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弓骑兵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骑兵天才是那三位

1， 李牧（战国）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的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还好赵国拥有了李牧，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正处于童年成长时代的汉家骑兵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胜利之花，直到公元前244年，一个叫李牧的赵国将军亲手在雁门关外摘下那灿艳如血的果实。在这之前，他是赵国支撑国家安危的柱石，在这之前，他的赵国骑兵队是如日中天秦国也惧怕三分的王者之师，在这之后，东西线到北线，他似一个不知疲倦的救火队员一样，奔波在赵国边境每一寸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北上雁门，是这位一生未尝一败的将军军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场挑战，他将面对一个之前中原骑兵未曾战胜过的强敌，绵延数十年的北地烽火与杀戮，注定将在他的手中完成一个凝血的终点。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原骑兵并不具备与马背民族在大草原上争锋的实力，主动出击的结果势必是一场驱羊入虎口的自杀式攻击。于是李牧出人意料的选择了沉默与忍耐。匈奴肆虐侵扰的时候他在忍，举国攻击他胆小怯懦的时候他也在忍，将士们满怀激昂的求战的时候他依然在忍，“不抵抗将军”的耻辱骂名仿佛是一块沉重的石头，一度长久压在他坚如钢铁的脊梁上。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李牧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漫长的忍耐不是怯懦的退缩，却是沉默中爆发的固有前奏。
反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公元244年的春天，大举南下的匈奴人第一次品尝到了汉家刀锋掠过脖颈的痛苦滋味。诱敌深入，疲敌劳顿，重兵合围，，在沉默中忍耐太久的李牧似计算精密的电脑程序一般完成了这孙子兵法式的三部曲。步兵集团居中阻击，战车弩兵集团的远程射杀，骑兵军团两翼合围，训练有素的赵军仿佛是一架运转严整的机器，在转瞬间扼住10万匈奴骑兵命运的咽喉。两路包抄的一万三千名赵军骑手仿佛两把在青石上磨砺了太久的锋利砍刀，轻松的撕开匈奴人看似不可战胜的骑兵军阵。骄横的匈奴单于第一次体会到了为人鱼肉的痛苦滋味，一整天的会战很快演变成一场绝望的追歼屠杀。十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匈奴单于仅带了十几名随从仓皇逃窜。“胡人不敢南下牧马”，贾谊笔下统一的秦王朝倾国之力谋取的惨胜，在李牧的手中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奇方式实现了。他也以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洗刷了公众舆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屈辱骂名，遗憾的是，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无力逃脱暗箭的打击，秦国人的反间计让这位纵横沙场的名将最终死在了他所誓死保卫的祖国君臣的手中，而在他的身后，李牧悲情的结局仿佛是一个宿命一般的剧本，轮回似的上演在无数中华名将的人生路程里。
2， 卫青（汉朝）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做祟。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正如今天具备现代战争观念与高科技战争思想的青年才俊能够取代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将军一样，卫青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以莫大的耐心执行稳守反击的战略，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刻打出最迅猛的拳头，最终击溃了匈奴单于主力，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卫青稳中求胜的作战风格，是匈奴人胸膛里挥不去的痛。
霍去病（汉朝）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事还是打仗，他都仿佛是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的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的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的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于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于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万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荡，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

②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比较有名的骑兵队伍

中国不产优质马匹，因此历史上并没有什么有名的骑兵队伍。人们耳熟能详的“关宁铁骑”据说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满清的八旗军正面交锋。

③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骑兵，哪个朝代的骑兵实力最强

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

春秋时期，以有数千骑的作战记录，如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返国时，送以“畴骑二千”。

中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我国古代夏商至秦汉的战车，特别是春秋之后，其用的鄂萦系驾法，西方社会直到公元8世纪才会使用，之前的西欧北非中东社会所用的系驾法压迫挽马呼吸，马匹速度和威力受到很大限制。故而，西欧社会在公元前的战车无论威力还是速度均不如东方战车。出自《中国历代军事装备》一书】。到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强力兵种在战争舞台作用越来越大。

