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头颅中国

⑴ 有谁知道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三说是什么

【一说人性】
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管理学中,
基于现实中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均将人性假设为“经济人”，
这听起来有些道理。
是啊，多少人为了经济而抛头颅洒热血！
而且，一代代的人前赴后继。
难怪古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可是，也有一些人不为钱财，只为正义，
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难道他们的人性出了问题？
你再看，不少亿万富翁，
想方设法用自己挣来的钱去帮助别人，
难道他们的人性也出了问题？
实际上，一般规律是：
人们在经济上处于困苦状态时，
大多会非常关注经济的利益；
而在经济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
就会有其它的需求成为主导需求；
或者在人满足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其它方面的成本高于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时，
或者在其价值体系中将经济至于其它价值之后时，
人们就会选择先非经济后经济的追求模式。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
钱少的人中有忠勇仗义之士，
钱多的人中更不乏慈善大家。
唯有那些为金钱所诱，而又没有超越金钱制约的人们，
没有把自己的人性质量与金钱的因果关系建立起来的人们，
才处在人性的“夹生”状态：
因为人性质量低劣，而无法得到更多财富；
因为无法拥有很多财富，人性质量就很低。
故而说：“经济人”只是现实中人性的一个侧面，
而不是本质，更不是全部！

【二说人性】
还有人说，人是“社会人”，
君不见，
许多人士为了尊严而放弃功名利禄。
可也有不少的人，
为了功名利禄，
出卖了一切可以出卖的资源，包括人格。
如此说来，
这些人的人性则是“反社会人”啦！
实际上，社会性的需求人人皆有，
只是因为社会性需求与个人价值观紧密相关，
因而不同人对社会性需求的内涵界定不同罢了；
因而我们看到了许多与我们所认定的价值观不同的许多社会性需求，
只是那是属于某个人的价值追求，只是与我们的不同，但绝不是没有。
可见，“社会人”也只是人性的一个侧面。
嗨！看起来，这人性是说不清楚了！
你别着急，请看西方管理学家的“发明”。

【三说人性】
是啊！人是太复杂了。
怎么办呢？
只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
于是，又一个人性假说诞生了——“复杂人”！
到此我们才明白，
原来，人性假设这样一个关键问题，
竟然可以这样轻松地“制造”出来！？
人间滑稽事多，
看起来并不仅仅限于民间，科学中也不少。
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滑稽就滑稽在方法的错误：
用侧面代替整体，用现象代替本质。
实际上，复杂的永远是现象，
而本质则是简单的。
管理若是把现象认定是本质，
那变幻纷繁的现象又怎能让人把握？
如果某些人把握了，
就一定是找到了复杂背后的简单！
“复杂人”的人性假说，
只能说明管理对人性问题研究的欠缺。

