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的作者

『壹』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论文

过去虽然贫困，生活艰苦，可是养几个孩子还是很轻松。现在生活富裕，鸡的屁股世界第二。养两个孩子竟然很多人都养不起。未来这样改下去，后果鬼知道！

『贰』 中国逻辑史的正文

在中国古代，除少数逻辑专著外，许多逻辑理论和思想都分散在大量的政治、哲学、伦理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中，这些著作还包含有关于逻辑应用方面的丰富材料。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中国逻辑史，以逻辑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以总结、分析各家在逻辑理论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为主要内容。
发展过程和主要阶段 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过程可根据中国古代逻辑形成、发展的特点及国外逻辑思想的传入和影响，分为先秦、两汉至明清和近代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前两个时期属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名辩逻辑的建立和演变为主干；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阶段，以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为主流。
先秦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开始形成并发展昌盛的时期。春秋战国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论辩之风极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对名实关系、正名原则和论辩术进行了探讨或总结，涌现了一些着手研究名词概念和论辩术的思想家，经过名家、儒家、法家特别是墨家的总结，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逻辑体系。
春秋末年的邓析最先在辩论活动中提出了“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的名辩思想。孔子从政治、伦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正名”的要求，其中包含一些合理的逻辑思想，并提出“能近取譬”和“举一反三”等类推方法。墨子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最早提出了“辩”的概念，认为“辩”具有明是非、别同异和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推理认识作用,他最早从逻辑角度提出“名”、“类”、“故”等概念,强调“知类”、“明故”的认识作用,概括了推理、论证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三表说，还最先要求将“辩”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进行学习。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曾经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名辩家。惠施提出了“历物十事”,主要探讨名实关系,他在“善譬”中阐述了以“所知”去类同、推知其“所不知”的类推原则和方法。公孙龙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焉”的逻辑正名原则，认为“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之实。他通过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具体分析，论证了种名（“白马”）与属名（“马”）在概念内涵和外延方面的种属差别。公孙龙关于“名”的分析，把先秦名辩思想引向纯逻辑探讨的方向，为中国古代逻辑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期墨家是一批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儒家特别是墨子的逻辑思想,在《墨辩》中系统阐述了“墨辩逻辑”，从而使中国古代逻辑无论在理论上和体系上都达到了较为完整的程度。它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逻辑专著中的杰作。
《墨辩》最先从逻辑的角度给“辩”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指出，“辩”就是对同一主项或论题的是非之争，表现为关于同一主项的一对矛盾命题之间的是非之争。《墨辩》强调“辩”的对象不应该是两个，作为“辩”的一对矛盾命题中必有不当者和当者，这就揭示了“辩”具有分清是否和胜负的论证性质，深刻地反映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基本思想。《小取》篇还把“辩”的目的和作用概括为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等 6个方面，提出“辩”的客观基础和标准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墨辩》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名”、“辞”、“说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理论和逻辑体系。“名”具有举实的作用,“举”是“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所以,“名”具有反映事物属性或本质（故）的概念性质。《墨辩》中提出了类之相异必须以同一本质属性之偏有和偏无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并根据名的外延大小分为相当于范畴的达名、相当于普遍概念的类名、相当于专名的私名。《墨辩》认为,“辞”（论题）的作用在于“抒意”,因而，“辞”和“言”既表示语句或命题，又是表示理性思维（心）所产生的思想（意）的命题和判断。在《墨辩》中还初步提出了“辞”的某些不同性质和种类，如：“尽”，即“莫不然也”，它相当于全称；“假”，即“今不然也”，它具有假言的性质；“或”，即“不尽也”，是一种并非全称的特称，亦即或是或不是的选言；“必”，即必然,等等。从而,揭示了“辞”的单称肯定与单称否定、单称否定与全称肯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还比较正确地阐明了词项的周延理论（见词项和概念），即“乘马”之“马”不必周延；“不乘马”之“马”必须周延。《墨辩》指出， “说”的作用是 “出故”和“明故”，即“以说出故”之意。“故”是“辞”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或条件。“说知”是以“亲知”和“闻知”为前提而得的一种演绎的推理之知，如亲知“室外之墙为白色”，闻知“室中之墙与室外之墙同色”，则推理可知“室中之墙也为白色”。