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的自然灾害
早在公元前世纪，中国古人的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在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我国已开始详细描述地震。当年陕西发生一次大地震，《诗经》上作了详尽的描述，其大意是：闪闪的电光，轰轰的雷鸣，这种不祥的描象，多么叫人不能安宁。千百条河流在沸腾，巍峨的山顶在塌崩，高岸变成了低谷，深谷变成了丘陵。《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地震记录。从汉代开始，地震就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宋元以后地方志发达起来，地震也被作为灾异记入志中，地震史料大大增加。除了这些官修的正史，方志外，许多私人写的笔记、杂录、小说和诗文集中也有地震的记载，而且往往附有生动的描述。历代的一些“类书”，如宋代编的《太平御览》、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还按分类收集了不少地震资料。此外，碑文中也有历史地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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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地震至少有近万次，其中破坏性地震近3000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约18次。这些记载的时间之久远，内容之详尽，都是举世无双的，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完整的地震历史资料。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震灾也给古代人们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地震进行分析，以明我国古代的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破坏和人们在抗震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的群发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两汉宇宙期”。其重要表征就是地震频率明显增多。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说:“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期共发生两次地震,分别在秦王嬴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和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因此,邓云特所统计的68次地震皆在两汉时期。另据王会安、闻黎明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中的统计数字，两汉时期共发生地震118次,平均不到四年就发生一次,足见两汉时期地震之频繁。
在这些众多的地震中，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几次。公元前70年6月1日，在山东的诸城昌乐一带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143年10月后，在甘肃甘谷西发生了7级的地震，伤亡惨重，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饬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80年秋，甘肃高台西发生了7.5级的地震，损害极大，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两汉时期的地震发生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地震的次数东汉较西汉大为增加，区域以长江以北为主。在68次地震中，其中西汉(含新莽天凤三年)17次，占地震总数的1/4;东汉51次，占总数的3/4，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地震更为频繁。从地震发生的区域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是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长安、洛阳作为两汉的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比较集中，地震造成的危害较大，对地震的记载自然就十分详细。在68次地震中，其中京师地区就达42次，占总数的61%以上，有些年份中记载只有地震两字，并未指出具体地点，但一般来说，凡此“往往为国都之事”。而江南及其他地区记载极少，但并不说明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就未发生过地震，只不过是没有被人记载下来而起。
叠溪海子－－1933年地震遗址
再者，伴随地震这一主灾害,还连锁发生着一系列次生灾害。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往往具有群发性的特征。两汉时期地震后主要的次生灾害有以下几种:(1)地震引起山崩。这是伴随地震产生的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如高后二年,“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文帝元年,“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2)地震引起地表水激荡。因“地震震动破坏了地震现场的地下水水平面，使一些地方地下水上升涌出地面，多则泛滥成灾”。如文帝元年,“大水溃出”。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涌水”。汉顺帝建康元年,“京师及太原、雁北地震，三郡水涌地裂”。汉桓帝建和四年,“夏四月，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3)地震引起河道壅塞。如汉成帝河平三年，“犍为地震。雍江水,水逆流。”(4)地震引起海啸。汉灵帝建宁四年,“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5)地震引起疫病爆发。景帝后元二年,“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量死亡,以至棺材也为之涨价。这些伴随地震产生的次生灾害,其危害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地震本身,尤其是几种灾害相互作用,其破坏性更大。汉元帝时的京房曾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螽,民人饥疫。”
