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重超

① 求十位著名历史学家的名言

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尔逊:与其说英美两国是兄弟关系，不如说英美是母内子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容曾给一个小女孩写信说，如果有人要我当最伟大的国王，一辈子住在宫殿里，有花园、佳肴、美酒、大马车、华丽的衣服和成百的仆人，条件是不允许我读书，那么我决不当国王。 我宁愿做一个穷人，住在藏书很多的阁楼里，也不愿当一个不能读书的国王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阿基米德:：“等我算完这道题再去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郭沫若: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的书中提出:工厂、学校与部队是对人身体规训的三个重要的空间柏拉图:生活中若没有朋友，就像生活中没有阳光一样谢谢采纳

② 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几位

有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司马光等。

1、司马迁

司马迁（前年或前135年-不可考）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班固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

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

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

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3、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

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年六十五。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

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4、范晔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人，南朝宋官员、史学家、文学家，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曾孙、豫章太守范宁之孙、侍中范泰之子。

出身士族家庭，博览群书。元熙二年（420年），宋武帝刘裕即位后，出任冠军长史，迁秘书丞、新蔡太守；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开始撰写《后汉书》，迁宁朔将军。

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兴王刘浚，历任后将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随从孔熙先拥戴彭城王刘义康即位，事败被杀，时年四十八岁。

一生才华横溢，史学成就突出。著作《后汉书》，博采众书，结构严谨、属词丽密，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

5、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马迁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马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陈寿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范晔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班固

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杰出科学家,他们各有什么贡献

三、郦道元和《水经注》

(1)地理学家郦道元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代，就非常好学，博览群书。以后历任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吏。他为官刚毅峻刻，素有严猛之称。因此，颇遭权豪忌恨。公元527年，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东）。从少年起他就对地理发生兴趣，爱好游览，足迹遍及今天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内蒙、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每到一地，都要记下名胜古迹，留心水流地势，探溯各水源头，并且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等，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在阅读过程中，他发现前人著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一是过于简单，二是对水流脉络缺乏考究，三是互相矛盾。于是他决心以《水经》作为底本，采用作注的形式，写出一部独具风格的综合性的地理巨著，这就是《水经注》。

(2)《水经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贡献

《水经》是汉魏时的地理学专著，共记述了137条河道，并简明叙述了河道经过的郡县都会的名称。全书共万余字。郦道元作《水经注》40卷，记述了1252条河流，共30多万字。名为注释，实际上是颇具匠心的再创作。《水经注》以全国水道为纲，详细地记叙了江河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镇、物产、矿藏、风俗以及历史沿革等，他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仅注中所引的就有437种。

《水经注》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著作，这对我们今天制定城建规划，兴建水利工程，考古、从事历史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这部书不仅为地理学家所重视，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农田水利学家、城建科学家所重视。同时，为这部书的文字优美，具有文学价值，因此也受到文学家的重视。

四、医学的新发展

(1)王叔和与《脉经》

王叔和（201—280），西晋初医学家。名熙。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在曹魏、西晋均任太医令。精研医学，重视脉理。曾对当时已失散的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进行辑集，整理成《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使《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文献大部内容都以保存下来。他又搜集前代医学家脉学著作，结合自己的经验，著成《脉经》十卷，总结为24种脉象，使古代脉学系统化，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脉学专著，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

(2)葛洪和《肘后备急方》

葛洪（约283—约363），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字稚川，又名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

炼丹可以说是原始的化学。我国从战国开始，以后各个朝代都有不少炼丹家，葛洪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写的《抱朴子》，对医药学、化学的发展和火药的发明，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

葛洪写了不少医书，其中《肘后备急方》最有实用价值，它内容丰富，如对肺结核、恙虫病均有记载，还作了我国关于天花病及其防治等情况的最早记载。

(3)医药学家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南朝梁时著名医药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后隐居句曲山（茅山）。梁武帝对他十分敬重，国家大事，派人去找他咨询，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对医药学深入研究，著述很多。他收集药物730多种，然后又把这些药物的标准分类法，在一千多年内，一直沿用和不断充实。他又对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加以增补，写了《肘后百一方》，使它更加完备。

④ 考古学家闷共发现多少历史重案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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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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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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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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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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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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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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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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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⑤ 历史上有没有科学家拿过三次以上的诺贝尔奖-

必然没有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
波兰裔法国女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版人，因发权现放射性物质和发现并提炼出镭和钋荣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的化学奖。

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因发明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和提出超导微观理论分获1956和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美国化学家鲍林因为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领域并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并致力于核武器的国际控制并发起反对核实验运动而荣获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2年的和平奖。