《大取》篇还进一步提出了“立辞”必须具备“故”、“理”、“类”三物，类似于直接原因、一般规律和同类事物之例证这三个前提。从而，更完整地揭示了墨辩逻辑中“立辞”(论证)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三物论式。它要求在基本属于演绎的论证中包括举类的归纳因素。《墨辩》还初步总结了“或”、“假”、“效”、“侔”、“止”和“辟”、“援”、“推”等具体的演绎论式。“或”、“假”、“效”、“侔”、“止”这五种论式,分别相当于形式逻辑演绎推理中的选言推理、假言推理、直言推理、复杂概念推理和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间的直接推理；“辟”、“援”、“推”则相当于三种直接的类推式。这些形式的推论使墨辩的演绎理论和体系更加充实和完善，反映了墨家对假言、选言、直言等基本的间接推论形式和某些直接推论形式都有比较合理的认识。《墨辩》还通过阐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正名理论,进一步揭示同一律原则。在揭露“以言为尽悖”等包含逻辑矛盾的诡辩命题中，进一步反映了矛盾律原则。《小取篇》专有一章讨论了辟、侔、援、推四种论式中的逻辑要求和防止逻辑错误的一般原则，指出“多方”、“殊类”、“异故”，即词有多义、类有大小同异之殊、故有充分和必要之异，是导致逻辑错误的重要原因。《墨辩》还在归纳方面，提出了朴素的简单枚举的思想。
先秦时期，对中国古代逻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另一著名思想家是荀子，他继承、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理论，使儒家的正名思想在逻辑上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强调制名起于感官，认为“名”具有概括一类事物共性的概念性质，又具有“足以指实”的语词性质。他在理论上的突出创见是提出了“制名之枢要”的正名原则。在概念方面，他提出了制名要坚持“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制名原则,强调要贯彻“遍举为共,偏举为别”和“推而共之”、“推而别之”等关于限制和扩大概念的原则。他把名划分为共名和别名，一个名(如“动物”)相对于较小的类名(如“牛”)时称为“共名”，相对于更大的类名(如“生物”)时称为“别名”。因此，共名之上还有共名，直到不能再共时就称为“大共名”（如“物”）；别名之下还有别名，直到不能再别时就称为“大别名”（有人认为相当于最小的共名；有人认为相当于单名）。他还从语词方面提出了制名必须坚持简明、易懂和尊重社会约定的原则。此外,荀子也提出了辞、说、辩的逻辑理论，指出“辞”是用不同的实名以表示一种断定,“辩”和“说”是对同一的实名辩明是非之道,它们相当于判断、论证和推理。他还提出了揭露和防止逻辑错误的“三惑”说，尽管所举之例包含有对名家、墨家思想的误解和偏见，但在理论上仍是有价值的。
继荀子之后，韩非第一个提出了“矛盾”概念，精辟地揭示了矛盾律的思想原则，指出在“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反对命题中不能同时为真（见矛盾之说）。此外，韩非提出“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辨类”、“循名而责实”，对正名的积极意义作了进一步发挥。约成书于公元前 3世纪的《吕氏春秋》也阐发了“正名审分”、“督名审实” 等正名原则， 并揭示了“言”和“意”即语辞和思想判断的关系，提出了有关“推类”的原则。但自荀子以后,由于过分强调“正名”的政治目的，对名家和墨家的思想采取排斥态度，先秦的名辩逻辑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见先秦逻辑思想）
两汉至明清时期 先秦以后一直到近代，由于统治阶级在学术上独尊儒家，废弃名、墨，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受到阻梗，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曾经一般地探讨过推理、论证的意义和形式以及名实关系等问题。
两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自觉运用推理论证的方法,探讨论证的作用、要求和方法，提出了一些论证的规则。他将其著作定名为《论衡》，意即关于言论标准之书。他强调要通过论证而达到辨真伪、证是非、驳虚假的目的。所以，他的论证包括证明和反驳，而且更重视反驳。他还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认为论证必须提出真实、充分的效验或证验。 他所要求的效验或证验， 不仅包括用一一列举事实作为论据的事实证明，而且十分重视“比方物类”和“揆端推类”等推理方法的逻辑证明。
到魏晋时期，论辩之风曾一度盛行，被禁绝了 500多年的名、墨逻辑思想重新被发掘出来。由魏晋人编的《列子》一书，列举了先秦的惠施、公孙龙和其他辩者提出的许多命题及有关名辩的一些情况。鲁胜首次把墨家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合编为《墨辩》一书，并作注释和叙文。但原作已亡佚，现仅存的《墨辩注叙》一文，是中国第一篇关于逻辑史的专论。它对先秦名辩思想的历史和意义作了新的概括，重新肯定了名、墨两家名辩思想的价值，指出：“孟子非墨子，……荀卿、庄周等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当时在名实问题上的一场重要争论，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之间的辩论。王弼一方面承认“言”能表达“意”，另一方面又得出存“言”不能尽意和得“意”在于忘“言”的结论。欧阳建则充分肯定了名能辨物、言能畅理和尽意的认识作用。这场争论不仅提出了“言”能不能尽“意”的哲学问题， 而且从语义学的角度提出了 “言”能不能尽“意”的问题。但当时对后一个问题未能从逻辑的角度予以充分回答。
从两汉到魏晋,随着辩论之风的逐步兴起,一种以文学为体裁的论辩方法开始盛行起来。历史上称之为“连珠式”或“演连珠”、“连珠体”。这种“连珠式”只是表现为文体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格式，并没有从推理的形式或理论上作出概括。
从东汉起，佛教及因明传入中国（见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唐初玄奘带回并翻译了印度新因明的两部重要著作《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他的弟子根据其讲解纷纷为因明注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大疏》）；现存的还有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庄严疏》）和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玄奘、窥基等人不仅对因明的传入和翻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通过翻译和注释进而发展了因明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因三相”理论、尤其是对“同品定有性”这一条的翻译比原来更准确、更严密了；②将宗、因、喻中的有体、无体分为三类，把 “生因”和“了因” 各按言、智、义分为六因；③提出“寄言简别”不属过失的规则；④对许多谬误各按自比量、他比量、共比量分为全分和一分，等等。因明传入后，在唐初一度出现过研究因明的高潮，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也因此而被称为因明的第二故乡。但这一高潮只延续了几十年就衰落了。
