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历史学家的

㈠ 孙隆基的兴趣培养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孙隆基
当编辑要我推荐书单时，有无从入手之感，因为一生看过的书很多，同时也在进行将近十项研究，有些不见得是适合大众趣味的。但编者提到我庆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那份应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旧癖好的复苏：宏观式的史学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学本部时，当时市面上有盗版书，能廉价地购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一开卷就不能自休，认为史学家“大丈夫当如是”，当时我还给汤因比写了一封信，但在大师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宾格勒从歌德的生物学立论，认为“高级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风格的有机体，其展现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当其特殊形态发挥殆尽后，就进入僵死的“文明”阶段。汤因比宏观地把世界史化为21个文明的生命传记，他摈弃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改采柏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文明的诞生、成长、崩溃、解体皆视能否成功地回应来自环境或自身的挑战。但他说过去的文明都解体了，硕果仅存的西方亦面临崩溃的危机，其悲观论调正与斯宾格勒相同。
后来发觉自己在历史系内有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待到去美国留学时，这个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就让位给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值1970年代美国反越战、流行新左派和“中国热”，港台留学生受其影响，出现“回归认同祖国”运动。我杂在这些人里头，原本以为找到了谈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没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转”是民族主义情绪性的，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我又变成了“不务正业”。
其时，我在美受到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哲学训练，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预测性都是一个语言问题。举例说：1605年英国发生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案，万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后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历来从事大历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时序”。后者是指不论在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可预测性。前者则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不会重现的复合体。汤、斯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并且取消了“真正的历史时间”。
经此消炎后，我的大历史热就冷了下去。但这个冷淡未免过早。近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复活。它不奢望预测未来，也不具20世纪上半期两次大战造成的文明危机感，而是把汤因比的“文明”作为一个单位加以分类，是概念性工具，用来讨论当今世局。汤、斯等人的历史哲学固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荐：它们让读者拥有全球史的视野，而这个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务正业”的同事们缺乏的。
至于我如何写成《中国千年回顾》，因为逻辑实证论教导我避开汤、史等人的途径，遂试图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现象，不把它们沦为某类普遍性法则的“例证”。这个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它们在保留“真正的历史时间”之身份下呈现出普遍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环顾公元10至11世纪的世局，发现该时乃东北亚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时代：日本经汉化而转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围的韩国之形成，辽朝的兴起，皆在此时。它们刚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开封，中国的重心东移至大运河一线。同时宋人开始进入南洋，闽粤成为开创“热带中国”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东南亚的奠基期：越南独立，小乘佛教成为中南半岛（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时，东印度群岛则于此时开始摆脱印度的影响，走上本土化，并为13世纪后逐渐伊斯兰教化铺路。这些变化，加上宋人之进入东南亚，就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础。
综观这一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来自东北（包括蒙古，盖蒙古的发源地是满洲西部，属古东胡系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时期受到东北亚民族的统治（包括金朝统治华北期间），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须同时位于运河终端和东北国防线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团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权也成为一种规律，因为这个千年里已出现“华侨”，起源于北温带的中国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带。同时，中国的向东位移，则使古代中国的重心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局是“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机缘，但如果它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规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的这个思考，多少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启发。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单元在16世纪呈现稳定的结构，但他的“长时段”结构顶多是一个世纪，我却斗胆把这个“长时段”拉至一千年。这不该妨碍我们探讨自从公元1000年开始是否出现了一个新型中国。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曾提出有不断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中国” 之命题，许倬云师悲叹如今遭人冷落，这个悲观是过早了一点。

㈡ 孙隆基的人物生平

他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论文多篇，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ality.
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㈢ 不讲诚信的根源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7月19日和21日刊发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这不仅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是这样，早在100年前，不管是欧美人士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评还是中国人自身对国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导致中国人尔虞我诈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但反之笼统地将原因归咎于儒家伦理，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处儒家文化圈内的韩国和日本为何要比中国讲诚信？

