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和非洲的关系
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没有任何历史恩怨,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1956年新中国与埃及建交,揭开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开端,经过54个春秋的洗礼,中非友好关系在世纪之交愈发成熟、稳健,并继续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二、从中非关系开启的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是非洲大陆觉醒和独立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其中17个事非洲国家。随着中国与更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互相支持。
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为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如从196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供9.88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修筑了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的铁路。至今仍然是中非友谊的见证。
四、非洲国家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高票通过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议案,支持中国的76票赞成国家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毛泽东主席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五、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坚定地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在1982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期间,中国在联合国连续16次投票支持坦桑尼亚外长萨里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最后萨里姆虽然没有当选,来自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当选。1991年,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最后埃及副总理加利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
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努力探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互利合作的新途径。1982年中国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七、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国家互相支持。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挫败了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争得和成功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中国在国际上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权利。
八、为了加强中非磋商与合作,共同应对新世纪挑战,由一些非洲国家推动,中国倡议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成为探讨和加强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的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表明了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决心和政策。
九、中非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在新世纪的不断得到拓展。中国先后同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与35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十、在双边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方面也初见成效。中国在非设立各种企业800多家,投资项目遍布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有力推动能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
(1)非洲与中国历史扩展阅读
一、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的决议。主要内容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投票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这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提案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发起,故又称为两阿提案。赞成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圭亚那、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刚果、秘鲁、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坦桑尼亚等76国。
② 非洲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阿尔及利亚出现陶瓷雕像。
前9000年,中部非洲出现定居型村落。
前31世纪,那尔迈统一上埃及与下埃及,成为首位法老。
前27世纪,埃及开始建造大金字塔。
前21世纪,埃及中王国时期开始。
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纳顿引入太阳崇拜。
前1085年,埃及新王国时期终结。
前814年,迦太基人建立腓尼基殖民地。
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
前323年,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
前255年,罗马帝国入侵非洲
前146年,罗马征服迦太基。
前31年,克丽奥佩脱拉七世自尽,托勒密王朝覆灭,埃及并入罗马帝国。
600年,加纳王国建立。
1067年,阿尔摩哈德人摧毁加纳。
1300年,贝宁帝国(今尼日利亚)建立。
1340年,桑海帝国建立。
1390年,刚果王国建立。
1441年,葡萄牙开始从非洲西部出口奴隶,开启奴隶贸易。
欧洲列强于非洲的殖民始于1415年,葡萄牙占领的休达(欧洲国家仍占据非洲一些小岛,例如法国的留尼汪岛)。美国自身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也开始殖民其他弱势国家与地区,包括非洲。
列强殖民非洲的高峰期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约有95%非洲领土被列强侵占,只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仍然独立。非洲殖民地于1947年开始陆续独立,而非洲独立年(1960年)则象征非洲脱离列强统治,非洲殖民时代的结束。
(2)非洲与中国历史扩展阅读:
非洲总面积约为三千万平方公里,是全球仅次于亚洲的面积第二大洲。非洲还是唯一被赤道中分为二,又同时处在东、西、南、北半球的大洲,大洲最北端和最南端到赤道的距离几乎相等。
非洲的东北端有163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使之与亚洲相隔(地缘政治学上,有时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西奈半岛也会被视为非洲的一部分);北面则是地中海和与其隔海相望的欧洲。
非洲3/4的面积都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赤道更是穿其而过,全洲年平均气温在20℃以上的地方约占全洲面积95%,其中一半以上的地区终年炎热,有将近一半的地区有着炎热的暖季和温暖的凉季。气候普遍暖热,其特点是高温、少雨、干燥,气候带分布呈南北对称状。