在因明传入汉族地区的同时，也开始传入中国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大约公元8世纪前后,印度的世亲、陈那和法称的许多著作陆续被译成藏文。到11世纪，法师子（又译恰巴曲森，1109～1169）及其弟子，分别写了关于法称《量决择论》一书的注疏，并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因明风格，称“摄类辩论”，表现为一连串的推论式。萨班庆喜幢（也叫萨班·贡噶江村，1182～1251）所写的《正理藏论》（也译作《量理藏论》）的颂本和自释，奠定了藏传因明的理论基础，在西藏的影响很大。后来还有宗喀巴著的《七部（量论）入门去蔽论》（也译作《法称的因明七论入门》）和一批因明的注疏、课本等。因明在西藏的传播以宗喀巴为界分为新旧两个时期。仅在《丹珠尔》论典中就记载有藏族学者著的重要因明著作50多种和译著60多种，对因明的普及、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到宋明阶段，虽无多少突出成就，但这一时期盛行的理学关于“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观点，却包含着运用推理的认识方法。程颢、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并且由一理而可推知万物之理。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具有“推”的能力,而“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朱熹充分肯定了推理可由已知到未知的认识作用,认为万物皆是一理，因而也皆是一类,可以“以类而推之”。他进而指出，万物各具一理，万物同出一源，因而可以推而通之。他提出的“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方法，要求通过接触、认识事物,穷尽对“理”的认识。其中，包含着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的思想和对推理方法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如陈亮、叶适、罗钦顺、王廷相、李贽等人，在批判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同时，探讨了名实关系、名辩作用和是非标准，提出了“由一以之万”和“会万而归一”等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思想方法。
在清代，随着考据之学的兴起，先秦的名辩思想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傅山最先对墨家和名家的重要著作作了注释和研究。顾炎武提出的科学考证方法，既重视“援古证今”,更重视考察对象的实际,即从客观实际和历史事实中归纳出一般性的认识。他所著的《日知录》（共32卷），每一条论证都是从特殊事件或文字语句提出问题，然后运用简单枚举或典型归纳的方法，以证明或反驳某一结论之真假。王夫之提出了“知名”、“制义”、“推之而通”，即概念、判断、推理以及辨类同异的思维形式和过程。戴震在其考证中， 强调要区别“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涉及到有关假说和论证的逻辑问题。 清初以后， 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墨辩》、《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的校释专著。
近代逻辑思想的演变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出现和西方各种学说的传入，西方的传统逻辑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明末李之藻(1565～1630)和傅泛济于1623年翻译出版了中世纪葡萄牙的一本逻辑讲义的前10卷，定名为《名理探》，原著名为《亚里士多德论辩学概论》,共25卷。但由于该书的内容过于烦琐,在当时未产生什么影响。19世纪末，西方逻辑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注意。严复译著的《穆勒名学》，是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J.S.密尔（亦译穆勒）以介绍归纳逻辑为主的传统逻辑名著，原名为《逻辑体系》。严复通过附于书中的按语提出了自己的逻辑观点。
晚清之际,因明学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古代名辩逻辑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等人不仅研究了先秦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名学，而且开始将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推理方法加以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新篇章。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一书中专门写了《墨子之论理学》一章，首次把西方逻辑和墨家逻辑作了比较研究。章炳麟著《原名》，以因明三支作为标准法式，把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和墨家的推论都称之为三支比量，认为其区别只是排列次序不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是一本以西方逻辑为经,以中国逻辑为纬,“谊当融贯中西”的逻辑学专著。他在《名学他辩》一文中，还将公孙龙的“他辩”和墨家的“三物”类同为传统逻辑的三段论和因明的三支论式。这些比较研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地位，加深了对它的理解，证明了逻辑科学的全人类性质。
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西方传统逻辑的广泛传播，现代逻辑科学即数理逻辑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受到重视，出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数理逻辑的著作。1937年，正式出版了金岳霖著的《逻辑》一书，它是3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大学教材之一，书中批判、介绍了传统逻辑，也介绍了数理逻辑。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开设了逻辑课，有讲传统逻辑的，也有讲数理逻辑的。这是现代逻辑开始在中国的普及时期。同时，在现代逻辑的研究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30年代有人在批判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把形式逻辑混同为形而上学,要求用辩证逻辑(主要指辩证法)来取代、改造或扬弃形式逻辑;也有人认为只有形式逻辑及其规律才是真正的认识方法和思维规律。