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历史事件

❶ 历史上噶尔丹叛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噶尔丹夺得准噶尔统治权后，便积极向外扩张。1676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并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1678年，达赖喇嘛赠以“博硕克图汗”称号。他征服哈萨克、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1688年，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兰布通，威逼北京。康熙帝遂发动三征噶尔丹之役。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1696年昭莫多(今蒙古国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侄儿策妄阿拉布坦也背叛他。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征讨噶尔丹时，他死于科布多(一说自杀，一说病死

❷ 清朝康熙亲征地点前还发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是一次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起于清康熙29年（1690年），迄于清乾隆22年（1757年），迭经三朝，历时近70年，最终弭叛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
明末清初，蒙古共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地区），漠北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漠西厄鲁特蒙古（今天山以北一带）。厄鲁特又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厄鲁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吹河、塔拉斯河的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了准噶尔贵族的封建统治。
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蒙古各部后，与清政府仍保持着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等，每两年都要向清政府遣使“朝贡”。清政府也赐予大量财物给准噶尔，并经常遣使通报情况。
但是，在准噶尔贵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1670年僧格死后，他的异母弟噶尔丹杀害了他的子嗣，夺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卖国贼，在他自任为准噶尔汗以后，1677年用计袭杀了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特“丘尔干”（蒙语，即盟会）首领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了河套和硕特部，并在该部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1678年，噶尔丹出兵南疆，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把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
噶尔丹取得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一反其父兄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主权的立场，而逐渐走上与沙俄相勾结的道路。 噶尔丹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地区。1688年，正当蒙古族人民英勇抗击戈洛文率领的沙俄侵略军，打得俄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之时，噶尔丹竟丧心病狂地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从背后向喀尔喀蒙古军民施放暗箭，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1690年6月，噶尔丹以为有俄国的支持，有恃无恐，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他还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主义要求，妄图把中国北部置于他的农奴制统治之下。
清政府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反抗沙俄的侵略，对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政府在外交上与沙俄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准备。康熙帝认为，若听任噶尔丹荼毒塞外，将势成毒痈。要使边境得以安定，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不能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必须顺其民心，消灭噶尔丹叛乱分子，才能保障国内安定。因此，康熙帝决计亲征。
1690年7月2日，康熙帝组成以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和以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日。7月14日，康熙帝也从北京启程，24日进驻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县），节制诸军，统筹全局，开始了康熙帝的第一次亲征。8月1日，清军全线出击，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大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峰下，噶尔丹乘夜色昏暗偷渡西拉木伦河，向北溃逃。逃回科布多时，2万军队仅剩数千人。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后，仍盘踞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他一面派人去沙俄活动，企图获取更多的军事支持；一面煽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作乱，并杀害清政府官员，不断骚扰边地安宁。针对噶尔丹的骚扰滋事，清政府除加强军备外，主要是展开政治攻势，以期政治解决。
1695年5月，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骑兵3万向东进犯，到达巴颜乌兰一带，又点燃起叛乱的战火。1696年2月，康熙帝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军队越兴安岭出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兵勇由宁夏北越沙漠沿翁金河北上，以断敌军归路；中路为主力，由康熙帝亲率出独石口，直奔克鲁伦河，与东西两路协同夹击。
噶尔丹得知康熙皇帝亲自统率大军进抵克鲁伦河时，不敢迎战，尽弃庐帐、器械，乘夜西窜。清军进抵巴颜乌兰时，扑了个空。康熙帝为了捕捉噶尔丹叛军主力，一面命总兵岳?龙、马进、白斌等率精兵轻骑穷追噶尔丹叛军；一面密谕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堵截噶尔丹叛军脱逃之路。5月13日，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与噶尔丹叛军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鏖战。在清军浴血奋战下，自午至暮，大败噶尔丹军，杀死叛军3000余人。噶尔丹的妻子阿奴也被炮弹击毙。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噶尔丹战败后，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流匪。但他顽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康熙帝认为必须乘其新败之后，捣其巢穴，以其“万年之计”。1697年2月，康熙帝举行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命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两路大军，共6000人，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4月，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次军事行动。
正当清军进发之时，噶尔丹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噶尔丹成了孤家寡人。在清军征剿下，噶尔丹走投无路，遂“饮药自尽”。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噶尔丹败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又发动叛乱，率兵2000人窜入哈密北境，侵掠五寨。后见哈密戒备森严，无法占据，又改为窜扰西藏。清政府得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往西藏，即令出兵围剿。
1718年，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1720年，清军两路从青海和四川出发，进军西藏，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狼狈而逃，率残部逃回伊犁。
康熙帝没有能彻底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就于1722年死了。他所制定的政策，由他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继续推行并得到贯彻。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他的内外政策基本上遵循其父的路线，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1729年，雍正帝决定发兵征讨，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奉，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忙遣使要求清廷缓兵一年。雍正帝恩准。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二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1731年，噶尔丹策零又用诈骗计伏击傅尔丹北路军于和通泊，使清军损失十分惨重。1732年6月，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进犯喀尔喀，在光显寺（今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战役中惨败，被迫降附。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
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继位。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扎篡位。不久，喇嘛达尔扎的堂兄弟达瓦齐联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杀死喇嘛达尔扎，自立为汗。接着，达瓦齐又与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1754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2万余人投奔清朝。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清政府分兵两路远征伊犁，以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以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在准噶尔人民支持下，清军没有遇到抵抗，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达瓦齐仅带少数人仓皇南逃，为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献清军。
在清军捉获达瓦齐、获得初步平叛胜利的时候，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又叛变了。阿睦尔撒纳因败于达瓦齐才归附了清政府，欲借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消灭达瓦齐，以达到他谋取汗位的目的。1754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先锋部队出征达瓦齐。1755年，他在进军途中，广纳党羽，收纳降人，占据地盘，企图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乾隆帝识破了他的诡计，密谕西路军定边右副将军萨拉尔留心防范，并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凡事宜会同商办，切勿令其先行独办。阿睦尔撒纳在进驻伊犁之后，便公开要求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四部总台吉。清政府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于是阿睦尔撒纳就在蒙古各部进行煽动，并与沙俄暗中勾结，公开发动叛乱。1756年，清政府得知阿睦尔撒纳率众叛乱时，当机立断，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玉保、富德、达勒当阿为参赞大臣，从巴里坤出兵进讨。但策楞和玉保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没有穷追，让其逃入哈萨克。