赤道横贯中央,气候一般从赤道随纬度增加而降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达洛尔年平均气温为34.5℃,是世界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之一。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南的阿齐济耶,1922年9月13日测量气温高达57.8℃,为非洲极端最高气温。乞力马扎罗山位赤道附近,但因海拔高,山顶终年积雪。
非洲人口约12亿。目前生育率非常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出生率依然保持在4.6,联合国和NGO都曾警告,再不控制人口成长,可能会在未来面临极大的艰难处境。预测非洲人口到2100年至少将翻三番,达到31亿,甚至57亿人口。
③ 非洲和中国有什么渊原
中国和非洲相距万里,远隔重洋,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友好交往却渊源流长,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汉朝和非洲已开始相互了解,间接地交换各自的特产珍品。据说公元前一世纪时埃及女皇克里奥帕特拉所穿的御衣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自从汉朝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黄金、丝绸就远销到地中海南岸。中国的唐朝不仅与当时统治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帝国开始正式直接交往,而且已有中国人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非洲黑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唐朝的文化艺术之中,当时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非洲黑人都是技艺非凡、勇敢机智并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甚至敦煌壁画也描绘了非洲黑人的形象。唐代与非洲北部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较多的物资交流,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钱币在埃及、肯尼亚、桑给巴尔等地多有发现。宋朝航海业的发达使中非的人员和物产交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而且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内陆地带。宋代还出版了《诸蕃志》、《岭外代答》等记载了非洲风土人情和地志物产的书籍。
中国元朝与非洲的直接交往不断增加。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大家汪大渊也足至桑给巴尔。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图塔也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杰出成就”。
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几次率领由数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携带大量金银缎匹和瓷器宝钞,代表中国政府访问了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索马里北部一个名为“郑和屯”的村落就是为纪念郑和访问而命名的。好几个非洲国家也曾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给他以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明朝从非洲输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贵产品和鸵鸟、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中国的特产锦缎、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断流向非洲。
15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来不得不停顿下来。中国在19世纪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夺了互相交往的权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削。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强迫运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事农耕,西非达喀尔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金矿等都渗透着大批华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在互相支持中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考验,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巩固。
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全力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为他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做出了贡献。
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密切合作。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挫败“中国人权状况”反华议案和“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申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中国也积极关注和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支持非洲国家成立非洲联盟和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在非洲很多地方,吃饭不用桌椅,也不使刀叉,更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饭。
吃饭时,大家围坐一圈,一个饭盒和一个菜盒放在中间。每个人用左手按住饭盒或菜盒的边沿,用右手的手指抓自己面前的饭和菜,送入口中。此时,你会无所适从,甚至抓得满手沾饭,而非洲人自己抓饭、吃饭时个个动作干净利落。客人吃饭时应注意的是,切勿将饭菜撒在地上,这是主人所忌讳的。饭毕,长者未离席时,晚辈要静坐等候;子女离席时,须向父母行礼致谢;客人则应等主人吃完后一道离开。在非洲的不少地方,吃饭时有着严格的礼仪,甚至连牛羊鸡鸭的每个部位归谁吃都有规定。如在马里,鸡大腿当年长的男人吃,鸡胸脯肉归年长妇女吃;当家的人吃鸡脖、胃和肝;鸡的头、爪和翅膀由孩子们分食。又如在博茨瓦纳,在公众大型宴会上,宾客和男人吃牛肉,已婚的妇女吃杂碎,两者分开煮,分开食,不得混淆。随乡入俗,须了解为宜。非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南部,地夸赤道,东临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非洲有将近700种语言,并且有多种信仰,因此,与之相适应的音乐样式和一般文化特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黑人非洲音乐的多样性决不会影响整个地区在音乐中的统一性。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及其运用方式、旋律和节奏的构成原理、乐器类型等音乐特征方面,黑人非洲音乐文化区的音乐风格上的共同性显而易见。
主要音乐体裁形式有:(1)民俗歌唱:在黑人非洲的社会里,歌唱成为从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自然行为。另外,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或半职业音乐家也成为黑人非洲的特征之一。 (2)民俗舞蹈与歌舞、乐舞: 在黑人非洲的音乐生活中,舞蹈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黑人非洲的舞蹈按其表现内容和运用场合来分类,大可以分为仪式性舞蹈和娱乐性舞蹈。从舞蹈表现手段的形式特点来看,黑人非洲的舞蹈大致可以分为:歌舞、乐舞、假面舞、高跷舞等。
乐器与器乐: 在黑人非洲的乐器中,鼓和鼓乐是最具特色和最为重要的乐器和器乐,不仅种类多样,节奏丰富,表现力强,而且被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黑人非洲乐器的类别有: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
黑人非洲音乐的风格和审美特征是讲求打击乐器节奏、音色变化的音乐美。在音乐形态方面有如下特点:(1)以鼓为代表的打击乐器在黑人非洲音乐中具有重要位置。(2)复杂多样的节奏。(3)音阶、旋律和演唱形式特征。(4)多声部唱法.