由于双方都从哲学上把形式逻辑视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引起了30年代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一场争论（见“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从在中国发展逻辑的角度看，这场争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界对古代名辩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1922年，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国内发行。这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史专著。随后，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等逻辑史专著也先后出版。在因明学的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专著，如吕澄的《因明纲要》(1926)、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1926)、虞愚的《因明学》(1936)等。
中国逻辑思想的主要特点 所谓中国的逻辑思想实际上主要指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点,贯穿于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过程中,其具体表现为：①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以辩论形名为开端，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辞、说、辩为内容的名辩逻辑体系。在先秦，针对着“名实相怨”的现实，各家主要是围绕着名词概念这个中心,探讨名实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正名主张。名家的公孙龙和儒家的荀子都主要探讨了正名的逻辑。后期墨家不仅研究、总结了正名的逻辑思想，也较为深刻地总结了辞、说、辩的逻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逻辑体系。东汉的王充、唐以后对因明的研究和近代关于三种逻辑比较研究等，也都是关于推理、论证的逻辑思想。所以，中国古代逻辑可以被称为“名学”、“辩学”或“名辩学”。
②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特别密切。在先秦,“名”既用以表示概念,也用以表示语词;“辞”既具有判断的性质,又是指语句或命题。因此,墨家，特别是儒家的荀子都同时从逻辑和语言两个方面探讨了名和辞的性质、形式结构及规律性。不过，当时尽管也有人开始涉及到了名词多义和同义词的逻辑性质问题，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名”和“辞”的逻辑性质与语言属性的区别。所以，对逻辑性质和语言属性在认识上的混合或混淆，既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弱点，因为它最容易带来语言上的歧义和逻辑上的混淆。它是造成中国古代逻辑未能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③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在先秦，从孔子到荀子都是为了实现正名治国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并发展正名思想。墨家也是为了建立和论证自己一家独有的政治、伦理观点而逐步建立起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公孙龙也没有忘记“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所以，他们都把“审治乱”、“处利害”、“明贵贱”等政治和伦理方面的要求,看作是“辩的重要目的之一。甚至有的人只是在讨论政治、伦理思想时讲到了名辩或运用了名辩方法。正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反复动荡和不断改革，带来了先秦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百家争鸣”，从而为开拓和发展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创造了条件；也由于各家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分歧和斗争，造成了各家在名辩思想上的相互訾应。秦汉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独尊儒术，名、墨思想几乎灭绝，致使古代逻辑难以得到充分继承和发展。中国逻辑思想的发端和建立，虽然早于西方和印度，但在先秦以后就基本上中断了。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缓慢和不及西方成熟的重要原因。
④中国古代逻辑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哲学认识论的范围。中国的名辩逻辑常常是从论辩的认识目的和论证的实际需要出发,围绕着名实关系,研究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古代逻辑思想家们为了达到明辨是非和区别同异之论证目的，一般都离不开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名辩的客观基础和是非标准。 所以， 要求“名”必须符合实，才能谓之“正”；“辩”必须分清是或非、同或异，才能谓之“当”。在先秦辩学中，思维形式的合理性和思维内容的正确性密不可分，致使中国古代逻辑未能从中提炼出严格的推理形式，并且最终未能从认识论中完全独立出来，而只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论证之学，或者说是一种认识论、论辩术中的逻辑。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逻辑思想家的，一般也都是哲学思想家，包含有逻辑思想的著作也大都是哲学著作。
⑤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虽然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一直受到各家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的制约和影响，但由于逻辑科学固有的全人类性质和独特的研究内容，使各家在逻辑思想上自觉或自发地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墨家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是继承了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惠施的“善譬”推论方式，公孙龙关于“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都在《墨经》中有明确的反映。荀子虽然极力非难名、墨，但其正名理论与公孙龙、墨家的正名思想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和体系，并非一家一人的独创，而是名家、墨家、儒家、法家等互相吸取、共同探究的积极成果。

