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请问哪里有中国和日本历史年代对照表谢谢！
网上搜索去
⑵ 历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后来发生复了蒙古入侵，一次全制军覆没，二次碰上台风，日本幸免于蒙古的蹂躏。
再往后就是明朝的侵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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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台风是在七月末才来的，蒙古军则是在六月初登陆，打了两个月寸土未进最后一场台风摧毁了所有船只，二十几万人就这么投了降，被不到十万的日本人给俘虏了。
另外中国过去不是不想灭亡日本，但是要有这个能力才行，中国虽强，但是国家大了事情就多，比侵华的日本人更加能杀人更加凶残（日本人拿枪扫了几个星期才在南京杀了30万，女真人一把火直接烧死了扬州80万人）的北方游牧民族年年都来烧杀强掠，中国少马追不上他们只能把大量兵力层层布防，哪里来的多余的兵力去打日本？再说跨海作战补给线过长，对敌情不熟悉哪能这么轻松就打赢，日本侵扰高丽和中国很简单，因为洋流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人只要腰上挂个葫芦就能顺着海流漂过来，中国派兵日本就很麻烦，就像蒙古人，派了5万蒙古武士+5万高丽兵+10多万南人奴隶兵去打日本，结果被10万不到的日本人在九州沿海堵了将近两个月，最后全部被俘虏，就几个当官的和三个士兵逃了回来。
⑶ 谁能提供较详细的日本纪年表，和重大事件表
第一节 镰仓幕府与元军征日
一、镰仓幕府
1180年，富士川之战获得胜利后，源赖朝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设置统率御家人的“侍所”，其长官“别当”由和田义盛担任；1183年，源赖朝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统治关东、东北地区的任命；1184年，设置处理行政事务的“公文所”（后为“政所”）和司法机构的“问注所”，其长官“别当”、“执事”分别由原朝廷下级官员大江广元及三善康信担任；1185年从后白河法皇处得到往各国派守护、往庄园及公领派地头的权利。守护由最早与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高级御家人担任，本来的职责是“大犯三条”，即组织武士定期到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卫，并具有统帅军队、逮捕谋反者和杀人犯的警察权，但也具有向地方官员下达命令的行政权，是掌握国衙实权的人物。地头也由御家人担任，其职责是督促土地耕种者向领主或国衙缴纳租税，并按照每段田收五升兵粮米的标准为幕府征收赋税，也具有镇压庄民反抗以及追捕强盗、维持治安的任务；1186年，源赖朝在京都设置京都守护，担任京都的守卫，并统帅在京都的御家人。同时在北九州大宰府设置镇西奉行，在东北设置奥州总奉行，管辖两地域；1190年，源赖朝到京都，被任命为近卫大将军；1192年源赖朝从二条上皇处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正式成立幕府。
由此可见，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是在源平战争中同源赖朝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其家臣。本来这些武士是各地的在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明确宣布“私领本宅，领掌如故”，也就是所谓的“本领安堵”，即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原有土地所有权。除此之外，还根据战功授予新的领地，即所谓的“新恩给与”。为此，御家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主君源赖朝，并在战争中为其出生入死。镰仓幕府成立后，将军任命这些御家人为各地的守护或地头等官职。作为回报，御家人率领自己的随从定期前往京都或镰仓，担任警备的任务，其费用完全由自己承担。
镰仓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地头的方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了与京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权结构，天皇朝廷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削弱。尽管朝廷对其进行了抵抗，最初地头的设置也仅限于平氏家族或与平氏家族关系密切者被没收的领地，但随着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地头遂遍及全国所有土地，与守护一道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支柱。虽然镰仓幕府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其统治的合法性仍需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例如将军职位的继承须得到天皇的任命，即使在统治体制方面亦没有完全取代律令体制，因而京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当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双方围绕国家权力的掌管时常发生冲突。
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以将军所有的封地和直辖领地为中心，即“关东知行国”和“关东御领”。“关东知行国”也称为“关东御分国”，为将军的封地，最多时达到九个，即为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在这些封地上，将军可推荐知行国的长官国司，并获得该国的部分收入；“关东御领”是以源赖朝为本家或领家的庄园和公领，以及被没收的平氏家族领地，共有500所。“关东御领”由幕府政所统一管理及征收租税，是幕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二、承久之乱
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去世，年仅18岁的其子赖家继任将军。赖家精于弓箭马术，但缺乏其父的政治才能及权威，独断专行，重用其岳父，排挤幕府元老，引起许多御家人的不满。在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主持下，首先剥夺了赖家的裁判权，然后组成13名元老决定重大决策的协议制。1200年，北条时政铲除支持赖家的梶原家族，并在1203年软禁赖家，同时灭其岳父家族，立其弟实朝为将军，自己以辅助将军的名义掌握幕府大权，被称为“执权”。翌年时政杀害赖家，但在政子的反对下，时政被迫引退，由其子北条义时掌握幕政。1213年，义时灭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巩固了其执权的地位。但此时实朝已经成人，并积极参与幕政，喜爱公家文化，与朝廷关系颇佳。1219年，实朝在就任右大臣仪式的途中被其侄公晓所杀，公晓亦被杀，源氏断绝。义时希望立皇族亲王为将军，但遭到后鸟羽上皇的反对，只好立源氏远亲摄关家三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自己继续掌握幕府政权，自此以后将军成为虚设。
幕府内部的争斗使本来就对武家政权不满的天皇朝廷提供了试图恢复公家权力的机会，1198年开始院政的后鸟羽上皇积极采取加强朝廷经济实力的措施，并通过恩赐土地的方式吸引近畿地区的武士以及对北条家族不满的御家人，在“北面武士”机构之外，还设置了“西面武士”组织。上皇拒绝了北条义时允许皇子做幕府将军的请求，并在1221年5月向各国武士颁布讨伐北条义时的院宣。时值承久三年，因而被称为“承久之乱”。但响应朝廷的武士并不多，而在北条政子的鼓动下，大多数御家人重新集结在幕府旗下，并从镰仓分兵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向京都方向进发。面对19万之多的幕府军队，万余名的朝廷军队一触即溃，不到一个月，幕府军就打败了朝廷军，并占领了京都。幕府立新天皇，将包括后鸟羽上皇在内的三位上皇流放到离岛，并处死参与计划讨幕的贵族与武士。天皇被处罚以及贵族被处死的事情前所未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幕府没收了参与讨幕贵族及武士的3000所领地，将其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并任命在此次内乱中立有战功的御家人为新地头，称为“新补地头”，同时决定了新地头的俸禄标准。另外，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府”，由北条义时之弟北条时房及其子北条泰时担任其长官——“六波罗探题”，取代过去的京都守护。其职责除警卫京都、监督皇室活动外，还兼有负责统帅西日本御家人以及执掌西日本的行政、司法等事务。“承久之乱”之后朝廷丧失了拥有军队的权力，皇位继承及朝廷政治也由幕府决定，国家权力严重倾向武家。
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翌年大江广元、北条政子亦去世，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泰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执权独断的体制，在1125年设置“联署”一职，并由其叔父北条时房担任此职，辅助执权掌管政务；同时任命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评定众”，做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执权、联署协商决定重大行政、司法事务；其次，在1232年制定了《御成败式目》（亦称为《贞永式目》）的武家法规，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概述了行政、司法的规则以及武士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中要求各级武士严守自己的职责，向公背私，不得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等。到北条泰时之孙北条时赖任执权时，进一步完善了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即在1249年设置数名官员组成的“引付众”，其职责是协助评定众审理文书及裁判。同时，时赖清除北条傍系有力家族，将幕府权力集中在北条嫡系家族——“得宗”，并废除藤原家族出身的将军，立完全由幕府摆布的皇族亲王为将军。
在镰仓时代，武士领主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担任地头，而那些“非御家人”武士通常被任命为庄官，管理下人、随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武士的所有子女均有继承权，分家后亦听从本家的调遣，形成一大家族，族长称为惣领，战时率家族成员进行作战，平时带领子弟到京都或镰仓服警备义务。武士女性成员不参与军事活动，但亦可成为地头或御家人，流行出嫁婚姻制，但结婚后仍用原姓氏。武士住在“武士馆”中，平时练习骑、射武艺，逐渐形成重武勇、礼节、廉耻、正直、节俭等内容的“兵道文化”。农民分为上层农民“名主”和下层农民“作人”，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主要劳动力，交纳30%左右的收获量作为“年贡”，另外还要交纳土特产的“公事”，提供称为“夫役”的徭役。当时已普及两季农业、牛耕、肥料、水车等，但农民生活依然困难，因而经常以名主为首反抗地头、领主的压迫与剥削，其手段多为诉讼和逃亡。尽管如此，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经济作物的发达，手工业和贸易也得到发展，出现了定期集市和货币经济。大量宋钱输入日本，到镰仓幕府末期，84%的交易使用货币，同时出现了高利贷“借上”、远距离的汇兑和从事批发的“问丸”。
三、元军征日
蒙古帝国兴起后，以忽必烈为首领的一支在东亚地区迅速扩张，并将都城迁至大都（今北京）。在1268、1269、1271年，忽必烈三次遣使要求日本朝贡，但均被幕府拒绝。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在加紧攻击南宋的同时，集结兵力进攻日本。1274年10月，3万元军乘900艘战船，从朝鲜半岛南端出发，占领对马岛后在北九州登陆。元军采用集团作战方式，并有火器助威，以骑射为主的日本军队苦战，不断败退。日落时元军回船休息，但当晚暴风雨交加，多数兵船沉没，元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朝鲜半岛。因为此战发生在文永年间，史称“文永之役”。1275年元朝再次派使节到日本要求臣服，幕府执权斩来使，并命令京都以西御家人、非御家人、寺院、贵族等均由各国守护率领，加强备战。这些措施也强化了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基础。1279年，元灭南宋后，忽必烈再次筹划远征日本。1281年，元军分东、南两路进攻日本。5月，4万东路元军从朝鲜半岛出发，经对马岛攻入北九州的博多湾，但日本军队防守严密，未能登陆。7月，从大陆宁波出发的10万元军出现在北九州海面，两路大军合流，准备发动总攻击。此时遭到大型台风袭击，元军4000艘船只沉没大半，元军损失四分之三，被迫又一次败退。因为此次战役发生在弘安年间，所以史称“弘安之役”。
尽管元军征日未能成功，两次战役但对镰仓幕府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加强了幕府的专制统治。早在北条时赖执政末期，集体协商制度就遭到破坏，时常由北条家族嫡系决定重要事项。1268年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进一步发展了北条家族专制的趋势，以防御蒙古来犯为借口，不仅评定众、引付众的多数成员为北条家族成员，而且各国的守护职务也多更换为北条家族人士。在镰仓幕府初期，担任守护职务的北条家族成员只有两名，到元军第二次败退后的1285年增加到33名，占全部60名守护的半数以上。到镰仓幕府末期，进一步增加到38名；另外在1185年，将北九州的“镇西奉行”改为“镇西探题”，由北条家族成员担任，其职责为统帅九州地区的御家人以及该地区的行政、司法事务。时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使御家人发生分裂，其死后曾一度发生内讧，因而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抗元战争后镰仓幕府没有土地或财力赏赐那些有战功的御家人，破坏了由“奉公”而得到“恩赏”的幕府与御家人关系基础，加剧了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加紧侵占公有领地的同时，那些担任地头的御家人进一步拒绝向领主交纳赋税，并蚕食庄园土地。这种行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对立，也加剧了领主及地头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因为领主与地头均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导致许多庄园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时称“恶党”运动。更多的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开始将自己拥有的少量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出卖。幕府为维持其政治军事体制曾禁止御家人出卖或典当土地，难以取得实效后又在1297年颁布《德政令》，命令商人归还购买或典当的御家人土地，但引起了经济混乱以及商人的不满，不得不很快将其取消。