1、战国时代（含秦代）

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骁勇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华族传统宽袍大袖的士兵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为戎服，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和战斗力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多功能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项羽曾于彭城之战时用3万骑士大破刘邦与诸侯联军56万万，这次惨败使刘邦认识到了骑兵的战斗力，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起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后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锐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长矛、铁戟、青铜或者炒钢剑，由于这时候都没有发明马镫，但作为严格训练的骑士，早在战国兵书六韬中就记载着骑士能跨越沟壑险阻二绝尘，可见这时候的中原骑兵并不是没有马镫就不能作战，从出土的墓葬和随身武器可知以及战国到汉代笔画可知，骑兵作战均有用到叉刺的长杆兵器。

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7、明清及以后时代

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很少有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存在，就不再多说了。

明代的骑兵主要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并配有火器。名将戚继光设立了车营就是一种步、车、骑配合作战的方式。明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中也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还发展出了先以火器轰击继以骑兵冲击步兵跟进的战法。

④ 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重甲骑兵

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逐渐进入中原，经过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到了隋唐时期，骑兵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一个高峰。在这个时代，重甲骑兵一度成为主流。所谓重甲骑兵，又称甲骑具装，骑兵和战马均披很厚的盔甲。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传统，在军队中，重甲骑兵依然占了很大比重，作为旧朝的一员，李渊的唐军大概也受了一些影响。

唐初的精锐骑兵--玄甲军唐军骑兵有轻重之分。小说中出现的玄甲兵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创，重骑兵虽然不多，但是由于防护好，冲击力大，历来也是野战冲锋的主力，尤其是在地域开阔的西域，有很大作战空间。

铠甲1、身披铁甲，马匹也有具装，马匹的具装通常又可分为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马躯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和竖立在马臀部的“寄生”（似乎是为了保护骑兵后背用的）。
2、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明光铠是一种护胸镜锃亮的板式铠甲，非常华丽，而且重量更加轻，防御力大大的提升。据《唐六典》记载，唐十三铠，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