『叁』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

价值范式的探索：近代中国两大社会张力语境下的多种政治文化转型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历史逻辑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到传统经
学已经无法缓释晚清社会面临的近代化转型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压力。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变法或革命等救国方式来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任何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发展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该国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等因素博弈的产物。
西方国家近代化发展一般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最初是封建社会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然后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壮大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新生力量的壮大促使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在启蒙运动中因充分掌握舆论力量而获得成功。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利用新生政权去推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政策，近代化转型便会在此基础上获得成功。当然，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在近代化具体细节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近代化发展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守旧势力在政治、
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斗争较量的结果，却是大体一致的。
尽管近代中国地主阶级开明士绅与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以不同方式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然
而中国近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化”不下去了，这是因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顽固存在，像天然屏障一般堵塞着中国近代化前进道路。
历史证明，要顺利实现中国近代化发展，就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并以此为既有经学价值范式变革消弭社会张力。
与曲折发展的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截然相反的是，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走上了资本
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相对于封建主义手工业生产方式来说具有较大优越性，这种情况必然会使前者对后者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最终使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日益完善”。
生产力的世界化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机器无情地掠夺了封建落后国家无数体力劳动者的饭碗。当然，这种无情掠夺往往躲在其坚船利炮的背后。
尽管生产力的世界化能够消灭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差异，并使得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方向发展，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扩张给落后国家带来的种种压力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往往与交往的世界化藕合发展，并以此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原料需求与市场需求。
在此前提下，世界各国的交往活动将无限扩大，各民族的封闭模式将日益成为一种历史状态。
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不仅是西方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济控制，而且还体现在与此目的相适应的文化渗透方面。
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对处于工业世界外围的大边缘地带的冲击，一方面导致了东方落后国家既有社会秩序与发展过程出现了突发性崩坏与中断，另一方面也由此促使了东方落后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与近代西方文明不断碰撞、交融与整合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近代化转型。
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历史冲击：首先，晚清政府时期飞
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本质上要求对外扩张，不将世界变为其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决不罢休。
在拥有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同时，近代西方国家还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当时的晚清政府尚没有足够的力量阻击西方国家的军事入侵，这决定了晚清政府必然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目标。
其次，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制度安排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明显优越于晚清政府。
文明冲突必然会发生这样一种结果：即落后方或者被先进方同化，或者是接受先进方的文明渗透而发生变革，并最终加入到先进方行列。当晚清政府恪守的封建专制主义遭遇到西方文明冲击之后，必然会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近代西方文明“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然其最终目的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面对中国近代化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压力，近代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采取多种方式变革既有经学价值范式。
然而，地主阶级发动的洋务运动与宪政改革等价值范式探索，与其说是救国，倒不如说是救朝廷更为合适；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等价值范式探索，由于农民领袖具有明显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因此近代农民革命不是被封建政权扼杀，就是被封建政权利用；资产阶级虽然能够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但由于自身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因此与封建势力、西方侵略势力之间并没有实现彻底决裂，这种情况使得资产阶级无法缓释中国近代化转型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社会压力，因而其价值范式探索也不会获得成功。
近代中国价值范式转换实践，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构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历史逻辑的最终实现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历史逻辑的关键因素之所以能够最终实现，
与近代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世界历史”理论的发端者首推维柯，他以
“理想的永恒的历史”(the ideal eternal history) 概念确立了普遍历史原则与诗性历史纲领，并试图将“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提升到哲学范畴层次，以此展现理念层面的世界历史眼光。而真正完成这一提升工作的却是学者黑格尔，他接续了维柯“理想的永恒的历史”之思
维品质，并在精神哲学场域内阐发了“世界历史”新意蕴。
黑格尔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思维品质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准备了直接而完备的理论前提，这使得马克思能够将生产力的世界化与交往的世界化凝练为其“世界历史”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