最后，地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条件都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其中伤亡人数比较多的地震有：高后二年地震,“杀七百六十人”。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杀六千余人”。成帝绥和二年地震,“杀四百一十五人”。其次，对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地震及伴随而来的山崩地裂、水灾泛滥等灾害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如汉元帝建昭四年,“蓝田地震,山崩,拥灞水。安阳(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春，酒泉表氏一带多次发生地震，导致地表水涌出，泛滥成灾，使城中的官衙和民房全部倒塌，以致不得不“县易处，更筑城郭”。再次是对人民的家庭私有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两汉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居民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抗震能力极差，一旦稍有震动，就房倒屋塌，人民流离失所。如汉惠帝二年,“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汉成帝绥和二年,“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廓”。汉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坏败城郭、民室屋”。汉顺帝永和三年,“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室屋多坏”。损失都十分惨重。
康熙罪己诏——英明皇帝震灾后的补救措施
康熙十八年的北京大地震，首先是地域的特殊性，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问黄中心，人口众多，各种建筑物也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地区里面发生地震造成的伤害必然是非常的惨重，再者这次地震是该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最后处于康乾盛世的时代，面对着这样的一次大地震，作为统治者和百姓是怎么进行震后救灾的，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 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共计 200 多个县市， 最远记录达 700 百多公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从京城的东方的地下发出响声，顷刻之间，只见尘沙飞扬，黑雾弥漫，不见天日。而地面上的人们也被震得东倒西歪，如同坐在船上一半，随后，私下里巨声响起，地面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动物到处的乱窜，人们更是无头脑的乱跑，但是已经迈不开步了，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蓟州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宛平县城也没有逃过此劫，“一响摧塌五城门，城中裂碎万间屋。万七千人屋下死，骨肉泥糊知是谁？……西门向北有劈面酸风乱滚之黄沙，东门至南有扑鼻膻水泛滥之黑沟”。良乡县倒塌瓦房10余间，土房40余间；损伤土房、瓦房近百间；街道震裂，水涌高三四尺。二十九日、三十日复大震，良乡、通县等城俱陷，裂地成渠，黄黑水溢出，黑气蔽天。作为震中之一的三河县的惨状更是无法描述，当时的县令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四远有声，俨如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 尸骸枕籍，……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得北京地区顿时陷入生存危机的严 重深渊。地震强烈的破坏力使地表建筑遭到极大损毁，“城垣坍 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据统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京城也是震中之一，很多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据统 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京城的各宫殿、城 楼、寺院、庙宇、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宫殿类如养 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保和殿等；寺院、庙宇、塔阁类如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白塔等；会馆类如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襄 陵会馆、中州会馆、华州会馆等。除了为数众多的老百姓在这次地震中死去外，还有很多的官员也死在了这次地震中，包括内阁学士王敷政、大学士勒得宏、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炯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
