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武历史

㈠ 求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

1.1955年，中国地质部门就开始了铀矿的勘探，并找到了丰富的铀矿。

2.1956年，国防部成立了第五 研究院，即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院长由科学家钱学森担任。

3.1958年秋天，34岁的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院的理论部主任。他在 北京大专 院 校选择了28名专家，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基本科技力量。

4.1959年，中国科学家们对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获得了成功，以祝麟芳任厂长、姜圣阶任总工 程师的核工业企业的建设也初获成效。在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中国重新调整计划，代号为“596”工程。

5.1964年10月，中国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组装。 10月16日15时，在人迹罕见的罗布泊，巨大的蘑菇状烟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㈡ 中国导弹发展史

我国导弹发展史以年代划分：
1、第一代防空导弹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引进苏联SA-2的基础上，一方面装备部队，一方面仿制生产并改进形成了第一代中高空防空导弹
2、第二代以后防空导弹
世界上的第二代防空导弹从上世纪50年代中就开始发展了，到70年代末就形成了作战武器，由于“文革”等原因，中国在此时导弹武器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时研制生产的其实是一代半，只是在70年代末才真正开展第二代防空导弹的研制。
3、 第三代防空导弹
当时我国正处在国际上第二代防空导弹正式装备、第三代防空导弹全面开发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技术上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与概念，我们参照美国、俄国(前苏联)、英国、法国等发展的第二防空导弹，“爱国者”-1、SA-10、海标枪、响尾蛇等导弹与系统的技术，发展了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防空导弹系统，如前卫便携式导弹、FM-80、FM-90等低空近程导弹。其后自主研发了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防空导弹FD-2000等型号，形成了配套齐全的防空导弹武器。

4、 新一代防空导弹的发展趋势
上世纪末应该作为第三代防空导弹发展与装备的标志年代，同样也孕育新一代防空武器的胚胎。因为精确打击、防区外(或超视距)发射、隐身与饱和袭击已成了空袭体系的主要作战方式；多武器配合协同、网络化指挥已成为完整体系。防空武器系统面临着多层次、多目标、隐身与非隐身、干扰与反干扰、真假目标混合饱和的精确打击，这就要求不仅单个和单类防空武器的性能大大提高，而且必须形成多种防空武器有组织的防空体系，与相应的空袭体系对抗。

㈢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经历了哪些波折

20世纪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㈣ 中国原子弹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

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㈤ 中国核武器的历史

和爱因斯坦有大大的关系，他也是反纳粹所以给美国搞除了核武器，用来威慑法西斯主义

1，拥有核武器的国家8个（括号内为第一次核爆时间）：

美（45.7）、俄（49.8）、英（52.10）、法（60.2）、中（64.10）、以色列（60年代末）、巴基斯坦（72）、印度（74）；

2,有3个是前苏联分出来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苏联分裂前这3个地方就已经库存了一些核弹头和核技术人员，有重新制造核弹头的条件。但这3国都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开承诺退还俄罗斯核武器，宣布为无核国家（他们认为这样更安全）。

3，绝对有能力生产核弹头的国家有2个：
日本：一方面坚持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另一方面秘密进行准备。世人普遍认为，日本是准有核国家，一年内就可生产出核武器，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三核大国。
德国：德国是最早拥有核技术的国家，战败后被美国人抢先研制出核弹。现在有25座核电站，德国要想拥有核武器是易如反掌的事。

4，有核计划，有核技术，有生产核武器潜力的“核门槛”国家（地区）有44个之多：
巴西、南非、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加拿大、伊朗、朝鲜、韩国、中国台湾、利比亚等等。

5，美国在西欧7个国家部署境内部署了不少核武器，如在法国、英国、德国、土耳其、意大利、荷兰、比利时。

㈥ 核武器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核武器的出现,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结果?1939年初,德国化学家O·哈恩和物理化学家F·斯特拉斯曼发表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

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验证了这一发现,并进一步提出有可能创造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从而开辟了利用这一新能源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广阔前景?