1757年春，清政府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命成?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清军7000人分两路推进。准噶尔叛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乘夜带随身侍从8人投奔沙俄，不久因患天花病死异域。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作乱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消除了西部边疆的分裂割据状况，加强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管理，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平叛之后，废除了准噶尔游牧封建贵族所实行的农奴制统治，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胜利，对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挫败帝国主义勾结利用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阴谋，捍卫西北边疆的斗争，产生了良好影响。
[平定回疆反动贵族叛乱]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康熙时期曾经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统治。噶尔丹败亡后，南疆维吾尔族的宗教首领玛罕木特管理着南疆。后来准部首领策妄阿拉布但势力强大起来，他再度进攻天山南路，将俘获的玛罕木特拘禁于伊犁。玛罕木特的儿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也和其父一起被监禁。不久，玛罕木特死，布那敦和霍集占仍留在伊犁。乾隆二十年，清军击败达瓦齐，收复伊犁后，将布那敦遣回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菏车市），使其统领旧部，霍集占则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事务。当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众助逆”，参加了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以后，霍集占自伊犁逃回叶尔羌，唆使其兄布那敦一起策划叛乱。开始布那敦不愿反叛清朝，“大和卓木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但霍集占执意不从，他煽动其兄道：“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于是布那敦也参与了叛乱活动。这样，迅速平定天山南路的叛乱，又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了。
清朝本不欲用兵南疆，遣送布那敦回叶尔羌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理伊斯兰教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他们两人的影响，和平地统一天山南路。但是，清廷派遣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去确定回部应纳贡赋数目的侍卫托伦泰却被扣留，迟迟不得回归。于是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兆惠就令副都统阿敏道带领索伦兵一百名、厄鲁特兵三千名再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招抚回部。阿敏道至库车又被霍集占拘禁，随后不久被杀。招抚不成，清朝决定发兵征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即宣召将军成衮扎布、富德和兆惠进京商议办理天山南路回部之事。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清朝正式出兵。因这时兆惠正在搜剿厄鲁特叛军余部，遂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万人征伐霍集占兄弟。大军自吐鲁番进攻库车，将霍集占围于城中。但雅尔哈善不但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聚而歼之，反而“不为备，终日棋弈，亦不巡垒”，致使霍集占乘夜突围逃走。清军仅得库车一空城。乾隆帝闻知大怒，同年七月下令免去雅尔哈善职务，将平定天山南路的重任委之于兆惠，令其迅速率军赶赴库车。兆惠接到命令后，当即领兵八百名向库车进发，并上奏朝廷，表示“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颜面”。乾隆帝对此大加赞赏：“所奏肫诚勇往，深得领兵大臣之体。军旅为国家重务，以满洲大臣身膺简畀，统率戎行，正当踊跃自效，公尔忘私。我朝简策所重忠勤代著，远轶前古。乃近来渐染恶习，或至因循选懦，临事心怀观望；或闻撤兵庆若更生，曾不知奉公体国之义谓何？此风深可痛恨。……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贼自任。其器识实出诸臣之右。……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为嘉悦。……兆惠著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
霍集占自库车逃出后，不敢停拜城，直抵阿克苏。阿克苏维吾尔族人民“闭城拒敌”，霍集占无奈，又趋乌什，仍不得入。于是只得又窜回叶尔羌，而其兄布那敦则返回喀什噶尔，互为犄角，负隅顽抗。兆惠率军自伊犁南越天山，取沙雅、阿克苏和乌什等城，闻霍集占据守叶尔羌，即不侍大军集结，仅率三千余骑前去进攻。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军至叶尔羌。此时霍集占已于城外坚壁清野，“凡村庄人户悉移入”，且掘壕筑垒，修筑工事。兆惠陈军于叶尔羌城之东，以两翼兵先夺据其新筑之台。霍集占从东、北、西三城门各出精锐数百骑迎战，都被兆惠率部打得大败。霍集占遂不复出。叶尔羌城周十余里，四面有十二门，据守的叛军有一万三千多名。
兆惠见城大，守兵又多，强攻难以奏效。于是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即所谓喀喇乌苏，汉语译为黑水，所以后人称兆惠营地为“黑水营”。兆惠力切断大小和卓木兄弟互援之势，派副都统多隆阿率八百名清军，扼守通往喀什噶尔之路；又探知霍集占部落的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就准备渡河袭取，以便充实清营的军需，十月十三日，兆惠留少数兵守黑水营，亲率千余骑自东向南，渡河取其牧群。谁知四百骑兵刚过去，桥就断塌了。兆惠这才知道中了叛军之计。果然，霍集占率数千名骑兵前来截击，清军奋勇作战，猛冲敌阵。正在激战中，叛军步兵万余也出动围攻清军，而敌骑兵又张两翼包抄清军后路。这就使未过河的清军无法前去援救，而且河岸又沮淤，难于驰骋。于是，兆惠只得率过河军浮水，与留在北岸的清军汇合一处，沿河岸向黑水营方向旦战且退。叛军复大举围攻，清军被截成数队，“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兆惠左冲右突，马中枪毙命，再易马又毙。清军勇猛作战，使叛军遭到很大的损失，而清军也阵亡士兵数百名，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和护军统领鄂实等皆战死。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清军终于在天黑时回到黑水营，掘壕固守。叛军连续五昼夜冲击清营，清军士兵身处危地，无不拚死一战，使叛军伤亡惨重，不能得手。于是霍集占就也派兵筑长围，妄图困死清军。兆惠率领人数很少的士卒同一万多叛军足足相持了三个月。在此期间，霍集占在河上游决水灌清军营，兆惠就在下游掘沟泄之。霍集占又向清营猛放枪炮，谁知清军营地依树林而建，兆惠派人伐树，反得叛军射来的铅丸数万，用以击敌。兆惠还把俘获的敌军士兵放回去，传布清军得神之助的谣言，以动摇敌军。但是时间长了，军粮渐尽，只得煮鞍革为食。兆惠见事情危急，派人冲出包围，向驻扎其余地方的清军求援。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各地增援的清军陆续到达，包围黑水营的霍集占叛军在清军内外夹攻下土崩瓦解，狼狈逃窜，至此历史上著名的黑水营之围才解。
清军在黑水营之战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斗志，极大地震慑了霍集占叛军，他们果真认为有神灵在庇佑清军，从此士气低落，一蹶不振。乾隆帝更为欣喜，颁发谕旨，对兆惠大加嘉奖，“今兆惠统军深入，志在灭此朝食。自不暇辗转以为身谋，忠诚勇敢，朕实深为嘉许。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晋封为武毅谋勇一等公。”他还撰写《黑水行》，纪述黑水围之战，对兆惠极尽赞扬。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集中在阿克苏、乌什和阿瓦提之兵已达两万人，马三万匹，骆驼一万头，于是兵分两路，大举进攻霍集占。一路由兆惠统领从乌什进攻喀什噶尔，一路由副将军富德率部由和阗进攻叶尔羌。清军所到之处，各城都开城迎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得率其眷属和党羽弃城逃跑。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皆被收复。兆惠师至喀什噶尔，安抚民众，“为划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随后，派遣富德等追击霍集占兄弟。同年七月，大败霍集占于阿勒楚尔和伊西洱库尔淖尔等地。霍集占兄弟穷途末路，只得窜入巴达克山。不久，他俩就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至此，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终于被平定。
[癸酉之变]
嘉庆帝即位后，清王朝的阶级矛盾已很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先是白莲教，后又有广东博罗天地会起事。同时，外国势力也不断渗入，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七月，英国商船带兵驶人广东香山鸡颈洋面。八月初二，英军300余人公然登岸，并驾坐舢板艇驶进虎门，要求在澳门寓居，直至十月间在两广总督吴熊光的勒令下才开始撤离。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京城爆发的“癸酉之变”更是震动全国。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以“奉天开道”为旗帜，于九月份发动起义。十五日，200名天理会教徒于京城发动兵变，攻人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直捣清廷皇宫重地，经过浴血奋战，最后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十七日林清被捕，清廷对大兴、通县一带的天理会教众大肆搜捕，短短4天内将700余人屠杀。为响应林清的京城起义，直、鲁、豫三省的天理会教徒在华北十几个州县相继起事，声势浩大，震惊朝野。但是因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半年内便宣告失败，起义首领们相继被处死。因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为癸酉年，故史称“癸酉之变”。
“癸酉之变”这场由天理教引发的较大型的农民暴动震撼了整个华北大地。
[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干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干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 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
清政府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士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虎门销烟]
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起，英国就开始对华输人鸦片，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清政府下诏严禁鸦片输人，但实际上鸦片每年输入量仍然很大。鸦片泛滥，中国人民健康受到威胁，清政府的政权亦不再稳固。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道光帝特把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在广东省内大力禁烟，颁布《禁烟章程十条》，严惩贩卖、吸食者1600多名，收缴烟土、烟膏 46万多两，烟枪 4万余支。林则徐广东禁烟，共收缴外商鸦片202833箱、2119麻袋，合计2376254斤。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四月，林则徐在虎门要塞主持销烟。
虎门位于广州东南珠江入海口，战略位置重要，被称为“广州南大门”。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在场群众成千上万，争相观看这一次焚烟活动。林则徐先让兵士在海滩上挖成两个15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上石条、四壁栏桩钉板，防止渗漏。又在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之后，将水车从沟道推入池子，将盐撒进，再把鸦片切成小块投人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将石灰投入，池中立刻水汤滚沸，围观群众欢呼声振天动地。退潮时，兵士启放涵洞，池中水汤随浪潮鼓动送人大海。然后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下半滴烟灰。在连续20多天的时间里，收缴的全部鸦片全部被销毁。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人义律率兵舰在龙口向广东水师发炮。次年(公元1840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国军舰封锁广州珠江日，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道光二十年(公元1841年)正月八日，清政府对英宣战。二月三日，虎门之战爆发，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奋力反抗。在激战中，老将关天培壮烈牺牲，清军400多名将士全部战死，虎门要塞落人敌手。此后，战事不断扩大，英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陈兵南京城下，清廷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❸ 乌兰布统由来历史典故