康熙十八年地震记载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救灾措施，这显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之处。首先，他发了“罪己诏”，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他还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 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这些形式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整个统治阶级关心民情。接着，康熙又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 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还有，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最后，除了官方的赈灾之外，民间也是互相帮助，成为重要的补充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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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历史上比较大规模的旱灾都发生在什么时候（中国）持续了多久，有怎样的社会危害
商朝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管子·轻重篇》曰：“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周朝
《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4]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汉朝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
南北朝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
隋朝
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唐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
清朝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
中华民国
1929年，陕西大旱，80%的县受灾，估计死亡加逃亡人数达300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仍，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受灾草场面积23186.7平方公里。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
『叁』 中国的干旱历史
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京师比岁霜旱，五谷不登，诏人就食山东，以粟帛赈乏。（《魏书·天象志》）
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关中大旱，昆明枯涸。（《魏书·天象志》）
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时三吴亦仍岁凶旱，死者十二三。（《魏书·天象志》）
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九月，州镇十一旱饥。（《魏书·天象志》）
北魏皇兴二年(468年)夏，旱，河决，州镇二十七皆饥，寻又天下大疫。（《魏书·天象志》）
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九月，州镇十一水旱，诏免其田租，开仓赈乏。（《魏书·天象志》）
北魏延兴四年(474年)，州镇十三饥；又比岁蝗旱。（《魏书·天象志》）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冬，州镇十五水旱，人饥。（《魏书·天象志》）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魏书·天象志》）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两雍及豫州旱饥。（《魏书·天象志》）
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六月，诏以旱，彻乐减膳。（《魏书·天象志》）
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冀定旱饥。（《魏书·天象志》）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二月己巳，占日“旱”。六月乙酉，青州民饥，诏开仓赈恤。（《魏书·天象志》）
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幽州大饥，死者数千人，自正月不雨至六月。（《魏书·天象志》）
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六月，帝以炎旱，减膳撤悬。（《魏书·天象志》）
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三月，齐献武王历冀定二州，固入朝，以今春亢旱，请蠲悬租赈穷乏，死罪已下一皆原宥。（《魏书·天象志》）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夏，旱。（《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秋，旱且蝗。(《南史》卷2)
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年)秋，京都旱。（《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五月，扬州诸郡旱。（《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南史》卷2)
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年)、二十年(443年)，南兖、豫州、旱。（《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自去岁至是，诸州郡水旱伤稼。人大饥。(《南史》卷2)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451年)三月。（《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八年(464年)，东诸郡大旱，民饥死者十六七。（《宋书·五行志》）
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六七。(《南史》卷2)