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由于发现胰岛素分子结构和确定核酸的碱基排列顺序及结构而分获1958和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最多就两次拿奖。 能拿一次就够厉害了

⑥ 历史学者请进

我说，楼主您的观点太后现代了吧，直接否认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
“不能求得完全的真实”，这个观点早就是历史学界公认的基本观点了。那又有这样的问题：既然不能完全反应历史全貌，那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首先，求真的态度是要有的，即使不能完全，那也要努力去追寻。因为人有求真的本能。通过梳理材料，隐约看到了以前人的生活、思想、政治等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会感叹，啊，原来过去的人也会这样啊。
其次，关于历史有什麽用的问题？不是政客的注脚也不是反思社会的借口，只是一种兴趣而已，很简单。

楼主，看得出来啊，您估计不是特别了解历史学啊。您说的“史料”范围太狭窄了，您指的是政治制度文本和档案一类的吧。其实，那些上谕现在没有哪个搞历史的会拿来直接用的。还有些下层和中层的材料，受当时政治影响小的。历史研究的材料也很广泛啊，报刊、时人论集、时人日记、甚至广告、画册、影像等等。对于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为防止出现您所说的片面的问题，所以要从多方、多角度、多阶层的找材料啊，然后再对此做比较，分析哪些人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又为什么这样反应，如此如此。得出的结论不敢说完全正确，但是也能略窥一二了。

再说，现在历史学和别的学科交叉，也越来越减少这样失误了。比如对光绪的死因的探究就是一例。

是有些不负责任的家伙，但是楼主您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啊

⑦ 中国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史学家

1、左丘明（约前502年—约前422年），都君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

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2、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3、班彪（公元3年―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从小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

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欲劝说隗嚣归依汉室，作《王命论》感化之，结果未能如愿。

4、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5、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⑧ 如果顶级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造假，需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拆穿

其实说在考古领域，其实压根不需要顶级学者参与造假；只要参与考古发掘、参与材料整理、参与报告写作的相关人员结成利益团体，“齐心协力”，就能完成一份堪称“完美”的学术造假。

为啥堪称“完美”呢，因为即使负责被造假遗址发掘工作的考古领队竭力打假、数次向国家文物局、国家社科基金办（因为被造假遗址的资料整理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寄送打假材料，还是如同石沉大海，甚至在学界没有掀起一点点波澜；揭露打假的文章也分别被《中国文物报 》和《文物》退回。无奈之下，负责被造假遗址发掘工作的考古领队只好将打假材料上传到其个人主页上，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恢复被歪曲和捏造的遗址、遗迹、遗物，还原历史的原貌。从作伪作假的考古发掘报告《彭头山与八十垱》正式出版到今天，已经13年过去了。在网络上仍然搜索不到任何关于八十垱遗址造假的信息。我得知这个事情，还是由于上个月我女朋友到裴安平老师家做采访，在聊天的时候偶然被裴老师提及的。虽然13年过去了，裴老师也已经退休，但是提到此事仍然耿耿于怀。

我本人也是考古专业出身，虽然现在并未从事考古相关工作，但是在实习期间也参与过考古发掘，深知原始材料造假的危害。考古学材料之所以被视作重建古代历史的最重要证据，就是因为其本身属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是具有原真性的。但如果考古发掘所出的原始材料遭到了发掘者的篡改，那么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就完全丧失了，成为了造假者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而对虚假材料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假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虚假材料进行引用和研究的专业学者也是造假的受害者。浸注多年心血的学术成果，却由于材料是虚假的而全无意义，前期投入的时间、人力与经费可以说就是打了水漂。

最后回头说一下这个被造假的八十垱遗址的具体情况。这个在裴老师的主页里有说明和一些佐证材料，但可能有的读者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太容易理解，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1、八十垱遗址的重要发现

八十垱遗址是彭头山文化的一个聚落遗址。彭头山文化距今约8300—9000年，得名于最早发现的彭头山遗址，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八十垱遗址是为了探索彭头山文化的聚落形态主动发掘的。八十垱遗址整体保存得特别完好，对八十垱遗址的发掘揭露了彭头山文化完整的聚落形态。遗址在发掘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时代最早的水稻（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最早的，现在已经发现时代更早的水稻遗存了），出土了大量炭化稻谷颗粒与明显的稻田痕迹。

作为八十垱遗址的负责人与实际发掘者，裴安平老师阅读发掘报告后发现，其中关于八十垱遗址的部分完全背离了发掘所得的原始资料，存在大量作伪作假现象。所幸由于考古资料信息化数字化的结果，部分发掘的原始材料还得以保留，可用于揭露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不实之处。其实，八十垱遗址的造假只是目前学界浮躁风气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