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不必归咎于市场经济。但中国人缺乏诚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中国人缺乏是非观的表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另外，孙隆基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中国历来也有很多讲诚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尝没有对诚信的提倡，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与君主专制结合或者被君主专制利用之后，这些积极的方面难以发挥，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诚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将儒家文化转换到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去，关键是看如何取舍。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

㈣ 推荐几本书

看来阁下是个有心人，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建议：
一、人文历史其实不存在什么入门基础一说，你不需要这样定位自己。
二、具体的书可以是一下这些：
（1）如果你确实对历史感兴趣，可以考虑读一下中华上下五千年，其实最好是读《史记》（不是矫情，我说真的），若怕枯燥，可以用《明朝那些事儿》来调剂，切记不要寄希望于穿越小说；（2）中国古典文学，从可读性来说，水浒传可能好一点；要说真的文学熏陶，必然是红楼梦，只要你沉下去读一遍，你一定会迷上他，获益匪浅；把二者结合得较好的是老残游记，很值得一读；（3）外国名著方面，百年孤独，真的是巨著；包法利夫人，文字的精心雕琢；当然还有很多呵；（4）特别建议你试图硬着头皮读一点“硬书”，你会为之收益终身的，如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著，不是现代许多中国人的版本哈）；（5）作为一个武侠迷，我要推荐金庸小说，基于超强的娱乐性和诱惑力，你会感到无限乐趣，同时也会获益不浅，至少不会再为当下纷繁的网络文学迷醉双眼。
三、建议你试图给自己一生中到底要读什么书做一个规划，或者至少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进入大学后你会觉得很有必要。

