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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历史学

发布时间:2021-02-06 23:11:02

① 大学历史学专业和世界历史专业的区别



② 历史学考研一般考那个比较多

历史学考研主要考历史学、英语、政治,这三门科目。
1、历史学,通史(中回国古代史答30%、中国近代史20%、世界古代史20%、世界近代史30%),一共300分,答题时间3个小时。20道选择题,每题2分;8道名词解释,每题10分;2道材料分析,每题30分;4道简答题,每题30分。时间会足够的,不用担心。
2、英语。
3、政治。英语和政治是公共课,必须考的内容。
复试:1、笔试:你所报的专业内容;
2、面试:英语口语和专业问题提问。
请安排好复习时间,合理搭配英语政治的复习,及早做好安排,并严格执行。

③ 对比历史有什么意义

对比历史的意义就是,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师以长技以制夷”。学习的是他们的治国精神和策略。吸取的是他们的经验和我们的教训。只有承认差距,才有前进的动力。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u]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④ 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接受。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布洛克在1928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外文中,提出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布洛克还身体力行,写出了《封建社会》这部被认为是历史比较研究典范的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皆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洛克的教导和他作出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史学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学家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整个西方兴起一个比较史学“热”,专门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1952年,联邦德国史学家阿尔诺和安内利赛出版了《比较世界史》一书,受到广泛欢迎。1958年,一些西方史学家在荷兰海牙宣布成立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会,并出版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史学家还加强了在比较史学方面的国际合作,50年代以来的历次国际史学家大会都有比较史学方面的议题。1980年,在西德召开了战后社会历史比较讨论会;1982年,在葡萄牙召开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讨论会。

60年代中期,比较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66年,美国出版了两部比较史学巨著,轰动世界。一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八.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布莱克后来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对日本、德国、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76年,他出版了《比较现代化论文集》。

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是探讨现代化问题的,但是他不像布莱克那样注重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而是注重社会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走了三条不同的途径: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2.通过上层改革走向法西斯主义;3.通过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穆尔的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再版了9次,和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论自杀》并称为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

在布莱克和穆尔之后,更多的学者参加到比较史学的行列,1968年,历史学家伍德沃德主编了一本《美国史比较探讨》论文集,共收人论文24篇。1978年,在第93届美国史学会年会上,比较史学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1980年10月号、12月号和1982年2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还先后开辟了“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讨论专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比较史学进行方法论上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比较史学的分类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哈佛大学教授斯哥克波尔1980年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她把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发表的比较史学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第二类是通过历史比较来发现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第三类是通过历史比较进行宏观的因果分析。斯哥克波尔还对每一类历史比较著作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用大量实例作了说明。

第二,比较史学的意义和作用。穆尔在《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有三个优点,一是导致提出有用的问题;二是从反面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三是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1985年,美国史学家格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比较史学有四种用途:可以使我们看到单一结构中不太明朗的问题;为需要探讨的历史问题下更精确的定义;确定适合于某一历史问题的史料和方法;对某一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作出说明。格鲁还强调指出,不见得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必须应用比较方法,而且应用历史比较方法也不一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即使是拙劣的历史比较也比其他错误形式的历史研究更能启发读者去进行有益的思考。他还认为,是否应用历史比较方法,决定于历史学家是否具备探索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格鲁的这番话使许多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受鼓舞。

第三,比较史学的问题。美国的史学家们在肯定比较史学功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比较史学目前存在的一些弱点: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历史研究的队伍中属少数,主要是由于美国大学生的专业设置相对狭小,也没有相应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全国又缺少独立的比较史学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积极性;比较研究往往缺乏深度,主要表现为某些学者知识面的狭窄,总是根据自己是否熟悉来选择比较对象,方法上也过于简单,许多著作都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概括异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尽管如此,美国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前景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史学进步的标志,因为它冲破了几百年来危害史学发展的地理上和方法上的狭隘主义,代表了当今科学走向综合的时代趋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⑤ 比较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异同

