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敏历史学

A. 要写关于近现代史的历史小论文，不少于2000字，有什么推荐的事件或人物么本人是大一非历史相关

李鸿章历史定位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B. 新史学的三大流派及其各自代表人物有哪些

唐德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提法：把中国史学分为三大主流：1.传统史学；版2.马克思主义史学权；3.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海外汉学）。这种提法是不是唐首创在下不得而知了。按照这种划分黄仁宇和唐德刚都是属于海外汉学（据唐说是以科学方法为主的学派）。之后，唐德刚同门师弟加好基友王尔敏为中国划分了三大派：1.傅斯年、顾颉刚等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2.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所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3.诸多史家史派汇集起来的「非主流史学派」（见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然后王尔敏把唐德刚放在了「非主流史学派」里。

C. 《历史学是什么》的读后感.要是作文

历史学著作读后感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唱—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D. 中国近代史方面书籍

其实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是等着我们去考量的，这样子才能方便我们去阅读，所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书本

E. 历史上坐冷板凳的历史学家有谁

范文澜、王尔敏等等史学家要做学问自然是非坐冷板凳不可的，否则就没内有学问的基石。但容是史家的学问要为大众所知，还是要从事史学的应用研究与普及工作，但这方面热心者少，成功者更少，这是否也是当代史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呢？望采纳。谢谢！！

F. 日本的留学生活里的王尔敏和韩松

王尔敏大学毕业以后在日本就职了
韩松据说12月份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在日本街头为饭店拉客

G. 王尔敏的介绍

王尔敏（1927— ），河南周口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历任容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专长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以及方志学等。

H. 王尔敏死了吗

没死，现在就任旺苍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