但是,同历史上许多科学技术新发现一样,核能的开发也被首先用于军事目的,即制造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其进程受到当时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从1939年起,由于法西斯德国扩大侵略战争,欧洲许多国家开展科研工作日益困难?同年9月初,丹麦物理学家N·H·D·玻尔和他的合作者J·A·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并指出能引起这一反应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铀235?正当这一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发表时,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

1940年夏,德军占领法国?法国物理学家J·-F·约里奥-居里领导的一部分科学家被迫移居国外?英国曾制订计划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但由于战争影响,人力物力短缺,后来也只能采取与美国合作的办法,派出以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为首的科学家小组,赴美国参加由理论物理学家J·R·奥本海默领导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在美国,从欧洲迁来的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莱奥首先考虑到,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奔走推动,于1939年8月由物理学家A·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第32届总统F·D·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才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但开始只拨给经费6000美元,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扩大规模,到1942年8月发展成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庞大计划,直接动用的人力约60万人,投资20多亿美元?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制成3颗原子弹,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制造原子弹,既要解决武器研制中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还要能生产出必需的核装料铀235?钚239?天然铀中同位素铀235的丰度仅0.72%,按原子弹设计要求必须提高到90%以上?

当时美国经过多种途径探索研究与比较后,采取了电磁分离?气体扩散和热扩散三种方法生产这种高浓铀?供一颗“枪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高浓铀,是靠电磁分离法生产的?

钚239要在反应堆内用中子辐照铀238的方法制取?供两颗“内爆法”原子弹用的几十千克钚239,是用3座石墨慢化?水冷却型天然铀反应堆及与之配套的化学分离工厂生产的?

由于美国的工业技术设施与建设未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又掌握了必需的资源,集中了一批国内外的科技人才,使它能够较快地实现原子弹研制计划?

德国的科学技术,当时本处于领先地位?1942年以前,德国在核技术领域的水平与美?英大致相当,但后来落伍了?美国的第一座试验性石墨反应堆,在物理学家E·费密领导下,1942年12月建成并达到临界;而德国采用的是重水反应堆,生产钚239,到1945年初才建成一座不大的次临界装置?

为生产高浓铀,德国曾着重于高速离心机的研制,由于空袭和电力?物资缺乏等原因,进展很缓慢?其次,A·希特勒迫害科学家,以及有的科学家持不合作态度,是这方面工作进展不快的另一原因?

更主要的是,德国法西斯头目过分自信,认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不需要花气力去研制尚无必成把握的原子弹,先是不予支持,后来再抓已困难重重,研制工作终于失败?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有不少知道“曼哈顿工程”内幕的人士,包括以物理学家J·弗兰克为首的一大批从事这一工作的科学家,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当时,日本侵略军受到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有力打击,实力大大削弱?

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进攻,又几乎全部摧毁日本海军,海上封锁使日本国内的物资供应极为匮泛?二战通过硫磺岛一战,美国估计要彻底打垮日本,在日本本土登陆,至少还要付出100万美军的牺牲?

这样沉重的包袱美国背不起?也不想背,用原子弹是最好的方式?

美国于8月6日?9日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仅有的两颗原子弹,代号分别为“小男孩”和“胖子”?

苏联在1941年6月遭受德军入侵前,也进行过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铀原子核的自发裂变,是在这一时期内由苏联物理学家T·H·弗廖罗夫和K·A·佩特扎克发现的?

卫国战争爆发后,研制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43年初才在物理学家N·B库尔恰托夫的组织领导下逐渐恢复,并在战后加速进行?1949年8月,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

1950年1月,美国总统H·S·杜鲁门下令加速研制氢弹?1952年11月,美国进行了以液态氘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原理试验,但该实验装置非常笨重,不能用作武器?

1953年8月,苏联进行了以固态氘化锂6为热核燃料的氢弹试验,使氢弹的实用成为可能?美国于1954年2月进行了类似的氢弹试验?英国?法国先后在50和60年代也各自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试验?

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取“596”为代号,就是以此激励全国军民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经过两年多,1966年12月28日,小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半年之后,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

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美国空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接连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这场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造成了10万余日本平民死亡和8万多人受伤?

原子弹的空前杀伤和破坏威力,震惊了世界,也使人们对以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的巨大爆炸力而制造的新式武器有了新的认识?