⑤ 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是什么

在近代的军事武器出现以前，骑兵无疑是军事上最灵活最具战斗力的兵种。在我国，骑兵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看法是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才有了“我国的第一支骑兵”。有些学者对此稍作修正，认为骑兵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但无论怎样，均认为“我国春秋时期尚无骑兵”。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畴骑”，就是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这在时间上，不仅远远早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且也比春秋战国之交要早一个半世纪左右。兹不揣浅陋，大胆阐述如下，深盼方家赐教。 一、“畴骑”见之于《韩非子·十过》，其云： 公子（重耳）自曹如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献公不幸离群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则非与人交之道。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 此处“畴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韩非子》注云：“旧注：畴，等也。言马齐等皆精妙也。”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校注》则干脆注为：“畴骑，同一规格的马。”查《韩非子》的其他各种版本，亦大都如此。这类解释，初看似乎可以，其实大不然。首先，联系前后文看：“革车”，指蒙上兽皮的车，是一种行军时可装载辎重，宿营时可供卧息、可当军垒，作战时可为屯宋、可以横阵的用途很广的战车。“步卒”指的是步兵。“革车”、“畴骑”、“步卒”三者并举，独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显然勉强；况当时晋国内乱，晋怀公已经即位，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强夺晋国君位，何苦用“同样规格的马”二千呢？第二，从春秋时所行礼制来看，尽管当时已开始“礼坏乐崩”，但仍盛行周礼。重耳尚未即位为晋君，秦穆公即或以诸侯之礼厚待之，也用不着以二千匹“同样规格的马”来表示隆重。查有关先秦史籍，更是从无此等记载。第三，在先秦时代，车马相连，有车必有马，有马必有车，一般是一车四马。因此，在先秦、秦汉古籍中，凡言“乘”或“辆”，均包括了车本身和相应的马数。如：《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逸周书·克殷解》“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左传》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孟子·尽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战国策·赵策》“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等等，均不再另外列出有多少马匹。因此，这里既已言明“革车五百乘“，则“畴骑二千”不指驾车之马，当很清楚，显然是另有所指。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释“畴骑”为“同一规格的马”是不妥当的。 《史记·历书》裴 集解释“畴人”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汉书·律历志》注所引同，师古曰：“如说是也。”清人钱大昕说：“如氏家业世世相传之解，最为精当。畴之言传也，《西都赋》‘农服先畴之畎亩’，畴之义本于农，而凡世世相传之业，皆可当畴人之目也。”又，《史记·龟策列传》说：“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初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此处“父子畴官，世世相传”与如淳所云相合。可见，“畴”可解释为“家业世世相传”。因此，新版《辞源》释“畴官”为：“世代做同样的官”。基于同样的根据，我认为“畴骑”应释为“世世传习骑术者。”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它之为“世世相传之业”乃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晋，一次就派“畴骑”二千来看，“畴骑”所指当不是单个的骑马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后世汉律有“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习射御、骑驰、战阵”的规定，“汉承秦制”，《通考》说：“秦制，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官。”由此，亦可以想见早先骑兵的大概情形了。 第一，骑马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诗·大雅·帛秦》云：“古公禀父，来朝走马。”顾炎武说：“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程大昌《雍录》也说：“古皆乘车，今曰走马，此时或已变乘为骑。”可见他们都认为殷代已有了骑马之术。殷墟考古的发现更是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卜辞有：“癸亥卜， 贞：……五日丁卯，王兽（狩）敝，永兄车马驭，永兄 （坠）才（在）车， （毕）马亦 （坠）？”石璋如先生认为：“从这文辞看，似乎祝坐的是车，毕骑的是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第三十次发掘中，在小屯还发现了一人一马一犬合葬于一坑中，死者随葬有戈、刀、弓矢及御马之“策”；马的头部尚留存有原系在辔上的玉、石、蚌饰，还有一件“U”形玉马御，可见当时已有了比较原始的马具。沈从文先生认为：这种“人马共同殉葬，近于战骑或坐骑。”胡厚宣先生也指出：“由马的装饰和人的武器看来，这匹马不象是用以驾车，很象是供人骑的，而这个人便是骑士。”殷墟的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但用实物明确地证明了商代已有了骑马之术，而且告诉我们，这种骑马术很可能已被运用于军事，在当时的战场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武装的骑手。当然，由于这种武装骑手刚刚出现，数量很少，对战争影响不大，所以还不能说在商代已经有了军事史上所说的那种骑兵。 