进入14世纪以后，幕政更为混乱。14岁继任执权的北条高时热衷于歌舞与斗狗，不理政事，大权旁落。1322年，奥州豪族安东氏因领地与其他家族发生纠纷，上诉幕府以求解决，独揽幕府大权的内管领（首席家臣）长崎高资收受双方贿赂，故意久而不决，结果导致安东家族叛乱。尽管其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
四、镰仓文化
从1127年到1279年，中国大陆长江以南是南宋王朝。尽管南宋与平安时代末期乃至镰仓时代的日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仍然十分盛行。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金、水银、硫磺、刀剑等，而进口的商品多为陶瓷器、丝绸、书籍、铜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国宗教界人士的交往频繁，南宋期间，大约有80多名日本僧人到大陆，20多宋朝僧人到日本列岛。这些僧人不仅将宋朝盛行的禅宗传入日本，而且也带去了程朱理学、饮茶风俗等文物。因此，日本文化在受到宋朝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出现了平民化、武士化的特征。
由于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动乱，而且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以贵族利益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已不适应普通民众在“末世”中寻求拯救的心愿，因而在镰仓时代形成了六个新的佛教流派。它们分别是法然在1175年创立的净土宗、亲鸾在1224年创立的真净土宗（一向宗）、一遍在1274年创立的时宗、日莲在1253年创立的日莲宗（法华宗）、荣西在1191年创立的临济宗、道元在1227年创立的曹洞宗。前四个流派均是从本土的旧佛教中产生，都主张简单修行就可以得救，因而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大。例如净土宗主张只要专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得救；净土真宗甚至主张只要有一次真心念佛就可以得救，而且恶人优先得救；时宗主张所有的人均可通过念佛得救；日莲宗主张信仰法华经，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得救等。创立临济、曹洞两禅宗的荣西和道元均曾到中国大陆宋朝修学，回国后大力传播。临济宗主张通过坐禅激发内心的佛性，同时通过机智问答，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荣西撰写《兴禅护国论》等著作，由于将军源赖朝、执权北条氏等均信仰该教，因而临济宗在武士阶层中的影响较大，成为幕府的宗教。曹洞宗也主张坐禅省悟，但“只管打坐”，否定在家修行。道元数次拒绝幕府的邀请，但其修行方式适合武士的风格，因而信仰该教的武士很多。
程朱理学在日本被称为“朱子学”，也称为“宋学”，主要指以南宋朱熹为中心形成的儒家学派，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理学”宣扬精神先于物质，认为“理”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其中包括社会秩序以及忠、孝、仁、义等社会道德。“理学”提倡万民百姓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决不能“以下犯上，以卑凌尊”，更不可有“悖逆作乱之心”。由于这些主张十分适合幕府的统治，所以受到执政者的大力支持和宣扬。但当时是与禅宗融合在一起渗透到武家政治中，而且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对“理学”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镰仓幕府末期朝廷的倒幕运动中，“理学”的“大义名分论”对后醍醐天皇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超越宫廷贵族文学的局限性，出现了大量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作品，例如讲述平清盛一族兴衰故事的《平家物语》，着重渲染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观念；随笔的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两位僧侣从佛教思想出发，在其作品中深刻反映了自然灾害、饥荒、病疫和社会动乱；和歌的代表作有宫廷贵族的《新古今和歌集》以及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前者感伤，后者威武；史书方面的代表作有慈元著的《愚管抄》和幕府编撰的《吾妻镜》，前者描述了从神武天皇到顺德天皇的历史，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充满了佛教的末世思想；后者是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幕府的历史，但贯穿了将北条家族统治正当化的主题。
第二节 南北王朝与室町幕府
一、建武中兴与南北朝
1221年“承久之乱”后，朝廷仍然是上皇主持院政，但幕府决定皇位的继承以及主持院政的上皇。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逐渐分为持明院系及大觉寺系两大派系。1317年，在幕府的劝告下，两大派系协商决定轮流出任天皇，幕府也表示不再干预皇位的继承。1318年，大觉寺系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其深受朱子学影响，渴望恢复天皇直接掌握国家大权的局面。因此，后醍醐天皇停止其父后宇多上皇的院政，亲自执政，录用政治人才，并利用幕府权威下降时机秘密进行倒幕活动。1324年，天皇与近臣商议发动畿内武士、僧兵袭击“六波罗探题”，但该计划泄露，近臣被逮捕、流放，史称“正中之变”；1331年，天皇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发动僧兵反对幕府，但再次泄密，天皇被迫逃出京都，“恶党”楠木正成起兵响应，但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后醍醐天皇被捕并被流放到隐歧岛，持明院系的光严天皇即位，史称“元弘之变”。
尽管如此，各地的反幕府运动仍然持续不断，以楠木正成为中心的畿内“恶党”尤为活跃。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隐歧岛逃到伯耆（今岛根县），并在其旗下集结了许多武士。幕府为镇压这些反幕活动，在1333年派遣足利高氏前往京都。足利氏系源氏后裔，世代与北条氏关系密切，但在赴京都的途中却与后醍醐天皇秘密联系，并表明自己的反幕态度。在其影响下，各地的武士纷纷倒戈，攻击幕府及北条氏的据点。足利高氏与畿内的恶党攻陷六波罗府，新田义贞率关东的反幕武士攻陷镰仓，北条家族800余人自杀，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回京都，废光严天皇，重登皇位。
后醍醐天皇重新即位后，改元“建武”，实施新政。任命高级贵族任中央各机构的大臣以及地方的国司，并强化天皇本人的权限。一方面否定对天皇行使权利构成威胁的幕府、院政、摄政、关白等机构或职务，另一方面，废除知行国制度，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均由后醍醐天皇亲手写成。中央机构设有处理重要政务的记录所、处理诉讼的杂诉决断所、统率军队的武者所、掌管奖赏的恩赏方等机构；地方机构每国均设守护、国司，同时设镰仓将军、陆奥将军，由后醍醐天皇的两个儿子担任其职。
后醍醐天皇实施的新政不到三年就结束了，其原因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赏赐不均。重要政务完全由天皇本人决定，亲自签发土地所有权证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甚至其子护良亲王任征夷大将军也受到天皇的排挤，最后只好流落地方并被杀；其次是难以协调讨幕各派之间的矛盾。公家希望恢复贵族政治，武士希望恢复武家政治，传统势力要求复古，新兴势力要求革新，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后醍醐天皇难以平衡各派的利益冲突；另外，在百废待兴之际，朝廷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并为此发行大量货币，增加税收，结果引起各界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进入武家时代以后，难以恢复律令时代的天皇政治结构。虽然镰仓幕府倒台，但武士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他们对天皇朝廷未满足其要求而心怀怨言。尤其是作为武士领袖的足利高氏，因倒幕有功而被赐后醍醐天皇名字中的“尊”而称足利尊氏，但仍受到冷遇。
1335年，北条家族的旁支北条时行在关东地区起兵并占领镰仓，足利尊氏要求率军东征，并要求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足利擅自率军出京都，并打败北条时行，夺回镰仓，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朝廷。后醍醐天皇派遣新田义贞攻打足利，但被打败。1336年，足利被北畠显家打败，流落九州地区，但在各地武士的支持下，打败楠木正成，重新占领京都。足利废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系的光明天皇，并颁布了显示其执政方针的《建武式目》，内容包括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委任忠诚足利氏的有军功者、有才干者为守护等，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幕府。1338年，足利尊氏在又从光明天皇那里得到“征夷大将军”的称号。
1336年，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在同年底逃出京都，在京都南部吉野山组成另外一个朝廷，形成南北朝局面。最初两年尚有所对抗，但1339年后醍醐天皇去世，支持南朝的北畠显家、新田义贞等也相继战死，南朝已经没有实力与北朝对抗。但偏居一隅又缺乏武力的南部朝廷之所以能够经历四代天皇并坚持了57年时间，是因为室町幕府内部足利兄弟争权夺利的结果。
幕府成立之初，将军足利尊氏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执掌恩赐、军事大权，其弟足利直义行使政务实权，但两人因统治理念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即前者藐视传统权威并急于建立全国性政权，而后者主张尊重传统权威并渐进统一。两者的冲突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并轮流与南朝合作。首先是在1350年足利直义转向南朝，打败北朝军队后兄弟和好，但足利尊氏在取得南朝天皇的支持后，消灭了足利直义。其后，尊氏重新扶植北朝，而且幕府统治也逐渐稳定。直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年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削弱了称霸一方的守护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1392年，足利义满呼吁南北朝统一，并得到南朝的积极反应，南朝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并将象征天皇权威的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基本结束。
二、 室町幕府
1368年，15岁的足利义满任幕府将军，最初由细川赖之辅助，后亲掌大权并采取诸多措施，在强化将军权力的基础上巩固了幕府的统治。1378年，义满在京都室町建成称为“花之御所”的豪华住宅，室町幕府由此得名。
统治机构在足利义满时期逐渐完善。辅助将军进行执政的是管领，与足利家族有血缘关系的斯波、细川及畠山三家族成员轮流担任该职务，俗称“三管领”。管领统辖侍所、政所、问注所机构，同时传达幕府将军的命令给各守护。掌管京都守卫及诉讼的侍所长官“所司”通常由“山名”、“赤松”、“京极”、“一色”四守护轮流担任，俗称“四职”。在掌管幕府财政及行政事务的政所，具体事务由直属将军的家臣“奉行人”担任，因此，虽然在中央机构里也设置了“评定众”或“引付”，但其作用逐渐
⑷ 谁能告诉我与中国历史对应时间的日本历史吗
北宋时日本是处于平安时代末期，南宋时日本则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桓武天皇于784年决定从平城京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在那里筹建新都，命名为平安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由于平安京于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有的把784年决定迁都的时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首都的名字。它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它之后的时代是镰仓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顶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在平安时代中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到这个时代的后期，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后来建立了幕府。
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其建立者是武将源赖朝，他于日本平安王朝的末期打败了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一族，并逼迫在源平之战中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兄弟源义经自杀，达到了自己一手遮天的目的。源平之战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作家信浓前司行长据此写成历史小说《平家物语》。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由中央贵族掌握实际统治权的时代结束了，在贵族时代地位很低的武士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鄙视平安朝贵族萎靡的生活，崇尚以“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为核心的思想，结合儒学、佛教禅宗、神道教，形成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武士道”。13世纪元军侵日战争客观上使幕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统治。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天皇成为傀儡，幕府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
清朝时日本是处于江戸时代和明治天皇统治之下
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幕府统治之下的日本，是日本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氏以江户为政治根据地，开幕府以统制天下，故亦称江户幕府。自公元一六○三年德川家康受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开始，至一八六七年第十五代将军庆喜，将政治大权奉还朝廷（即大政奉还）为止。约二百六十五年，为继镰仓，室町幕府之后，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德川幕府时期分为4个时期，分别是：