方志学
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现象运动规律的科学。

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方志的性质和分类、方志的特征和功能、志书编纂理论、旧志整理和方志利用、方志批评和志书评论、方志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方志学由理论方志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学史3个基本结构组成。方志学理论体系就是由这些结构及其衍生结构所构成的,它的发展则是其基本结构和衍生结构的改进和扩充。

根据编纂的客体不同,方志编纂学可分为综合方志编纂学和专业(专门)方志编纂学。综合方志编纂学又可以分为省志编纂学、自治区志编纂学、直辖市志编纂学、市志编纂学、地区志编纂学、城市区志编纂学、县志编纂学、乡志编纂学、村志编纂学,等等。按照社会和专业分工,专业方志编纂学可分为人口志编纂学、气象志编纂学、教育志编纂学、地理志编纂学、卫生志编纂学、第一产业志编纂学、第二产业志编纂学、第三产业志编纂学、政党志编纂学、政权志编纂学、政法志编纂学,等等。依据方志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来分,又有方志美学、方志心理学、方志管理学、方志人才学、方志伦理学、方志教育学、方志社会学、方志史学、方志经济学、方志文化学、方志传播学、口述方志学、电子音像方志学、网络方志学,等等。

发展简史:
萌芽期
中国宋代之前关于修志的论述很少,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中提到书志有“收地保势胜之利”,以“佐明王扼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关修志的论述的内容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间的《建康志》序对志书提出较全面的要求。到明代的《句容县志》序、《泉州府志》序、《猗氏县志》序等一反过去的方志属于地理书的传统,提出志书属于史的见解。

形成期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顾祖禹所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开创了综合利用和研究地方志的先河。同时顾炎武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对编修地方志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为以后修志指明了方向。

清朝中叶,修志成风,名家辈出,产生了探讨方志学方面的专论,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纂辑派(又称地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着派(又称史学派)。两派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自身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展开广泛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献孰重孰轻的问题。

清朝末期,孙治让总结出修志总例6条: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和缮写。

发展期:
民国以后,对地方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出版了大量关于方志研究方面的专着。

195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5年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成立。

研究内容: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方志现象及其运动规律,主要研究内容有:

方志的产生和发展
方志的性质和分类
方志的特征和功能
方志的编纂理论
方志的整理和利用
方志批评和志书评论

方志学与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方志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范围。
地理学:方志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
历史学:地方志史和志书中记载大量许多史料;
政治学:历代编修地方志,都是当时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历代地方志所记述的内容一般都涉及当地的世家大族、社会集团、政权机构和政治制度等。
经济学:古志书中不少内容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关系,有些还是正史书籍中所没提及的,它是研究古代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考古学: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书中也详载本地区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和原始资料;考古发掘又可验证方志记载的是否属实。
自然科学: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书中所没有的。
此外,方志学还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有

⑥ 专业的区别也就是大学里的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学(师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回分散的人群答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学生主要学习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整体人类文明的-般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学方面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受到史学理论、外国语、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和基本训练。
而大学历史学专业学得比较多,就属于平铺过去什么都要学的,但不会太深入。 除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之外,还有考古与文博、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另外就是各位老师开的专题课程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听。
世界历史隶属于历史学之中,所以会更专门一些。不过选择学这个一定要学好外语哦,最好多学几门,光会英语是远远不够的。

⑦ 邢佳佳的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接受。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布洛克在1928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外文中,提出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布洛克还身体力行,写出了《封建社会》这部被认为是历史比较研究典范的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皆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洛克的教导和他作出的榜样”。

⑧ 大学历史学和历史学类专业的区别

1、概念不同

历史学: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历史学,是个静态时间中的动态空间概念。历史学是由历史、科学、哲学、人性学及其时间空间五部分有机组合而成。

历史学类专业:历史学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史学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介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学习科目不同

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以及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学等二级学科。

历史学专业: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中外关系史、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中国断代史、专题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等。