④ 古代中国叫非洲为什么古代中国管非洲叫什么
我们古代只有对非洲国家的记载。记载最多是米昔儿,现在的英文也是借的这个音,就是埃及。。埃及最早的地理著作托勒密《地理》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大食是指阿拉伯帝国,据唐朝时到过大食的杜环《经行记》的记载,大食分为三个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分别对应现代史学的概念及阿拉伯倭玛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与后倭玛亚王朝。北非曾长期被阿拉伯帝国控制,算是大食的一部分。 关于昆仑,张星烺教授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574页-第582页专门有一篇《昆仑与昆仑奴考》,大意如下:1.昆仑国所在,就唐宋各书所记,昆仑国当及暹罗国。2:昆仑奴卷发黑身,及非洲之黑色人种。3:昆仑奴是由阿拉伯人贩卖到唐朝的。
⑤ 说出历史上中国和非洲友好的事实
1,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2,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先后同20多个国家建
交.
3,1971年,非洲多数国家投票使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4,非洲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5中国帮助修坦赞铁路以及给与非洲经济等方面的支援.
⑥ 古代中国叫非洲为什么
非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北部的古埃及王国、东部的库施王国和阿克苏姆国家、西部的加纳王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等一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特别是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古埃及,远在公元前5000—6000年就出现了农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前4000年代末,埃及人民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迈入了文明时代。古埃及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文字、艺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建筑等方面,都对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与非洲古代文明之间的间接或直接接触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这种接触、交流和发生影响的程度与范围都是很有限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支持始终是中非关系的显著特征。
在公元前二世纪,“黎轩善眩人”(即埃及亚历山大的魔术师)辗转来华揭开了古代非洲文明传入中国的序幕[①]。中国的汉朝和非洲已经开始相互了解,间接地交换各自的特产珍品。据说公元前一世纪时埃及女皇克里奥帕特拉所穿的御衣是用中国的丝织成的。自从汉朝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国的黄金、丝绸、磁器就远销到地中海南岸。
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唐朝不仅与当时统治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帝国开始正式直接交往,而且已有中国人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中国的船只也远航到了东非沿岸[②],与非洲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非洲黑人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唐朝的文化艺术之中,当时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非洲黑人都是技艺非凡、勇敢机智并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甚至敦煌壁画也描绘了非洲黑人的形象。唐代与非洲北部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了较多的物资交流,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钱币在埃及、肯尼亚、桑给巴尔等地多有发现。
唐代中国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地理学家贾耽对当时海上交通航线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这是一条从广州出发,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再由印度驶向阿曼湾,最终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海上航路。晚唐时期,丝绸、陶瓷就是通过这条海路远销到北非的埃及。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福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等地。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③]“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④]。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还有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⑤]。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⑥],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⑦]”。
一般认为,“西南海”就是东非沿海之亚丁湾,而拨拔力就是见于《诸蕃志》记载的“弼琶罗”,相当于现代索马里的柏培拉(Berbera)港。但也有人持异议,指出弼琶罗与拨拔力对音相近,但在风俗、物产等方面差异显著,不应同属一地,认为从段成式记载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而言,应该是指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带游牧的马赛族人(Masai)[⑧]。无论以哪一说为准,从本段记载可知,最晚至9世纪上半叶,唐朝人已经对东非沿海某地的风俗、物产及其与大食的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段成式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载籍的记录。即便考虑到段成式可以接触到许多奇篇秘籍的因素在内,前代或唐代前期也并没有多少有关非洲的现成文献资料供他利用,《酉阳杂俎》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来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查访。如拨拔力国的记载中特别提及波斯商人在那里交易的情景,则有关拨拔力的记载就是来源于对波斯商贾的调查亦未可知。
除了以上诸国外,见于唐代载籍的非洲国家还有甘棠、殊奈等国。甘棠国在贞观十年(636年)向唐朝入贡,据载,甘棠在“大海南”,今人认为应在“非洲东海岸”[⑨]。殊奈国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被史家目为“绝远”之地,殊奈国自古未通中国,在贞观二年(628年)十月,首次遣使唐朝[⑩]。
唐宋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瓷器被称作“chin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由于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因此海运凸显出其优越性。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中国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也促使海路交通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宋朝航海业的发达使中非的人员和物产交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而且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内陆地带。最初中国的货物主要运到埃及,再从埃及转运到摩洛哥、努比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随着东非沿海地区的斯瓦希利文明兴起,并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中国船直接到达非洲,运去瓷器和丝绸等中国货物。南宋朝廷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在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而且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有不少埃及、马格里布的商人前往中国经商。有些非洲人还在中国定居,如埃及大商人欧斯曼,南宋时来到中国,因为喜欢杭州的风景气候,便在那里落户长久居住。当时抵达中国的非洲人不仅有商人、海员、旅行家,还有国家正式派遣的使者。1017年和1083年,东非的桑给巴尔使节两次来中国访问。大量中国货物流入非洲各地,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中国和东非贸易关系的发展,大量的中国宋代钱币也涌现东非地区。钱币大量流入东非,对当地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民间商人活跃于海外各国港口,阿拉伯商人大批来华经商,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加详细。赵汝适《诸蕃志》一书记载了埃及的情况,信息很可能是到泉州贸易的埃及商人直接带来的。宋代还出版了《岭外代答》等记载了非洲风土人情和地志物产的书籍。直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入侵东非为止,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十分频繁。
到了元代,中西交通路线空前扩展与畅通,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更加密切。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臣到东非,其使节在访问埃及时,曾将700匹织锦赠给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这是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关于中国使节正式访问非洲国家的记载。马八尔、俱蓝两国曾入贡。马八尔即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俱蓝似即努北阿(努比亚,今苏丹)。另外,元世祖曾遣使臣到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中国著名的旅游家汪大渊也足至桑给巴尔,并撰写了《岛夷志略》一书,记载华商所到的东非国家和地区。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拔图塔也曾访问中国南方的泉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历中国后留下《伊本·白图泰游记》,他的《游记》赞誉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并介绍了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半岛以及波斯湾地区的海运贸易盛况,对于古代非洲和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早在14世纪就在地图上把非洲大陆标绘成一个向南伸展的三角形,而欧洲人到15世纪初对非洲大陆的走向仍模糊不清。已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赞朱思本的非洲图是一项“杰出成就”。
