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不足之处

A. 《中国大历史》这书都介绍什么历史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B. 中国大历史的社会影响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热。历史书有很多，黄仁宇的书让读者读得很轻松，感觉很新鲜。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乍一看，他的履历并不显赫，但也许就是这有点坎坷的经历可以让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论，《中国大历史》一书，给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证，而着眼于历史大局，而是着眼于中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正如书名所言“ma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有人是这么评价黄仁宇的这部书的：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一部二十四史，绝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将一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为解读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原农耕国家的心腹大患，并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类不痛不痒的空话，而在于游牧民族结构简单，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资源分配和作战调动方面要比老大帝国显得更有活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翻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最大的感触在于传统社会（包括意识形态）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黄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
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广大，在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从西周开始，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即他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在秦汉以后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其立足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的有纪律的官僚组织，这样使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力的架构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难以在短时期内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其扩展性和开发性，走向内敛和非竞争性，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和遭受屈辱的历史根源。从秦汉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待社会多元化就先以构成集权体制，汉代采取不断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通过将宇宙观、天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学将专制皇权合理化，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到清代，这一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因为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的政体，结构上的脆弱使之对外界的压力也缺乏抵御的实力，难以成为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桥梁。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机制，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这种政治权威的负面性格十分明显，当这纪律被破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是不够的，当中大部分的成就，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从长远角度看，也阻碍了法制的成长。因为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由于帝国官僚机构的执行全靠官僚的名誉自重，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儒家传统之政府，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所以它不像一个国家，更像由一种文化塑造成的形体。儒术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即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它业可从，造成地方政府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短于经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经文句之外，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所提倡。由于其依赖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却没有技术上的繁复来解决许多利害冲突，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这种制度极易解体，引起混乱，反映了国家体制的脆弱，也暴露了这种山村文化的简陋气息。是故以红、白、黑色的脸谱论人物反映不了历史的纵深和实际意义，是将技术上的问题当成道德上的问题，于治史无益。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为传统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以道德标准辅助刑法，缺乏结构上的实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它不能将私人财产权明确划出，更不能给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对付私人财产问题上的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缺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步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摆脱朝代循环的怪圈和长期停滞的状况，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问题在于整个体制的落伍，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的农业管制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的根本。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黄仁宇先生应算得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以近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自后25年笔耕不辍，终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其献身学术之执著，着实让人敬佩。而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显。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从中我们亦得一窥先生的历史观。
总之，黄仁宇从有别于传统史家以道德标准评判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他侧重于从技术衍进的大历史角度来剖析历史，虽然他对西方和中国都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但是他论述问题的重点和中心一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很容易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体味出来。他对中国历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独到的、深刻的、睿智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虽然身为美国公民，但是对祖国的统一和未来的发展也时时给予深切的关注。总体说来，他在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中国当前国情的分析是欠科学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使然。

C. 求一篇《中国大历史》的读书笔记字数5000以上。分数可以加。。。。

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题记

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

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其中，“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下简称“建构”）一文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文虽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作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实践上是对“建构”所作的初步的、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获批判”，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1一文是对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推进。当然，邓正来先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反思获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不过，就本文而言，我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从“构建”到“研究”再到“评述”这一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2我们当然希望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反思能够多我们的智识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

1、市民社会：从“社会实体”转向“解释模式”

无疑，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由于市民社会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目前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所提出来的“公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领域”（《国家与社会》，页142，注释3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即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追求政治民主的极端形式就是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这也就是台湾学者将civil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的原因（页121）。另一种是针对西方理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而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道德价值，即追求一种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civilsociety译为“文明社会”。

邓正来先生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显然是以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理论出发建构一个宏大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详细地阐发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4尽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同样的建构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构或再解释（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枣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一文），这种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释学上的有效性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这使得他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采取了一个类似的策略，即强调“中国的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何将civil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原因），以此显示出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的不同。但是，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即让“舞台后导演的现实关怀”不是隐含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而是直接在理论建构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构”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学理推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我们将如何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类的行动纲领：“提出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正是为了促使国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投入到市民社会的建构中，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基础，进而减少盲目性、情绪性和非理性。”（页20）