西周建立后，骑马之风似乎有了演进。《易·屯·大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这是“卦辞中记载骑马谈恋爱”的记录。《诗经》中也有这类骑马的记述。《周颂·有客》就记载，殷后徽子就是骑着白马来周拜见租庙的。《小雅·白驹》也讲周宣王时，因为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在其他有关东周的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骑马的记述。 这种骑马之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秦穆公所处的公元前七世纪，似乎更为流行起来。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7年，晋败秦师于崤，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晋襄公听从文赢的话，释放三将，后又从先轸之谏，派阳处父追回。阳追至河边，见三人已下船，便将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为什么只“赠送”一马？就是因为当时已流行骑马之风，一马可以单骑。又《诗·陈风·株林》，其本事说的是陈灵公及其佞臣孔宁、仪行父常到陈国大夫夏御叔的采邑去与夏姬鬼混。为了避人耳目，他先乘车到株野，然后再骑马至株林吃早餐。陈灵公是诸侯，以一国之尊尚能如此熟练的骑马，可见单骑之盛矣。正是在这一时期，首先出现了秦国的“畴骑”，嗣后，晋国可能也有了自己的骑兵。《吕览·不荀篇》言：“晋文公伐邺，还将行赏，（赵）哀曰，‘君将赏其末，则骑乘者存’。”可知，晋文公伐邺就使用了骑兵。 从殷代开始出现单骑，一直到秦穆公的“畴骑”，在经历漫漫的岁月以后，终于迎来了骑大众汽车介绍兵出现的年代。可以说，正是由于骑马的这种悠久的历史，为公元前七世纪骑兵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方面的条件。 第二，秦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非常发达。 秦人在襄公建国前，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秦人养马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其杰出的祖先中，有很多表现出与马有密切的关系。柏翳是后世公认的赢秦人的第一个祖先，他之所以被赐姓赢氏，就是因为他帮助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柏翳之后，据《史记·秦本纪》所载，有为商汤驾御的费昌、为太帝戊驾御的孟戏中衍等等。《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说：费昌能“足走千里”，或许也是得助于马吧。一直到公元前九百年左右，秦人的祖先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养马为其突出特长。由于养马技术的进步，其时秦人的首领非子被周孝王召至“ 渭之间（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主持马政，结果“”马大蕃息”。非子因此得以分地封邑，以为附庸。襄公建国后，农业经济取代了畜牧经济的地位，但是“畜牧”仍然是它区别于中原各国的一个特点。养马，作为一种传统，历久而不衰。一些善相马的名家，大多出自秦国，如有名的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还有一个叫九方皋的相马名家，也是秦国穆公时人。 养马业的这种发达，为秦国先于列国组建骑兵，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 第三，秦国军队没有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 周室东迁后，随着西周的灭亡，秦人终于告别了自己的氏族制时代，步入了奴隶社会的大门。但是，其时东方诸国已经开始了向封建制度过度的时中泰对抗赛视频代，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业已在东方汹涌澎湃。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刚刚产生的秦国奴隶社会就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1）、在土地所有制上，他推行的不是井田制，而是具有军事屯田制度性质的爰田制：“三年爰土易居。”这与西周的井田制不同，井田制下的奴隶不能参加军队打仗，爰田制下则每人皆出军赋并有权参加军队。林剑鸣先生指出，这种爰田与晋国的爰田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因秦国不实行分封，而缺乏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其次，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使秦国的土地关系具有更浓厚的军事色彩。”（2）、由于秦国没有井田制，所以政治上也就没有实行分封制，秦国王室权力集中。（3）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度。秦国宗族同姓很少被重用，而曾当过奴隶的百里奚却可以因为“贤”而位尊名显，授之以国政。 由于秦国奴隶社会的这三个特点，又使得秦国的军队没有表现出如东方诸国那样浓烈那样固化的等级性。可以这样设想，秦国军队兵车上的甲士可以“下”而为骑兵，秦国兵车下的卒可以“上”而为骑兵。这样，就从政治上和兵源上为秦国骑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四，戎狄用骑的可能影响。 刘向云：“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杜牧之注《孙子》云：“黄帝险于蚩尤，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出于戎狄。”《通考·兵考》云：“战骑出匈奴，所谓控弦引弓。《管子》载骑寇始服，专指北狄。”“战国无骑射”，显然有错；“黄帝以中夏车徒制戎狄骑士”，事属可疑；单骑之兵是否出于戎狄，还可再作探讨。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大致在齐桓公时（与秦穆公基本同时），戎狄已在战争中使用骑兵，以致被称为“骑寇”。秦人长期生活在西戎地区，自建国以后，又长期与戎狄交往（战争或和平），在这种交往中，秦人至少能感受到骑兵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而这，对于秦国首先组建骑兵，是可能起了作用的。 总之，在公元前七世纪，秦国有各种可能和条件首先组建骑兵。当秦国“畴骑”的马蹄在秦晋古道上的的作响，可以说，军事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骑兵时代，已经拉开了它的序幕。