一、创业期（一六○三~一六五○）：历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
二、发展期（一六五一~一七一五）：历家纲、纲吉、家宣、家继四代将军。
三、兴隆期（一七一六~一七八六）：历吉宗、家重、家治三代将军。
四、极盛期（一七八七~一八五二）：历家齐、家庆二代将军。
五、衰亡期（一八五三~一八六六）：历家定、家茂、庆喜三代将军，亦即美国使节来日至大政奉还期间。
由于幕藩至武士财政每况愈下，幕府的威信受到打击，幕府以农村为基础，但因不满封建的压迫和榨取，常发生暴乱，即所指百姓一揆。此外，又加上外国要求通商，幕府虽力事迁就，但大势所趋，使整个幕府体制发生动摇，雄藩群起讨幕，终于迫使幕府走向衰亡之路。
明治时期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63 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 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 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 )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 戊辰年 )1月3日，天皇发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废除幕府 ，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 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 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 )，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 年 5月 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 在函馆)，戊辰战争结束。
日本历史年代表(注假名)
縄文时代 じょうもんじだい 公元前7000－公元前300
弥生时代 やよいじだい 公元前300－300
大和时代 やまとじだい300－520
飞鸟时代 あすかじじだい
奈良时代 ならじだい 710－784
长冈京时代 ながおかきょうじだい 784－794
平安时代 へいあんじだい 794－1192
镰仓时代 かまくらじだい 1192－1333
南北朝时代 なんぼくちょうじだい 1333－1392
室町时代 むろまちじだい 1392－1573
戦国时代 せんごくじだい 1477－1573
安土桃山时代 あづちももやまじだい 1573－1603
江戸时代 えどじだい 1603－1868
明治时代 めいじじだい 1868－1912
大正时代 たいしょうじだい 1912－1926
昭和时代 しょうわじだい 1926－1989
平成时代 へいせいじだい 1989－
⑸ 日本的历史课本是怎么描述二战日本侵略中国史的
将历次战争责任全推给中方
《新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归咎于中国。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右翼新教科书称：“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关于“九·一八”事变，右翼新教科书变成：“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老版说的日本的步步进逼，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被删除了。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历史教科书》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关于卢沟桥事变，新版教科书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侵略变借道屠杀未提及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丰臣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
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唯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新历史教科书》仅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对日本军队所犯罪行提也不提。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的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
但是，在《新历史教科书》中，括号中的那句话也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新历史教科书》还提到，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同时，《新历史教科书》继续把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用与正文等大的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指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新历史教科书》还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的内容。在赞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此次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归咎于中国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2001年版教科书不提日军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这次送审本则更进一步：“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关于“二十一条”,这次送审本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运动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送审本称：“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日本的步步进逼。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送审本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
关于卢沟桥事变,送审本指出:“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此外,新送审本继续将8年战争描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完全抹杀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
“侵略”变“借道” “屠杀”未提及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丰臣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惟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但是在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又以稍小的字体介绍:“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但是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打折扣。
但是,在送审本中,括号中的那句话也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突出日本损失 鼓吹“造福”亚洲
相反,教科书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则大书特书。2001年版教科书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
同时,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相同大的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指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教科书同时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的内容。在赞颂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⑹ 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历史的历史
日本国第一个天皇是 神武天皇 じんむ （前660年1月1日-前585年3月11日）。
日本民族主要来源于东北亚人群、华南人群、南亚人群和“原日本人”的混血后形成的。
日本历史
日本国，古称“大和”。古代中国称日本为“倭”。 7世纪后半期起以“日本”为国号,19世纪末叶起称“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用现称。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是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弧形列岛，由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四大岛及数以千计的小岛组成。东和西南濒太平洋，西和北临中国东海、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苏联仅一水之隔。总面积37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12055万(1985)，基本居民为大和族。盛行佛教和民族宗教神道。通用日语，首都东京。
古代日本（迄公元12世纪末） 石器时代日本旧石器时代,亦称“无陶器时代”或“先陶器时代”。其上限无确考，据推测，距今约20～30万年前；其下限距今约 1万年前。日本旧石器时代和亚洲大陆旧石器时代是并行的。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称绳纹文化，因陶器有绳纹而得名。其上限距今约9500年或1万年前(一说 4500年前)，下限为公元前3～前2世纪。
金石并用时代 继绳纹时代之后,日本于公元前3～前 2世纪进入弥生时代，即金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化称弥生文化，因陶器出土于东京都弥生町（在今东京都文京区）而得名其下限止于公元3世纪。在弥生时代，中国大陆的水稻栽培技术和青铜器、铁器等金属文化经由朝鲜传入日本。
原始氏族公社日本石器时代是母权氏族公社阶段，绳纹时代是其繁荣时期。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的人口估计有12～15万。人们多栖身于被称作“竖穴”的原始房屋里，靠狩猎和渔捞为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狩猎使用弓矢，渔捞则使用鱼钩和网罾。猎场、渔场和主要生产工具为公社成员所共有。所有社会成员权利平等，实行共同生产和平均分配，无贫富贵贱之别。进入弥生时代后，父权氏族公社逐渐取代母权氏族公社，原始公社制趋于解体。 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迄今日本考古出土的人骨化石很少。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现人类腰骨化石，后命名为“明石原人”。1950年在□木县葛生町附近、1957 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1958和1961 年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相继发现一些人骨化石。据此推测，洪积世日本列岛已有人类存在。关于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学术界一般推测日本最早的居民经由北亚和南亚两条路线来到日本列岛，经过长期混血，大约在弥生时代以前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日本民族。
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弥生时代是日本文明史的开端。由于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出现，特别是青铜器和铁器等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据中国《汉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日本列岛出现了百余个由村社首长统治的小部落。这些部落曾定期派人向汉武帝在朝鲜设置的乐浪郡献上贡物。后经长期兼并,至公元2～3世纪形成了规模较大的30多个部落。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2世纪末至 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统辖约 30个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盟主，已有统治机构和贫富、阶级差别，是日本奴隶制社会初期粗具规模的国家。该国女王卑弥呼在 239年曾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授与金印紫绶。其后继女王□与（台与）亦曾遣使向西晋王朝朝贡。