在这个阶段的中非友好交往中,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火器制造技术等重大发明传入了非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约在9世纪末,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埃及,此后,埃及本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逐步取代了埃及数千年传统使用的纸草纸,12世纪初,中国造纸术又从埃及传到摩洛哥等地。与造纸术传入埃及大致同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也传入埃及。火药和火药武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埃及,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和军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代是古代中非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由数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后四次都曾抵达东非海岸,到达慢八撒(今译布腊瓦)、竹步(今译朱巴)、木骨都束(今译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携带大量金银缎匹和瓷器宝钞,代表中国政府访问了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同那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肯尼亚拉木群岛有一个帕泰岛,当年,郑和船队的一艘船迷失方向,不幸触礁下沉,船上数百人分乘小船划向岸边,用携带的瓷器和丝绸与当地人交换食物。一部分人到了帕泰村,260人北上去了西游村,有人怀着回国的渴望沿东非海岸一路漂泊,当一切希望泡汤之后,他们逐渐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在马林迪和蒙巴托,至今有他们的后裔。索马里北部一个名为“郑和屯”的村落就是为纪念郑和访问而命名的。好几个非洲国家也曾先后派使者到中国访问。东非麻林国(位于现肯尼亚境内)国王哇来访问中国抵达福州时去世,被安葬在福建闽县,中国皇帝赠给他以“康靖”的谥号。麻林国在1415年还直接遣使送来了一头被中国人叫作麒麟的长颈鹿。它长期以来作为祥瑞的象征成为中国诗人和画家吟咏作画的题材。明朝从非洲输入了象牙、犀角、琥珀等珍贵产品和鸵鸟、斑马、长颈鹿等珍禽异兽,中国的特产锦缎、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珍品也不断流向非洲。频繁的人员往来,使中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
15世纪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把非洲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征服和瓜分,迫使中非友好往来不得不停顿下来。中国在19世纪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中非人民不但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夺了互相交往的权利,而且一同遭受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削。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强迫运到非洲修铁路、开矿山、事农耕,西非达喀尔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金矿等都渗透着大批华工的血汗。相同的不幸遭遇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⑦ 中国与非洲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1956年5月30日 埃及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揭开中非关系新篇章。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大事记可以参见: http://www.china.org.cn
另:中国人比欧洲早100年发现非洲
在故宫珍藏了一幅明代的世界地图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朝廷专门绘制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大明混一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长3.86米,宽4.75米,彩绘绢本,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当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这幅明宫地图,经我国政府批准,制成与原件同样大小的复制件,曾于2002年11月时在南非首都开普敦参加“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这是迄今为止非洲人见到的最早描绘非洲的世界地图。
此处可参见: http://www.wsjk.com.cn
⑧ 中国和非洲之间有什么故事
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到埃塞俄比亚,海地
促进发展的事例更加数不胜数:中国为非洲的发展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低息贷款,每年还大量的减免他们的债务
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万水千山并不能阻断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非高层互访达800多起。迄今,中国已同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会议中国和亚非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争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战士”,到非洲国家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中非建设者们共同用血汗筑就坦赞铁路,到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从中非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到中非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5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
50年来,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在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反华提案,13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挫败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无一不得到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重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支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
50年来,中非双方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征程中携手合作。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真心实意的帮助。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急非洲朋友之所急,根据非洲国家的优先需要确定项目;第二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又猛增到397亿美元,同比增长35%。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已达60多亿美元,在非洲兴办了各类企业800多家,为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现已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论坛框架内,中国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156笔,总金额约109亿元人民币;给予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190种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在3年前召开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承诺为非洲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16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国。50年来,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近90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向非洲47个国家派出了1.5万多人次“白衣天使”,在非洲大陆救死扶伤;为非洲50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共3000多名中国官兵先后前往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成为非洲和平的“守护使者”。50年来,文化交流使中非关系更为丰富多彩,也增进了人民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到2005年底,中国与非洲各国共签订了65个文化协定,已执行文化交流计划151个。