⑥ 中国历史上十支最强大的骑兵是什么

没有实力上的上下，我就按照历史顺序排吧，还有骑兵准确应该讲骑兵团，因为就算是元朝也有很水的骑兵

A首先是战国时期的赵国的李牧手下的骑兵团，李牧那是被称为“军神”，带头吊打匈奴的英雄人物
B然后就有西汉汉武大帝时期，卫青手下的骑兵团机动性极高，讨伐能力很高，霍去病迎面作战能力更加威猛(顺便一说霍去病是个杀人魔，所到之处就要屠城)
C然后就有唐朝与突厥作战的很多骑兵团，典型的有李靖手下的骑兵团
D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手下的岳家军
E然后就是骑兵大佬元朝了，这个不用我说，太多了，典型的也太多了
F好了，明朝了，这个时期明初和明末的骑兵团很多，而且很奇怪啊，因为讨厌蒙古人，结果骑兵玩的比元朝还厉害，很多人不了解，但是可以去查查资料，明朝很多骑兵团是比元朝还厉害的，那真是非常给汉族长脸，首先明初的常遇春，这哥们有多厉害，厉害到你想哭
G明初徐达手下的骑兵团
H明初李文忠的骑兵团，后来加上徐达和常遇春的都被蓝玉管了
I好了，到了汉人除了卫青手下的骑兵团以为最强骑兵团了，实际上某些方面比卫青的还厉害，因为他们还配带火器，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明朝火器在全世界是非常先进发达了，只是后面清朝不重视，这个队伍人员全是辽人，但管理者是汉人，它是由孙承宗创立的宁关铁骑
J好了，到了清朝的八旗了
H最后一个我是感觉没有什么厉害的了，姑且把后金带进去了

⑦ 骑兵在中国历史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种主要兵种的

战国时期。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

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

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7)中国历史上的弓骑兵扩展阅读

骑兵是陆军中乘马执行任务的部队、分队。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通常担负正面突击、迂回包围、追击、奔袭等任务。其行动轻捷，受地形、气象影响较小。历史上骑兵曾经是陆军的主要作战兵种。

在外国，17世纪30年代战争时，参战国军队中一般都有40%一50%的人员是骑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俄国均编有骑兵集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曾有17个骑兵军，八十多个骑兵师。

中国历史上骑兵的极盛时期是元朝，骑兵部队主要装备有弓箭、马刀、标枪、战斧等。中华民国时期，骑兵最多时达二十多个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自1928年4月建立第一支骑兵分队起到解放战争后期，全军发展至12个骑兵师，只在边防部队中保留少量骑兵分队。

⑧ 中国古代十大骑兵

1， 李牧（战国）

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中原诸侯纷乱争霸的英雄史，也是中国北地百姓饱受匈奴人肆虐的血泪史。列国的诸侯在中原战场上打的正欢，匈奴的骑手却在中国北方千里边塞上如入无人之境。伟岸的长城在草原骄子们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与匈奴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无望的追逐，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2， 卫青（汉朝）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的心态做祟。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正如今天具备现代战争观念与高科技战争思想的青年才俊能够取代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将军一样，卫青的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以莫大的耐心执行稳守反击的战略，在敌人最疲惫的时刻打出最迅猛的拳头，最终击溃了匈奴单于主力，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卫青稳中求胜的作战风格，是匈奴人胸膛里挥不去的痛。

3，霍去病（汉朝）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遗憾的是霍去病只活了24岁，民国历史学家蔡东藩因此幸灾乐祸的嘲笑说：“好杀之人，往往短命”。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我们不能不感慨老天的无眼。霍去病所进行的战争，其意义不并非仅仅是攻城掠地，更是为了救赎无数在铁蹄下呻吟的华夏子民，洗雪沉积似海的汉家国耻。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位史学家是一派胡言，以我最善良的愿望：天道是长存不灭的。