古坟时代和倭王统治公元4～7世纪，日本历史称古坟时代。因当时统治阶级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坟丘形状多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的前方后圆坟，是奴隶主王权的象征。初期最大规模的古坟集中于畿内的大和地方。这种奴隶主王权,日本史称“大和朝廷”,即“大和国”。其统治者为日本皇室的祖先。从 4世纪下半叶到 5世纪，古坟分布的地区逐渐扩大，这表明大和国家从东到西逐步实现国土的统一。大和国家是以氏姓制度和部民制著称的奴隶制国家。在倭王之下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统治机构。自 4世纪后半期起，大和国家为掠夺奴隶和财富,开始向朝鲜南部进行扩张。6世纪后半期起,由于父权家长制家族的发展,大和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加之，对朝鲜半岛侵略失利，奴隶主王权面临危机。推古女帝的摄政圣德太子于 7世纪初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抑制豪族，革新政治。是为推古朝改革。对外，日本积极同中国开展外交,先后派遣隋使4次 (600、607、608、614)，积极吸收中国文化。此时，倭王对外称号改为天皇。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律令制社会 592年推古女帝即位后，因帝都在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592～710)； 710 年元明天皇（707～715在位）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后，奈良时代(710～794)开始 (见彩图日本平城京 (奈良)遗址)；794年（一说784），桓武天皇（781～ 806在位）迁都平安京（今京都市）,到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在这600年间，日本处于天皇的最高权力统治之下。从 630年起的200 多年间，为了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日本先后派遣唐使19次，实际到达的有13次。这对日本古代的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645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仿照中国唐朝的律令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化改新完成了推古朝改革未竟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制官僚统治机构，世袭氏姓贵族制度被废除，高度中央集权的奴隶主王权统治即古代天皇制得以确立。律令制的完成，经过半个多世纪。 701年制定、次年实施的《大宝律令》将大化改新的成果在制度上巩固下来。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国家体制,史称律令国家;就社会组织而言，则称律令制社会。关于大化改新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中国史学界多认为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制社会变革”。
自8世纪前半期起,由于土地不足，国家被迫允许私人开垦新田。 723年颁行《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造沟池开垦的水田，允许三代人私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水田，准给本人一代使用。 743年又颁行《垦田永世私有法》，允许垦田永远归私人所有。于是真正的私有领地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日本庄园制度不断发展；进入10世纪以后，律令制趋于衰微和蜕变。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自 9世纪中叶迄11 世纪下半叶，外戚藤原氏擅权，被称为摄关政治的贵族政治体制占统治地位。之后，以太上天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伸张，以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与此同时，伴随庄园成长的新兴武士势力于10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武士势力的核心是地方庄园领主阶层，他们逐步演变成封建的军事农奴主。号称“武家栋梁”的源平两氏，经过为皇室贵族效力的阶段，展开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持续到12世纪末。
古代经济和文化大约4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不断来到日本，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大化改新起五六百年间，社会经济有显著进步。农业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水田耕作的集约程度提高，水利事业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养蚕受到政府鼓励，手工业生产也获得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也日臻繁荣。继4～5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传入之后， 6世纪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后出现了著名的三大文化：6世纪末至7世纪上半叶的飞鸟文化，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初期佛教文化；7世纪下半叶的白凤文化,则在佛教艺术方面通过中国唐朝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8世纪的天平文化深受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除佛教美术外，还有《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的编纂,以及《怀风藻》、《万叶集》等著名诗集的编撰。平安时代初期，除佛教文化外，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深受唐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开始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两套日本表音文字。随后,创立“国风文化”,出现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文学杰作。
中世纪日本（12世纪末～1868年）
武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自12世纪末迄16世纪末约400年间,日本社会处于封建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特点是幕府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天皇的朝廷和武家政权并存以及朝廷势力不断削弱。1192年源赖朝(1147～1199)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开创幕府,开武家政权的先河。1333年，以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为首的宫廷贵族用武力推翻了镰仓幕府。次年改元建武。史称“建武中兴”。 1336年武士巨头足利尊氏(1305～1358)攻入京都，开创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从此出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时代。1392年南北朝议和，足利氏的室町幕府统一全国。
大名领国制的确立和人民斗争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封建制不断发展,幕府集权统治逐渐走向封建分权割据。南北朝时代庄园制趋于衰落，守护大名领国制形成。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应仁之乱，此后至1568年出现一个长达百年的群雄割据时期，史称战国时代。守护大名领国制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在大名领国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爆发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农民反对地主压榨、反对商人高利贷盘剥的“德政暴动”，有各领国内武士为争夺领地而进行的“国人暴动”；还有农民借宗教信仰而进行的反对领主的“一向宗暴动”。
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经济和文化
镰仓时代出现水田稻麦两熟、旱地麦豆两熟或三熟的种植法。农业技术进步,耕地面积扩大。从中国传入的茶叶栽培盛行,并开始种植从朝鲜传来的棉花。手工业和运输业兴旺起来。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发达和城市兴起，同中国、朝鲜等地的贸易也日益发展。
文化方面，从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在中国宋元两朝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新的佛教宗派兴起,禅宗尤为武士所尊崇 (见彩图日本武士画像)。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 “五山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朱子学”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品茶）、花道（插花）也日益盛行。
国家统一和织丰政权战国时代末期，在群雄中崭露头角的武将织田信长于1573年推翻室町幕府，国家开始走向统一。织田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于1590年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建立的统治，是没有幕府的武家政权，史称“织丰政权”。织丰时代亦称 “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全国实行“检地”(1582～1598,史称“太□检地”)；颁布“刀狩令” (1588)，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固定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实行“兵农分离”；为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查禁基督教。通过“检地”，丰臣秀吉集中掌握全国土地，彻底废除了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封建武士领主所有制。原来在庄园制下受层层剥削的小佃农，得以自立为自耕农。丰臣秀吉妄图征服中国（明朝），为此假道朝鲜，于1592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织丰政权时期，日本开始同西方发生接触，欧洲文化传入日本。1543年以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踵而至,同日本进行贸易。1549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到日本传布基督教。1582～1590年,九州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也向欧洲派遣了使节。
幕藩统治体制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是为江户幕府，亦称“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制度，史称“幕藩体制”。幕府为集中权力和控制诸侯，除颁行有关法令外，还实行参觐交代制度。为查禁天主教、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自17世纪30年代起颁行锁国令，至1853年实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
江户时代的经济和文化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作物品种增多，耕作技术和灌溉设施等都有所进步，人口和耕地面积尤以前期增加较快，商业性农业也有所发展，渔业、盐业和山林、水产业更加兴旺。手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分离，自江户中期以后农村工业得以建立。除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外，称为“城下町”的封建城镇布满全国。全国政治中心江户，18世纪初人口约 100万，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幕府努力开发矿山，铸造全国统一的货币；开发水路航运，修筑港埠。由于商业繁昌，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城市居民阶层（町人）日益成长。幕府末期，日本开始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开办新式军火工厂和纺织等工业企业。
江户时代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町人文化”兴起，出现了一批以描写町人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诗歌、绘画、版画和戏曲。中国书籍大量输入，对儒家学说、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以及孙吴兵法等的研究活跃。江户时代中期出现了称为“国学”(日本学问)的新学术部门，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在自然科学方面，创立了“和算”（日本数学）；还通过荷兰书籍学习西方医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以及武器、船舶的制造技术,称为“兰学”。在教育方面,各地兴办称为“寺子屋”（寺塾）的学塾，庶民得以学习读写算的知识。自江户中期起以安藤昌益、高野长英、渡边华山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思想家，著书立说批判封建制和幕府锁国政策，要求革新，导致1839年幕府迫害兰学家的“蛮社狱”。
(封建社会的解体)江户时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幕藩统治基础的封建自给自足经济渐趋瓦解。幕末，在农业经营方面发生雇佣劳动关系；批发行支配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愈益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手工工场。这表明，资本主义在日本开始萌芽。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介于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新剥削阶层－“豪农” （地主富农）和“豪商”（商业高利贷主）。同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1637年爆发了农民和天主教徒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迫害的岛原起义， 1837年又发生了城市平民参加的大盐平八郎起义。19世纪40年代以后，以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捣毁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反封建斗争愈演愈烈，给幕藩统治以沉重打击。幕府在镇压人民斗争的同时,自18世纪前期起迄19世纪40年代初,先后实行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不能挽救幕府的统治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叩关，民族危机加深，幕藩统治体制摇摇欲坠，封建社会加速解体。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M.C.佩里率舰队驶抵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开国(见彩图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M.C.佩里率部在浦贺港登陆(1853年7月))。次年美国迫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和好条约》（《神奈川条约》）。1858年日本又被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分别签订了通商条约，总称“安政条约”，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的法权和关税自主权横遭剥夺，面临严重的半殖民地危机。
