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盲目乐观

『壹』 怎样理解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盲目乐观情绪倾向

这多少与某些人的无知与固步自封有直接关系，再加上盲目自信而导致的。只有不断的充实与接纳新的知识与事物，才能避免这种悲剧重演。

『贰』 历史上真的有所谓的“乾隆盛世”吗

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责任者绝对是清朝。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谁承担大清帝国走向衰亡的责任，谁承担中华民族 走向衰败的责任？道光吗？屈辱的历史首先从鸦片战争开始，似乎道光皇帝应承担责任。可是我们拨去的迷雾会发现鸦片战争离所谓的康乾盛世的集大成者乾隆盛世还不足半个世纪，这是巧合吗？

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隧道，看看乾隆帝，这小子运气简直太好了，早年顺利继位，没有经历他父亲为继位而发生的腥风血雨，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靠着祖宗的荫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还算扑腾出个局面，开拓疆土，十全武功;风流天子，六下江南，但这都是乾隆前期的事，到了中后期， 就沉缅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亲小人，用佞臣，朝政日趋腐败，民变迭起，爆发了四次农民起义。特别是重用大贪官和坤，好家伙，腐败所得的家产折合白银八到十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0余年的财政收入。孕育出千古一贪的社会，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呢?

此外乾隆有两个最，一个是执政时间最长，他做皇帝六十年，太上皇又四年，实际上是六十四年，享年时间最久，他是八十九岁，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当中，乾隆享年最高，所以乾隆晚年他很得意，他说“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古未有之”。所以他自己说，他是“千古第一完人”。正当乾隆得意的时候，乾隆朝内部已经蕴藏着危机了，乾隆朝的外面，世界上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家注意，恰恰在乾隆这六十年，世界特别是西方发生了历史性的划时代性的巨变：第一，乾隆的先人顺治六年，就是公元1649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把英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后来英国逐渐地经过了艰难曲折走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第二，就是英国产业革命，公元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自动织布机，第二年瓦特改进和发明蒸汽机，从此开始了西方的产业革命。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美国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国会。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一个美国在北美开始崛起。第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就是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这一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后来把法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法国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开始兴起。

我们再看一下，也就是在乾隆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在波士顿建立了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德国第一位女的医学博士诞生了。这个时候清朝在做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乾隆六十年，让各省来报，八十岁以上的要参加北京会试的科举考试，各省报了一百一十六个人，经过三场科举考试，坚持下来的，八十岁以上最多的九十多岁，一共有九十二个人，乾隆说，这些人都赏给他们不同的官衔，大家注意，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大的年龄有一百多岁的，孙子打着灯笼上面写着“百岁老人应试”。爷爷拄了拐杖来参加考试，西方已经科学发展很快了，清朝这儿还八十、九十、一百岁的老人在考八股文章。这件事情可以说乾隆借“兴文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这也是一种乾隆盛世下危机的一种表现。英国的产业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乾隆却陶醉于盛世之下的太平。

有人说，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乾隆皇帝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不能用现代人的观点要求古人？是我太苛刻了吗？让我们看看发生在乾隆朝的东西方的直接碰撞。乾隆五十八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到了北京，乾隆在承德接见他，你必须双腿跪着，不从，不能接见，这倒是其次，乾隆这个时候说了一些话，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乾隆自称“天朝上国”，自称是“古今第一完人” 对其带来的西方文明的成果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乾隆皇帝肯定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可西方使者到了他面前，他夜郎自大，自恋不已，连了解一下对方的兴趣都没有了，清朝不亡，天理难容。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如果说明朝亡于万历皇帝，那我们有理由说清朝亡于乾隆，中华衰败于乾隆，乾隆皇帝是中华民族走向衰败的第一千古罪人。

我想起了与乾隆祖父康熙同一时代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终生致力于俄国的强大，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他穷毕生之力，终于使沙皇俄国从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濒海帝国，他创立的伟业，使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沙皇之一。 我们看看 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是如何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为了加速海军建设，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彼得做出了惊人之举:先是以流放国外作为完成学业的措施，派35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 后又于1697年派出250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任务是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难能可贵的是，彼得变换姓名，以下士水手的名义随使团“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出访”。在这一年半的微服出访中，每到一国，彼得都仔细观察、询问、勤奋钻研，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在英国除学技术外，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文化人士，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传业解惑。彼得正是以如此罕见的学习精神，才把俄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扩张成濒临海洋的强大军事帝国，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新纪元。