下面顺便引用一下我在别处看来的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

大学生需要读什么书——一位年轻老师给他的年轻学生的一封回信

XX同学你好，
很抱歉，这几天一直在忙着改卷子还有监考，无暇回复，请恕迟延。 接到你的信很意外，一则因为现在是一个不读书的年代。相关调查表明，现代中国人是不喜欢读书的，而且读书的功利性很强——看看现在书店里那些书卖的快就知道了。早先有人列出了国民阅读的三大尴尬:一是最该读书的时候没人读书（比如学生时代）,二是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比如大学生）,三是最该读的书没人读（比如经典）。我想这就是目前的整体环境氛围。所以你的要求就显得很难能可贵。二则是因为你的这个要求是在是让我为难。我不过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只是爱读书（课外自愿性阅读，非功利读书）而已，对于读书也是在不断摸索，而且走过不少弯路，要指导别人的确有点力不从心——最关键的，是怕因为我的志趣所限而误导了你。这是我迟迟没有给你回信的另一原因。 但我觉得，不回信不好，回信推辞也不好，如果敷衍的随便说几本书更不好。思考良久，我决定还是整理一下自己在读书方面的体会。几点浅见，抛砖引玉，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由于我并不了解你的个人志趣以及阅读历史。不好具体来谈，这里我就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及对阅读的理解，谈谈一个大学生应该读什么书。我觉得要成为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社会视野宽广、个人修养较高的人，要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相对惬意而充实，以下几类书大致是需要读的（当然这种分类是我个人的标准，仅供参考）：
1、文学、美学方面的书籍 读文学、美学方面的书，其作用在于：间接地体验人生、了解生活，提升和培养审美能力和鉴赏品位，增强心灵的敏感性和精神的丰富性。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指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我想如果你听过前些日子文法学院举办的“文学之韵”系列讲座就应该有所体会。这方面可读的实在太多了，不妨现代的古代的国内的国外的都读一点，尤其是文化经典。我个人觉得这些不妨一读：文学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庄子、四大名著；《悲惨世界》、《简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飘》、》、《双城记》、《老人与海》、《瓦尔登湖》、《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等；《傅雷家书》、《围城》、《平凡的世界》、《浮躁》、《边城》、《活着》；另外，鲁迅、沈从文、罗素、培根的小说或散文，当代中国作家中的贾平凹、张承志、余华、莫言、苏童等的小说也值得一读。美学类：《房龙文集》、《美的历程》（李泽厚）、《美学散步》（宗白华）、《西方艺术史》等。顺便罗嗦一下，其实，文学提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口才和笔底功夫，有的文学书籍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它的魅力就在于春风化雨而不是强行灌输，我个人就深受《平凡的世界》的激励，这种激励比今天太多的励志书作用大多了。
2.社会、历史方面的书籍 社会、历史方面的书，其功能是：了解社会运行的状况与机制、获得处世待人的经验和智慧。历史是对旧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总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社会学则是当前社会的观察与描述，通过这种了解，可以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我们生活的时空环境，找好自己的坐标。而且，读此方面的书籍，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度，不会为小我的思想和利益所限，这在当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另一个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于，当前的很多学生太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素养了。我们对历史政治的了解基本上都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都是以阶级观为核心的，我们的近代史也基本上是党史。这种一元观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课本上的知识已经无法解释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怀疑教材所说的。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来看。个人推荐以下几本书：社会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菊与刀》、《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中国人：观念与行为》、《乌合之众》、《断裂》、《代价论》。历史类：《上下五千年》、《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史记》、《潜规则》（或《血酬定律》）。另外，一些历史散文或者社会学家茶座的通俗文章，也可一睹。
3.心理、哲学方面的书籍 心理和哲学方面的书之功能在于：帮助我们了解自我、知道如何构建良好的心理体系、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及好的个性品质，有助于人生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激励，提升人生价值观、社会历史观和终极人文关怀的层次品位，获得较高层次的婚姻、恋爱、家庭观，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现代人的心理都很脆弱，同时却面临着紧张的社会竞争，很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也是电视和电脑机前长大的一代，环境适应能力差，人际疏离感强，心理状况整体不好；另一方面，现代大学生也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一味的反对崇高解构经典会让我陷入对未来的迷茫，而单纯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不能救赎我们。这需要我们从心理学与哲学中需求支柱。一般来说，心理学的学习，可以让我们的了解人的心理和生理发展，培养健全的人格，而哲学，则解决我们的思维困境，帮助们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而不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知所终。我的推荐：传记类：《曾国藩》、《牛虻》、《苏东坡》、《甘地自传》。人文类（从大方面说）：《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培根论说文集》、《菜根谭》、“走向未来丛书”选读、“黑马部落丛书”选读。心理类：《现代社会心理学》（周晓红）、《心理学与生活》。宗教类：《禅宗诗歌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哲学类：《中国思想史》、《西方哲学史》。
4.科学、经济方面的书籍 这个类别其实也可以换个名称，叫现实应用方面的书籍，但要和我们一般应用性书籍相区别。它是形而上的应用知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在经济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信息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的时候。了解科学，了解经济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对于一般人而言，不必去独特别深奥的专业著作，但需要通俗化的了解却是必须的，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类：《第一推动丛书》选读、《第三次浪潮》、《时间简史》、霍金、刘易斯等著名科学家的科普作品。经济类：“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随笔录”、《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当然，经济学家茶座很值得一看。除此之外，管理学方面、传播学方面的学科知识了解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5、个人专业领域相关书籍 专业领域是一个人将来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方面的书就不仅需要广而且需要精了，我的专业兴趣与你现在所学的专业还有一定距离。对你的专业只是算有所了解，所以不敢班门弄斧。在此掠过。需要提及的是，这个专，不一定是你的专业，最好是你的兴趣和擅长所在，这才会激发你的潜能。其实你逐渐会发现，我大概是沿着“文史哲用专”来归类说明（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完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如果你现在这方面涉猎较少的话，也不妨按这个顺序（主要指文史哲）由浅入深来扩展知识。由于你现在还在读本科，不一定与学术打交道，所以我所举书目也尽量为通俗易懂的经典之作（很多书图书馆也有，可以去借，没准在逛图书馆的过程中你很以外发现其他的好书）。大概就据这么多吧，这些其实就够你很长时间读的了（说句惭愧的话，所举书目我也只读了70%，其它的是一些朋友强力推荐的自己打算读的）。待你读了一些书之后，渐渐的就知道自己该读那些书，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了——你就完全可以抛开我说的这些废话了。当然，由于掺杂了一些个人的经验，难免偏颇。仅供参考，切记三思后行。
最后再罗嗦一下。我很赞同郑也夫的一句话，他说大学的教育就是教三件事：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写论文。怎么读书是说如何吸收知识，怎么思考是说如何转化自己吸收的知识，而怎么写论文则是说如何把你的思考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三件事，读书是基础，我这里简单说一点如何读书的问题。首先是个习惯的问题。要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让读书成为一种自愿行为，一种快乐的精神休闲生活。这样的话，才会有效果。
其次是到底怎么读。我个人的方法有两个：随便翻翻和带着问题去读。而前者可以培养知识的广度，但失于杂乱，后者可以加强知识的深度，但容易限制视野。二者结合，相得宜彰。
第三，建议不要带着功利心去读。这样会让读书变得很枯燥和无趣，而知识的接受也会大打折扣。
第四，不妨多看看一些名家荐书和读书方法的介绍，这可以成为我们读书的指南，可以少走弯路。当然，方法因人而已，不必模仿。随性而为，是最好的方式。 好了，就到这儿吧，希望我的些罗唆能对你有所帮助。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红袖添香夜读书”乃人生一大乐事。提前祝福你！