日本农民起义(18世纪) 近现代日本(1868～ ) 政权和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开国”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下级武士改革派为中心掀起尊王攘夷运动，不久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8年倒幕维新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成立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1868～1869)中取胜后，在 “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三大口号下，实行一系列改革，以图彻底废除幕藩封建割据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同时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半殖民地危机，以把国家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权向君主立宪政体演变。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实施）。1890 年开设国会。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近代天皇制实质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属资产阶级政权范畴。
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接收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的基础上实行“殖产兴业”，积极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设备，兴办以军工为主的国营企业，发展交通运输和通信部门，建立起统一的近代金融货币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80年代初，政府将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拥有特权的资本家（“政商”）。这些资本家遂成为日本财阀的前身。在国家积极扶植下，私人资本迅速发展。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热潮。19 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从制丝、棉纺等轻工业部门到钢铁、机械、造船、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完成了产业革命。在产业革命过程中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日本资本主义遂告形成。 大陆政策和军国主义路线由于明治维新这一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不彻底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从而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明治政府中掌握实权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继承封建时代武士道的衣钵，在争取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半殖民地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方针。他们对西方列强屈从妥协，对亚洲邻国则实行侵略扩张。在近代天皇制确立的同时,明治政府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并制定了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和军国主义路线。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曾借故入侵中国台湾和朝鲜。1894年，英国出于对抗俄国的战略需要，带头修改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到1911年，多年悬而未决的修改条约问题获得完全解决。1894～189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从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并割取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地。1900 年，日本又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后，经过10年扩军备战，日本发动了以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割占库页岛南部，并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殖民特权。从而为日本霸占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20世纪初叶，日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日俄战争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财阀垄断资本逐步形成，日本经济被置于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军人势力煊赫，军阀获得军令制定权，成立了议会和内阁不得介入的“国中之国”－军部，军国主义统治体制进一步巩固。对外，在加紧向中国东北渗透的同时，悍然吞并朝鲜(1910)。从此日本跻身于国际帝国主义强国之列。 1912年明治天皇死，大正天皇即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并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大对华侵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鲸吞整个中国。日本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在战争的刺激下，日本工业飞跃发展，生产力比战前增加 4倍以上，钢铁、造船、机械、电力、化学等重工业部门产量均翻几番。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垄断资本空前膨胀，由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一跃而变为大债权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危机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见日本工人运动、日本农民运动）以及各种争取自由民主、维护人民权利的社会运动此伏彼起，日本帝国主义面临重重危机。继19 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之后，1913年爆发了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这一运动与人民群众反对藩阀和军阀专制、要求实现民主改革的斗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称为“大正民主”的运动和思潮。1918年，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米骚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22年日本共产党诞生。继之，一些进步组织纷纷成立，日本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日本统治当局则颁行《治安维持法》(1925)，设立“特高”秘密警察，疯狂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1926年大正天皇死，昭和天皇（裕仁）即位。日本继1920年经济危机和1923 年关东大地震引起的经济危机之后，1927年又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为摆脱内外危机，1927年日本出兵侵入中国山东省，公然干涉中国革命。同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
日本社会主义星期三讲习会(1907)
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席卷日本，日本帝国主义铤而走险。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次年，制造伪满傀儡政权，开始了在中国东北的长期殖民统治。在国内，法西斯势力为夺取国家权力而跃跃欲试，右翼团体和军阀紧密勾结，鼓吹“昭和维新”，推进国家法西斯化。1936年法西斯军官发动“二二六” 武装政变失败后，军部法西斯独裁确立，进一步加紧实行侵略扩张。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见彩图日本飞机轰炸后的上海(1937年)) 。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1939年 9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欧战爆发。1940年 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交战。
为进行侵略战争，加强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日本政府于1937年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年颁行《国家总动员法》。通过各种立法，大搞战时统制经济，从而确立了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0年近卫文 □发动“新体制运动”,解散一切政党,成立法西斯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同时，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血腥事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和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人民中也出现厌战情绪和反战活动。由于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加之日本资源贫乏，不胜长期战争的消耗，终难逃脱失败下场。在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各国人民以及美国、苏联等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人民合力抗击之下，1945年 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横行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归于败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遭到历史的惩罚。
附一：
从记载开始日本一共有124位日本天皇，加上现在的125位
日本历代天皇名单：
代 天皇名
汉风谥号
·追号 谥号的
日语读法 在位 备考
1 神武天皇 じんむ 前660年1月1日-前585年3月11日
2 绥靖天皇 すいぜい 前581年1月8日-前549年5月10日 欠史八代
3 安宁天皇 あんねい 前549年7月3日-前511年12月6日 欠史八代
4 懿德天皇 いとく 前510年2月4日-前477年9月8日 欠史八代
5 孝昭天皇 こうしょう 前475年1月9日-前393年8月5日 欠史八代
6 孝安天皇 こうあん 前392年1月7日-前291年1月9日 欠史八代
7 孝灵天皇 こうれい 前290年1月12日-前215年2月8日 欠史八代
8 孝元天皇 こうげん 前214年1月14日-前158年9月2日 欠史八代
9 开化天皇 かいか 前158年11月12日-前98年4月9日 欠史八代
10 崇神天皇 すじん 前97年1月13日-前30年12月5日
11 垂仁天皇 すいにん 前29年1月2日-70年7月14日
12 景行天皇 けいこう 71年7月11日-130年11月7日
13 成务天皇 せいむ 131年1月5日-190年6月11日
14 仲哀天皇 ちゅうあい 192年1月11日-200年2月6日
15 应神天皇 おうじん 270年1月1日-310年2月15日
16 仁德天皇 にんとく 313年1月3日-399年1月16日
17 履中天皇 りちゅう 400年2月1日-405年3月15日
18 反正天皇 はんぜい 406年1月2日-410年1月23日
19 允恭天皇 いんぎょう 412年12月-453年1月14日
20 安康天皇 あんこう 453年12月14日-456年8月9日
21 雄略天皇 ゆうりゃく 456年11月13日-479年8月7日
22 清宁天皇 せいねい 480年1月15日-484年1月16日
23 显宗天皇 けんぞう 485年1月1日-487年4月25日
24 仁贤天皇 にんけん 488年1月5日-498年8月8日
25 武烈天皇 ぶれつ 498年12月-506年12月8日
26 继体天皇 けいたい 507年2月4日-531年2月7日
27 安闲天皇 あんかん 531年2月7日-535年12月17日
28 宣化天皇 せんか 535年12月-539年2月10日
29 钦明天皇 きんめい 539年12月5日-571年4月
30 敏达天皇 びだつ 572年4月3日-585年8月15日
31 用明天皇 ようめい 585年9月5日-587年4月9日
32 崇峻天皇 すしゅん 587年8月2日-592年11月3日
33 推古天皇 すいこ 592年12月8日-628年3月7日
34 舒明天皇 じょめい 629年1月4日-641年10月9日
35 皇极天皇 こうぎょく 642年1月15日-645年6月14日
36 孝德天皇 こうとく 645年6月14日-654年10月10日
37 齐明天皇 さいめい 655年1月3日-661年7月24日 皇极天皇重祚。
38 天智天皇 てんじ 661年7月24日-671年12月3日
39 弘文天皇 こうぶん 671年12月5日-672年7月23日
40 天武天皇 てんむ 673年2月27日-686年9月9日
41 持统天皇 じとう 686年9月9日-697年8月1日
42 文武天皇 もんむ 697年8月1日-707年6月15日
43 元明天皇 げんめい 707年7月17日-715年9月2日
44 元正天皇 げんしょう 715年9月2日-724年2月4日
45 圣武天皇 しょうむ 724年2月4日-749年7月2日
46 孝谦天皇 こうけん 749年7月2日-758年8月1日
47 淳仁天皇 じゅんにん 758年8月1日-764年10月9日
48 称德天皇 しょうとく 764年10月9日-770年8月4日 孝谦天皇重祚。
49 光仁天皇 こうにん 770年10月1日-781年4月3日
50 桓武天皇 かんむ 781年4月3日-806年3月17日
51 平城天皇 へいぜい 806年3月17日-809年4月1日
52 嵯峨天皇 さが 809年4月1日-823年4月16日
53 淳和天皇 じゅんな 823年4月16日-83
⑺ 中国正史中关于日本有哪些记载
