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历史

A. 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

1978年：时代的拐点：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1)中国国企历史扩展阅读：

企业发展史与企业传记的写作笔法有所区别。企业传记，好比人物历史纪传；企业发展史，好比人物志或地方志书。具体而言，二者的写作有着以下不同：

词藻的运用

企业传记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可以有较多的形容词和修饰语，力求文章生动性，以增强企业传记的文学性；企业发展史则要求运用志书的语言，力求客观、真实、准确。

形象的刻划

企业传记在撰写企业家、企业管理团队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可以有文学形象的刻划，这就可能使得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企业发展史则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展开叙述，它所记载的一切都是企业所发生的事迹和信息。

B. 中国有名的国有企业有哪些

1、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1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无偿划转进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

2、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是在我国战略高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创新能力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

3、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9年7月1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前身为1956年10月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后经历了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历史沿革。

4、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中国国家出资设立，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也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于2008年11月6日由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而成立。

5、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于1999年7月1日成立，是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中央直属特大型国有企业，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由中央直接管理，法定代表人董强。

C. 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有企业是哪一个

历史最悠久的国企当仁不让是山丹军马场，从汉朝到现在没有间断，一直属于国家所有，两千多年难道还不是历史最悠久的国企吗？

D. 中国的国企一共有多少家

截至2018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现有96家。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商业类和公益类的特点。

其商业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划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企业（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对于个别中央企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较为特殊，归属于国务院直属管理，这些中央企业属于正部级。

(4)中国国企历史扩展阅读：

地位

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行政性。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的分类相当复杂。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投资或持股超过50％的即为国有企业。

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乃至到20世纪末，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支持和扶植的对象，国有企业的建立，其中政府税收的很大部分都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建立和出现。

有的国有企业还是由原来的政府部门转变而来的，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原来是邮电部，改为电信局，后来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改组成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电信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注册，资产的投入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就是国有企业。

E.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回顾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困难和争议最多最大的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尽管还有一些攻坚任务，但国企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对一”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内部人控制”，短期行为，以致普遍出现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后果严重。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行制度创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由于承包制不能促进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使许多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陷于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3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左右，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进展。首先，到2005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家重点企业中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有1331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0%以上，其中县属企业改制面最大，一些已达90%以上。其次，作为国有企业主干的中央企业，已有宝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按照《公司法》转制，开展董事会试点，共选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达到或超过了董事会成员的半数，实现了企业决策层与执行层分开，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次，中央企业及所属子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企业户数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后，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这是这两年改革取得的重大进展。截至2006年底，全国除国有金融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98%。在改革过程中，大量企业实行资产重组，有不少企业关闭破产，职工下岗分流，并尽可能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
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要想把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每个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从事生产经营的国有中小企业没有优势，竞争力低下。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针，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自那以后，经过十年的努力，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开始改变国有企业量多面广和过于分散的状况。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户，而到2006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至11.9万户，正好减少了一半。1997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800亿元，而到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1.2万亿元，增长了14倍。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822.5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中国有30家，其中内地企业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2007年，有16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以下是1998年以来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发展的情况简表。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和制度创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下面几组数字充分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已有明显提高。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的比重，户数仅占11%，但销售收入占35%，实现利润占45%，上缴税金占57%。2007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96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超过同期集体企业利润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业利润的增幅(35.1%)。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349户，占69.8%；实现年营业收入14.9万亿元，占500强企业收入的85.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249家，占49.8%,实现营业收入5.09万亿元，占66.7%。2006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07家，占61.4%，实现营业收入6.59万亿元，占87.4%。

F. 请介绍国有企业发展或者了解国有企业历史的渠道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要发展建设，要满足百姓的衣食住行，于是回有工业，答商贸，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
这时候，是政府投资办企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定。
改革开放以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企业以合资，合作，独资等形式进入中国，
这时候，部分国企产权多元化，有些行业的生产与市场接轨，有些实行双轨制。
第三步，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
一部分国企改制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一部分改革为有限公司，明确责权利
还有一部分国企重组。
这时候，国企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定，关乎国计民生的，政府调节。
第四步，经济全球化

G. 简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8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为主要取向。这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产权体制角度，国有企业的自主性与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国有、集体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通过股权多元化，实现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从企业治理机制角度，国有企业历经放权让利、工业经济责任制、股份制改造到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三是从企业监管方式角度，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管理的手段逐步由计划手段向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转变，计划管理的范围逐步缩小，作用逐步减弱；四是从市场运营机制角度，市场逐步发育，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范围不断扩大，调节程度不断增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及劳务的价格逐步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H. 中国国营企业的历史

<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

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观点将中国国营企业视为照搬苏联企业模式的产物，这虽有助于揭示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来源及其弊端，但却割断了中国近代以来国营企业的成长史，难于理清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曾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功能，难于揭示中国国营企业的独特性，因而也就对中国国企改革的艰难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美〕卞历南著，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再把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体制的简单移植