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近代西方优秀政治文化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传播于中国，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历史逻辑终结者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传统经学与外来文化展开双重探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范式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为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理论特质而获得了对传统文化进行矛盾性探索，以及对近代中国外来文化进行批判性探索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性探索主要包含统一性探索与对立性探索两个方面：统一性探索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经学具有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等层面的相融性，对立性探索则主要源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的学术论争；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外来文化的批判性探索，则主要是因为曾经盛行一时的各种西方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形成了排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外来文化又展开了文化价值批判。
经过 20 世纪初期的学术论争与思想争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突破了传统经学的“求稳定”价值取向，集体主义价值观思想突破了外来文化的“个人本位”价值取向，并因此给近代中国凝聚了强大的物质社会变革力量，这可谓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的重要社会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虽然使部分近代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完全意义上的话语权，或者说还没有凝练为近代社会变革的主流意识形态。如辛亥革命以来，随着袁世凯与张勋复辟闹剧的先后发生，传统经学为适应野心家称帝需要而被“乔装打扮”，各种反动思想沉渣泛起。
1912年 10 月，张勋、陈焕章在上海建立了孔教会，并在全国诸多城市设立分会。
1913 年 2 月，康有为为了宣扬孔教，创办了《不忍》杂志，断言“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与此同时，袁世凯也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尊孔祭孔令，断言：“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近代复古尊孔逆流再一次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经过沉痛思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要使民主共和名副其实，亟需通过思想革命来为之创造条件。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启蒙刊物《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对传统经学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如“1916 年 10 月，《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二号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 年 6 月），先后刊发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
上述陈独秀的文章主要围绕三点展开论述：一是重点阐述封建伦理道德与现代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致复辟；二是尊孔并定“孔教"为国教，有悖思想自由之原则，三是从进化论角度讲，封建伦理道德落后于以民主与科学为本质的现代伦理道德。又如，陈独秀在《每周评论》
第五号上发表《除三害》文章，在举出封建势力症结的同时开出反对封建势力药方。
他认为，当时封建势力有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要除三害，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一般国民要对三害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要组织依赖有政见有良心的国民为后援的政党，以此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仅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晚清民国时期尚未得到根本
性打击，因此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开展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以此摧毁经学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
当马克思主义启蒙宣传最终遭遇到武装斗争、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时，中共党内
便出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动员方式。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等人由于过于相信蒋介石为集团而选择了放弃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动员方式，毛泽东等人则因为看到了强大的工农运动革命力量而选择了坚持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动员方式。
后来，在如何进行武装斗争以及如何进行土地改革两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
义马克思主义动员方式，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动员方式。
一般来说，中共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可以划分为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与国家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两个时期。
首先，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具有了合法性地位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共理论家范文澜等人因此有机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经学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并进而驳斥同时期蒋介石集团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陈立夫等人发起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活动。同时，新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哲学动员”，也给毛泽东等人带来了理论学习机会，这样毛泽东等人在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中便取得了主动权，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也因此得以实现。
其次，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及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先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这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提供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由于中共全面执政为国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提供了政治保障，因此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文化批判等实践活动，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的主体内容。
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构建基本成型。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肆』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俩个三十年的关系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4)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的作者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