现存于国内外的中国家（族）谱超过4万多种〔1〕，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据说在万种以上，海外的一些机构，如美国犹太谱牒学会的收藏量也十分可观。近年来，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已经受到有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总的来说，家谱的文献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是从已有的成果看，普遍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家谱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兹择要论说。
1
家谱与移民史研究
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是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因为普通的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诸史籍的价值；但对于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族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
一部分家族的确是有过迁移的，但为了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大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所以具体的迁移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正确。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家族的来源深信不疑。但因为这些家族的祖先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移民运动中的迁移对象，所以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历史的正确复原。例如，不少客家人的家谱中都有本族的始祖是东汉末年或永嘉之乱后从北方迁至今闽南、赣南或粤北的，国内外的客家研究学者大多都以此为根据肯定这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但如果我们对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的北人南迁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时南迁浪潮所及还离闽南、赣南很远。即使有一些零星移民迁至这一带，也不足于形成一个能使自己长期不被周围土著居民融合的独立群体。事实是，客家人的南迁并形成一个不同于土著居民的群体并没有那么早，客家家族谱中关于始迁祖的记载并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而是出于后人的附会。〔2〕
另一些家谱中所载始祖的迁移时间并没有错，但地点和原因却不一定对。这是由于有些家族始迁到某地的祖先当时既没有社会、经济地位，更没有文化，有的甚至还是罪犯的身份被强制迁去的。到了有条件修谱时，一个家族一般都已支派繁衍，人丁兴旺，并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的还成了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子孙们即使对祖先的来历弄不清楚，也不能在谱上出现空白；或者知道祖先是如何迁来的，却不愿意留下不大光彩的记录。常用的办法，一是根据当地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将本族的祖先当作其中的一员，一是将迁入时的目的或身份改得尽可能地体面。例如，苏北地区不少家谱都说祖先是明初由苏州或苏州阊门迁来的，其中大部分就不一定是事实，有的可以肯定不是来自苏州，而是迁自江南其他地方。主要原因是当时朱元璋的确曾从苏州迁过一批富户到苏北，这批人虽然被迫迁移，但毕竟有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也较高，自然成为苏北地区移民中的上层和主流阶层。迁自其他地方的零星或贫穷移民，当时既没有必要也不敢冒称来自苏州，但到他们的子孙发达后修家谱时，无论是弄不清祖先从哪里来，还是故意回避，写上祖先由苏州迁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又如一些家谱称始迁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来某地当官、驻防的，实际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没有下过这样具体的圣旨，这些始迁者也不是什么官员或将军，所谓“奉旨”无非是流亡到此开荒定居后得到了官府承认被纳入编户，或者就是被绑着双手押送来的。这种情况在迁入四川、湖广（今湖北、湖南）、安徽和华北各地的移民家族所修家谱中都很普遍。〔3〕
以上两种情况尽管在具体情节上有出入，该家族是移民后裔倒是事实，所以只要认真分析，再结合其他史料，还是可以大致弄清历史真相的。但第三种情况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就编出了是北宋杨家将之后的谱系；不少广西的壮族家族都说祖先是宋朝随狄青征蛮而迁来的；清朝贵州独山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明明是布依族，却要说是迁自江宁。这一假象如果不识破，我们就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移民史来。〔4〕
2
家谱与历史人口研究
人口学或人口统计学研究的基础是人口统计数据，但在现代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之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中国现在的自公元初以来的历代户口统计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包括全部人口，只有在少数阶段与实际人口比较接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西方国家对历史人口的研究，主要依靠一些教区的受洗、墓葬登记和一些家族的世系记录；日本使用收藏于寺庙中的“宗门改帐”（当地居民每年向寺庙登记全部人口，表明没有改信西洋“邪教”），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些资料基本上能包括统计区的全部人口。而在中国，舍家谱以外，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类型的史料。
一部典型的、完整的家谱应该登录该家族的全部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状况（婚龄、配偶）、子女（其中男性也同样应有完整的记载，女性一般登记到出嫁时间及其配偶姓名）等。因此可以据此整理出该家族人口的生命表，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须的基本数据。
当然，这样完整而典型的家谱在总数中的比例大概是很低的，一般的家谱都会缺少一些项目，如女性人口不全、婚姻状态中不记载初婚年龄或无配偶年龄，只登记子而不登记女，漏载夭折儿童等。但就是这样一些并不十分完整、典型的家谱也是相当珍贵的，因为与官方的户口资料相比，它们至少有完整、真实的优点。因为修谱的目的本来就为了显示本族的兴旺发达、源远流长，以此告慰祖宗，昭示后代，所以对本族人口绝不会故意遗漏，也不可能随便虚报。个别特殊情况，如因犯了谋反大逆一类罪行或有碍门风而开除出族，对不在本地的族人登记不全等，会产生一些误差，但一般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影响。对生卒、婚配的时间和子女数量等数字，由于大多是根据经常性的记录或本族、本支的申报，加上有族规、辈份等因素的约束，一般也是确实的。家谱中的数据总的来说都比官方的登记数准确，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种史料中会有这样多、这样详细的人口统计数据。
早在1931年，袁贻瑾就利用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对该家族自1365至1849年间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计算出这些人在不同时期20岁时的预期寿命〔5〕。 台湾学者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一书使用的资料包括50个家族中的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组了42785个核心家庭，是迄今为止利用家谱人口资料一项规模最大的成果。
但家谱中的人口资料也有其局限，特别是时间、空间和人口覆盖面上的空白。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少数可上溯到13—14世纪，极个别才能推算得更早。家谱中也会有不少明清以前的内容，有的甚至可以从三皇五帝的世系排起，但这些并不可信，不具有人口史资料的价值。现存的家谱在地域上、民族上也是不平衡的，近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外来人口较多或宗族观念较强的地区家谱很多，反之则很少，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家谱。即使是在家谱修得很多又保存得很完整的地区，家谱也不会覆盖全部人口，因为家谱一般不会包括本族中流亡在外又穷困潦倒的分支，家族过于分散的移民不可能各自修谱，而同家族人口较多的移民也要等到在迁入地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才会修谱。
由于家谱所登录的是同一家族的人口，所以尽管内部也会有嫡庶、尊卑、贫富、强弱的差别，但总是有比较共同的或相近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只能代表当时、当地人口中的某些阶层或其中的一部分。仅仅根据某些家族的统计数据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3
家谱与社会史研究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研究当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家谱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家谱的资料，如经济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集体田产数量、分布、收益以及该家族经济上的盛衰，有时还是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族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是，必须看到，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甚至移花接木，假冒附会，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一味相信家谱的记载，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很多家谱都有名人所作序跋，但仔细分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假托伪造的，有的完全是从其他家谱中抄来的，只是将主语改变了一下。对先人的爵秩功绩往往夸大其事，将虚衔写成实职，把捐纳当作功名。所列著作，大多是毫无学术价值又基本没有流传到社会的家刻本，甚至只是谁也不能证实的稿本。而且，无论忠奸贤愚、士农工商，一入谱传，无不尊师重教，文风蔚然，诗礼传家。有的家族明明是做生意发了财，然后花钱捐了功名，到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笔下，却成了富于人文精神的“儒商”，根据就是他们家谱中的资料。连一些靠括地皮致富的贪官，记入家谱的往往也是诗酒风流、乐善好施的嘉言懿行，这类材料要是不加起码的辨析，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吗？
近年来，一些人热衷于收罗某些大家族的家谱中此类资料，宣扬“××第一家”、“×代同堂”的那种雍雍穆穆、长幼有序、族规森严，以此证明儒学思想整合中国社会的功能和儒家伦理的作用，却根本没有了解这些家族的实际情况，更没有深入研究其内部的矛盾。试想，要是贾政和高老太爷修家谱，能把《红楼梦》和《家、春、秋》中的内容写进去吗？但如果真正要研究荣国府和高公馆的历史，能只看这些家谱吗？
由于家谱的收藏极其分散，家谱的复本也不多，至今还没有一份可资查考的、比较完整的目录。国内的一些收藏单位查阅不便，反不如美国犹太谱牒学会那样方便。多数家谱无用的成分很大，但由于没有人做前期整理工作，研究人员不得不一一重头做起，重复劳动量极大。不少家谱是孤本，有的已损毁殆尽，亟待抢救。如何通力合作，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使这份珍贵遗产和重要史料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学术界同人的一项紧迫任务。
注释：
〔1〕据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统计，国内外收藏的中国家谱有42993种，其中部分是重复的。但据我们所知，散在民间又未经著录或收藏的也还不少，如江西、湖南、福建、山东等省散藏于民间的远比见于著录的为多。
〔2〕参见拙著《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第165—171页。
〔3〕参见拙文《苏北的苏州移民》，载《寻根》1977年第3期；《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寻根》1997年第1期。
〔4〕参见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及后记，载《长水集》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7年。
〔5〕袁贻瑾《1365—1849年间一个华南家族的生命表》，载《人类生物学》1931年5月号（I.C.Yuan: LifeTableforaSouthernChines Family From 1365 to 1849, Human Biology, May 1931）。
⑻ 中国和日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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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
日本国，古称“大和”。古代中国称日本为“倭”。7世纪后半期起以“日本”为国号,19世纪末叶起称“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用现称。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是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弧形列岛，由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四大岛及数以千计的小岛组成。东和西南濒太平洋，西和北临中国东海、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苏联仅一水之隔。总面积37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2055万(1985)，基本居民为大和族。盛行佛教和民族宗教神道。通用日语，首都东京。
