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世界历史概念在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框架内的含义是：在逻辑层面上，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呈现过程。“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一样，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一样。”
［6］黑格尔把世界理性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基础，而世界历史则是绝对精神通过自我精神呈现的过程，普遍性是其重要的品格。在时间层面上，黑格尔用世界历史概念特指“法国大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这一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互动性，三是过程性。
一般说来，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的：其一，在历史学的意义上用来指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起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8］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命题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一命题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内涵：一是这一转变有深刻的生产力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普遍化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类实践发展的结果。二是这一转变开始了“一体化”的历史，它的完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全新历史阶段。其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还是一个历史观范畴。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首先是从个人的解放开始，而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序是一致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为自己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设定的价值理想，同时它又是那种消除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样，世界历史的完成也就标志着实现个人解放和产生共产主义。
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什么
1、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物。
2、世界历史形成的版基本条件在于生产力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3、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历史的世界化。
4、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
⑶ 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世界历史”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过程，是人类劳动创造的历史过程，是在普专遍交往中强化的历史状态，属也是一种全球视野的世界史观。从“世界历史”实践生成的基本要素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张是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实践生成的主要动力，现代大工业、现代交通、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撬动“世界历史”的重要载体，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灭亡。
从主体视角观察“世界历史”及其嬗变，宗教史观与英雄史观在资本逻辑的冲击下走向破产，而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自身同样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以现代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真正的人民”必将承担起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使命。从“世界历史”范畴的具体运用来看，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个案分析，我们应该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中国问题的具体结论。
⑷ 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包含和超越了单纯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并且为当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首先,世界历史作为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变化和运动的过程,只有用整体和辩证的研究方法才能做出充分理解.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可避免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各个部分就只有在整体的范围内才能被正确理解.综合性的研究成为一种必须.所以,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这样才能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其次,世界历史研究的立足点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与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人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人类活动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人类社会成为有机整体的辩证统一,就是“世界”历史.
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的内容是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如何描述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相互影响并逐渐融合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和趋势.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之日,也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
第四,世界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那么如何发现其规律?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是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能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充分的全球视野.使入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著作的目标和作用.
第五,世界历史研究的内容决定了其研究层次的双重性,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才能获得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换言之．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世界历史研究的起点,这一层面的研究即人类的日常生活史当属微观性的世界历史研究,展示的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具体的发展史.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较长时段或整体性的抽象分析则属宏观性的世界历史研究,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这两个层面的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世界观念,它具体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意义正是蕴涵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之中.它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历史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持,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
⑸ 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的理论 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观 念的变化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现时代有文化的人再也不可能像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那样去思考问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思维的天地中，你 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但你绕不过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已成为现时代 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正如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 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狂 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来了解事实和 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 一部分了。”(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第550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个 著名思想家J·A·熊彼德则这样评价马克思：“大多数智力和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 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 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 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 的创作。在我看来，伟大和生命力是联结在一起的。按这个意思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 适用于马克思。”
⑹ （世界历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20世纪最后10年特别是世纪之交，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版全球化权的不断发展为标志，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概括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具体表现在：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2、在这一基本态势下，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上升。
3、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4、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西方敌对势力把中国作为未来潜在对手，妄图遏制中国的崛起。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将在21世纪持续很长时间。
⑺ 怎样看待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的思想理论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思想理论都是产生在特定版的历史时期，都取决权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些思想理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的则属于非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具有反作用。
⑻ 伏尓泰的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伏尔泰（法语：Voltaire，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国启蒙时专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属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的论说以讽刺见长，常常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教条和当时的法国教育制度。个人哲学和科学著作《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戏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海罗普》；哲理小说《查第格》等。伏尔泰的著作和思想与托马斯·霍布斯及约翰·洛克一道，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思想家都有影响。1778年5月30日逝世。
⑼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考察之上。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今天，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认真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挖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现实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有三点: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即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把握；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演进开拓了新视野，即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些学者主张以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挖掘和整理。他们认为，马克思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入手，以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为特点，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依据，探索了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规律及微观机制。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以及两者之间的能动关系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是完全自然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在尊重客观历史演化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进程非常重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应当融入全球化，但同时更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梳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是回应全球化浪潮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关键。这一论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二是指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因此，资本全球化既有给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的一面，又有为其发展造就有利条件和机遇的一面。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在实践中正确把握机遇和风险的辩证法，不失时机地推进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也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有关全球化的论断，从理论剖析和实证考察等层面论证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意义。他们认为，后发国家应当以积极态度应对全球化，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推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这对全球向更为公正、更为和谐的秩序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世界大同的美好前景，亦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存在将可能会变为现实。
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普遍的观点是，西方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全球化进程中“两极分化”原因认识的区别；二是对世界未来发展途径认识的区别。因此，要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辩证地看待西方的全球化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反对全盘吸收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观点；坚持世界历史结构理论的正确观点，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确立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观点，批判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确与当今的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存在可能的联系；然而，简单地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待商榷。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内容上已经大大超出了马克思时代的想象，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国际金融风险等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决非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设想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不以排斥民族特殊性为最终目的，而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更多地是指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促使诸民族独特性的分工的消灭，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的分工、交往和生产模式，世界诸民族间的发展道路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不能庸俗地将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等同于全球化，更不能断章取义地做出全球化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庸俗理解。
⑽ 人类历史上产生伟大思想的年代有
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早在先秦时代，《老子》、《易经》已表明有对立统一的原理，宋代的张载、沈括等人更是对辨证逻辑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中华民族早就拥有辨证的思维、深邃的思想。"当希腊、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对发展辨证逻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宋人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宋学深入到现象世界的背后，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并把宇宙的发生学和横向结构融为一体。宋人宇宙生成演化的系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和谐统一。
朱熹把"理"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理学集大成者。理学由朱熹发展到高潮，并从他以后开始衰弱。后代思想家也没有本质的突破。朱熹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这是宋儒理学的中心思想。朱熹认为常人和圣贤的天赋禀性没有什么差异，并教导人民在道德情操与学问躬行两方面下功夫。常人只要立定志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就能成为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劝导人们积极入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宗教思想。告诉人们现实世界就是人生的全部奋斗环境。这种思想号召教导人们在心性、精神、体验中去接近天理。所以说宋时的儒教是文化人的宗教。
晚明士大夫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
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县樊玉衡上疏：“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万历年间还有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详见“万历年间骂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语之间竟然还敢藐视皇帝和皇贵妃的尊严。
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试图改立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
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
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宣称“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崇祯皇帝在走头无路，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末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行先知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等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做的总结。晚明皇帝的权利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的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也受到了限制。万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竟然不受严惩，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思考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
明末士人结社干预朝政
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儒生，形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干预朝政，还把当朝首辅薛国观赶下台。
《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的后裔都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都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都是复社成员。
结社分三个时期
1、嘉靖道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
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
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
结社有文社，有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灭仇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参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
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明末统治者受制于舆情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的企图被迫放弃，矿监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出现改良运动也并非不可能。
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所以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
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
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天然要和皇权合作。所以满清皇权选择了最有利于其统治的理学。非但如此还把持了儒学的解释权，实现了皇权和教权的统一，把儒学变为奴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