大型文化活动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新亮点。“中非文化主题年”活动于200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举办,非洲9个国家的艺术团和8个政府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国也组织了4个艺术团和3个艺术展览赴非洲16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展览,并在其中3个国家举办了中国艺术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50年来,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也是中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的主要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以及派遣专家等。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非洲国家也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根据中非双方各自情况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对非洲援助方式和项目形式开始出现多样化,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显著。无偿赠送、无息贷款、贴息贷款、技术援助、项目建设、直接建厂、专家指导、劳务服务、人员培养、技术培训等逐渐成为援助或合作的方式。项目援助主体和操作方式逐步分离,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成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角色。中非双方更加重视援助的经济效益、援助在加强双方经贸联系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实现援助综合目标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和巩固。尤其突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注重在技术管理指导、优惠贷款提供、投资贸易促进中心建设、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经贸官员培训、自然灾害紧急救助等方面拓展内容和加大力度。
与国际援助相比较,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最大特色是无私真诚,不谋求任何私利,不以援助向非洲国家施压,从不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某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宣扬自身政治价值观,甚至试图主导受援国的内政外交。另外,中国向非洲提供援助在运作模式上以非货币交付援助占主体,而西方国家的援助主要是货币交付援助。实践证明,中国实业、实物、实人交付操作方式更有利于缓解受援国的迫切需要和密切双边经贸关系。还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效益比较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为对方所急需,援助手续也相对简便,非洲受援国家普遍给予好评。自200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等多个非洲国家政府首脑在众多场合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和赞赏,而对一些西方国家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则颇有微词,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甚至呼吁拒绝这种援助。
“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赞比亚前总统尼雷尔是这样称赞中国人给予他的祖国的援助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学习苏联的援助模式帮助一些友好国家建设工厂、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在这些援建的设施中,最为国人熟悉的莫过于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于1968年开始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正式开工,1976年全部建成移交,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该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组织施工,铁路穿越高山深谷、沼泽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困难。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
坦赞铁路为赞比亚出口铜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海通道,打破了当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封锁,成为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20多年来,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铁路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几乎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人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为非洲人民无私援建的基础设施,许多中国的援建项目已经成为非洲一些国家最壮观辉煌的标志性建筑。
近50年来,中国向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为非洲国家设计并负责建设900多个成套项目,目前已建成700个。中国在非洲的援建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为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1985年至1999年底,中国共培训了来自非洲46个国家的905名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2000年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非洲的技术人员的培训,中方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在华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对非人才培训班,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近7000名。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设立的“非洲能力建设基金”捐资,用于在非洲建设技术援助中心,并在多边技术培训(TCDC)项下开办了近20个专门面向非洲学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回国后对于非洲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包括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高级人才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过培训,在一些非洲国家,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能够说简单中国话的司局级政府官员。
自1995年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后,政府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进一步放宽优惠贷款条件,完善新形势下对非援助机制,包括通过项目合作和技术合作等形式提供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援助和无息贷款援助。中国政府不仅增加了对非洲援助总额,而且不断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扩大赠与成分,并利用这些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供水、医院等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所提供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大,但是由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中国提供的援助是政府间合作方式,资金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因此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有些西方国家的专家认为,西方提供的援助数额要超过数倍,才能使援助效果达到中国的水平。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开始减除非洲国家拖欠中国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过去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尽管中国也是净债务国,而且经济建设中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中方在首届论坛会议上承诺在两年时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困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中方重信守诺,在不到两 年的时间内通过与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的做法,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决心,对于促进其他国家对非洲减债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和非洲远隔千山万水,虽然古代历史上也有郑和船队靠岸索马里的交流,但很久以来双方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近代以来,中国和非洲共同走过了一段遭受西方国家奴役的历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双方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人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好感和认同意识。对当前的中国而言,非洲在经济上与中国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是中国市场多元化、开拓两个市场和利用两种资源的重要合作对象;在国际政治交往中,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观点相同或相近,是中国倡导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在外交上,对非工作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和立足点,非洲国家在台湾和人权等众多涉及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国重要支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⑨ 中国古代与非洲的历史文化联系
中国有和非洲???古代的时候好像只和阿拉伯人吧。。。非洲。。。非洲都被拉去做奴隶了!!!要说现在还有问题说!