古代日本（迄公元12世纪末）石器时代日本旧石器时代,亦称“无陶器时代”或“先陶器时代”。其上限无确考，据推测，距今约20～30万年前；其下限距今约1万年前。日本旧石器时代和亚洲大陆旧石器时代是并行的。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称绳纹文化，因陶器有绳纹而得名。其上限距今约9500年或1万年前(一说4500年前)，下限为公元前3～前2世纪。
金石并用时代 继绳纹时代之后,日本于公元前3～前2世纪进入弥生时代，即金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化称弥生文化，因陶器出土于东京都弥生町（在今东京都文京区）而得名。其下限止于公元3世纪。在弥生时代，中国大陆的水稻栽培技术和青铜器、铁器等金属文化经由朝鲜传入日本。
原始氏族公社 日本石器时代是母权氏族公社阶段，绳纹时代是其繁荣时期。绳纹时代后期和晚期的人口估计有12～15万。人们多栖身于被称作“竖穴”的原始房屋里，靠狩猎和渔捞为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狩猎使用弓矢，渔捞则使用鱼钩和网罾。猎场、渔场和主要生产工具为公社成员所共有。所有社会成员权利平等，实行共同生产和平均分配，无贫富贵贱之别。进入弥生时代后，父权氏族公社逐渐取代母权氏族公社，原始公社制趋于解体。
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 迄今日本考古出土的人骨化石很少。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现人类腰骨化石，后命名为“明石原人”。1950年在□木县葛生町附近、1957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1958和1961年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相继发现一些人骨化石。据此推测，洪积世日本列岛已有人类存在。关于日本人种和民族的形成，学术界一般推测日本最早的居民经由北亚和南亚两条路线来到日本列岛，经过长期混血，大约在弥生时代以前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日本民族。
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弥生时代是日本文明史的开端。由于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出现，特别是青铜器和铁器等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据中国《汉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日本列岛出现了百余个由村社首长统治的小部落。这些部落曾定期派人向汉武帝在朝鲜设置的乐浪郡献上贡物。后经长期兼并,至公元2～3世纪形成了规模较大的30多个部落。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统辖约30个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盟主，已有统治机构和贫富、阶级差别，是日本奴隶制社会初期初具规模的国家。该国女王卑弥呼在239年曾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授与金印紫绶。其后继女王□与（台与）亦曾遣使向西晋王朝朝贡。
古坟时代和倭王统治 公元4～7世纪，日本历史称古坟时代。因当时统治阶级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坟丘形状多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的前方后圆坟，是奴隶主王权的象征。初期最大规模的古坟集中于畿内的大和地方。这种奴隶主王权,日本史称“大和朝廷”,即“大和国”。其统治者为日本皇室的祖先。从4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古坟分布的地区逐渐扩大，这表明大和国家从东到西逐步实现国土的统一。大和国家是以氏姓制度和部民制著称的奴隶制国家。在倭王之下初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统治机构。自4世纪后半期起，大和国家为掠夺奴隶和财富,开始向朝鲜南部进行扩张。6世纪后半期起,由于父权家长制家族的发展,大和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加之，对朝鲜半岛侵略失利，奴隶主王权面临危机。推古女帝的摄政圣德太子于7世纪初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抑制豪族，革新政治。是为推古朝改革。对外，日本积极同中国开展外交,先后派遣隋使4次(600、607、608、614)，积极吸收中国文化。此时，倭王对外称号改为天皇。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律令制社会 592年推古女帝即位后，因帝都在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592～710)；710年元明天皇（707～715在位）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后，奈良时代(710～794)开始；794年（一说784），桓武天皇（781～806在位）迁都平安京（今京都市）,到1192年建立镰仓幕府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在这600年间，日本处于天皇的最高权力统治之下。从630年起的200多年间，为了向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日本先后派遣唐使19次，实际到达的有13次。这对日本古代的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645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仿照中国唐朝的律令制度，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化改新完成了推古朝改革未竟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令制官僚统治机构，世袭氏姓贵族制度被废除，高度中央集权的奴隶主王权统治即古代天皇制得以确立。律令制的完成，经过半个多世纪。701年制定、次年实施的《大宝律令》将大化改新的成果在制度上巩固下来。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国家体制,史称律令国家;就社会组织而言，则称律令制社会。关于大化改新的性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中国史学界多认为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制社会变革”。
自8世纪前半期起,由于土地不足，国家被迫允许私人开垦新田。723年颁行《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造沟池开垦的水田，允许三代人私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水田，准给本人一代使用。743年又颁行《垦田永世私有法》，允许垦田永远归私人所有。于是真正的私有领地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日本庄园制度不断发展；进入10世纪以后，律令制趋于衰微和蜕变。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自9世纪中叶迄11世纪下半叶，外戚藤原氏擅权，被称为摄关政治的贵族政治体制占统治地位。之后，以太上天皇为代表的皇室势力伸张，以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与此同时，伴随庄园成长的新兴武士势力于10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武士势力的核心是地方庄园领主阶层，他们逐步演变成封建的军事农奴主。号称“武家栋梁”的源平两氏，经过为皇室贵族效力的阶段，展开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持续到12世纪末。
古代经济和文化 大约4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不断来到日本，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大化改新起五六百年间，社会经济有显著进步。农业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水田耕作的集约程度提高，水利事业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养蚕受到政府鼓励，手工业生产也获得发展。
与此同时，文化也日臻繁荣。继4～5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传入之后，6世纪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后出现了著名的三大文化：6世纪末至7世纪上半叶的飞鸟文化，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初期佛教文化；7世纪下半叶的白凤文化,则在佛教艺术方面通过中国唐朝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8世纪的天平文化深受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除佛教美术外，还有《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的编纂,以及《怀风藻》、《万叶集》等著名诗集的编撰。平安时代初期，除佛教文化外，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深受唐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开始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两套日本表音文字。随后,创立“国风文化”,出现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文学杰作。
中世纪日本（12世纪末～1868年）
武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自12世纪末迄16世纪末约400年间,日本社会处于封建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其特点是幕府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天皇的朝廷和武家政权并存以及朝廷势力不断削弱。1192年源赖朝(1147～1199)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开创幕府,开武家政权的先河。1333年，以后醍醐天皇（1318～1339在位）为首的宫廷贵族用武力推翻了镰仓幕府。次年改元建武。史称“建武中兴”。1336年武士巨头足利尊氏(1305～1358)攻入京都，开创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从此出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时代。1392年南北朝议和，足利氏的室町幕府统一全国。
大名领国制的确立和人民斗争
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封建制不断发展,幕府集权统治逐渐走向封建分权割据。南北朝时代庄园制趋于衰落，守护大名领国制形成。1467年（应仁元年）爆发应仁之乱，此后至1568年出现一个长达百年的群雄割据时期，史称战国时代。守护大名领国制演变为战国大名领国制。在大名领国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爆发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农民反对地主压榨、反对商人高利贷盘剥的“德政暴动”，有各领国内武士为争夺领地而进行的“国人暴动”；还有农民借宗教信仰而进行的反对领主的“一向宗暴动”。
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经济和文化
镰仓时代出现水田稻麦两熟、旱地麦豆两熟或三熟的种植法。农业技术进步,耕地面积扩大。从中国传入的茶叶栽培盛行,并开始种植从朝鲜传来的棉花。手工业和运输业兴旺起来。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发达和城市兴起，同中国、朝鲜等地的贸易也日益发展。
文化方面，从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在中国宋元两朝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武士为中心的新文化。一系列新的佛教宗派兴起,禅宗尤为武士所尊崇。出现了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的“五山文学”。作为日本民族宗教的神道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朱子学”受到重视。连歌、能乐等文艺形式兴起，茶道（品茶）、花道（插花）也日益盛行。
国家统一和织丰政权 战国时代末期，在群雄中崭露头角的武将织田信长于1573年推翻室町幕府，国家开始走向统一。织田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于1590年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建立的统治，是没有幕府的武家政权，史称“织丰政权”。织丰时代亦称“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全国实行“检地”(1582～1598,史称“太□检地”)；颁布“刀狩令”(1588)，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固定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实行“兵农分离”；为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查禁基督教。通过“检地”，丰臣秀吉集中掌握全国土地，彻底废除了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封建武士领主所有制。原来在庄园制下受层层剥削的小佃农，得以自立为自耕农。丰臣秀吉妄图征服中国（明朝），为此假道朝鲜，于1592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织丰政权时期，日本开始同西方发生接触，欧洲文化传入日本。1543年以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踵而至,同日本进行贸易。1549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到日本传布基督教。1582～1590年,九州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也向欧洲派遣了使节。
幕藩统治体制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是为江户幕府，亦称“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制度，史称“幕藩体制”。幕府为集中权力和控制诸侯，除颁行有关法令外，还实行参觐交代制度。为查禁天主教、防止西方殖民势力入侵，自17世纪30年代起颁行锁国令，至1853年实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