⑵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或百年抗争史

历史的车轮带给了我们文明和进步，中西文化的发展进程诉说着血和泪的历史，差异让我们更加正视自己。
汉使甘英千里西行寻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过。可这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是无法泯灭的。几十年后，当大秦使臣从遥远的西方一路风尘来到东土时，迎接他们的却已是走向没落的东汉王朝。历史的见证者秉笔记下，中西方之间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间的轻然接触，迸发出激烈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也必是两种文明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欧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华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这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两个文明得到了发展。
1、思想、宗教: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
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
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
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
2、军事、外交:
当文明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人殉的残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时候，为何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还有那么多人目睹着血腥？为何斯巴德克的起义将士仍被活活钉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两旁？在我的主观世界里，中国文明有着它独有的温柔。
又过了千多年。
西方教会的警铃不断响起，西欧人不停地大喊“黄祸来了”。等他们组织好东征的十字军，迎接他们的却只有惨痛的失败。只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来自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骁骑，成吉思汗的子孙。只因为他们无论是用来制造冷兵器的炼铁术、钢柔术，还是从火铳火炮里发射出的火药，它们都来自于中国。当然，中国人有理由将它们运用得更加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派为正宗，本就注定了这个文明的内向性，也只有边远的中国少数民族才会创造这样不朽的旷世奇勋。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从罗马城下一直到中国的东海岸，辽阔的元版图。
后来，马可?波罗来了，他的游记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寻金梦。西方人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指南针疯狂地航海扩张，可在中国，指南针却被方术士用来看风水，为死者选择万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国变得落后，利马窦来了，刮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之风。再后来，马噶尔尼来了。乾隆皇帝却礼貌的拒绝了他，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觉醒。
狂热的西方人脑子里充斥着扩张与掠夺。中国人却总是追求着自给自足。这是历史的矛盾，渐渐变得不可调和。
南京，刘家港。六百年前，郑和的船队在这里起锚。他与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黄金或是珠宝。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与天威的广播。没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队归于结束。而西方的航海事业却愈加兴旺。迪亚士知道了好望角，达迦玛来到了印度，而麦哲伦周游了整个地球。西方人在扩张中强大。郑和之后四百多年，中国王朝已变得懦弱不堪。还是在南京，静海寺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上了失败方的名字：牛鉴、耆英、伊里布。
中国人到底是有志气的，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不会使我们屈服。勇敢的人们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阳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调夷之仇敌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天朝上国终于放下高傲的架子，向从前的学生学习了。
不用不理解，为什么像拿破仑那样的伟人在滑铁卢之后也会选择投降。他本应该为他的法兰西母亲捐躯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国人更重气节。头颅可断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丢。人活一口气，就是死，脊梁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换回一条命以求东山在起，如果不觉得可耻，那是在你们英国。我，惟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我的脚下是中国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决不允许强盗的军舰在这里肆虐。无须多言，水师若败，惟有战至船尽人没而已。”1895年，身临绝境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是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手下洋员的劝降。
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
3、思维方式：
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自西方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以后愈趋明显，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西文化差异若用现代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来概括，中国人重“内”，西方人崇“外”。正因如此，使中国人文科学发达，而西方自然科学领先。但奇怪的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观念，比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明显优质，而且更符合自然法则。中华文化这一接近事物本质的闪亮和合理的观念，却没能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此点尤应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中国人喜欢从动态中观察分析事物，西方人习惯从静态中观察分析事物。中国人善于把握整体，注重平衡，习惯从整体中看个体；西方人喜欢化整为零，注重分析，习惯从个体中看整体。此点也同样促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斗智，因而棋术十分发达；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体育甚为突出。中国人历来不重视体育，认为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喜欢用静坐练气，疏通经脉，平衡心态来达到除病延寿之目的。在政治方面，中国人重视集体主义，先团体，后个人，故使中国人容易宽容与忍辱，也利团结合作，但却容易滋生平均主义，公有思想。西方人喜爱竞争冒险，个人奋斗，注重功利，这是西方较早较快进入商业文明的原因，而有极易产生资本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责任，西方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需要。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看到胜利时还会回头看看失败，试图从失败中寻找出一些教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观西方人却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顾后面，连前面有多少障碍都很少顾及，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表层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地域差异和人种不同，是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进而导致文化不同，从而决定思维方式不同。
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在汝边”，中国人老子亦说：“道不远人”。中国唐朝文化当时称雄世界，然而唐人还容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还是中国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点，而又为什么中国明朝中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没有找到契合点？确实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者说是上帝的力量，此种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和平相处。
应当注意，一个民族最大最具特色的优点，有时恰好是它最大最难克服的缺点（实际上，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对立物两极相通”。比如，中国人重“恕道”，又能“忍辱负重”，推崇“大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恰恰这一点，却容忍和顺从了封建君主集权制度，又使在西方无处落脚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仍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文化。依笔者之见，后者不用说，而前者如果将“迎合”改为“容忍”，似乎更为客观。再观西方人，好斗、冲动，想征服世界，但世界并未被征服，而欧洲的版图却四分五裂，国小人稀至今。

⑶ ■■有关语文 历史■■■■■■■■■■■■

鸿门宴

⑷ 一些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人，为什么都痴迷于先秦时期的文明

先秦(旧石器时期--公元前221年)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是指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中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著名学者黄摩崖先生将先秦比作中华文明的头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

秦庄襄王王后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毐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制形式的残留。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⑸ 如何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西方哲学和西医学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⑹ 21世纪的中国精神有哪些

首先说那种精抄神离我们已经远去了袭，年轻人左右不了时代，他们只能顺从，人的一生精力是有限的，中国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体现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那时候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伟大的，现在象80，90后年轻人对中国精神基本都是在抵触和蔑视，他们往往看重物质，年轻人只是一个躯体，他们被时代所洗脑，上梁不正下梁肯定要歪，这跟中国的社会体制有关系，打个比方就像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日本的事物和文化一样，他们真的明白日本的文化吗？他们对日本文化其实很模糊，他们真正懂得日本人的精神嘛？其实未必，他们都是故意去模仿，去效仿，去追捧，真正日本民族的精髓他们根本不明白。更不用说中国精神了.中国文明发展程度很早，而且历史很长的国家，他的精神很深奥。不要说中国80.90后的年轻人，就是50年代,60年轻的人他们多不一定懂得了