目前,人们通常所说的核武器是指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和破坏力制造的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即指利用能自行维持原子核裂变或聚变链式反应瞬间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

裂变核武器的基本原理是使一定量的铀—235或钚—239从亚临界态向超临界态转变,也就是使核装置产生中子的速度大于中子从核装置逸出的速度?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这种转变:一种方法是把核装置分成两部分,而每一部分都小到不足以具有中子正增殖率,然后用炮式设备把两部分击成一块;另一种方法是用烈性化学炸药包住处于亚临界态的球形核装置,通过引爆将核装置压成超临界态?

聚变核武器是使氢的同位素氘或氚化锂这类热核燃料中产生起爆条件,用裂变核弹的方法使核武器中的热核燃料具有10000000—20000000℃高温,从而引起核聚变?

原子弹和氢弹通常以千吨或兆吨梯恩梯(T·T)当量作为单位来表示?如1945年美国投在广岛的裂变核弹,不到50公斤的铀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化学炸药?

各种聚变核弹即热核弹(氢弹),其威力最高可达60兆吨?在核武器爆炸时,1公斤铀—235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T释放的能量,而一公斤氘和氚的混合物完全聚变时放出的能量大约是1公斤铀—235完全裂变所放出能量的3~4倍?

㈦ 中国的核武器由谁发明的它有什么威力呢

邓稼先（1924—1986），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为中国核武器、 身患重病的邓稼先在医院与同行探讨学术问题
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他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邓稼先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邓稼先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他逝世后13年，被追授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 邓稼先同志
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㈧ 中国核弹发展史(要有多详细就多详细）

我认为，《简氏战略武器》的编辑之擅长制造有关中国出售导弹的谣言。他们这样做有着特别的目的，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根据简氏太空飞行词典，中国第一代侦察卫星（FSW-1）重量2，500公斤，用和发射（DF-5洲际导弹）同样的推进器CZ-2C发射。这一信息被中国提供用CZ-2C助推器发射2000公斤国际卫星所证实。500公斤的差值是由于卫星外表有保护其穿过大气层的覆盖物。FSW-1侦察卫星是可回收的，因此它的身体强度要能重返大气层，所以又需要另外一层防护。相比之下，法国的阿利亚纳Ariane-4有更长更宽的覆盖物，重达900公斤和520公斤用于飞行控制和制导的媒介设备舱（VEB）。可以合理的假设CZ-2C的媒介设备舱至少500公斤重。加上CZ-2C第二级火箭发动机4000公斤的干重，至少7000公斤的卫星加上媒介舱，发动机被加速到7900米/秒将卫星送入太空的速度。对于8000英里范围的洲际导弹，燃料燃尽速度大约7200米/秒。（下面是一段有关洲际导弹射程的论证，从略）中国知道，导弹发射井很容易被敌人的卫星定位，而且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是不完备的，报警中发射是非常危险的。中国认识到，加强、坚固发射井是必败之道，于是中国核潜艇技术于美、苏之后产生。中国为避免非常脆弱的发射井基地部署战略弹道导弹，取而代之的将洲际导弹藏入地下隧道和深山峡谷中加固后的洞穴。那些导弹在洞穴中得到保护，移出来发射。这种部署的命令控制要容易得多。

1995年初，中国媒体报道了在北方着名山脉中经过十多年建设，完成了为中国战略导弹的“长城工程”。仔细的看看地形图读一读新闻报道，可以推断出，地下网络隧道工程在着名的太行山脉位于河北和山西省之间。根据新闻报道，数万名工程兵花费十多年在那里挖掘隧道。

正常的一队士兵（大约100人）每月大约能挖100米隧道（根据有关铁路隧道的新闻报道）不用任何先进的隧道挖掘机械。于是上万工程兵（=数百队）经过十多年在太行山脉构筑了数千公里的地下隧道网络，隐藏着一部份中国战略导弹。我猜想之所以叫“长城工程”不会没有长城有至少5000公里长的原因。像其他所知山脉拥有提供给中国战略导弹的地下隧道网络，太行山脉有许多悬崖绝壁和山谷，在1000到2000米短距离内有很大海拔差。你可以很容易挖掘有1公里土地厚度的隧道网络。