彼得大帝可能是最早的留学生，彼得大帝作为一国君主，这种虚怀若谷，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乾隆皇帝具备吗？他沉溺于千古第一完人的自恋中，殊不知完人和蠢人一步之遥。既然是第一完人，那就停滞不前了，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乾隆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尤其为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所喜欢。难道乾隆盛世真的如此美好让人无限神往吗?非也，这只不过是国人对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恋情结。只要将乾隆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可明白“盛世”的真正内涵。

乾隆最大的败绩莫过于闭关自守，雍正时开三大口岸，域外通商，到乾隆手上毫无进步，反而倒退。面对世界新科技的发展，茫然无知，闭门大修《四库全书》。 作为一个站在历史潮流中的皇帝，盲目自大，安于享乐，从而为中华揭开百年屈辱史!

乾隆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朗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阶段，他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乾隆盛世”只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从和当时世界的横向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 这个老朽不可能起死回生，也回天乏术，必将死定了。

现在人们对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传统津津乐道，在建国之初就建纲立制，并在日后成为美国的惯例。华盛顿功莫大焉。殊不知这是与乾隆同一时代的华盛顿所为，他们两人开创的社会，哪个才是盛世呢?现在我一提到华盛顿，都会为弘历这小子感到脸红，你有何资格敢称天下第一完人，你是天下第一罪人还差不多。我都难以想象华盛顿和乾隆是同一时期的人。

说实话，每当我看着如今 CCTV 把自己的屏幕让那些梳着猪尾巴的满清王公大臣们占领的时候，《戏说乾隆》、《乾隆大帝》等剧热播的时候，人们对乾隆皇帝所谓文治武功津津乐道的时候，我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其实在做着当年腐朽的满清王朝曾经做过的同样糟糕的蠢事：他们不仅在继续有效地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在继续剥夺广大国民对当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奋力追赶西方现代文明而是在继续拉大和西方世界的距离。如果要再说严重点，则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将彻底埋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叁』 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与中国人盲目乐观情绪倾向

情绪的管理不是抄要去除或压制情袭绪，而是在觉察情绪后，调整情绪的表达方式。有心理学家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使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