陈晓莉推荐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你有所裨益。

㈤ 推荐几本适合高中生看的历史类书籍

我是山东的，同岳麓
若是真正欲了解国史不妨从25史以及资治通鉴看起，现在的历史版类背景权小说也多，但是大都来自民间野史（我很喜欢但是不推荐额因为被历史老师-班主任经常指责说我看了太多乱七八糟的），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我向来是不喜正史，唉。给你推荐几本，也许网上淘得到也许你们图书馆有——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这个三大本挺厚的，很难看完建议高考后时间充裕再读，不过有些历史材料题原文就出自这本书；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赵德馨；
《世界文明史》马克垚，不过真的很赞同作者“研究世界史应该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的观点；《伟大的中国革命》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张海鹏；《中国古代史》朱绍侯；
《鸟瞰中国千年史》孙隆基；《中国古代简史》张帆；
《中国通史》周谷城；《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不得不提的经典；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阿萨·博里格斯《英国社会史》；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齐涛；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主编；《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王子今……

㈥ 中国人为何缺乏诚信 历史上缺乏契约精神

日前，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研结果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诚信的缺乏。作为对诚实守信的约束，中国社会实际上缺乏的是契约精神，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诚信的主因。 小农经济缺乏交换，有交换才会有契约 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 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约。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的取决于社会如何构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约。 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契约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在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契约和守信自然让位于生存。从另一个方面讲，契约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为其他目的是可以抛弃的。这在“即便饿死船员也不动所运货物”的西方简直无法想象。 契约本质在于平等，但封建社会中人与国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人与人的交往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契约精神的要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按照西方契约理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开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民众之间缺乏立约的思想和实际行动。民众与皇权的关系被一种“君君臣臣”的礼教所规范，而非契约。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伦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约社会的平等基础不具备。 国家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 古代社会用于规范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古代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恰恰说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而社会认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征，在动物界被称为“头羊效应”，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以及处理民与官之间的关系时带头不遵守规则，有组织的破坏契约。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 田忌赛马是破坏契约和规则的典型 田忌赛马传颂千古，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但其实，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违背了二人所约定的上等马对上等马的规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代官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正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诸葛亮破坏吴蜀盟约，私取南郡 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到处都是，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但这项策略最终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 封建社会的国家“失信”导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会中上述例子层出不穷，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带头不守信用，违背契约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社会文化心态一切以官场为“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而按照“破窗理论”，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则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封建国家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发展的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不乏的契约因素，但离契约文明还很远。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到来，缺乏契约的传统被凸显，诚信危机随之而来。

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是下面哪一位

孙隆基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等。

十几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作者名为孙隆基，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