在美、苏兵工厂，一个典型的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能够在地上挖”一个70米深300米宽的大坑，远能够足以摧毁导弹发射井或机场。如果特别强化了针对地下目标，它可以制造一个有200米直径的球状弹坑于地下。如果要摧毁有1公里厚度土层覆盖的地下隧道至少需要3颗5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透爆炸。即使俄罗斯的巨型2000万吨级核弹SS-18，也至少需要2颗在同一点上。而且，用三颗核弹，每颗只能破坏少于300米的隧道。假定太行山脉下的地下隧道只有1000公里长，一个就需要用10000颗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以保证隧道网络的彻底摧毁。你要知道精确的隧道网络地区划是非常不可能的。而且这只是中国几个导弹基地中的一个。

中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山中挖掘地下隧道。挖隧道不需要高技术，只要炸药和混凝土，加上热情的从不缺乏的年轻士兵。中国各地有许多巨大的山脉。所以在中国的中部和南方山脉也有着用于战略导弹力量的地下隧道网络。即使你可以用数万颗核武器把它们统统扫除，问题是，这么多的核弹头在地面爆炸，如此多的尘埃被抛入高层大气，在平流层中向全球扩散，阳光将被阻挡，我们将进入真正的“核冬天”，这显然是个很不美妙的画面，即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

㈨ 中国核武器研究史

在纪念中国核试验成功50年之际，人人总会想起“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50年来，尽管西方一些舆论常常对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指指点点，但中国始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有中国战略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而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去威胁世界、获取地区利益，中国所表现的姿态，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

“中国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时任美国总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这是1964年10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重要文章中的一段话，体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国家立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回想那段重要历史，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承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试验成功原子弹，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鲜明提出中国的核政策是‘不首先使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这篇社论所提出的重要思想，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已成为我们坚定的基本国策”。他披露，社论中的很多用语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撰写修改的，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用词精准、立场鲜明、大气磅礴。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迫使美国陷于不能无视中国的状态。”“中国核试验是对以美苏为中心的、固定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破坏，把世界大快步推向多极化。”这些是半个世纪前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主调。即使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核试验有不少“抗议”声，甚至刚举行一周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一层“紧迫感”，但共同社1964年10月18日的电文同样认为：“中国的核试验，不亚于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局面的苏联核试验，它对世界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进入排外的核“俱乐部”使中国获得“亚洲第一大国”的称号，很难再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出国际大家庭。《读卖新闻》在题为“激动的世界和日本”的社论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的核试验、英国工党的胜利，这些相继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是战后国际政治划时代的重要事件。”《瑞典日报》说：“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立刻爆炸原子弹是一个讽刺。”合众国际社称：“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非白人的国家第一次打开军事技术中最深奥的秘密。中国人已插足于一个过去只有西方民族才能进入的领域。”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1964年10月31日在谈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时表示：“中国此举不仅是警告华盛顿，也是警告东京，“东京正在美国的压力下成为美国空军和潜艇的正式核基地，在苏联和中国现在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只有至少严守核中立政策才能有把握逃避核战火。”“俄罗斯之声”2012年2月进行过“美国上世纪60年代曾想把中国核武器项目扼杀在摇篮里，但怕引发世界大战最终放弃”的报道。文章最后说，“果不其然，中国虽然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50年后，外电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德国全球新闻网10月15日在评论“中国首次核弹试爆成功50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核武器只是远东崛起大国的一个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成为制造手机、智能电视、高铁、汽车的大国。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0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的核战略：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章称，自1964年中国进行首次核武器试验，50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研发了一定数量的新型核武器和多次进行试验。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是避免核讹诈”

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被外界议论得最多。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目主任顾克冈(Gregory Kulacki)近日撰文说：“10月16日，中国将纪念其首次成功核试验50周年。1964年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过去50年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该声明，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他认为，该声明似乎是一种道德宣言或象征性举动，但也反映出中国的现实考量，即对中国而言，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场景都会对中国造成不利结果。因此，避免遭受核讹诈是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印度Zeenew网站今年4月刊文表示：“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但巴基斯坦并未如此承诺。”实际上，印度也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到，中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对外表明爱好和平的立场。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对外界来说一直是个秘密。中国表示，其核武器数量没有超过英国，这样可以预计，中国核武器数量为200多枚。中国明白，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对某些国家实施核遏制。