4． 陈庆之（南北朝，粱）

多年以前，联想电脑集团有句广告语：“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如果一个叫陈庆之的南北朝将军能够活到今天，他最有资格做联想集团这句广告语的代言人。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没人能够想到的事，以至于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读到他的传记时，慨然批示道：“千载之下，心向往之。”

5． 李靖（唐朝）

在李唐开国以前，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的冲锋面前输了太多次。在李唐开国以后，中国北方在突厥的马蹄声下也呻吟了太久。而李靖注定是为洗雪百年华夏积郁之耻而生的。公元629年的定襄会战，他率领三千汉家精骑爬兵卧血，以一次精彩的大迂回穿插直捣突厥人的阴山老巢。赫赫强悍的突厥帝国竟然一败而亡，那位梦想逐鹿中原的颉利可汗，只能无奈的迎接以阶下囚的身份在长安聊度残生的悲惨命运。古往今来，只有汉家的君主在胡掳的朝堂上青衣行酒，李靖破突厥，俘可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下前无古人的辉煌奇功。晋朝两位末帝倘若泉下有知，必当举杯同庆，含笑于酒泉。

如果霍去病是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刀手，那么李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阴狠毒辣的刺客，刺客与刀手的区别在于：对比刀手狂飙突进式的冲锋，刺客往往选择沉默。刺客以沉默洞悉敌人的弱点，在漫长的忍耐中寻找攻击的方向，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必杀的追魂一刺，李靖是那个年代里最高明的刺客，骑兵是李靖刺穿敌人心脏的宝刀匕首。他的骑兵奔袭战重在一击致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第一时间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象武侠小说里许多剑客对决的固定情节一样，突厥这个横行草原百年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在惊愕间倒在李靖的刀锋之下。

6．王忠嗣（唐朝）

民间有句老话，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王忠嗣就是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贴后悔药，是他以一个老军事家敏锐的目光觉察到安禄山谋反的祸心，也是他以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将大唐王朝的盛世推向了顶点，更是他怀着一颗忠诚的心，为保国安民的执着理想不计个人荣辱，最终开罪于一直提拔赏识他的唐玄宗，付出了一个忠臣最沉重的代价。如果，仅仅是如果，王忠嗣在天宝初年对安禄山的弹劾可以获得李唐王朝的认同，再如果，755年渔阳烽火时，率兵平叛的是王忠嗣将军，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遗憾的是，历史永远没有假设。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7，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自己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却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南征依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依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8，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大地上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真实的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惟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和适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9，徐达（明朝）

从小他就是个喜欢听战争故事的孩子，尤其喜欢听村里老人讲述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小伙伴们做游戏的时候，他高出别人一筹的智谋总能让他成为游戏的赢家。那个时候没有人回想到，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这个复杂的战争游戏里，几十年后的徐达会成为最出色的玩家，他将陈友谅玩进了绝路，将张士诚玩进了牢房，将赫赫无敌的蒙古骑兵玩出了漠北。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的固定剧本，却在徐达的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368年的明朝北伐开了中国历史南方统一北方的先河，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从此敲响了分裂与灭亡的丧钟。

骑兵是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最大本钱，也是末代蒙古元王朝安身立命的最后法宝。蒙古骑兵曾骄傲的相信，只要跨上战马，他们永远是最优秀的战士。刘福通的北伐被蒙古骑兵击灭了，韩山童的宋政权被蒙古骑兵击灭了，当元帝国最后的猛将们正陶醉于这如夕阳余辉一般的最后胜利时，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叫徐达的汉人和他的骑兵部队将在中华大地横空出世，在公元1368年的北伐战争里彻底终结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将，率25万大军两路北伐，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最终攻陷元大都，新生的明帝国版图在徐达的马鞭下如滚雪球一般的膨胀着，元顺帝如丧家犬一般仓皇出逃，统治中国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彻底宣告灭亡。然而在徐达眼里，这些还远远不够，这些胜利大多只打疼了元帝国的汉人部队，对元帝国的精锐蒙古骑兵并未造成直接打击。真正的决战在太原开始了，面对蒙古第一猛将扩敦帖木儿的十万蒙古精骑和围点打援的战法，徐达以夜袭战的方式将蒙古军打得全军覆没。在之后的定西兰儿峪会战中，徐达再次以中央突破的战法击败扩敦帖木儿，打得这位蒙古第一猛将扔下部队带着老婆孩子仓皇逃窜，这是两场明蒙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徐达先后消灭了蒙古近二十万精锐部队，是对苟延残喘的蒙古帝国最沉重的打击。

