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历史高产年

1. 中国粮食的种类和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粮食的代称也叫谷、五谷、八谷、九谷、百谷，但以五谷为最多。

在原始社会，中国的粮食品种主要有：粟、黍、稻、菽(大豆)、大麦、小麦、薏苡等。北方以种植粟、黍粮食品种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粮食品种有黍、稷、稻、小麦、大麦、菽、麻等七种。主要的粮食品种是黍、稷。直至明代以前，中国的粮食品种大致如此。在《诗经.小雅》中，农作物的排列顺序是：黍、稷、稻。当时人们很迷信自然，称社为地神，稷为谷神，故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称为社稷。因而社稷即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灌溉的发展，人们才有条件种植对水土要求较高的菽和粟。虽然粮食作物品种变化不大，但是，作物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特点是菽（大豆）的地位上升，并和粟一起列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从战国到唐代，粟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西周以前，中国粮食品种以黍、稷为主，其他粮食品种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五谷的概念，表明当时粮食作物的品种初步有了定型。主要粮食品种有：粟（禾、稷）、菽（大豆）、黍、稻、小麦、大麦、麻七种。

秦汉时期粮食结构有所变化，主要粮食品种有：粟、稻、小麦、大麦、大黍、粱、大豆。汉代董仲舒建议在关中一代推广小麦。汉魏时期由于石磨的推广，麦子磨成面粉，这一饮食史上的进步，也促进了小麦生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粮食品种的顺序是：谷（稷、粟）、黍、粱、大豆、小豆、大麻、大麦、小麦、水稻、早稻。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粮食品种的顺序是：稻、粟、麦。

宋元时期，稻麦两熟制逐步形成，双季稻得到推广，明代以后，水稻更加发展，因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同时，玉米、甘薯、土豆从国外引进，更加丰富了粮食品种。当时主要的粮食品种是：水稻、小麦、谷子、玉米、豆类。

到1950年，粮食品种是指小麦、大米、大豆、小米、玉米、高粱和杂粮七大品类。1952年，粮食减为四大品种：小麦、大米、大豆和薯类。1957年，粮食增为五大品种：小麦、大米、大豆、杂粮和薯类。1971年又把杂粮类改为“玉米”等，粮食为新五大品类：小麦、大米、大豆、玉米、薯类。1979年后《辞海》对粮食的解释是各种主要食料的总称，如小麦、高粱、玉米、薯类等。1996年根据种植面积及产量排列为：稻谷、小麦、玉米、薯类、大豆、谷子、高粱、其他杂粮。1990年，国家粮食定购的品类：小麦、稻谷、玉米、大豆。

在粮食商品类中，粮食根据其领域和作用对象的不同分为四类：1、原粮2、成品粮3、混合粮、4贸易粮。

国际通用的粮食品种概念。199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列的详细FOOD产品目录由八大类106种：1、谷物类8种；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5种；3、豆类5种；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13种；5、蔬菜和瓜类20种；6、糖料作物3种；7水果、浆果24种；8、家畜、家禽、畜产品28种。

粮食品种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它随着人们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会赋予它更新的内涵和外延。这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渐提高的体现。

2. 中国每年产多少粮食

一亿吨左右向您推荐 [国内资讯 国际资讯] 2009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6年增产 全国31个省（区、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3082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增长0.4%，再创历史新高。粮食生产总体上呈现“面积增、单产减”的格局。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200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0897万公顷，比上年扩大217万公顷，增长2%。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好政策和好价格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9年中央财政继续增加“三农”投入，“三农”投入创新高，中央预算安排的“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增长20%以上。其中，农民种粮的四项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到1230.8元，比上年增长19.4%。在2008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基础上，2009年再次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受棉花、糖料等产品价格低迷和种植效益下降影响，2009年我国棉花、麻、糖料等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减少的面积大都改种粮食。 ——粮食单产因严重自然灾害下降。2009年全国粮食亩产324.8公斤，比上年下降1.6%，这是粮食单产近6年来首次下降。2009年粮食生长期间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较重，而且旱灾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发生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对全国粮食单产影响较大。据民政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农作物旱灾受灾面积达2926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12万公顷，增长1倍多。受严重自然灾害影响，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粮食单产皆下降10%以上。从主要粮食品种单产看，水稻单产持平略增，小麦和玉米受严重春旱和伏旱影响，单产下降，玉米单产下降5%以上。 ——分季节看，夏粮和早稻增产，秋粮减产。2009年全国夏粮产量12335万吨，比上年增加261万吨，增长2.2%。早稻产量3327万吨，比上年增加167万吨，增长5.3%。受严重自然灾害尤其受北方地区严重伏旱影响，秋粮减产。2009年全国秋粮产量为37420万吨，比上年减产217万吨，减少0.6%。 ——分地区看，粮食主产区减产，非主产区增产。2009年全国农业气象条件南方总体好于北方，粮食产量呈现“北减南增”、“主产区减非主产区增”的格局。15个北方省（区、市）粮食产量27857万吨，减产395万吨，减少1.4%；16个南方省（区、市）粮食产量25225万吨，增加606万吨，增长2.5%。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39710万吨，减产207万吨，减少0.5%；7个粮食主销区产量3361万吨，增产116万吨，增长3.6%；11个产销平衡区产量10011万吨，增产302万吨，增长3.1%