⑩ 非洲的详细历史
非洲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非洲陆续发现了许多上古人类化石,其中1974年在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交界地区发现的距今320万年前的女性猿人化石,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出热带森林、开始直立行走的女人的遗骸。一些人类学者利用遗传学技术对人类的基因进行研究,认为全世界的民族共同起源于4-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原始部落。他们认为:400-600万年前从猿分化出来的原始人类大都没有留下后代,只有非洲的一个部落生存下来,在10万前,这个部落开始走出非洲,迁到西亚,然后从西亚迁到世界各地,6万年前进入亚洲内地,4-6万年到达大洋洲,3.5万年前到达欧洲,最后在3.5万前跨越白令海峡抵达美洲。这些迁徙到世界各地的非洲部落的后裔最终形成了现代人类。
非洲是最早跨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公元前5000年,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居民就掌握了谷物栽培、修建水利工程的技术。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人又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公元前3200年,古埃及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此后近3000年的时间里,古埃及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建筑了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许多古埃及的国王(法老)东征西讨,扩大古埃及的疆域,最盛时的埃及疆土,南到苏丹,西到利比亚,北至小亚细亚,东及两河上游。扩张的同时,古埃及文化也向四周传播。埃及的象形文字传入古希腊,衍变为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后来又衍变为现代西方拉丁文。强大的古埃及存在了近3000年,在此期间,埃及多次向外扩张,也受到四周强大民族的多次入侵。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了埃及。从此,埃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相继被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统治。
位于尼罗河上游的苏丹是古埃及扩张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埃及人把苏丹称为努比亚。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就建立了国家。埃及的入侵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公元前8世纪,苏丹人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抗运动,赶跑了埃及人,建立了库斯王国。公元前751年,库斯王国征服了埃及,建立了埃及第25王朝。库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持续了88年。后来,库斯王国迁都麦罗埃,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库斯王国地处西亚、北非与非洲的交通要道,成为非洲东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库斯人掌握了冶铁技术,是地中海以南最大的冶铁中心。他们和埃及人一样,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公元前350年,新兴的阿克苏姆王国征服了库斯王国。
阿克苏姆王国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建国于公元前。公元1世纪,阿克苏姆王国开始向外扩张。到公元4世纪,阿克苏姆相继征服了埃塞俄比亚南部、库斯王国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创造了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字。阿克苏姆的强盛局面持续了几个世纪。公元570年,波斯人将阿克苏姆人赶出了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人切断了阿克苏姆的海上贸易通道。公元7世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使阿克苏姆王国遭到了灭顶之灾。埃塞俄比亚人逐渐退居中央高原,一直保持独立的地位。
埃塞俄比亚以南为东非地区。北起索马里半岛,南至南非北部沿海的非洲东部沿海是非洲大陆和外界进行贸易交流的重要地区。从7世纪末开始,善于经商的阿拉伯人开始迁到东非沿海的各个城市居住。在长期的交往当中,阿拉伯人和当地非洲人通婚,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斯瓦希里人。斯瓦希里人吸收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及东亚、东南亚文化,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了具有鲜明商业城邦文明特征的斯瓦希里文化。13-15世纪,斯瓦希里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就曾多次到达非洲东海岸,与斯瓦希里人进行贸易。
在东非内陆地区,维多利亚湖的周围,曾经出现过强大的王国,如布尼奥罗王国、布干达王国。它们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到19世纪,随着内部矛盾的加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都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