公元14世纪是一个值得中国历史纪念的世纪，不仅仅在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在宋朝三百年士大夫阶层道德日益沦丧的大局面下，在宋朝精英知识分子于崖山集体跳海殉葬的悲哀绝唱里，在元朝九十七年统治时代中国知识阶层全面遭到打压甚至陷入信仰危机的大环境里，生活在最底层的草根们终于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走上了反抗的最前台。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与农民的儿子徐达正是这其中优秀的代表，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与残酷的民族清洗政策不仅没有熄灭中华大地抗暴的火焰，相反成了促其早死的催命毒药。以平民阶层与下层知识分子阶层为第一代统治班底的明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光复与救赎，也印证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老诗句。在那场北逐胡掳的伟大战役中，徐达与他的大明虎师仿佛一群出身贫贱却不知疲倦的登山者，从中原到西北，征服着一个又一个貌似不可战胜的障碍，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们送上了逃亡与分裂的不归路。元明战争的结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属于民间力量的胜利，“群众中孕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句阶级斗争时代的口号语录，却是元末明初王朝兴衰鲜血淋漓的事实。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曾戏称徐达得到了岳飞的《武穆遗书》，从此以后百战百胜。这只是小说家的演绎，然而综观徐达的用兵履历，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徐达与百多年前的岳飞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出身寒微的草根将军，他们的部队也都是由民间义军组成的子弟兵，在长期抗击游牧民族铁骑的战斗与失败中发展壮大。他们的部队也都有着让游牧骑兵闻风丧胆的强大战斗力。在用兵方面，徐达是一个谋勇结合的儒将，习惯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百多年来，汉族军队面对蒙古骑兵的冲锋，往往只能凭借水域天险和城池防御战战而胜之，徐达却做到了在战场硬碰硬的野战中彻底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媲美汉唐盛世时代。如岳飞拥有背鬼骑兵这样的王牌部队一样，徐达也拥有自己独特的王牌骑兵军团，他的“火龙骑兵”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装备火枪武器的骑兵军团，他第一次创造性的将骑兵的快速机动冲锋与火枪的迅猛射杀完美结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骑兵对冲战里，蒙古人赖以取胜的复合弓在火龙骑兵的枪林弹雨下成为了可怜的烧火棍。而徐达比岳飞要幸运得多，他效力于勃勃初生的明王朝，而非苟延残喘的宋帝国。历史给予了他机会和使命，给予了他一展抱负的平台。这是多少生不逢时的名将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岳飞的《满江红》今天依然传唱不息，徐达不是诗人，却也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平胡表〉〉，在笔者眼中，那是堪与〈〈满江红〉〉相媲美的华丽篇章，“惟彼元氏，起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率群胡而崛起。以犬羊以干天纪，以夷狄以乱华风，崇编发而章服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理。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而招荒亡，昧于竞业；作技巧而肆淫虐，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兵布寰宇，毒布中原。镇戌溃而土崩，禁旅颓而瓦解，君臣相顾而穷迫，父子乃谋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指徐达自己）与（常）遇春等，已于八月二日，勒兵入其都城。”这壮怀激烈的文字里，有我们这个民族荡气回肠的雪耻之气，有岳元帅未完成的梦想。