乌兰布统草原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最南端，距北京仅300多公里。与河北围场县的赛罕坝林场隔河相望，距北京只有300多公里。这里属丘陵与平原交错地带，森林和草原有机结合，既具有南方优雅秀丽的阴柔，又具有北方粗犷雄浑的阳刚，兼具南秀北雄之美。四季皆宜，处处皆景，是摄影之乡、天然画廊、露天影棚。乌兰布统是清朝木兰围场的一部分，因康熙皇帝指挥清军大战噶尔丹而著称于世，更以其迷人的欧式草原风光，成为中外闻名的影视外景基地。

❹ 乌兰布统古战场的历史简介

史载公元 1690 年，大清康熙皇帝率二十万大军，在乌兰布统烽下，与蒙古残部准噶尔汗国之王、厄鲁特人首领噶尔丹决战。噶尔丹军共两万余人，依山傍水，隔河据高岸，缚驼结阵以待－将大量骆驼横卧于山梁，裹以湿毡，背上加箱架，以防清军炮火。并从驼阵中放枪发矢，顽强抵抗。清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驼阵，激战半日，驼阵终被轰开，血流成河。噶尔丹兵退入山林，据险坚守；至夜，康熙之舅父、内大臣佟国纲，率清军左翼循河绕山腰而上，大败噶尔丹军；右翼被沼泽河崖阻拦，退回原地。次日续战，双方死伤无数。佟国纲英勇战死，将士之血染红烽下水泊，该湖从此人称将军泡子。据知，蒙语中布统亦为雾霭之意，大战平息，稠血染红湖水，湖上红色的雾霭数日不散；雾水相连，红烽若隐若现，遂得名乌兰（红色）布统。若是细细寻访山上当年的十二连营旧址，仍可捡到锈迹斑斑的箭头……
噶尔丹后以计谋拖延清军追击，夜渡西拉沐伦河逃走。但沿途遭受瘟疫，退回科布多时，仅剩几千人。清军重创噶尔丹军后，康熙亲自率军追击，又经昭莫多战事，噶尔丹逃往鄂尔多斯地区，欲往西藏求生。清廷多次劝降，噶尔丹至死不降，于 1697 年赴额黑阿剌尔的途中，突然病死布颜图河畔。一代枭雄噶尔丹败亡之后，清朝终于获得征服蒙古最后一个部族的初步胜利。
从乌兰布统古战场一直策马往南，便是坝上草原的木兰围场了。自元代起，这一带水草丰茂的草原，即为历代皇家的避暑狩猎胜地。
如今，历史的伤口已经愈合，乌兰布统影视基地，以草原为背景的摄制组常年不断。乌兰布统，一个美丽的疤痕，展示并提醒着，岁月长河中民族融合的艰辛历程。