江户时代的经济和文化 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作物品种增多，耕作技术和灌溉设施等都有所进步，人口和耕地面积尤以前期增加较快，商业性农业也有所发展，渔业、盐业和山林、水产业更加兴旺。手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分离，自江户中期以后农村工业得以建立。除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外，称为“城下町”的封建城镇布满全国。全国政治中心江户，18世纪初人口约100万，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幕府努力开发矿山，铸造全国统一的货币；开发水路航运，修筑港埠。由于商业繁昌，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城市居民阶层（町人）日益成长。幕府末期，日本开始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开办新式军火工厂和纺织等工业企业。
江户时代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町人文化”兴起，出现了一批以描写町人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诗歌、绘画、版画和戏曲。中国书籍大量输入，对儒家学说、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以及孙吴兵法等的研究活跃。江户时代中期出现了称为“国学”(日本学问)的新学术部门，代表人物有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在自然科学方面，创立了“和算”（日本数学）；还通过荷兰书籍学习西方医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以及武器、船舶的制造技术,称为“兰学”。在教育方面,各地兴办称为“寺子屋”（寺塾）的学塾，庶民得以学习读写算的知识。自江户中期起以安藤昌益、高野长英、渡边华山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思想家，著书立说批判封建制和幕府锁国政策，要求革新，导致1839年幕府迫害兰学家的“蛮社狱”。
(封建社会的解体)江户时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幕藩统治基础的封建自给自足经济渐趋瓦解。幕末，在农业经营方面发生雇佣劳动关系；批发行支配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愈益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手工工场。这表明，资本主义在日本开始萌芽。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介于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新剥削阶层－“豪农” （地主富农）和“豪商”（商业高利贷主）。同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1637年爆发了农民和天主教徒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迫害的岛原起义，1837年又发生了城市平民参加的大盐平八郎起义。19世纪40年代以后，以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捣毁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反封建斗争愈演愈烈，给幕藩统治以沉重打击。幕府在镇压人民斗争的同时,自18世纪前期起迄19世纪40年代初,先后实行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不能挽救幕府的统治危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叩关，民族危机加深，幕藩统治体制摇摇欲坠，封建社会加速解体。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M.C.佩里率舰队驶抵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开国(1853年7月)。次年美国迫使德川幕府签订《日美和好条约》（《神奈川条约》）。1858年日本又被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分别签订了通商条约，总称“安政条约”，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的法权和关税自主权横遭剥夺，面临严重的半殖民地危机。
日本农民起义(18世纪) 近现代日本(1868～ )政权和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开国”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下级武士改革派为中心掀起尊王攘夷运动，不久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8年倒幕维新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成立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1868～1869)中取胜后，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三大口号下，实行一系列改革，以图彻底废除幕藩封建割据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同时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半殖民地危机，以把国家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明治政权向君主立宪政体演变。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实施）。1890年开设国会。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近代天皇制实质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属资产阶级政权范畴。
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接收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的基础上实行“殖产兴业”，积极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和设备，兴办以军工为主的国营企业，发展交通运输和通信部门，建立起统一的近代金融货币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80年代初，政府将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拥有特权的资本家（“政商”）。这些资本家遂成为日本财阀的前身。在国家积极扶植下，私人资本迅速发展。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热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从制丝、棉纺等轻工业部门到钢铁、机械、造船、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完成了产业革命。在产业革命过程中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日本资本主义遂告形成。
大陆政策和军国主义路线 由于明治维新这一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不彻底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从而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明治政府中掌握实权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继承封建时代武士道的衣钵，在争取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半殖民地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方针。他们对西方列强屈从妥协，对亚洲邻国则实行侵略扩张。在近代天皇制确立的同时,明治政府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并制定了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和军国主义路线。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曾借故入侵中国台湾和朝鲜。1894年，英国出于对抗俄国的战略需要，带头修改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到1911年，多年悬而未决的修改条约问题获得完全解决。1894～189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从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并割取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地。1900年，日本又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后，经过10年扩军备战，日本发动了以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割占库页岛南部，并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殖民特权。从而为日本霸占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20世纪初叶，日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日俄战争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财阀垄断资本逐步形成，日本经济被置于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军人势力煊赫，军阀获得军令制定权，成立了议会和内阁不得介入的“国中之国”－军部，军国主义统治体制进一步巩固。对外，在加紧向中国东北渗透的同时，悍然吞并朝鲜(1910)。从此日本跻身于国际帝国主义强国之列。1912年明治天皇死，大正天皇即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战并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大对华侵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鲸吞整个中国。日本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在战争的刺激下，日本工业飞跃发展，生产力比战前增加4倍以上，钢铁、造船、机械、电力、化学等重工业部门产量均翻几番。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垄断资本空前膨胀，由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一跃而变为大债权国。
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危机 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各种争取自由民主、维护人民权利的社会运动此伏彼起，日本帝国主义面临重重危机。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之后，1913年爆发了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这一运动与人民群众反对藩阀和军阀专制、要求实现民主改革的斗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称为“大正民主”的运动和思潮。1918年，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米骚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22年日本共产党诞生。继之，一些进步组织纷纷成立，日本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不断发展。日本统治当局则颁行《治安维持法》(1925)，设立“特高”秘密警察，疯狂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1926年大正天皇死，昭和天皇（裕仁）即位。日本继1920年经济危机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起的经济危机之后，1927年又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为摆脱内外危机，1927年日本出兵侵入中国山东省，公然干涉中国革命。同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针。
日本社会主义星期三讲习会(1907)
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席卷日本，日本帝国主义铤而走险。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次年，制造伪满傀儡政权，开始了在中国东北的长期殖民统治。在国内，法西斯势力为夺取国家权力而跃跃欲试，右翼团体和军阀紧密勾结，鼓吹“昭和维新”，推进国家法西斯化。1936年法西斯军官发动“二二六”武装政变失败后，军部法西斯独裁确立，进一步加紧实行侵略扩张。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欧战爆发。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英交战。
为进行侵略战争，加强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日本政府于1937年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年颁行《国家总动员法》。通过各种立法，大搞战时统制经济，从而确立了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0年近卫文发动“新体制运动”,解散一切政党,成立法西斯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同时，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血腥事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和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人民中也出现厌战情绪和反战活动。由于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加之日本资源贫乏，不胜长期战争的消耗，终难逃脱失败下场。在中国人民、亚洲其他各国人民以及美国、苏联等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人民合力抗击之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横行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归于败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遭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