『肆』 中国从繁盛到衰败再到如今的繁盛的过程 1200字左右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特征，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所谓盛世即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时的状况：内政方面，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科技发达；外,交方面，国际影响力大、对外贸易交流频繁、武力强大等。《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载： “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两千多年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度过的，这之间，自然有盛世也有乱世，这是必要的一种循环过程，也就是“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但是，跳出这种治乱兴衰的外在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其封建社会的本质并无改变。
封,建,社,会的盛世不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能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它不是人间天堂。盛世中存在着潜伏的危机与矛盾。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同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
中国的盛世王朝由盛及衰的规律是由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确切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在王朝后期的土,地,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社会分配体系严重倾斜，继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引起连锁反应，致使帝国逐渐衰弱。这是由儒家文化体系造成的，这一点在汉、唐、明最为显著，清朝的衰亡，固然有外敌入侵的因素，但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导致清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明白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几个特点：
1、儒家的文化体系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重农抑商”是这个体系的显著特点。
2、“士绅不纳粮”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的主要出路最好的情况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手段成为“士”，或者通过家族的经营成为“绅”，如果还不行就务农。工和商在社会上地位极低。比如明朝，干脆以户籍的方式明确等级制度，一旦成为“工户”或“商户”（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细分为“乐籍”、“匠籍”等），既不能参,加,科,举，又要缴,纳,高,额,税,赋，连嫁女儿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门当户对”。汉武帝打下河套地区后，从内地移民，干脆就规定移民的范围包括“商人、赘婿、囚,犯”等，可见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
这种制,度在王朝开始建立之时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只要走上这条轨道，结果都是一样的：
王朝建立时普遍采取“均田”政,策——没收上一朝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全,国,人,民都是地主，但是几十年后，由于个人经营能力的差距，有些人很富有了，有些人很贫困。富有的人避免成为商人，所以有钱也不能投资商业，用钱来生钱，只能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贫困的人连赋税都交不起，只能把土地卖给有钱人成为佃户，富有的人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成为“士绅”阶层，便不用缴,纳,赋,税，政,府,赋,税,减,少，入不敷出，于是就增,加,赋,税，增,加,赋,税又造成了更多的穷人，就更加剧了土地兼并，恶性循环于是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赋,税大于田租时，很多小农甚至愿意或恳求把自己的田地主动献给士绅，自己成为佃农来免交“钱粮”，士绅阶层也因此有条件提高地租，更加严,酷的剥,削,佃,农。当赋税与田租都超过了佃农的承担能力，特别是遇到灾年，老百姓走头无路，于是只能,揭,竿,而,起，谋求推翻这个王朝。农,民,起,义对国家的打击非常大，即使勉强镇压下去，也使政,府,元,气,大,伤，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赋税来“堵窟窿”，于是又造就了另一批起义的“种子”，又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就是推翻了旧的王朝后，新建立的仍是同样制度的封建王朝，只是在初期搞一次“均田”，然后就开始了与前朝一模一样的恶性循环。
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
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
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到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
“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许多时候，新王朝取得的统,治,成,果其实并不那么辉煌，但是却在刚刚过去的祸乱痛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被后世称颂得无以复加，实际上贞观之治创造的经济成就远不及隋王朝。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陆贾受刘邦之命总结秦及其他“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写成了《新语》一书。事实很清楚，秦王朝暴兴暴亡的主因是统治者兴作过繁、劳民过度、重税剥削、竭泽而渔。因此，汉初君臣明智地提出了“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贞观年间大臣们上奏章谏议，动不动就引用隋炀帝的事例来警诫皇帝。而唐太宗下达诏旨，也经常都要拿隋炀帝说事。
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他们喜欢提盛世二字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康熙时期，对盛世二字并不那么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后，群臣请上尊号，康熙明智地拒绝了，他说：“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宜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清醒，导致了以后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出台。
“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左传》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则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无一不证明着中国人治循环规律的牢不可破。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的来临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汉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成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
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历史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认识好这个的问题，继续认真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批判和继承我们的传统，才能更好的总结过展望未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伍』 中国近代为何走向衰败

1、在政治抄上，封建制度发展到明清已经在没落，但明朝又束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明清政权是腐败不堪。

2、在经济上，封建时代轻视商业的农本思想，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束缚，再加上苛捐杂税，致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

3、在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拒绝与西方文化交流，为了统治人民，继续采取儒家学说加以束缚学者的思想。

(5)中国历史上盲目乐观扩展阅读：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虽然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停滞，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经过清朝的康乾盛世后，封建社会也走到了末世，产生了许多危机，而且清闭关锁国，到鸦片战争前夜，它已衰相尽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很大距离。

清朝中叶的“康乾盛世”，是古代中国逾两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最后的昙花一现，以后就走向下坡的不归路了。晚清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陆』 《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对中国近代历史阐述得怎么样

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那种怨恨与悲愤，仍在时时浮现。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并非外部发生的鸦片战争，而是内部爆发的、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最终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发生中断的现代化或迟或早都要重新起步。因此慈禧太后在破灭戊戌变法不到两年后，就不得不重行推动改革。这也是危机深重年代的一个惯有的讽刺性现象：即只有一个立场顽固的极右派才能推动改革。这就像只有极端反共的尼克松才能排除阻力访华，因为无人能够指责他亲共卖国。只是不幸，晚清的保守势力太晚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而维新派又不足以主导变革。 近代中国充满了混乱与失败，变化是这一时期的主导特征。幸而公平的是：混乱世界往往也是孕育创造力的温床，在极端的条件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中国历史上大混乱的另两个时期：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也同样是思想最自由开放的时期，无论在文化、制度、政治等层面都开创和奠定了此后秦汉、隋唐辉煌的基础。《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虽然强调近代史是中国人的主动奋斗，但对这种创造力本身的总结性阐述仍略显薄弱，不能不说是其缺憾。