❺ 想知道一下关于蒙古族在清朝时候的事情,谁可以告诉我

乌兰布通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 凉河（沙拉木伦河上游的支流），地势险要。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对手进袭到北京附近，原本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军，却需要再度出塞保卫关内的京师，这就是乌兰布通之战。
准噶尔部接近帝国心脏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说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在伊犁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杜尔伯特部在今北疆额尔其斯河中上游地区，土尔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带。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均邻近伊犁河，水草茂盛，并且可以与中亚和内地通商，因此势力逐渐强大，逐渐开始侵袭其它部落。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不堪袭扰，自目前的中哈边境地区，西迁至当时尚无人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来，沙俄势力逐渐进入当地，并开始试图征服土尔扈特部，这才有了后来1770年渥巴锡领导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和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中国的壮举，当然，这只是题外话了。
当时的新疆，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准噶尔部在17世纪前期继续扩张，于1637年，迫使和硕特部迁徙至青海，并于1640年联系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开双方大会，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了准噶尔部对蒙古各部的影响，此外，还对西部、南部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地区发动战争，使准噶尔部的势力不断扩张。
此时，内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乱时期。由于蒙古与满清的亲密关系，故准噶尔部在清军入关之前就与清政权建立了通贡关系。清军入关后，巴图尔珲台吉与厄鲁特各部首领一起联名向满清附表上贡，并建立臣属关系，此后，准噶尔部和清朝中央政权之间来往不断，关系较为和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在内乱中掌握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首领。他的政治目标，是要征服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进而征服整个蒙古，重建统一的蒙古汗国，必要的时候不惜和中央政府发生战争，为了对抗中央政府，噶尔丹向正在东向扩张的沙俄靠拢，寻求沙俄帮助。这一时期的沙俄，也正处于东向扩张的高峰，有噶尔丹作为其扩张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东进部队与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沙俄使者建议噶尔丹与沙俄联手进攻喀尔喀，久已等待这一机会的噶尔丹立即组织兵力，于康熙二十七年，率领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进攻。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噶尔丹自新疆对漠北地区的进攻，正好与沙俄自贝加尔湖向南的进攻构成钳形攻势，使正在与沙俄作战的喀尔喀军腹背受敌，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难以抵挡两面攻势，只能撤回在北线与沙俄作战的部队，沙俄随即由贝加尔湖向东大幅度扩张，这直接导致尼布楚谈判时中方做出巨大让步，最终确定以尼布楚为界的结果。
收缩防线的喀尔喀军也试图进行抵抗，土谢图汗集中兵力在今乌兰巴托以西地区与噶尔丹进行了会战，但力量差距过于悬殊，经过三天的战斗，全军溃散，喀尔喀蒙古各部最终决定内附清朝，遂向南撤退，进入今内蒙古境内。
此时，本已获得极大收益的噶尔丹得陇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进入内蒙古地区，追击喀尔喀各部，“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消灭。”沙皇在远东的代表戈洛文对此建议也深感兴趣，他说，“……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它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由于尼布楚原本即位于中俄边界，戈洛文的说法，实际上意味着俄军可能趁噶尔丹内侵的机会侵略中国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军进入了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对附近多个部落进行了袭击和劫掠，随后，转向南进，进入了今锡林浩特地区，这里距离北京不足千里，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是中央政府难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布阵
噶尔丹南侵的消息传到内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应，城内外商铺大多关门停业，“米价至三两余”，似乎准噶尔军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刚刚完成了收复雅克萨、签订 《尼布楚条约》 的工作，此时三藩已定，台湾亦已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帝经过几场内外战争与常年政治斗争的历练，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与战略家，他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开始准备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国，与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战，由于此前几年，中俄之间有了两次雅克萨之战的历史，沙俄清楚中国的实力不可小视，故在中方交涉后，始终未向噶尔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财物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尔丹出售3000支滑膛枪的决定，这对后来的战事影响颇大。
断绝了可能的俄援之后，康熙帝又从分裂准噶尔部的内部着手，通过利诱，策反了噶尔丹随军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尔丹前往乌兰布通时，带五千人返回了准噶尔部起家的伊犁河流域，击败了噶尔丹的追兵，“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这等于端掉了噶尔丹主要基地，使噶尔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勤补给来源。
在进行政治外交筹划的同时，康熙帝也深知，与噶尔丹的恶战不可避免，为此，康熙帝调动各地兵力，向可能的决战地集中。当时，噶尔丹如果突进内地，可能的进展方向有三，第一是进入辽宁，第二是袭击北京，第三是进攻山西北部。由于晋北多山贫瘠，实际上可能的进攻方向只有前两个。
4月，康熙帝命令从鄂尔多斯、归化(今呼和浩特)、内喀尔喀右翼等地调6800人，携16门火炮，由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和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前往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地区驻守，此后，又命科尔沁亲王率领各路集结的近两万部队，前往科尔沁草原一带建立防御。这样，就防止了噶尔丹率部从蒙古直插辽宁，避免了清朝关外“龙兴之地”受到威胁。
在调兵的同时，康熙命令从古北口开始，向各路北方部队设立驿站，动用大批骆驼队运输军粮，保障了后勤和通讯的畅通。
在得知噶尔丹已经进入内蒙古后，康熙帝下定决心，在内蒙古地区会集各路部队，争取围歼噶尔丹军。为了防止噶尔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尔丹军中，令使者对噶尔丹“婉言相慰，羁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则通知阿剌尼，如果噶尔丹退兵，则努力阻止，若噶尔丹强行北逃，再发兵追击。
但是，阿剌尼和纪尔他布可能误会了圣意，于7月26日在乌尔会河(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西乌拉盖尔河地区)擅自与噶尔丹军交战，此时噶尔丹有2万骑兵，而清军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严重轻敌，只带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尔喀兵向噶尔丹军进攻，结果“未及战，诸扎萨克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而噶尔丹军在两翼使用火枪交叉射击，将清军主力击溃。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使者回忆，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残部逃走，后被皇帝降四级调用。
初战不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帝极为不悦，他于8月5日强调，各路军会合前不得与噶尔丹交战，“大兵陆续前进，朕亦亲征，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8月6日，农历七月初二，康熙帝宣布亲征，以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命皇长子胤礼为副将，出古北口北上，以恭亲王常宁(康熙五弟)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出喜峰口。其它几路兵马还包括阿拉尼部剩余清军、科尔沁方向清军、盛京和吉林方向清军等部队。
陪同出征的，还有皇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朝廷重臣。临行前，康熙帝还作壮行诗一首：“获丑宁遗类，筹边重此行。据鞍军令奏，横槊凯书成。烟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从诗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满了自信。
从“歼灭战”到“击溃战”
8月10日，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北京出发，随后，康熙帝于8月18日自北京出发，计划随后到达前线，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风寒，身体开始发热，至27日，身体依然低烧，只好“从诸臣之请”，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礼来迎，康熙看到胤礼并无忧戚之意，“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礼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后来太子立废的伏笔。这件事情虽与后来乌兰布通的战役无关，但却极大的影响了清中期的政治发展。
为了确保计划成功，离京后的康熙帝想方设法稳住南进的噶尔丹，8月17日，康熙帝给噶尔丹敕书，称阿剌尼等的进攻纯属自作主张，已经受到了责难，又称福全的北进“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为了麻痹噶尔丹，康熙帝还命福全给噶尔丹送去羊100头，牛20头，结果，噶尔丹果然从今锡林浩特一带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军正在从不同方向朝这一地域集结，完全是一副决战的架势。噶尔丹相当自负，决定就此与清政府决裂，8月22日，噶尔丹派使者传话，“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这等于是跟朝廷彻底摊牌，此后，噶尔丹率所部继续南下，于8月31日，抵达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部，临近河北省围场县)，离京城直线距离不过六七百里。
噶尔丹的南进，实际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战场距离北京越近，清军的后勤线就越短，噶尔丹的后勤线就越长。但是，噶尔丹行进的方向的确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预料，恭亲王常宁所部未能赶到乌兰布通，而其它几路部队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领残部3000人于8月下旬与福全会合，但科尔沁方向的2万余部队只来得及赶到乌兰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参加战斗。
