，乃令都指挥崔鉴、王玺、鲁勋设酒席，诱其来市者三百余人赴宴，尽杀无余，竟上奏报捷称：三卫分道入寇，官军败之。廷臣以为朵颜三卫近年来与明廷修好，疑其中有诈。既而朵颜诸部来贡，详诉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顾佐前往核实。弘治十三年正月，顾佐自辽东还，奏李杲等诱杀冒功之事属实，孝宗诏命任良还京，李杲、张玉免职致仕，崔鉴、玉玺、鲁勋各降一级。科道官上章弹劾李杲、张玉犯欺骗妄杀之罪，罪当显戮，现在却待以致仕之礼，恐三卫闻之，积愤为患。孝宗不听。朵颜诸部对此事恨之入骨，遂北结火筛复仇，多次扰边。
云南宜良地震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四日宜良地震，有声如雷，从西南方起，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衙门、城铺、寺庙、民房摇倒几尽，死伤男妇无数（一作压死以万计），县城为砖城，洪武二十四年筑于雉山之麓，周四里、高一丈四尺，地震倾圮。法明寺亦倒塌，澄江府河阳（今澄江）官民庐舍倒坏，人多压死。此日震后，或一日一震，或旬日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经四年方止。震中烈度（Io）IX，震级（M）为六点七五级。
严左道惑众之禁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解州（今山西永济西）吏李宁以妖术惑人，自言得聚宝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观竟相信此事。二人俱坐斩，后被赦，李宁被发边卫充军。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众者尚有很多，请出榜禁约，孝宗准行。
李蕙逝世
李蕙（1438－1499），字德磬，直隶当涂（今属安徽）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成化十八年升江西布政司右参议，招抚饥民，力杀因饥起事者。弘治元年（1488）升右参政，景升山西左右布政使，有治绩，为士民所称。弘治六年升右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寻转左，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凤阳四府。再传升为右都御史，总督巡抚如故。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二。有《萃英集》。
程敏政泄漏会试试题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孝宗诏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户科给事中华眿劾程敏政将试题题目卖给举人徐经、唐寅，因徐、唐二人预做文与试题吻合。乃将徐、唐二人与华眿俱下狱。时榜未揭，诏程敏政不得阅卷。已录为进士者，令李东阳会同考官核查，徐、唐二人卷均不在其中，孝宗欲就此了结。三月，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复攻程敏政有可疑之处，程敏政辩解说试题被其家僮窃卖。于是程敏政、林廷玉俱被下狱，徐经、唐寅皆黜为吏。后勒令程敏政致仕，华昹、林廷玉俱被调谪。
阮勤逝世
阮勤（1423－1499），字必成，本交趾（今越南）人，其父河为山西长子典史，遂占籍山西。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升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成化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入为兵部侍郎。调南京刑部左侍郎，皆有治称。弘治十二年（1499）三月三十日卒，年七十七。
米鲁起事
米鲁是沾益州（今云南宣威）土知州安民之女、普安司（今贵州盘县）土判官隆畅之妻。因犯事被隆畅逐，遂居其父家。隆畅以年老传职于其子礼。有一位叫阿保的营长，与米鲁有结，遂在隆礼面前替米鲁说情，迎其回来。隆畅听说后怒杀隆礼，焚毁阿保之寨城。弘治十二年（1499）九月，阿保与其子阿鲊挟米鲁进攻隆畅，畅避走云南。贵州总兵官东宁伯焦俊、巡抚贵州都御史钱钺前往和解。但焦、钱归后，米鲁杀隆畅，据寨起事。隆畅之妾适乌另生有二子，避走安南卫（今贵州睛隆），阿保欲斩草除根，筑寨围其城。另外，又于普安筑三寨，名其所居之寨曰“承天”，自号“无敌天王”，出入乘黄纛。孝宗责安民献其女米鲁，安民乃攻杀阿保父子，暗中给米鲁兵五百，袭杀适乌及其二子，自请袭为女土官。镇巡等官接受米鲁之贿赂，为其请宥。孝宗诏令其进讨，一定要捉住米鲁。弘治十四年六月，总兵官曹恺与巡抚钱钺、中官杨友发诸卫及土兵一万三千余人分道征讨，被米鲁大败，都指挥吴远被虏。七月，诏命南京户部尚书王轼兼左副都御史，提督军务，率兵征讨。王轼兵未至，杨友等议招抚，米鲁扬言愿降，暗中派大兵攻普安、安南城，并断盘江之道，以挡住明军。又劫持杨友，杀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及都指挥数人。弘治十五年正月，王轼调广西、湖广、云南、四川官军、土军八万人，会合贵州之兵，分八道征讨，追过盘江，杀米鲁起事者四千八百余人，破寨千余。
韩文逝世
韩文（？－1499），字贯道，直隶新城（今属河北），天顺元年（1457）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五年（1469）出使琉球，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陕西右参议、右参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留心边事。后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十九日卒。
宋琮逝世
宋琮（？－1499），字廷用，陕西陇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升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卿。为人笃实，在吏科时多有建白，及官太仆，究心马政，有可称者。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卒。