『柒』 盲目乐观的历史小故事

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原写为“乐极则悲”，出自《史记．滑稽列传》。以下版是这个成语的典故权：战国时期，齐威王是个喜欢彻夜饮酒的君王，有一年楚军进攻齐国，他连忙派自己信得过的使节淳于髡去赵国求救。淳于髡果然不辜负齐王重托，到了赵国就请来了10万大军，吓退了楚军。当然，齐威王十分高兴，立刻摆设酒宴请淳于髡喝酒庆贺。齐王高兴地问淳于髡：“先生你要喝多少酒才会醉？”淳于髡一看这架势，知道齐王又要彻夜喝酒，必定要一醉方休。 他想了想回答道：“我喝一斗酒也醉，喝一石酒也醉。”齐王不解其意，淳于髡解释自己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酒量会变化：“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喝酒到了极点，就会酒醉而乱了礼节；人如果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要发生悲伤之事（此句原文即‘酒极则乱，乐极则悲’）。所以，我看做任何事都是一样，超过了一定限度，则会走向反面了。” 这一席话说得齐威王心服口服，当即痛快爽朗地表示接受淳于髡的劝告，今后不再彻夜饮酒作乐，改掉可能走向自己反面的恶习。就这样，“乐极生悲”这成语由此而来。

『捌』 中国现在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

额 中国和中国人就是太低调 太没硬气 不自信好么。。。中国谦虚的很 根本不是盲目乐观吧

『玖』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日益趋向于衰落时期。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呢，封建社会已经不适合于当下的社会情况被淘汰了。

『拾』 一下是几个历史书上的问题，请高手回答

中国入贸问题，已经成了当前经济界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加上当前整个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更使中国的入贸扑朔迷离。有些人本来要参加今天这个会，但由于发生了袭击大使馆事件，就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讨论会还有没有意义和必要？我认为不但必要，反而在新形势下更有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考验，世界经济一体化面临考验，整个国际规则和秩序建立都在调整中。在当前这个重要时刻，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不可取，入贸问题更成了当前议论的中心议题。

但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透明，人们至今对入贸的谈判内容所知甚少。因此，大家有点象瞎子摸象，根据一孔之见，各执一词。盲目乐观赞成派有之，大声疾呼者有之，坚决反对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迷茫不知所措者有之。加上最近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这种政治关系的紧张，更使入贸准备处于空前恶化状态。

加入世贸将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主要看入贸的条件，而这些条款又非常具体，一般官员学者不清楚，更非企业家和平民百姓知晓。这就使我们的谈论变得比较困难。人们关心入贸无非是入贸将会对自己带来什么。但这一问题又非常复杂，因为中国既有走上市场的竞争性企业，又有仍然处在国家保护下的垄断企业；既有做好准备的行业和企业，也有没做好准备的行业与企业；既有受户籍保护的城市人，也有被户籍分割的农村人。入贸对中国各种人的影响是肯定不一样的，这导致人们对入贸的态度迥异。但在这些人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一些基本线索：什么人反对入贸？传统的国家保护行业和垄断行业，以及一些思想方法和心理习惯仍然停留在传统中的人们。什么人最拥护入贸？那些已经具有了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那些最早走入市场、已经完全适应价格竞争的中国优秀企业，以及一些在思想方法上倾向于按国际规则办事的人们。

因此，对入贸条款的制定、衡量入贸的利弊得失，要有一个总量和总体利益的把握，而这一总体利益不能仅仅表现在一时的经济利益得失上，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失上，它将关系到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稳定和进步。这就要对入贸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经济地、政治地、文化地、历史地、法律地、整体和局部地看问题。事情的解决最终并不取决于中国，只能靠各个国家利益和力量的平衡，靠人类的宽容、理性和妥协。只有这种方法才能避免我们决策上的失误，也只有按这种方法办事才能给中国以及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带来福祉。

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五、我国的对策 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
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反经济全球化"也有"全球化"之势.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表征、本质和前景,避免陷入误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参与经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