10，李成粱（明朝）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吴三桂意味深长的说：“寇是咱的衣食父母。”那是因为他深味了功臣兔死狗烹的固有结局。身为一条恶狗，想避免被主人杀害的办法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捉完了兔子以后装兔子，把自己的真性情紧紧埋藏起来，保身的同时势必也要承认无尽的猜忌与耻辱。另一种方法则简单而有效，那就是不把兔子斩尽杀光，永远保留自己的利用价值。吴三桂虽是这么说，但这招他还是玩的不好，最后落得身败国灭的结局，比较起来，他的辽东铁骑老祖宗李成粱却将这招玩的炉火纯青，在明朝中后期由盛转衰的大背景下，李成粱玩寇之术骗倒了狡猾的士大夫阶层与懒惰的万历皇帝，也把天下一统的明王朝从天堂玩进了地狱。

李成粱确实能打仗，史书上说他的赫赫武功“二百年未有”，虽有夸大之辞，却足见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他是一个深味官场钻营之道的沙场名将，但这不能抹杀他在军事上的独特造诣。他的辽东骑兵是大明王朝后期最强悍的骑兵部队，与戚继光等人靠制度建军的方式不同，李成梁用树立私恩和丰厚赏赐的办法培养着属于个人的私家势力，虽同样打造出一支作风凶悍的强军，却也让他成了威震一方的土军阀。若没有当时土蛮蒙古与女真肆虐辽东的事实，估计李成粱足够死上两三回了。但李成粱的部队着实能打，当明朝其他的边地将领普遍采用防御式的作战方法时，李成粱则主动出击，率领骑兵军团在辽东平原上与游牧民族硬碰硬的较量，屡战屡胜，几乎年年都能打出个捷报来，成为万历皇帝每年祭天时
必备的喜庆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成粱的骑兵部队和骑兵战法，是中国近代化骑兵作战理念的先驱。他的骑兵普遍装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连发火枪与五连发火枪，火器射杀与骑兵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构成了他近乎完美的进攻体系。而由百战精锐死士组成的李府家兵骑兵队，则是这支虎师中精锐里的精锐，抗倭战争中的碧麟馆战役，正是这支王牌军以三千之众力战倭寇数万大军，打得横暴的丰臣秀吉军团胆战心惊。不过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赫赫武功中，李家军也把养寇自重的功夫玩到了极致，对比与李成梁同时代的名将戚继光，我们不难发现，戚继光倾向于一次性解决问题，靠稳固边疆的防御与对敌人毁灭性的打击，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李成粱则喜欢凡事留后路，对敌人很少赶尽杀绝，在立下战功的同时，总是保证自己还能有下一次仗打，甚至为了谋求封赏不惜杀良冒功。不同的作战方式换来的不同的结果，万历十年，李成粱的朝中后台张居正病逝，因为边境安定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戚继光很快遭到了罢黜，而同为张居正亲信的李成梁却因为辽东大地不息的战火而继续得到重用。对于戚继光郁郁而终的下场，李成粱终生富贵的结局告诉了所有明朝武将最好的谋身之道。在明朝末年的大动荡中，身负守土之责的明朝方面大将们把养寇玩寇的招数玩到了极致，最终玩出了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悲惨结局。

更要命的是，李成粱把被打败的敌人当成温顺的猫，却殊不知温顺的猫中也藏着野心勃勃的老虎。在平灭女真的战斗中，李成粱以一贯的玩寇手段宽容了作乱被俘的努尔哈赤，后者和他的建州女真部落在李成粱的养寇策略下一天天长大，最终成为了一只凶悍的猛虎，吞噬掉了大明朝的万里江山。而曾经赫赫威名的李家军，在李成粱病逝后，由于继任者的无能与朝局的变化也日益走向堕落和沦丧，私家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快，腐化堕落的速度却更快，辽东铁骑赫赫的武功终于无法阻挡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在明亡清兴这纷乱的六十年中，正是李成粱无意中被女真人提供了掘墓的铲子，最终拉开了一出又一出血火大戏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