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八月，京都旱。（《宋书·五行志》）
南齐建元三年(481年)，大旱。（《南齐书·五行志》）
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大旱。
『肆』 历史上最大全国性旱灾是哪年要确切年份。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
『伍』 在中国古代，如何应对旱灾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旱灾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正因如此，历朝历代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
灾前预防。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资料记载，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
『陆』 古代对旱灾有哪些记载
旱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而且波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围—些国家发生的大旱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严重的—次旱灾。80年代初期的一次大旱遍及34个国家，近一亿人口遭受饥饿的威胁。此外，我国也是一个旱灾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史料记载，我国旱灾频繁。历代史书、地方志、宫廷档案、碑文、刻记以及其它文物史料中。公元前206年～1949年，中国共发生旱灾1056次。16世纪至19世纪，受旱范围在200个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于1640年、1671年、1679年、1721年、1785年、1835年，1856年及1877年。1640年（即明崇祯十三年)在不同地区先后持续受旱4～6年，旱区“树皮食尽，人相食”；1785年（即清乾隆五十年）有13个省受旱，据记载，“草根树皮，搜食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1835年(即清道光十五年）15个省受旱，有“啮草嘬土，饿殍载道，民食观音粉，死徒甚多”的记述。20世纪以来，1920年陕、豫、冀、鲁、晋5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13个省535个县遭旱灾；1942～1943年大旱，仅河南一省就有数百万人饿死、病死。
1950年至1986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达3亿亩，成灾1.1亿亩。干旱严重的1959年、1960年、1961年、1972午、1978年和1986年全国受旱面积都超过4.5亿亩，且成灾面积超过l.5亿亩。1972年北方大范围少雨，春夏连旱，灾情严重，南方部分地区伏旱严重，全国受旱面积4.6亿亩，成灾2亿亩。1978年，全国受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情严重，一些省份1月～10月的降水量比常年少30%～70%，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伏旱最为严重，全国受旱面积6亿亩，成灾面积2.7亿亩。从史料上来看，这是有统计资料以来的最高值。
『柒』 中国旱灾
1951年，全国受旱率0.031，成灾率0.009，粮食减产率0.025，受灾人口率.029。全国受旱范围较广，但旱情较轻。华北地区京、津、冀、鲁、豫北和东北地区西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春旱省雨，冀中和冀北、内蒙古乌盟及赤峰、鲁东南和辽西夏秋旱，作秋物受旱成灾。陇东、宁夏、陕北出现春旱和伏旱。南方鄂东南、湘、赣发生初夏旱和伏旱；川南、黔西和滇中、滇东北1～4月冬春少雨干旱。
1959年，全国受旱率 0.237，成灾率0.078，粮食减产率0.060，受灾人口0.091。在1949～1990年的42年中，出现等于大、大于该年受旱、成灾面积的概率分别为9.3%和25.5%，全国为重旱年。旱区分布在我国北方和南方。西北的甘肃北部、宁夏、陕西，华北的冀北、京、津、内蒙古大部和东北的黑、吉两省部分地区3(4)～5(6)月降水偏少，出现不同程度春旱；陕、晋、冀3省的南部和豫、鲁大部6(7)月下旬～(8)月上旬未下透雨，夏旱比较严重。华东地区的鄂、湘、皖、苏南和赣北部分地区7～8月上旬夏旱，部分地区延至9月，出现伏旱和秋旱，以皖、鄂受旱最为严重。西南的川、黔旱我以四川最为严重，川东北先发生春夏旱，而后在7月初～8月下旬在川东发生严重伏旱，而后在7月初～8月下旬在川东发生严重伏旱。干旱持续60天，70个县受旱，全省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25亿千克锐减为158亿千克。
1960年，全国受旱率 0.253，成灾率0.107，粮食减产率0.073，受灾人口率0.116。在1949～1990年的42年中，出现等于、大于该年受旱、成灾面积的概率分别为4.6%～6.9%。全国为极重旱年。旱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北方以青、宁、晋、豫4省(市)、南方以湖南省受旱为严重。内蒙古春季普遍少雨，入夏西旱东涝。青海东部农业区，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河北、河南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及山东北部1月～5(6) 月降水比常年偏少3成～6成，在四五月小麦关键需水期，降水偏少5成，有的地方偏少7～9成，塘库干涸，麦作旱情十分严重。西南地区的滇、黔大部、川南，以及华南的闽、粤、桂、琼大部，在前一年冬旱后又持续出现比较严重的春旱，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和海南持续到4月，云南和川南一直持续到5月。湘、赣大部和鄂、黔、川部分地区7～8月降水经常年偏少3～5成，夏旱比较严重，对中稻生长影响较大。
1971年，全国受旱率0.17，成灾率0.036，粮食减产率0.23，受灾人口率0.046。全国大部分地区少雨，出现旱情的范围较广，灾情相对较轻。宁夏、陕西大部、甘肃东部和南部春夏连旱，青海发生春旱，旱情较重。内蒙古中部和东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春旱少雨，比常年同期偏少3～5成，春播作物和小夏生长受到影响。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和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和福建大部春夏持续少雨，大小水库蓄水量少，春旱、伏旱比较严重。四川东部和贵州西北部伏旱亦比较严重。