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泡子河与哈而哈河从乌兰布通的西北汇入萨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伦河。乌兰布通山南坡是无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则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难攻，噶尔丹部队“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布阵于山上林内，用上万头骆驼，缚住驼蹄卧于地面，驼背上加装箱垛，然后用毛毡渍水盖于箱垛之上，环绕乌兰布通山摆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噶尔丹部队兵士从驼与驼之间的缝隙，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射击目标。而按照清军当时的弓箭和火枪威力，是难以穿透驼城的。
清军方面，福全率军在乌兰布通40里开外扎营，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余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如山立。”清军各路参战部队，除科尔沁方向部队和盛京部队外，于七月下旬先后到齐，全军官兵连同厮役在内，约10万人。
双方的战斗，随之展开。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大营向乌兰布通方向出发，至中午，抵达乌兰布通西面河对岸，清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在战斗一开始，就集中火力轰击驼城，但由于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炮火很难做到精确，这与今天的炮兵作战一样，在尚未弄清目标具体位置时，火炮的杀伤作用都是有限的。在双方阵势相接的河两岸地域，噶尔丹军在隔河高处隐蔽防御，而清军则先要渡河，后要仰攻，因此，清军正面进攻的进展不大。
在组织正面进攻的同时，福全还派出了左右两翼骑兵，试图通过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但是，清军右翼被河岸沼泽所阻，只能返回原处，进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的是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两兄弟。佟国纲前一年刚刚与索额图一起参加了尼布楚会议，此时是一等公、镶黄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阵前冒险，但他以清军高级将领中少见的勇气亲自率兵沿河冲击，结果被敌方火枪击中阵亡，他也成为清朝二百年历史中地位最显贵的阵亡将领。佟国纲下葬时，康熙帝要亲自前往送葬，结果被诸大臣劝阻(皇帝按礼制是不应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并亲自撰写了祭文，直到雍正时，雍正帝还在继位之初为佟国纲追赠“太傅”称号。在佟国纲的功名荫庇下，佟氏子孙中多见某省巡抚、某某总督、某某将军等职衔，佟氏家族成为极为显赫的门族，至今，泡子河在乌兰布通当地还被称为“将军泡子”，以纪念佟国纲(佟国纲也曾被任命为安北大将军)。
英雄出现的场合，通常也会有懦夫，史载，战斗中，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彼则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因此伊所管兵丁，无不耻笑”。除去这位副都统大人外，更有许多将领，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装兵士作为贴身护卫，而清军统帅部门是按照编制集结调动部队的，结果导致当天清军实际参加一线战斗的兵士人数大为减少。康熙帝后来回忆时也提到，“出征乌兰布通时，……索额图、明珠选勇士数百人近身防护，勇士云：‘挑选我辈原拟获战获追，讵意只令防护？’共生忿怨。”
佟国纲中枪后，左翼军并未停止进攻，其麾下将领、前锋参领格斯泰挥舞战刀，“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多次来往出入敌阵，并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这成了战斗的关键点，就是这位格斯泰，战时乘一匹康熙帝亲赐的白鼻战马，有旁人说白鼻马不吉，格斯泰则答曰：“效命疆场，吾夙愿也！何忌？”福全战后向康熙帝奏报，“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当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胜追击至河岸时，陷于沼泽，“贼麋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于阵。”
在格斯泰等人的侦察下，清军火炮有了确定的目标位置，能够充分发挥威力，自下午轰击至日落，终于将驼城轰为两段，福全趁势从正面发动进攻，而此时，佟国维也已率军迂回至敌军后方，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难以支持，遂以暗夜为掩护，退向山顶，并在隐蔽处施放冷枪。福全见天色已晚，且噶尔丹已处于清军包围中，即下令停止进攻，扎营转入防御。
此时，噶尔丹驼城被破，残余主力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且补给不继，如果清军像前一天那样持续攻击，噶尔丹是难逃被全歼的命运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恶战的影响，于次日命令将士暂时休息，停止进攻。对福全的这一决定，历来都是负面的评价，不过设身处地的替福全考虑，他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线，所有责任都要由自己承担，既然前一天已经击破了噶尔丹主力，那么基本的功劳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次日继续进攻，战局万一发生逆转，则自己前功尽弃。而次日不进攻，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噶尔丹逃跑，所以，停止进攻，对福全而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万全之策。
噶尔丹从清军的这一行动中，揣测出了福全的心思，派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使者，前往清军大营讲和。济隆利用达赖的招牌，向福全保证，噶尔丹已经知道了大清的厉害，将“仰体圣上仁心，休征罢战”。福全也趁机下台阶，向康熙帝报曰，“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他还向各路领军大臣发出印文，令大家暂时停战。当然，福全也有心夺取更大的功劳，他要求科尔沁方向的2万人向战场迅速靠拢，准备与主力一起夹击噶尔丹。
自然，精明的噶尔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趁清军攻势暂停的机会，噶尔丹在夜间率余部渡过萨里克河，经今天的内蒙古达里诺尔湖地区，疯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地，以断绝追兵。虽然此前科尔沁、盛京方向的2万人已经到达其逃跑路线附近，但由于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战命令，并没有阻拦噶尔丹。噶尔丹得以顺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内，乌兰布通之战至此结束。
乌兰布通一战，虽然打成了击溃战而非歼灭战，但依旧是对准噶尔部的沉重打击。类似噶尔丹所率军队，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游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领与下属之间并无中原文明那样绝对的从属关系，其之所以能够号召聚集数万准噶尔兵马，实质上依赖于战争的不断胜利，可以带来大量的战利品和虏获品。但是乌兰布通的战败，使噶尔丹失去了这种号召力，大量人员脱离部队，雪上加霜的是，噶尔丹在北逃途中，部队出现了瘟疫(这种瘟疫很可能是由内地军队带来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对内地传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尔丹所率军队的总人数减至几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尔丹去年败走以来，日以北徙，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近者噶尔丹亲率兵来劫喀尔喀，至阿尔哈赖地方，又无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极。”可以说，乌兰布通战役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噶尔丹的元气，后来的昭莫多战役，只是给噶尔丹的反叛划上一个句号而已，双方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的交战。
骑兵加火器，冷热兵器的结合交替
乌兰布通之战的成败之处，都与康熙的决策有关。
从政治观点看，康熙帝的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其战前所订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力争“围歼”。这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国家形势做出的判断：首先，此前十年，帝国先后经历了多场内外战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噶尔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时，如果劳师远征，兵少则不敷用，兵多则势必又是一场异常耗时耗饷的战争。康熙帝是想利用噶尔丹最为接近帝国统治核心的时机，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相对最短的补给线(距离北京只有千里)，争取将其全歼，一劳永逸的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但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看，康熙帝计划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速决的前提，并不仅仅是兵力优势，还包括战备、指挥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订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己方的实际能力是否能满足计划的要求。实际上，以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临阵指挥，都不足以完成战前制订的合围计划。用现代的观点评判，就是康熙帝制订了一个精致的计划，但却略有些脱离实际，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问题后(特别是科尔沁、盛京方向部队未能实现有效的合围，以及福全的临阵犹豫)，计划即无法实现。
从军事上看，乌兰布通之战，暴露出清军八旗部队在顺治以后，战斗力逐渐下降。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噶尔丹军作战远距离主要依靠火枪，贴身时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军却缺乏应对火器的经验，按照康熙帝的评价，“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实际上，在清朝初创时，由于早先明军装备的火器数量多，威力大，清军应有丰富的对付火器防御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验并未像现代军队中的条令、规定那样，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是逐渐散失了，此外，清军除少数精锐部队外，普遍缺乏训练和纪律，这是清军进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战役证明，火器已经逐渐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连一贯游牧骑射的厄鲁特蒙古军队，都已经以火枪为主要武器，清军能够击破驼城，也主要靠此前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监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营。但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停滞，以及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导致火器设计和制造技术长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❻ 乌兰布通古战役的具体情况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对手进袭到北京附近，原本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军，却需要再度出塞保卫关内的京师，这就是乌兰布通之战。

