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有哪些
敢于“师敌长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❷ 梁启超的有关故事或历史资料,进行写作,500字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有句名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富则中国富。他是经典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2]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2]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❸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
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3)梁启超经历了哪些历史事件扩展阅读:
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
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梁启超
❹ 梁启超的故事。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❺ 1927年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1、马日事变: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❻ 梁启超的历史背景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化名人,也是新法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在从政与治学两方面都成就斐然,对清末民初历史走向产生过重要影响。
三是梁启超的的世界观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深刻意识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敢于正视一个由众多民族和种族组成的世界,承认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个无情的事实,阐释了一种由世界的自然法则所支配主导的全新世界观。他对传统的天朝型世界观进行挑战和批判,第一次将地理与文化结合起来,从文化地理学角度,重新定位和审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对于沿袭数千年的天朝世界观是一次历史超越。
❼ 梁启超中国近五十年历史可分为哪三个时期
不是五十年历史,而是整个中国史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章,叫做《中国史叙论》,这是梁启超为他打算写的中国通史准备的一篇导引。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分期,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他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叫“中国之中国”,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从中原或周边地带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几千年历史。这是第一个中国。
第二个中国,他叫“亚洲之中国”,也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开始和周边的国家、民族的交往、贸易或者战争,比如和周边的匈奴、鲜卑、突厥这些民族还有像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一直到1793年,这一年,一个英国的使团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岁诞辰祝寿,这个使团为首的是马戛尔尼。1793年,这是梁启超认为“亚洲之中国”结束的一年。
第三个中国,他叫“世界之中国”,他认为从1793年起中国突破了亚洲范围,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从此“世界之中国”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期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❽ 梁启超是哪次历史事件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版时客、中国之新民、自权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