1972年，全国受旱率0.208，成灾率0.092，粮食减产率0.054，受灾人口率0.106。在1949～1990的的42年中出现等于、大于该年受旱、成灾面积的概率为16.3%，该年是全国干旱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全部、山东大部和豫北及豫南，西北地区的宁夏、甘肃中部和东部、青海中部和陕西大部，东北地区的吉林西南部、辽宁大部，以及内蒙古大部等地区春季干旱省雨，入夏后持续干旱少雨，春夏连旱，年降水量较常年偏少2～4成。河北省1972年降水量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65.6%，春季3～5月为常年同期降水量的43%，夏季为常年同期降水量的42%，山西、河北等省不少大型水库在死水位以下运行。黄河在济南以下断流20天。南方诸省，1972年降水虽按近正常年降水，但降水年内分配严重不均，福建、两广大部和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四川盆地1月3日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3～6成，出现春旱，入夏后又持续少雨，比常年同期偏少2～5成，出现伏旱，稻田出现大面积脱水、龟裂现象，有的水稻及旱作物被旱死。
1978年，全国受旱率0.268，成灾率0.120，粮食减立率0.062，受灾人口率0.097。在1949～1990年的42天中，出现等于大于该年受旱、成灾面积的概率2.3%，出现等于、大于该年粮食减产量的概率为11.6%，是194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年之一。该年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河流域，北方的东北、西北、华北和新疆，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长江中下游地区，3月出现旱怀，4月各地降水比常年偏小3～8成，5月接近正常，6～10 月降水持续偏少，作物关键生长期7～8月降水偏少4～6成；淮河流域3月份降水比同期偏少2～4成，4月偏省7～9成，6月偏少3～6成，7～9月偏少 5～6成，春夏秋三季连旱。干旱少雨和高蒸发量使得河川径流量大幅度减少，该年淮洪泽湖入湖水量30.4亿立方米，约为正常年的1/10。干旱地区中小型水库和塘坝由于来水减少，灌溉放水增加，蓄水耗尽，库干塘涸，梅山、佛子等多座大型水库水位均放至死水位以下。该年北方陕、甘、宁、晋、冀、鲁、豫、京、津和吉、辽部分地区，出现较严重春旱，河西走廊和冀东部分地区还发生夏旱。新疆全年干旱小雨，牧草生长受到较大影响。1978年受旱率大于20%的苏皖、湘、鄂、川及陕、晋、鲁、豫、蒙、黑等省(区)，其中苏、皖、川、鄂4省受旱率超30%。
1985年，全国受旱率 0.160，成灾率0.070，粮食减产率0.079，受灾人口率0.085。全国为一般干旱年。干旱区在南方的湖南和贵州及北方的陕西和河南等省。长江流域大范围伏旱，湖南省春夏连旱，湘西南地区春夏来三季连旱，早稻减产，全省受旱面积152.5万公顷，成灾面积79.9万公顷，是该省近40年来受灾最严重的一年。贵州大范围伏旱，持续时间长，影响大秋收作物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伏旱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危害。黄河中部各省(区)队山西以春旱为主外，普遍春夏少雨，春、夏旱影响作物夏秋收成，以陕西和河南旱情比较严重。新疆春旱，全疆23个县受旱，旱情较重。
1986年，全国受旱率0.215，成灾率0.102，粮食减产率0.061，受灾人口率0.138。在1949～1990年的42年中，出现等于、大于该年受旱、成灾面积的概率为14%，是全国干旱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该年旱区分布范围广，重旱区在华北、西北和内蒙古。旱区内春、夏、秋旱连季出现，干旱严重，其中以冀、豫、晋、陕、蒙等省等(区)旱情最重。南方鄂、湘两省发生较重的春夏旱，浙、赣、闽出现夏秋旱，江西7～10月降水不到常年的一半，湘南、桂东北和粤北秋旱比较严重。该年发生受旱率大于、等于20%的有16个省(市、区)，其中北方9个，南方7个。在北方9省(市区)中，蒙、陕、冀、豫受旱率大于、等于40%。新疆发生春、秋旱情，全疆受旱县市共34个，其中成灾31个，色收21个，灾情严重。
1987年，全国受旱率0.172，成灾率0.09，粮食减产率0.049，受灾人口率0.114。全国为较重干旱年。干旱范围较大，重旱区主要内蒙古、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内蒙古春夏连旱，伏旱严重。甘、宁、陕旱情较重，甘肃7～8月雨水显著偏小，宁夏偏小3～8成，秋粮大幅度减产，73县受灾。晋、冀、豫旱情亦较重，山西夏秋冬连旱，全省出现近百年一遇的枯年径流，7月中～8月中几乎未降雨，秋作受旱严重。西南地区川、黔、滇及华南的桂、琼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春旱和秋旱。
1988年，全国受旱率为0.227，成灾率为0.106，粮食减产率0.073，受灾人口率0.153。全国为重旱年。该年我国东、中部主要农业区旱情重。春季受旱范围较大，但持续时间不长；夏伏旱来势猛，范围广，以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情最重；秋冬连旱时间长、面积也大，对秋冬种植作物不利。鲁、豫鄂、湘、苏、皖6个重旱省，各季都有不同的干旱发生了涝灾，雨后又遇严重的秋冬连旱。川东地区春、夏、伏旱相连。在夏伏旱严重的6～8月中旬，我国不少主要江河水量比常年偏少。淮河偏少7～8成；长江中下游水位比常偏低，7月25日宜昌以下长江水位比大旱的1978年同期还低；6月28日～7月 8日，黄河下游利津水文站断流10天；辽河水量偏少4成；珠江支流西江水量偏少5成。旱情造成当地居民饮水困难，据苏、皖、鄂、湘、桂、川、黔、琼、鲁、晋、陕等省(区)统一，因旱饮水困难人数达3463万人。
1989年，全国受旱率0.200，成灾率为0.104，粮食减产率0.064，受灾人口率0.135。全国为较重干旱年。该年北方地区干旱范围较大，南方较小。东北、华北西部、新疆、山东等地在上年秋冬旱的基础上，持续少雨干旱，严重影响春播。5月下旬以后，因雨旱情有所缓和。入伏后，气候异常，东北、华北、山东、陕西严重少雨，8月份不少地区出现1949年以来同期降雨的最小值，山东7月7月下旬～8月中旬仅降雨4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74%，伏旱给秋作物生长造成严重威胁。内蒙古全区性春夏连旱，呼盟、乌盟、哲盟等地4～5月降水比同期平均偏少6成，入夏后持续少雨，比同期偏少3～6 成，严重干旱使粮食大幅度减产。河北省北部春旱连伏旱，中部严重伏旱。北方的黄淮海地区10月以后，麦区又出现秋旱少雨，豫、鲁、苏北和皖北秋播受到影响。该年新疆也发生了多年少见的大旱，北疆旱情重于南疆。