准噶尔部接近帝国心脏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说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在伊犁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杜尔伯特部在今北疆额尔其斯河中上游地区，土尔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带。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均邻近伊犁河，水草茂盛，并且可以与中亚和内地通商，因此势力逐渐强大，逐渐开始侵袭其它部落。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不堪袭扰，自目前的中哈边境地区，西迁至当时尚无人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来，沙俄势力逐渐进入当地，并开始试图征服土尔扈特部，这才有了后来1770年渥巴锡领导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和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中国的壮举，当然，这只是题外话了。

当时的新疆，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准噶尔部在17世纪前期继续扩张，于1637年，迫使和硕特部迁徙至青海，并于1640年联系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召开双方大会，重新安排了蒙古各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了准噶尔部对蒙古各部的影响，此外，还对西部、南部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地区发动战争，使准噶尔部的势力不断扩张。

此时，内地正是明末清初的混乱时期。由于蒙古与满清的亲密关系，故准噶尔部在清军入关之前就与清政权建立了通贡关系。清军入关后，巴图尔珲台吉与厄鲁特各部首领一起联名向满清附表上贡，并建立臣属关系，此后，准噶尔部和清朝中央政权之间来往不断，关系较为和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年，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噶尔丹在内乱中掌握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首领。他的政治目标，是要征服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进而征服整个蒙古，重建统一的蒙古汗国，必要的时候不惜和中央政府发生战争，为了对抗中央政府，噶尔丹向正在东向扩张的沙俄靠拢，寻求沙俄帮助。这一时期的沙俄，也正处于东向扩张的高峰，有噶尔丹作为其扩张的助手，是其求之不得的好事。康熙二十六年，沙俄的东进部队与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沙俄使者建议噶尔丹与沙俄联手进攻喀尔喀，久已等待这一机会的噶尔丹立即组织兵力，于康熙二十七年，率领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进攻。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噶尔丹自新疆对漠北地区的进攻，正好与沙俄自贝加尔湖向南的进攻构成钳形攻势，使正在与沙俄作战的喀尔喀军腹背受敌，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难以抵挡两面攻势，只能撤回在北线与沙俄作战的部队，沙俄随即由贝加尔湖向东大幅度扩张，这直接导致尼布楚谈判时中方做出巨大让步，最终确定以尼布楚为界的结果。

收缩防线的喀尔喀军也试图进行抵抗，土谢图汗集中兵力在今乌兰巴托以西地区与噶尔丹进行了会战，但力量差距过于悬殊，经过三天的战斗，全军溃散，喀尔喀蒙古各部最终决定内附清朝，遂向南撤退，进入今内蒙古境内。

此时，本已获得极大收益的噶尔丹得陇望蜀，派使向沙俄要求，共同进入内蒙古地区，追击喀尔喀各部，“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消灭。”沙皇在远东的代表戈洛文对此建议也深感兴趣，他说，“……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以及其它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由于尼布楚原本即位于中俄边界，戈洛文的说法，实际上意味着俄军可能趁噶尔丹内侵的机会侵略中国本土。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在沙俄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噶尔丹率军进入了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对附近多个部落进行了袭击和劫掠，随后，转向南进，进入了今锡林浩特地区，这里距离北京不足千里，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是中央政府难以容忍的。

康熙大帝皇城布阵

噶尔丹南侵的消息传到内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应，城内外商铺大多关门停业，“米价至三两余”，似乎准噶尔军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皇城中的康熙帝，刚刚完成了收复雅克萨、签订 《尼布楚条约》 的工作，此时三藩已定，台湾亦已统一，三十七岁的康熙帝经过几场内外战争与常年政治斗争的历练，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与战略家，他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开始准备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首先，康熙帝派人到俄国，与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战，由于此前几年，中俄之间有了两次雅克萨之战的历史，沙俄清楚中国的实力不可小视，故在中方交涉后，始终未向噶尔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和财物的援助也极为有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尔丹出售3000支滑膛枪的决定，这对后来的战事影响颇大。

断绝了可能的俄援之后，康熙帝又从分裂准噶尔部的内部着手，通过利诱，策反了噶尔丹随军出征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策氏在噶尔丹前往乌兰布通时，带五千人返回了准噶尔部起家的伊犁河流域，击败了噶尔丹的追兵，“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这等于端掉了噶尔丹主要基地，使噶尔丹自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勤补给来源。

在进行政治外交筹划的同时，康熙帝也深知，与噶尔丹的恶战不可避免，为此，康熙帝调动各地兵力，向可能的决战地集中。当时，噶尔丹如果突进内地，可能的进展方向有三，第一是进入辽宁，第二是袭击北京，第三是进攻山西北部。由于晋北多山贫瘠，实际上可能的进攻方向只有前两个。

4月，康熙帝命令从鄂尔多斯、归化(今呼和浩特)、内喀尔喀右翼等地调6800人，携16门火炮，由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和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前往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地区驻守，此后，又命科尔沁亲王率领各路集结的近两万部队，前往科尔沁草原一带建立防御。这样，就防止了噶尔丹率部从蒙古直插辽宁，避免了清朝关外“龙兴之地”受到威胁。

在调兵的同时，康熙命令从古北口开始，向各路北方部队设立驿站，动用大批骆驼队运输军粮，保障了后勤和通讯的畅通。

在得知噶尔丹已经进入内蒙古后，康熙帝下定决心，在内蒙古地区会集各路部队，争取围歼噶尔丹军。为了防止噶尔丹北逃，6月22日，康熙帝派使者前往噶尔丹军中，令使者对噶尔丹“婉言相慰，羁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另一方面，则通知阿剌尼，如果噶尔丹退兵，则努力阻止，若噶尔丹强行北逃，再发兵追击。