3.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安全事业会取得巨大的历史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稳定，重视农业发展，政府大力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科技，随着杂交水稻的普及，粮食年年获得高产大丰收，因此粮食安全取得巨大成就。

4. 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是多少

61791万吨。

国家统计局关于2017年粮食产量的公告

三、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回比2016年增加答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其中谷物产量56455万吨（11291亿斤），比2016年减少83万吨（17亿斤），减少0.1%。

(4)中国粮食历史高产年扩展阅读：

一、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220千公顷（168329万亩），比2016年减少815千公顷（1222万亩），下降0.7%。其中谷物[1]播种面积92930千公顷（139395万亩），比2016年减少1464千公顷（2196万亩），下降1.6%。

二、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506公斤/公顷（367公斤/亩），比2016年增加54公斤/公顷（3.6公斤/亩），增长1.0%。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6075公斤/公顷（405公斤/亩），比2016年增加85公斤/公顷（5.7公斤/亩），增长1.4%。

参考资料来源：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关于2017年粮食产量的公告

5. 明清时期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的背景及影响

明清以来高产旱地农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人口迎来了历史巅峰,在中国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爆炸。究其原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人口剧烈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农业社会,政治经济都与农业息息相关,粮食的产量对人口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对于海外高产旱地农作物的引进,是中国粮食生产和培育的第二次革命,它对于明清时期的人口大爆炸有明显的作用。虽然如此,但任何事有利必有弊,高产旱地作物的引入也来了负面的影响。下面我将以下几个方面浅析明清以来高产旱地农作物的引进对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对亚热带山地结构的影响
中国的粮食作物如五谷、麦等由于受生物属性的制约,特别是受气候和垂直高度的限制,所以只能在平原浅丘坡地进行种植经营,而不可能在山地大量种植并获得较高产量。
而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旱地农作物,其主要产区主要是在南方的丘陵山地。由于这些高产旱地弄租屋的大量种植,使得中国亚热带山地得以大规模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产旱地农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为中国亚热带山地的深度开发创造了
条件,有积极意义。
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指秦岭、淮河以南,北归回线以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山地,在这个地区从生物群落而言,处于亚热带阔叶林为主
的地区,生物多样明显,为产出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高产旱地作物的引入,那么在这个地区比较适合发展农林牧副业的外延式发展方式,与相邻的平坝丘陵精耕细作种植业形成资源互补和
二、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呈直线上升,这与高产旱地作物的引入与大量种植息息相关。
关于玉米、番薯济食作用记载很多,如:道光《建始县志》卷三:“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苞谷、洋芋或蕨薯之类,深林幽谷,
开辟无遗”;雍正闽浙总督高其倬说:“福建自来人稠地狭,福、兴、泉、漳四府,本地所出之米,俱不敷民食,……再各府乡僻之处,民人多食薯蓣,竟以充数月之粮……”等等,可以说,玉米、番薯对缓解明清的人口压力起
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亚热带山地高产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虽然它们在清前期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人口压力下为了扩大种植面积

6. 求中国十大产粮大省排名

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其中玉米4318亿斤、减少73亿斤，下降1.7%；稻谷4171亿斤、增加30亿斤，增长0.7%；小麦2595亿斤、增加19亿斤，增长0.7%；其他粮食作物1274亿斤、增加58亿斤，增长4.8%。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优化，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气候条件好，生产措施得力，粮食单产水平增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7. 中国历史，就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40％以上的原因是什么

土地革命的完成。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在1956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8年，土地改革是1950年-1952年。