1990年，全国受旱率为0.122。成灾率为0.053，粮食减产率0.028，受灾人口率0.063。全国为一般干旱年。该年半年我国干旱范围小，程度轻，下半年南方伏旱范围较广，部分地区伏秋连旱，旱情严重。东北三省、山东和华北北部等地，由于上年干旱重，地面蓄水少，土壤底墒不足，前春干旱明显。5～6月，西部陕、甘、宁、青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旱情较重。10月份秋播期间，鲁西、鲁南、豫北、豫东、冀南、晋南、苏北、皖北冬麦生产区月雨量不足10毫米，影响小麦播种。新疆前冬气温高，积雪较同期减少3成～9成，冬麦越冬困难，北部和东部春季降水减少3～9成，春旱严重，全疆受旱县 (市)48个，受旱、成灾面积43.0万公顷和27.8万公顷，为1949年以来之首位。南方地区出梅早，7月初出现大范围持续少雨高温天气，8月初因降水部分地区旱情有所缓和，而后又出现持续少雨高温天气，皖、赣、鄂、湘、粤、桂、川、滇、黔等省发生大面积干旱，以湘、鄂、桂和川东地区伏秋连旱最为严重。湖南7～9月是名平均降雨183.6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41.7%；湖北伏秋连旱60余天，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所同期省5～7成；川东等地受旱较重，人畜饮水也发生困难；广西8～10月上旬伏秋连旱，江河流量、水位低于或接近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值，给抗旱灌溉用水增加了困难。
1999年——2000年，世纪末大旱
1998年夏天长江洪灾；1999年夏天，接着就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罕见的大旱：武汉36万人饮水告急，安徽境内淮河干流几乎断流，整个北方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到2000年，全国因旱损失粮食594亿公斤，经济作物损失506亿元，成灾面积、绝收面积和因旱造成粮食损失均为建国51年来最大值，旱灾波及全国20余个省区、直辖市。
2003年7月中旬以来，中国江南中南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持续高温少雨，福建大部和江西、湖南、浙江三省南部地区基本没有出现有效降水过程，气温明显偏高，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最高值，导致耕地失墒严重，旱情迅速蔓延。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旱情露头。目前全国作物受旱面积4980万亩，570万农村人口、25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其中江西、湖南、福建、浙江4省合计受旱面积2790万亩，比7月上旬增加2200多万亩，受灾面积迅速扩大。
2009年，2009年大旱，受灾地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湖北、陕西
『捌』 中国各地的旱灾情况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旱灾频繁。然而，目前出现的新趋势却令人十分忧虑：以往旱灾多以华北、西北为主，而现在江南、华南、东北等传统多雨湿润地区也频繁发生严重旱情。
今年早些时候，向来以雨量充沛著称的海南省上百座水库、山塘干涸，几十万人饮水困难。而被誉为“千河之时的四川、素有“江城”之称的重庆，去年却发生了冬春夏秋四季连旱，严重程度更是百年不遇。
由于干旱，长江中下游、珠江水位持续大幅快速退落。
进入枯水季以来，珠江流域降水量大幅减少，近期出现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枯水位。
十月以来，广州市降水明显偏少，降雨量较多年同期偏少近七成。广东全省小型水库干涸一百三十三座，近二十五万人饮水困难。
中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两万八千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百分之六，但人均只有两千两百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十三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因此，干旱灾害频繁而严重，局部性、区域性的干旱灾害连年发生。
据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用水需求增加，以及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干旱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干旱灾害呈现频次加快、范围扩大、损失加重的趋势，受旱区域由北方、西部地区向南方、东部地区扩展，旱灾影响范围由农业向工业、生态等领域扩展。
据专家预测，在充分考虑节水的情况下，二0三0年中国用水量将达到或接近可利用水资源的总量，抗旱形势更趋严峻。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抗旱工作的通知说，当前抗旱减灾工作基础仍然薄弱，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缺少灌溉设施，现有水利工程大部分标准偏低，一些工程不配套，老化失修严重；城乡供水体系抵御旱灾能力弱，大部分城市供水水源单一，防范突发性水危机能力较低；水污染和水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抗旱管理体制、机制仍不健全。
通知说，加强抗旱减灾工作，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灾害，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旱情加剧的严峻形势，中央财政近日紧急拨付特大抗旱资金七千万元，支持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旱情严重的省(区)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亦派出多个工作组，指导干旱地区抗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