郑时逝世
郑时（1423－1499），字宗良，直隶舒城（今属安徽）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历延平（今福建南平）、福州二府知府，四川左参政、按察使、湖广左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成化未因上言请修时政而被谪贵州参政。弘治初复升左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今湖北郧县），再巡抚湖广，召为南京兵部左侍郎，进尚书，后致仕。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
徐镛逝世
徐镛（1444－1499），字用和，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行人，升监察御史巡通州（今北京通县）仓，念漕卒困于掊克，定收纳常则，遂著为令。因上言时政被调陕西镇原（今属甘肃）知县。弘治元年（1488）升淮安知府，转广西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总理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四府，整顿漕运，军民称便。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六。镛居官勤廉，政绩显著。
汪谐逝世
汪谐（1432－1499），字伯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英宗实录》成升修撰。秩满升右谕德。预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升右庶子。弘治初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充《宪宗实录》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升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未几致仕。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卒，年六十八，赠礼部尚书。
屠滽请罢传奉官
孝宗即位之初，罢成化时传奉官。后修京城河桥成，授工匠四为官，又传升通政司经历沈禄为参议，尚书王恕、周经曾力止之，终不行。此后传奉渐多，到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一个月中传升达二百余人。十二月初五日吏部尚书屠滽上言请罢传奉官七百九余人，他说：传升文职过多，请惜名器，以堵奸人之进。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说：国家设武职以待军功，没有临阵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画工张玘为指挥，并准其世袭，在边冒死作战者何以待之？在此之前，六科十三道皆上疏极言传奉之弊，孝宗终不能听。
张弘至上言异初政事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言说：皇上登极之初，革传奉官五百余人，近来复又传升，此异初政之一；登极之初，逐番僧佛子，斩妖僧继晓，近年复又斋醮不绝，此异初政之二；登极之初，罢大学士万安、吏部尚书李裕，朝弹夕斥，近年礼部尚书徐琼等被劾不断，而竟不去官，此异初政之三；登极之初，曾言有大政，当召府部大臣面议，近年未闻廷召，此异初政之四；登极之初，撤镇守、烧造内臣，近年渐复差遣，此异初政之五；登极之初，左右内臣不敢奏扰，近年陈情乞恩，此异初政之六；登极之初，兵部申明旧制，令该科存记，后比例乞升者指奏，近来恩幸乞升，此异初政之七；登极之初，光禄寺供应节约，近年增添，动辄取太仓银，此异初政之八。孝宗令下所司，搪塞了事。
王守仁建言西北边务
王守仁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进士，时朝议方急西北边务，王守仁遂奏陈边务八事：一、蓄才以备急。聚公候之子教于武学，岁擢超异之人，兵部两侍郎更迭巡边，择科二三人以从，使周知虚实，则一旦有急，不患无人。二、舍短取长。边将骁勇者，多以过失摒弃，诚使立功自赎，贤于不知地利之官。三、减军以省费。边将之请京军，徒以事不济则有所分。诚以赏京军者赏边卒，数万之锐卒可立致。四、屯田以给食。三边之戍，不辍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输馈。五、行法以振威。边将失机，立正军法，可来军威。六、敷恩，以激怒。兵方失利，士气销沮。诚恤其孤寡，室以国恩喻以报仇，则气可愤。七、损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遂以疲劳致败。今许以便宜，惟则大效而小挫不问，则我师当逸。八、严守以乘敝。婴城固守，使足食足成，然后出奇制胜，所败立于不败之地而后能败敌。疏上，授刑部主事。
更定问刑条例
洪武、永乐间定制，法司断狱，均依律拟议，不许妄引条例。英宗、宪宗以后，巧法之吏往往舍律用例，以便借此贪赃枉法，条例由此日繁。至孝宗时，始有修明之举。弘治八年（1495），以鸿胪寺少卿李鐩之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给事中杨廉上言说：高皇帝曾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且言立法贵简，若条绪繁多，可轻可重，则会生奸弊，可见圣祖重律轻例之意。一百三十年来，律行已久，条例渐多，今应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为主，一切近代冗杂悉为革去。孝宗从之。刑部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孝宗诏命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