但是，阿剌尼和纪尔他布可能误会了圣意，于7月26日在乌尔会河(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西乌拉盖尔河地区)擅自与噶尔丹军交战，此时噶尔丹有2万骑兵，而清军仅有不到9000人，且阿剌尼严重轻敌，只带了200蒙古勇士和500喀尔喀兵向噶尔丹军进攻，结果“未及战，诸扎萨克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而噶尔丹军在两翼使用火枪交叉射击，将清军主力击溃。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使者回忆，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阿剌尼等人被迫率残部逃走，后被皇帝降四级调用。

初战不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帝极为不悦，他于8月5日强调，各路军会合前不得与噶尔丹交战，“大兵陆续前进，朕亦亲征，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

8月6日，农历七月初二，康熙帝宣布亲征，以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命皇长子胤礼为副将，出古北口北上，以恭亲王常宁(康熙五弟)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为副将，出喜峰口。其它几路兵马还包括阿拉尼部剩余清军、科尔沁方向清军、盛京和吉林方向清军等部队。

陪同出征的，还有皇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朝廷重臣。临行前，康熙帝还作壮行诗一首：“获丑宁遗类，筹边重此行。据鞍军令奏，横槊凯书成。烟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从诗文中看出，康熙帝充满了自信。

从“歼灭战”到“击溃战”

8月10日，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北京出发，随后，康熙帝于8月18日自北京出发，计划随后到达前线，但是，8月22日，康熙帝不慎受了风寒，身体开始发热，至27日，身体依然低烧，只好“从诸臣之请”，返回北京，次日，皇太子胤礼来迎，康熙看到胤礼并无忧戚之意，“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礼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后来太子立废的伏笔。这件事情虽与后来乌兰布通的战役无关，但却极大的影响了清中期的政治发展。

为了确保计划成功，离京后的康熙帝想方设法稳住南进的噶尔丹，8月17日，康熙帝给噶尔丹敕书，称阿剌尼等的进攻纯属自作主张，已经受到了责难，又称福全的北进“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为了麻痹噶尔丹，康熙帝还命福全给噶尔丹送去羊100头，牛20头，结果，噶尔丹果然从今锡林浩特一带南下，直到8月20日，才得知清军正在从不同方向朝这一地域集结，完全是一副决战的架势。噶尔丹相当自负，决定就此与清政府决裂，8月22日，噶尔丹派使者传话，“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这等于是跟朝廷彻底摊牌，此后，噶尔丹率所部继续南下，于8月31日，抵达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部，临近河北省围场县)，离京城直线距离不过六七百里。

噶尔丹的南进，实际上是康熙帝所希望的，战场距离北京越近，清军的后勤线就越短，噶尔丹的后勤线就越长。但是，噶尔丹行进的方向的确有些出乎康熙帝事先预料，恭亲王常宁所部未能赶到乌兰布通，而其它几路部队中，被留用的阿剌尼率领残部3000人于8月下旬与福全会合，但科尔沁方向的2万余部队只来得及赶到乌兰布通以北方向，未能直接参加战斗。

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泡子河与哈而哈河从乌兰布通的西北汇入萨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伦河。乌兰布通山南坡是无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则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难攻，噶尔丹部队“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布阵于山上林内，用上万头骆驼，缚住驼蹄卧于地面，驼背上加装箱垛，然后用毛毡渍水盖于箱垛之上，环绕乌兰布通山摆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噶尔丹部队兵士从驼与驼之间的缝隙，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射击目标。而按照清军当时的弓箭和火枪威力，是难以穿透驼城的。

清军方面，福全率军在乌兰布通40里开外扎营，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余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如山立。”清军各路参战部队，除科尔沁方向部队和盛京部队外，于七月下旬先后到齐，全军官兵连同厮役在内，约10万人。

双方的战斗，随之展开。

9月4日，八月初一。黎明，福全率清军主力，自大营向乌兰布通方向出发，至中午，抵达乌兰布通西面河对岸，清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在战斗一开始，就集中火力轰击驼城，但由于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炮火很难做到精确，这与今天的炮兵作战一样，在尚未弄清目标具体位置时，火炮的杀伤作用都是有限的。在双方阵势相接的河两岸地域，噶尔丹军在隔河高处隐蔽防御，而清军则先要渡河，后要仰攻，因此，清军正面进攻的进展不大。

在组织正面进攻的同时，福全还派出了左右两翼骑兵，试图通过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但是，清军右翼被河岸沼泽所阻，只能返回原处，进展的惟一希望就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的是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两兄弟。佟国纲前一年刚刚与索额图一起参加了尼布楚会议，此时是一等公、镶黄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皇舅，以其身份，本不必在阵前冒险，但他以清军高级将领中少见的勇气亲自率兵沿河冲击，结果被敌方火枪击中阵亡，他也成为清朝二百年历史中地位最显贵的阵亡将领。佟国纲下葬时，康熙帝要亲自前往送葬，结果被诸大臣劝阻(皇帝按礼制是不应为臣子送葬的)，康熙帝乃派诸皇子和大臣前往送葬，并亲自撰写了祭文，直到雍正时，雍正帝还在继位之初为佟国纲追赠“太傅”称号。在佟国纲的功名荫庇下，佟氏子孙中多见某省巡抚、某某总督、某某将军等职衔，佟氏家族成为极为显赫的门族，至今，泡子河在乌兰布通当地还被称为“将军泡子”，以纪念佟国纲(佟国纲也曾被任命为安北大将军)。

英雄出现的场合，通常也会有懦夫，史载，战斗中，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彼则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因此伊所管兵丁，无不耻笑”。除去这位副都统大人外，更有许多将领，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装兵士作为贴身护卫，而清军统帅部门是按照编制集结调动部队的，结果导致当天清军实际参加一线战斗的兵士人数大为减少。康熙帝后来回忆时也提到，“出征乌兰布通时，……索额图、明珠选勇士数百人近身防护，勇士云：‘挑选我辈原拟获战获追，讵意只令防护？’共生忿怨。”

佟国纲中枪后，左翼军并未停止进攻，其麾下将领、前锋参领格斯泰挥舞战刀，“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多次来往出入敌阵，并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这成了战斗的关键点，就是这位格斯泰，战时乘一匹康熙帝亲赐的白鼻战马，有旁人说白鼻马不吉，格斯泰则答曰：“效命疆场，吾夙愿也！何忌？”福全战后向康熙帝奏报，“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当天傍晚，格斯泰等人乘胜追击至河岸时，陷于沼泽，“贼麋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于阵。”

在格斯泰等人的侦察下，清军火炮有了确定的目标位置，能够充分发挥威力，自下午轰击至日落，终于将驼城轰为两段，福全趁势从正面发动进攻，而此时，佟国维也已率军迂回至敌军后方，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难以支持，遂以暗夜为掩护，退向山顶，并在隐蔽处施放冷枪。福全见天色已晚，且噶尔丹已处于清军包围中，即下令停止进攻，扎营转入防御。