预计在2021年前，中国核战略力量在数量上不会发生大变化，中国仍将保护数量不多的核盾牌，但能够对某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核反击。俄《独立军事评论》今年5月评论说，尽管中国的核力量远远落后于俄美两国，但它在所有核国家中是唯一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的原则是拥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

还有国际学者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库相比美俄来说，太小太单一，警戒状态过低”，但事实证明，中国的核政策非常有效和巧妙。日本“海国防卫日志”网站去年3月5日称，近20年来，中国战略级弹道导弹的制造尚未达到量产，而且一直控制核武数量的增加，“中国的核武器之所以未对美国的大城市构成核报复攻击能力，是因为中国一直将核武能力控制在最低程度”。

即使如此，中国核武力量发展仍令美国一些人疑神疑鬼。美国“自由灯塔网站”10月13日报道称，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的年度报告草案表示，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依然不为人知，是有意保持“战略模糊性”。美国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副教授罗伯特·法利今年经常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刊文谈论“美国是否该担心中国的核武器”“美国要当心中国五大军事‘撒手锏’”的话题。法利认为，中国正在改进和重组核武库，比如研制的“东风-41”洲际导弹表明，中国不再强调“最低威慑”，而是向保证二次打击的转变。西方一些文章还谈论，相比拥有比较丰富的陆基导弹发射经验，中国过去还缺乏指挥和控制核潜艇的经验，但中国正不断增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还有俄媒渲染中国第一枚能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东风-31B”射程上万公里，能抵达美国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且很难让人捕捉到它的发射信息。

“中国核武器试验成功后，西方曾蔓延‘黄祸论’，但历史证实，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其他国家。”德国柏林中国问题专家夫罗里扬·卢佩16日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中国在核裁军等方面做出表率，维护了世界和平。

回顾这50年，杨承军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我们永远不会与核大国在核武器上比数量、比规模，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以“四两拨千斤”；我们使用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做到了核安全；我国庄严承诺并做到了核不扩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核大国却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洪斯基也对美国的做法很不满，他去年曾提到，“美国在针对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问题上，采用的是令人沮丧的双重标准”，“世界上唯一在现实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针对的是当地的平民”。

“中国没用手中的核武器要挟获取地区利益”

目前，各家智库对全球核武器数量的统计有不少出入，估算约有两万枚。如果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年鉴的数据看，全球核弹头总数在减少：其中美国从8000枚减至7700枚，处于实战部署的核弹头1722枚；俄罗斯从1万枚减至8500枚，实战部署约1500枚；法国300枚，英国225枚；“核门槛国家”中，以色列80枚，巴基斯坦120枚，印度90至110枚。

世界保持着“两超多强”的核战略格局，而一些有核国家“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构成较大威胁。俄新社10月13日援引俄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的话说，“中国早晚将成为第三大核武国家，打破俄美垄断核威慑力的两极格局，如果中国拥有的核武数量太少，则会面临逐渐增长的核打击威胁”。

展望未来的世界核形势，杨承军表示，当前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仍在投入巨资继续提高核武器质量及实战化水平；少数国家仍企图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生产和贮存核材料；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材料。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零核世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及核技术的发展，我国在遏制核武器的发展、使用、扩散、直至最终消灭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凯特·哈德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去威胁世界，同时中国也没有和其他核国家结成所谓的军事同盟，用手中的核武器去要挟获取地区利益。相反，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却常常面对一些无核国家的挑衅，从道理上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哈德森强调，中国所表现的姿态，恰好是一个核国家所应当具备的。他希望，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继续发挥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上施加更多压力，让相关国家彻底放弃靠拥有核武器而成为地区强势国家的幻想。

(9)中国核武历史扩展阅读：

核武器是指包括氢弹、原子弹、中子弹、三相弹、反物质弹等在内的与核反应有关的巨大杀伤性武器。

核武器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比只装化学炸药的常规武器要大得多。例如，1千克铀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约8×10^13焦耳，比1千克TNT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4.19×10^6焦耳约大2000万倍。因此，核武器爆炸释放的总能量，即其威力的大小，常用释放相同能量的TNT炸药量来表示，称为TNT当量。美、俄等国装备的各种核武器的TNT当量，小的仅1000吨，甚至更低，已有微型核武器，爆炸当量在几十吨；大的达1000万吨，前苏联曾试爆过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