熟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何改革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管理制度，使之重获生机，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弄清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正确把握这一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
能。最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卞历南(Morris L.Bian)教授的著作:《现代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逻辑》，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国营企业这一制度模式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又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独特的制度模式？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将之视作我们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即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深入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单位制度，学术界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虽然不再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视作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简单移植，研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但仍倾向于将国营企业与单位制度的形成，视为在比较特殊的革命与建设的环境中所建立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至于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的形成同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仍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否认或者忽视。

卞历南先生此著的中心论点，就是揭示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单位制度，并非单纯的外来之物，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面临强大的外敌侵略，在种种内忧外患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界人士逐步创造并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它发端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兵器工业，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工业与兵器工业中得以形成。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造成历史的断裂或者突变，民国时期业已成型的国营企业制度及单位制度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延续与进一步发展。

本书的论点及逻辑体系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档案之上立足于大量的历史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作者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官僚治理结构，即企业内部实行行政官僚式的等级制度。二是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如经常运用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及发动生产竞赛等精神、心理的激励手段来促进和提高生产能力。三是企业内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如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与福利。

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阐释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产生的理论框架，分别从兵器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张、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营企业与“单位”的得名等七个部分展开论述，文末附有作者精心编制的有关中国近代企业之生产、经营状况、经费来源、内部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表格数十幅及详细注释、索引等，可资参考。卞历南教授近十多年一直从事有关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工作，他注意吸纳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部分大陆学者)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将结论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之上。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佳作。不株守成说，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之不足

愚以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著作进一步改变了过去将中国国营企业与单位体制简单视为照抄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传统成说，将国营企业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产生同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外敌入侵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机，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思想变动，西方学术思想、制度、文化资源传播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联系起来，为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国营企业体制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这对于当前国内备受关注的国营企业的改革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作者将中国企业制度的形成过程追溯到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之延续与变迁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中国国内学术界关于企业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企业的经营史与成长史方面，有的甚至还只是部门史、行业史的翻版，对于企业制度的形成与演化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目前主要集中在近代股份制企业、公司制度方面，在研究时段上则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前。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国营企业的研究，国内还只是集中于对其性质和作用的争论上，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营企业内部管理与激励机制方面的制度创新，企业管理阶层的人员构成的变迁，企业内部对成本会计制度的引进与推广，企业内部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国民政府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及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等一系列的研究领域还都是国内相关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如果不是完全空白的话)，本书对这些内容都有涉及和研究，推进了这些领域的研究。

此外，本书通过发掘过去学术界利用很少的档案史料，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其中有一些工厂或企业过去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本书论述甚详的大渡口钢铁厂等。因此，本著作对于中国企业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以往学术研究之不足，并具有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国营企业的本质特征、抗战时期中国国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见，向作者请教。

第一，关于国营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作者在书中具体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官僚式的治理结构，重视精神与心理因素的独特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等，这三个方面是否准确、恰当？有无遗漏？我的感觉是以上特征固然在中国国营企业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却不一定是国营企业所独有的本质特征。现代西方大型企业中，也不难见到比较明显的官僚式的治理结构，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式企业。注重精神与心理方面的激励，为员工提供比较完备的社会服务与福利，这些特征恐怕也不是国营企业所独有，正如作者在书中也承认的那样，在近代中国的一些私人企业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例子:如民国时期四川省著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也一样重视对企业员工进行精神激励，并在企业内部为员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然则，究竟何为国营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显然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诚如作者所言，1949年以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许多基本特征，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已发育成熟了，但我们恐怕也必须看到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譬如，在意识形态方面，抗战时期虽然也强调发展重工业、建设国防，将涉及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企业收归国有，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统制经济等等，但这一时期人们并没有否认私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也没有完全否认市场在调节经济中的效率与作用。这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将私有企业甚至个体经济视作产生资本主义的邪恶的温床还是大不相同的。

在国营企业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大量采用新式知识分子，在企业内部推广和实行成本会计制度，以及在企业内部推行分层负责，计划、执行与考核三者合而为一的“行政三联制”等，均与1949年以后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异其趣。显然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营企业制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二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变异，其间因革取舍的历史转换过程，显然还大有文章可做。

另外，本书作者不同意一些学者仅仅将中国国营企业的形成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特殊产物，而是力图从国统区国营企业内部寻找答案，这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史识。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营企业(或者称之为公有企业)并非国统区所独有的，红色根据地也有，不过数量和规模较小罢了。而且，根据地的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制度，对建国后的国营企业制度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书中对此虽略有涉及，惜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不免影响了本书之研究结论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解释力度。

第三，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选择方面，我以为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决策者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制度时，多强调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垄断资源，攫取私利的一面，而对其根据时代要求，满足社会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视，此固不免有失偏颇。但本书作者在考虑国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决策动机时，主要只是从应对危机方面着眼，相对忽视其对党派利益与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恐怕也同样有失偏颇。如果作者能够有效地应用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分析，或许可以弥补这一偏差，并使本课题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