3、培养方向不同

历史学:历史学专业要求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历程和研究世界历史的基本方法,接受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外国语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

历史学专业: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历史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及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备从事专业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

参考链接:网络历史学

参考链接:网络历史学专业

⑨ 什么是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接受。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布洛克在1928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外文中,提出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布洛克还身体力行,写出了《封建社会》这部被认为是历史比较研究典范的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皆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洛克的教导和他作出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史学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学家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整个西方兴起一个比较史学“热”,专门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1952年,联邦德国史学家阿尔诺和安内利赛出版了《比较世界史》一书,受到广泛欢迎。1958年,一些西方史学家在荷兰海牙宣布成立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会,并出版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史学家还加强了在比较史学方面的国际合作,50年代以来的历次国际史学家大会都有比较史学方面的议题。1980年,在西德召开了战后社会历史比较讨论会;1982年,在葡萄牙召开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讨论会。

60年代中期,比较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66年,美国出版了两部比较史学巨著,轰动世界。一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八.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布莱克后来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对日本、德国、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76年,他出版了《比较现代化论文集》。

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是探讨现代化问题的,但是他不像布莱克那样注重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而是注重社会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走了三条不同的途径: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2.通过上层改革走向法西斯主义;3.通过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穆尔的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再版了9次,和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论自杀》并称为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

在布莱克和穆尔之后,更多的学者参加到比较史学的行列,1968年,历史学家伍德沃德主编了一本《美国史比较探讨》论文集,共收人论文24篇。1978年,在第93届美国史学会年会上,比较史学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1980年10月号、12月号和1982年2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还先后开辟了“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讨论专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比较史学进行方法论上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比较史学的分类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哈佛大学教授斯哥克波尔1980年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她把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发表的比较史学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第二类是通过历史比较来发现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第三类是通过历史比较进行宏观的因果分析。斯哥克波尔还对每一类历史比较著作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用大量实例作了说明。

第二,比较史学的意义和作用。穆尔在《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有三个优点,一是导致提出有用的问题;二是从反面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三是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1985年,美国史学家格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比较史学有四种用途:可以使我们看到单一结构中不太明朗的问题;为需要探讨的历史问题下更精确的定义;确定适合于某一历史问题的史料和方法;对某一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作出说明。格鲁还强调指出,不见得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必须应用比较方法,而且应用历史比较方法也不一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即使是拙劣的历史比较也比其他错误形式的历史研究更能启发读者去进行有益的思考。他还认为,是否应用历史比较方法,决定于历史学家是否具备探索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格鲁的这番话使许多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受鼓舞。

第三,比较史学的问题。美国的史学家们在肯定比较史学功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比较史学目前存在的一些弱点: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历史研究的队伍中属少数,主要是由于美国大学生的专业设置相对狭小,也没有相应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全国又缺少独立的比较史学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积极性;比较研究往往缺乏深度,主要表现为某些学者知识面的狭窄,总是根据自己是否熟悉来选择比较对象,方法上也过于简单,许多著作都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概括异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尽管如此,美国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前景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史学进步的标志,因为它冲破了几百年来危害史学发展的地理上和方法上的狭隘主义,代表了当今科学走向综合的时代趋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

⑩ 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区别是什么

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不可分离的兄弟,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传统历史学主要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研究资料,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也越来越关照考古学,历史学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考古学就会一筹莫展。就历史考古学而言,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难分彼此。
在学理上,主要是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在学科建制上,二者彼此独立,界限很清楚,不存在谁属于谁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研究者往往要综合运用二者的资料,有时甚至难以分割(例如古文字学)。
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就消失了。
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方法是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还有五花八门的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统称为科技考古。历史学不太容易概括出特别的方法,是所谓“史无定法”,但是最基本还是用来处理文献的,如音韵、训诂、版本、辨伪、考据,稍为特别的比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当然也有异数,比如强调田野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口传史学等等,在这里“史料”的概念就不局限于书写的文字,在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则较考古学发达,流派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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