⑺ 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是一个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争论。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揭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必须弄懂搞清问题。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文化，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的能力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从认识论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四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⑻ 中国百年屈辱历史

有点多，实在不好意思
太屈辱，所以多......
近代时期战争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 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 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 捻军起义
1852年(清咸丰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 武汉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3月 江宁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5年5月 太平军北伐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6年4月 太平军西征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7年12月 镇江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55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 大成国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10月 湘军攻武汉之战
1855年(清咸丰五年)1月至2月 湖口之战
1856年(清咸丰六年)2月至6月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6年(清咸丰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 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 石达开远征
1858年(清咸丰八年)8月至9月 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清咸丰八年)11月 三河大捷
1858年(清咸丰八年)12月至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 黔西南回民起义
1859年(清咸丰九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清咸丰九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60年(清咸丰十年)2月至5月 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清咸丰十年)5月至6月 楚雄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9月至1861年9月 安庆之战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6月 二郎场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至1864年4月 浙江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 天京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清同治元年)至1873年 甘肃回民起义
1865年(清同治四年)5月 高楼寨之战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灞桥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至十年)至1871年 金积堡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5月 黄飘之战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 纸桥之战
1876年(清光绪二年)至1878年 收复新疆的战争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 中法战争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 第二次纸桥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 马尾海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10月 淡水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冬至1885年春 宣光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2月至3月 镇海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3月 镇南关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黄海海战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月至2月 威海之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 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 南京之战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至1916军6月 护国战争
1917年(民国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