8. 中国粮食价格的变迁资料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
一面是“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实际上是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直到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机”，何康说。
但在当时，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强烈。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许”，只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有相当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的观念，当时各省领导之间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岂止争论”，何康回忆说，“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会造成‘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实，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来获取收益，解放之后农民是按劳动来分配收益，本质是不一样的。”
“包产到户”全称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何康解释说，“生产队以工分计算劳动所得，但在记工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牵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关系，难以做到公平。所以，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责任制，后是联产承包，交够了国家的，满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理顺了生产关系，明确了多劳多产多得，稳固了粮食生产”，何康说。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的实践，有一个原则值得谨记，就是一定要把生产劳动与其所生产的成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何康指出，“还有就是要分清责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肉烂在锅里，好坏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之后，又带来了如何保证多劳多得的问题，所以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这样农民才愿意多下农本，多增产，多增收，这一点农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开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争论实质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何康表示，“‘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只是改进了分配的原则与办法，但它比以往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为了平息争论，更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5个一号文件，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4亿吨），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何康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这之后的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第五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
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着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足以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何康说。
“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何康回忆当时，“中国1976-1985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就是说，每年平均增产要近1500万吨，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产量翻一番还多”，实现十年规划的指标，任务是艰巨的，“为了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国科学大会上，何康明确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全国进行气候、土地、水利、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开垦荒地和建设农、林、牧、副、渔基地提出最适宜的区划方案；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集中应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在盐碱、红黄壤、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地区，建立综合治理低产田的样板；建立现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种资源库，加强品种资源搜集、鉴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种子公司，承担良种繁殖和推广任务；加强对生物遗传、生态、生长发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了加强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工作，这次大会决定将现有的中国农林科学院重新分成农业科学院和林业科学研究院，并筹建水产科学研究设计院。同时提出要办好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研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自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起，何康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何康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何康带头听课，并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
“科研成果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当时全国有中低产田五六亿亩，各有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如土质问题，太黏的，就需要掺沙，还有土壤改良、测土施肥等。”何康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对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开展工作。
尽管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进一步来看，存在着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关键是我们对农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投入还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获“世界食物奖”之后，何康以20万美元的奖金为本金，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助学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开展农业国际交流，为培养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
1980年代的粮食
“卖难”、“存难”、“运难”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反映，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而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却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粮价迅速下跌。
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谷贱伤农，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9月，万里召集田纪云、杜润生、刘毅和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研究”，何康回忆。
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而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
但大家都认为，“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何康说。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研究议题，即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会议明确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邓小平评价说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1985到1988年，由于粮食连年减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平价粮食收支缺口扩大，购销价格倒挂拉大，国家用于粮油方面的补贴越来越多，这些不仅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给粮食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粮食流通体制不改革，粮食工作就没有出路”，何康说。
到1989年，粮食实现了增产，1990年又获丰收，市场粮源充足，牌市差价缩小，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而又稳妥地把流通体制改革及时引向深入。
对粮食的管理，当时强调的是既不能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实行自由购销，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搞活流通，做到有“统”有“放”，“放”“管”结合。
这开启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进一步的改革，则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1982-1991年十年间，我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继1986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1993年获得了“世界食物奖”，该奖是国际粮食领域最高的荣誉，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农业奖，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设立了此奖。”何康介绍。
在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之后2年，即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国外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每年必须进口5000万～1亿吨粮食”，何康回忆，“得出这一结论，他们有四个认识基点，一是中国农业的物质制约十分严重，投入不可能有显着增加；二是粮食价格扭曲，粮食市场壁垒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购销价格倒挂，补了消费，没有补生产，生产资金不足；四是中国不仅面临口粮问题，还面临饲料问题，不可能以肉代粮。”
“他们还认为，看中国粮食发展趋势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为，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为”，何康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我们研究，“但应该看到，制约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不可改变的。增加农业投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何康指出：“虽然中央确立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的战略思想，通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生产，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领导重视，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强基础建设。”
何康回忆，“以1988年粮食减产来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较重、种粮利益比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985-1989年农业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和减少农业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靠着几十年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另外，农业投入有滞后效应，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连续几年徘徊，除了价格因素外，投入的连续下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没有提高，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从今天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依然是政策、物质与资金投入、科学技术都不可少，”何康说。
“而且，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现状来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1990年我们提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5亿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是不高的，按当时预计的12.5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当前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从世界范围比较，高于平均水平，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较低，我们没有理由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康指出。
采访结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奖”时的发言，其中一段是：“未来属于敢于梦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条件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们正处于新兴科技的前沿，我们享有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有决心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携起手来，把饥饿从全世界的词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下个月要到位于甘肃、宁夏、陕西三省交界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参加农耕节，这里曾经是农业始祖神农氏的故乡，但现在仍属全国贫困地区。他衷心希望通过这一盛大节日的推动，可以有助于庆阳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人民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