此时，噶尔丹驼城被破，残余主力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且补给不继，如果清军像前一天那样持续攻击，噶尔丹是难逃被全歼的命运的。但是，福全可能是受到了前一天恶战的影响，于次日命令将士暂时休息，停止进攻。对福全的这一决定，历来都是负面的评价，不过设身处地的替福全考虑，他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皇帝不在前线，所有责任都要由自己承担，既然前一天已经击破了噶尔丹主力，那么基本的功劳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次日继续进攻，战局万一发生逆转，则自己前功尽弃。而次日不进攻，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噶尔丹逃跑，所以，停止进攻，对福全而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万全之策。

噶尔丹从清军的这一行动中，揣测出了福全的心思，派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使者，前往清军大营讲和。济隆利用达赖的招牌，向福全保证，噶尔丹已经知道了大清的厉害，将“仰体圣上仁心，休征罢战”。福全也趁机下台阶，向康熙帝报曰，“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他还向各路领军大臣发出印文，令大家暂时停战。当然，福全也有心夺取更大的功劳，他要求科尔沁方向的2万人向战场迅速靠拢，准备与主力一起夹击噶尔丹。

自然，精明的噶尔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趁清军攻势暂停的机会，噶尔丹在夜间率余部渡过萨里克河，经今天的内蒙古达里诺尔湖地区，疯狂向西北的漠北蒙古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地，以断绝追兵。虽然此前科尔沁、盛京方向的2万人已经到达其逃跑路线附近，但由于此前收到了福全的停战命令，并没有阻拦噶尔丹。噶尔丹得以顺利逃至今外蒙古境内，乌兰布通之战至此结束。

乌兰布通一战，虽然打成了击溃战而非歼灭战，但依旧是对准噶尔部的沉重打击。类似噶尔丹所率军队，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游牧文化之上，故此首领与下属之间并无中原文明那样绝对的从属关系，其之所以能够号召聚集数万准噶尔兵马，实质上依赖于战争的不断胜利，可以带来大量的战利品和虏获品。但是乌兰布通的战败，使噶尔丹失去了这种号召力，大量人员脱离部队，雪上加霜的是，噶尔丹在北逃途中，部队出现了瘟疫(这种瘟疫很可能是由内地军队带来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对内地传染病的抵抗力非常弱，这也是康熙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原因之一)，再加上缺吃少穿，噶尔丹所率军队的总人数减至几千人。次年春天，在前方的上奏中提到：“噶尔丹去年败走以来，日以北徙，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近者噶尔丹亲率兵来劫喀尔喀，至阿尔哈赖地方，又无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极。”可以说，乌兰布通战役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噶尔丹的元气，后来的昭莫多战役，只是给噶尔丹的反叛划上一个句号而已，双方军队几乎没有真正的交战。

骑兵加火器，冷热兵器的结合交替

乌兰布通之战的成败之处，都与康熙的决策有关。

从政治观点看，康熙帝的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其战前所订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力争“围歼”。这是出于对当时整个国家形势做出的判断：首先，此前十年，帝国先后经历了多场内外战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噶尔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时，如果劳师远征，兵少则不敷用，兵多则势必又是一场异常耗时耗饷的战争。康熙帝是想利用噶尔丹最为接近帝国统治核心的时机，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相对最短的补给线(距离北京只有千里)，争取将其全歼，一劳永逸的解决准噶尔部问题。

但是，从决策理论的角度看，康熙帝计划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速决的前提，并不仅仅是兵力优势，还包括战备、指挥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订计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己方的实际能力是否能满足计划的要求。实际上，以当时清军的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临阵指挥，都不足以完成战前制订的合围计划。用现代的观点评判，就是康熙帝制订了一个精致的计划，但却略有些脱离实际，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问题后(特别是科尔沁、盛京方向部队未能实现有效的合围，以及福全的临阵犹豫)，计划即无法实现。

从军事上看，乌兰布通之战，暴露出清军八旗部队在顺治以后，战斗力逐渐下降。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噶尔丹军作战远距离主要依靠火枪，贴身时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军却缺乏应对火器的经验，按照康熙帝的评价，“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实际上，在清朝初创时，由于早先明军装备的火器数量多，威力大，清军应有丰富的对付火器防御的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经验并未像现代军队中的条令、规定那样，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而是逐渐散失了，此外，清军除少数精锐部队外，普遍缺乏训练和纪律，这是清军进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战役证明，火器已经逐渐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连一贯游牧骑射的厄鲁特蒙古军队，都已经以火枪为主要武器，清军能够击破驼城，也主要靠此前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监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威力，康熙帝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营。但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停滞，以及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导致火器设计和制造技术长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❼ 葛尔丹的妻子是不是战死在乌兰布统

葛尔丹的妻子是不是战死在乌兰布统？往往电视剧跟真事的历史事件还是有出入的。

❽ 木兰围场的七大事件都是什么

我只知道5个
（一）、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皇帝亲自指挥的发生在木兰围场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它关系到新疆，青海，xz，蒙古同祖国大家庭的统一问题，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对祖国西北部的巩固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多伦诺尔会盟

会盟是蒙古各部之间定期集会、协调关系、共同商议和解决重大问题的传统活动。多伦诺尔会盟是指康熙皇帝采取怀柔政策，于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召集内外蒙古部落首领，解决内部矛盾，加强蒙古内部管理的历史事件。

（三）、康熙挥泪废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围场发生了对清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康熙挥泪废太子。
（四）、渥巴锡伊绵峪觐见乾隆帝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乾隆皇帝迎接一个曾远离祖国，漂泊异域140多年，在历尽远古以来少见的艰难困苦，行程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觐见地点木兰围场伊绵峪，伊绵峪是蒙语，汉语译为“会归”，所以这个地点也是那样的有意义。

（五）、乾隆决策定西藏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巡幸木兰围场，举行木兰秋狝，此时西藏政、教两界内部矛盾加深，xz邻近印度，佛教历史悠久，明初创立新迦当教，即黄教。乾隆十二年藏王颇罗鼎病故，其次子朱尔默特袭爵继位，新藏王对清政府十分不满，做好了叛乱的准备，驻藏大臣看到形势十分危急，就以圣旨的名义，将新藏王传到大臣衙内，将其砍杀，藏兵闻讯后包围了大臣衙门，四处防火，将驻藏大臣全部杀死，清政府派兵进藏后才得以平安。

❾ 康熙年代的乌兰不通是现在什么地方地理位置

乌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支流)，地势险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多姿多彩如诗如画的乌兰布统大草原。乌兰布统大草原有辽阔的草原、幽静的白桦林、世界珍稀树种沙地云杉;有包括滦河源头、金莲花滩在内的6万亩湿地;有历史文化遗迹:乌兰布统古战场、将军泡子、十二座连营、佟国纲墓;有乌兰布通大草原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以游牧民族起家的中央政府很少担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然而，仅有一次，游牧民族的对手进袭到北京附近，原本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军，却需要再度出塞保卫关内的京师，这就是乌兰布通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