条约：
一、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 英国
二、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10月8日 英国
三、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四、望厦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五、北京条约 1860年9月21日 俄国
六、马关条约 1895年4月4月17日 日本
七、辛丑条约 1901年9月9月7日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历史的车轮带给了我们文明和进步，中西文化的发展进程诉说着血和泪的历史，差异让我们更加正视自己。
汉使甘英千里西行寻大秦未果，中西方最初的交流擦肩而过。可这历史火车头的作用是无法泯灭的。几十年后，当大秦使臣从遥远的西方一路风尘来到东土时，迎接他们的却已是走向没落的东汉王朝。历史的见证者秉笔记下，中西方之间有了第一次握手，那是公元166年。
手掌间的轻然接触，迸发出激烈的火花。随之而来的也必是两种文明更为深层次的融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欧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华夏毋庸置疑地也是。就在这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两个文明得到了发展。
1、思想、宗教: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
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
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
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
2、军事、外交:
当文明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人殉的残酷而改用陶俑替代的时候，为何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还有那么多人目睹着血腥？为何斯巴德克的起义将士仍被活活钉死在通向首都的大路两旁？在我的主观世界里，中国文明有着它独有的温柔。
又过了千多年。
西方教会的警铃不断响起，西欧人不停地大喊“黄祸来了”。等他们组织好东征的十字军，迎接他们的却只有惨痛的失败。只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来自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骁骑，成吉思汗的子孙。只因为他们无论是用来制造冷兵器的炼铁术、钢柔术，还是从火铳火炮里发射出的火药，它们都来自于中国。当然，中国人有理由将它们运用得更加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派为正宗，本就注定了这个文明的内向性，也只有边远的中国少数民族才会创造这样不朽的旷世奇勋。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从罗马城下一直到中国的东海岸，辽阔的元版图。
后来，马可?波罗来了，他的游记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寻金梦。西方人用从中国传过去的指南针疯狂地航海扩张，可在中国，指南针却被方术士用来看风水，为死者选择万年吉地。
西方崛起，中国变得落后，利马窦来了，刮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之风。再后来，马噶尔尼来了。乾隆皇帝却礼貌的拒绝了他，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不需要流血的觉醒。
狂热的西方人脑子里充斥着扩张与掠夺。中国人却总是追求着自给自足。这是历史的矛盾，渐渐变得不可调和。
南京，刘家港。六百年前，郑和的船队在这里起锚。他与西方航海家不同，它不需要黄金或是珠宝。他只求明王朝的太平与天威的广播。没有利益的刺激，他的船队归于结束。而西方的航海事业却愈加兴旺。迪亚士知道了好望角，达迦玛来到了印度，而麦哲伦周游了整个地球。西方人在扩张中强大。郑和之后四百多年，中国王朝已变得懦弱不堪。还是在南京，静海寺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上了失败方的名字：牛鉴、耆英、伊里布。
中国人到底是有志气的，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不会使我们屈服。勇敢的人们在寻找新的出路。一位祖籍湖南邵阳的士大夫率先喊出了“调夷之仇敌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天朝上国终于放下高傲的架子，向从前的学生学习了。
不用不理解，为什么像拿破仑那样的伟人在滑铁卢之后也会选择投降。他本应该为他的法兰西母亲捐躯的。西方人看重的是生命，而中国人更重气节。头颅可断血可流，民族的魂魄不能丢。人活一口气，就是死，脊梁骨也得是直的！
“用投降换回一条命以求东山在起，如果不觉得可耻，那是在你们英国。我，惟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我的脚下是中国的土地，只要有我在，就决不允许强盗的军舰在这里肆虐。无须多言，水师若败，惟有战至船尽人没而已。”1895年，身临绝境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是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手下洋员的劝降。
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
3、思维方式：
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自西方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以后愈趋明显，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西文化差异若用现代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来概括，中国人重“内”，西方人崇“外”。正因如此，使中国人文科学发达，而西方自然科学领先。但奇怪的是，人与自然一体的观念，比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明显优质，而且更符合自然法则。中华文化这一接近事物本质的闪亮和合理的观念，却没能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此点尤应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中国人喜欢从动态中观察分析事物，西方人习惯从静态中观察分析事物。中国人善于把握整体，注重平衡，习惯从整体中看个体；西方人喜欢化整为零，注重分析，习惯从个体中看整体。此点也同样促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斗智，因而棋术十分发达；西方文化崇尚斗勇，故而体育甚为突出。中国人历来不重视体育，认为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喜欢用静坐练气，疏通经脉，平衡心态来达到除病延寿之目的。在政治方面，中国人重视集体主义，先团体，后个人，故使中国人容易宽容与忍辱，也利团结合作，但却容易滋生平均主义，公有思想。西方人喜爱竞争冒险，个人奋斗，注重功利，这是西方较早较快进入商业文明的原因，而有极易产生资本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责任，西方人对家庭对社会是一种需要。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看到胜利时还会回头看看失败，试图从失败中寻找出一些教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观西方人却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顾后面，连前面有多少障碍都很少顾及，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表层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地域差异和人种不同，是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进而导致文化不同，从而决定思维方式不同。
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在汝边”，中国人老子亦说：“道不远人”。中国唐朝文化当时称雄世界，然而唐人还容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仍是以道家、儒家和佛家（教）文化的混合物。不知是佛教在中国找到了契合点，还是中国唐人找到了迎合佛教的契合点，而又为什么中国明朝中叶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没有找到契合点？确实值得研究。再思西方文化，其根基是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者说是上帝的力量，此种信仰平衡了西方人的行为方式，使得他们和平相处。
应当注意，一个民族最大最具特色的优点，有时恰好是它最大最难克服的缺点（实际上，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对立物两极相通”。比如，中国人重“恕道”，又能“忍辱负重”，推崇“大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恰恰这一点，却容忍和顺从了封建君主集权制度，又使在西方无处落脚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仍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文化。依笔者之见，后者不用说，而前者如果将“迎合”改为“容忍”，似乎更为客观。再观西方人，好斗、冲动，想征服世界，但世界并未被征服，而欧洲的版图却四分五裂，国小人稀至今。

⑼ 中国历史“四大谜案”是哪四大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这里就这四大奇案，作一简括的介绍和回答。
一、孝庄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来自宋朝。说是在宋真宗登基已久，拥有三宫六院，就是得不到儿子。先后有五全都夭折。后来德妃刘娥与李宸妃同时有孕，李宸妃先期诞下皇子，刘德妃却不慎流产。刘德妃妒忌，就将一只剥皮狸猫换去了皇子，并将李宸妃之子据为己有，还造谣说宸妃产下怪胎。李真宗信以为真，便对李氏加以惩处。而将刘德妃随后窃取来的儿子立为皇储。这个皇储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最后的结果是：李宸妃为躲避迫害被迫流落民间。仁宗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世困扰。直到包拯横空出世，才得以揭开这桩宫闱迷案。于是已经是皇太后的刘娥被活活吓死，老包也因为替宋仁宗找回了亲生母亲而官升龙图阁大学士。

清宫里后来也有类似狸猫换太子的传说。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雍正）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当然没有狸猫）。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后来清高宗（嘉庆皇帝）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