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伍』 我国历次行政改革的逻辑及未来的改革去向

这是一篇论文，名字叫做《我国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或许对你有帮助专

http://www.cqvip.com/onlineread/onlineread.asp?ID=25089594

摘 要:人类行政活属动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文通过对我国历次行政改革的系统回顾，比较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行政改革，试图理清中国行政改革的内在逻辑，并结合中国当前改革实践和西方行政改革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的三个趋向，即权力配置上的分散化、组织形态上的灵活化、行政理念上的顾客导向趋势。 (共6页)

『陆』 近代中国从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发展逻辑

近代中国从改革到来革命的历史发展自逻辑！
逻辑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关系，近代中国从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发展逻辑，就是说的近代改革与革命的发展关系，近代的改革可以说从太平天国起，
太平天国打响了第一枪，接着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相继发起，几着相继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直至辛亥革命，清政府彻底灭亡，革命趋于成功！！！

『柒』 中国的新闻改革之路如何走历史逻辑是什么与西方新闻传播史有何关联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今中国自上而下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各行各业必须改革，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概莫能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我国新闻媒体经过“拨乱反正”、“市场化”、“集团化”、“官办分离”、“制播分离”等一系列改革逐渐成熟壮大。我国媒体早已经培养了强烈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可以游刃有余。经过十几年的集团化发展，我国新闻媒体也积攒了不小的实力，许多有实力的媒体希望能够新时期的市场经济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一直将新闻媒体视为权力运作的工具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对新闻事业的管理与新闻媒体的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成熟表现地越发明显，新闻媒介体制改革称为新闻从业者期盼已久的政治议程。那么在新时期，我国新闻媒介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将采取什么样的路径？
1、首先要有改革意识。最高领导人重点强调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有外媒分析指出，最高领导人提出媒体改革将为媒体人带来危机感，强化他们的改革意识；官方已经在探讨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为媒体人进行媒体融合创造条件。
2、立法保障，建立健全的新闻法律法规，在这个法治国家是改革必不可少的武器
3、以人为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 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
我国网民有近六亿人，手机网民有四亿六千多万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人。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

4、借鉴西方经验，先行试点，成功之后再推广

『捌』 中国改革历程有哪些特点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既保持实践的延续,又有新实践的开创。回在实践的延续上,习首答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来之不易的,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每一个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科学总结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实践的伟大成就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来的,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需要的满足。这些实践上的延续使得三年来习治国理政新实践在续写中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拾』 改革的逻辑包括的方面有哪些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本书中，他从现实世界出发，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风趣、直白的文字，将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
全书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一部执政者和大众都亟需阅读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务实之作。
作者简介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1]
图书目录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30年感言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收获的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上下互动的改革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
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
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
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成都试验的新进展[2]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政策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货币无侥幸
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第五部分 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
远近高低各不同
用三个变量看经济
成本急升的挑战
制度费用是大事
竞争后发优势
向内转型的困难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
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
科斯定理和国资转让
中国公立机构改革的经验
第六部分 中国还要做对什么？
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
民贫国衰、民富国强
体制政策要靠前
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
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
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
从全球大势看中国经济
通而不平的“两个海平面”
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
接着石头过河
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