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

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

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

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

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翻译和研究哈耶克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论来论证市民社会分离于国家的正当性，尽管哈耶克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域”和“自生自发之秩序”的捍卫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种种暗合之处。9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哈耶克的研究将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政治哲学的哈耶克理论建构为一套社会理论，其中，并没有强调哈耶克关于“私域自主”之类的政治哲学的论述。10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忽略”与上述作者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他放弃了对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的建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的发掘，使得他放弃了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方向上建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努力，而将此改造为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不过，对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阐述或学理上的说明，因此，我的批评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自觉遗忘变为一种自觉的反思。
中国大历史
.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
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动乱，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
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
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
a. 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
b.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2. 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
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
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
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
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
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
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
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
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动乱，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
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
5. 国家制度的问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
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
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
6. 一个假设
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
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D. 中国大历史的名言警句摘抄。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
1.安不忘危，盛必虑衰。(《汉书》)
2.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4.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5.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6.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7.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9.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0.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1.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2.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13.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14.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15.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
16.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7.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8.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19.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0.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1.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2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4.东隅已逝，桑隅非晚。
25.多行不义，必自毙。
26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2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28.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9.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
30.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31.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32.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3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34.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35.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6.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37.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38.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39.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40.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41.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42.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4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4.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45.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46.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47.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48.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9.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0.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5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2.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5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54.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55.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6.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57.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58.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59.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60.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61.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62.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63.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64.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65.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66.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67.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68.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69.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70.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71.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72.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7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74.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75.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76.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77.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78.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79.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80.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81.前车覆，后车戒。
8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8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84.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85.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
86.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87.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88.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89.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90.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91.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92.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93.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94.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95.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96.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97.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98.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99.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00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1.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102.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103.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104.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105.树德务滋，除恶务尽。
106.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07.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108.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09.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10.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12.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113.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14.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115.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1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17.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18.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19.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20.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21.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22.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3.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2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25.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26.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27.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28.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129..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30.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131.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32.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33.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34.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135.衔远山，吞长江。
136.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37.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38.行远必自尔，登高必自卑。
13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40.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41.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142.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143.言必信，行必果。
144.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145.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146.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147.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148.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49.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50.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行。
151.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152.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153.业精于勤，荒于嬉。
154.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55.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56.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157.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58.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59.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160.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6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162.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63.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64.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165.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66.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67.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168.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169.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170.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71.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72.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73.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74.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75.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76.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77.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78.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179.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180.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181.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82.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183.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84.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E.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这一句话该如何理解:

其实，你结合一下上下文，特别是这句话后面的话，你就明白了。让西方作家好奇的是，在公元前后的中国，竟然能够让自由经济的萌芽展开。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估计你想问的其实也就是“自由经济”。王莽实施了哪些改革使得西方作家认为是自由经济呢？其一就是王莽改制中对数字的理想型的应用，没有必要把王莽改制的条目详细说明，只是简单描述一下即可看出端倪：土地国有，8口之家不得超过900亩；更低分配，1对夫妇有地不低于100亩；每人每年缴纳布帛1匹等。这本来是好的，并且为自由经济铺垫了基础。可是，当时的王莽是没有办法来核实什么是8口之家，甚或1对夫妇的，更别提去核实900亩或100亩的真伪了。人口之无法核实已动摇其基础，惠及百姓之好处又无从调理去配给，结果可想而知了——百姓直接反了。

其二信贷制度与政府干预。王莽还建立了信贷制度，有点像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有点类同王莽，不细说）。就是百姓遇到生活困难而钱又不凑手的时候，政府给予帮助，到时只收取本金不收利息。如果百姓希望经营生意，那么就得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切记，这个利息是赚取的利润的十分之一，不是贷款本金的。工商业都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个所得税就是今天的企业所得税，不过要低得多，是十分之一。

政府放贷，让钱流通于民间，而且政府只收取增加了的财富的提成，如果亏本就连利息都不收，只收取本金。你想啊，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要加快翻翻啊！多少人死于窘困？多少企业死于流水运转失灵？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政府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难道不值得西方作家好奇和激动吗？多么牛逼的一代大帝！这可是现代政府想做都做不好的事情啊！

可是还得回到数字化管理上，越是严谨的经济政治政策越要求严谨的数字管理能够跟上。而王莽那个时候，是不具备数字化管理的，不要说王莽，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旧不具备。这就像拿着一根细线去栓老虎，即便结打得再结实，线依旧会断掉。

王莽的改制并没有持续多久，有的不分甚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并且在这一两个月里也没有得到实施。

脱离了实际的空谈，最终依旧落得绿林群起，革了他的命。

F.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一篇读后感，八百字左右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共享文档
2015-10-22 2页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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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中国大历史》,其实早在三年前,父亲就推荐我阅读这本书,但因当时我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匮乏,看问题也比较浅显,于是一直拖到现在。
《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他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黄仁宇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在著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
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中国大历史》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它不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黄仁宇一直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历史不是偶然的,每一次历史转向的背后,都是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历史是需要客观评价的,这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难做到,因为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添加自己的主观成分,但是当你读了这篇书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生动,形象,打破了以往教科书式的罗列,将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今日的现实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相对于今,当代的许多重要事件,在宏观历史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将视野拉开,许多历史上经历
之事在今日仍然存在或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官僚体然依然存在,读古验今、令人惊诧。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黄仁宇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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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关于《中国大历史》上下两册与《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的成名作，又称吕著《中国通史》。全书约60万字。版上册是总论中国历朝历代权的经济、文化、民族、教育等；下册是政治军事史。
《中国大历史》又名《白话本国史》，全书约80万字。编排依次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现代史。上古即为先秦史，明代以前为中古史。相对而言，《中国大历史》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方式，毕竟是按照朝代顺序写的。这本书很多书店都有卖，有一种经济本，30元。

吕著的两本通史都不详细，短短数十万言岂能写尽，都属于高度概括，要求读者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特别是《中国通史》的政治军事史部分，极为精简。所以还是《中国大历史》好一些。

如果你对通史有兴趣，可以看看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成书于2001年，历史专业考研的必备书籍之一，只有40万字，我3天就看完了。字数虽然不多，内容却是高度提炼，精华中的精华。张帆是元史专家，宋金辽元史部分写的比较详细。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了。一版再版，读者众多。我就花了50元买翦伯赞的，放弃了30元钱的吕老作品。

H.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